拙文《关于“第二手材料”》刚刚发表，就有读者向我提出：不少学者都不主张用“第二手材料”，因为怕产生“先入为主”的弊端；也就是说，容易被最初见到的“第二手材料”的作者（包括他的观点和统驭材料的方法）牵着鼻子走。希望我就此谈谈个人的看法。
我以为，“先入为主”的毛病不仅在使用“第二手材料”时容易产生，即使面对第一手材料，也难保不存有“先入为主”的成见。我举个最明显的例子。今天读《毛诗》，《诗序》（包括《大序》和《小序》）、《毛传》和《郑笺》该算第一手材料了吧，但“《关雎》，后妃之德也”之类的观点，自汉代至明、清，经过了一两千年，相信其说的人何止千百，实际上都是犯了“先入为主”的毛病。直到“五四”以后，“后妃之德”云云的旧说才逐渐被廓清了。然而近年来有人根据《关雎》诗中的“琴瑟”、“钟鼓”字样，仍论定其诗的内容为描写贵族的婚嫁关系。恐怕这也还是“先入为主”的观念在思想中起作用。可见所谓“先入为主”的思想方法，与是否使用“第二手材料”并无直接联系。我们还得另外探求这种思想方法的成因。
从古到今，我们的治学方法和学术风气不外“信古”与“疑古”两大倾向。总体说来，“五四”以前虽有不少疑古的学人，而“信古”者基本占上风；“五四”以后的最初十年，“疑古”之风一下子取代了“信古”的倾向；近半个世纪以来，用冯友兰、朱自清等先生的话说，是从“疑古”走向“释古”的历史阶段。“释”得通的则人多信之，“释”不通的则人多疑之。这样，“先入为主”的成见或偏见自然就逐渐减少。不过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即每个学人看问题的观点方法不同，即使对同一事物，所“释”的内容也会各有同异。人们在进行“释古”时，如果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先入为主”的成见，那就难免出现偏颇或武断，于是后来的人还要继续“释”下去。而我们的文化学术就在这种进程中得到发展。
我个人认为，“先入为主”的这种片面性的思想方法主要来自长期由“信古”风气形成的盲从和偏信。而读者之所以对“第二手材料”感到信心不足，担心出现“先入为主”的偏差，我以为主要是由于我们在学术发展过程中“疑古”的风气曾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从“信古”的盲从中一下子进入对过去一切均采取全盘否定的“疑古”氛围内，然后再前进到比较实事求是的“释古”阶段，思想上自然对采取虚无主义观点的各种怀疑意见感到不满和遗憾，唯恐其中的某些学术见解给人们带来后遗症。这就使承学之士在接触“第二手材料”时不得不“提高警惕”并加以慎思明辨，免得因“先入为主”的缘故而影响了学术研究的正确导向，从而得出偏颇或武断的结论。我在上一篇拙文中曾提出，在使用“第二手材料”时，应当注意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客观上先要仔细检阅一下自己所使用的这份“第二手材料”的作者在治学态度和思想方法上是否令人信得过，以及这份“材料”本身是否具有较强的科学性；二是主观上在自己充分利用这份“第二手材料”的同时一定不能偷懒，必须亲自动手核对这些材料的原始出处，以证实其内容的确切可靠。能把这两方面都做到，“先入为主”的毛病实际上已可能被排除得差不多了。
主观上的盲从和偏信导致“先入为主”的毛病固然不好，遇事多疑也是学术研究的大忌。更要不得的是学术见解上的“随风倒”。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某些做学问的人患得患失，不惜歪曲真理而昧了良心去迎合某种权威意见，实际上这才是学术领域中的大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