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经济学”实际上是一个大概念、大战略、大谋划，其一揽子计划可统称为日本“经济战争大纲”。在这一总纲之下，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安倍经济学”着眼于摆脱经济困局，重振日本经济，为实现新“日本梦”奠定经济基础；而广义“安倍经济学”则着眼于恢复和谋求日本在世界政治格局包括亚洲的主导地位，为日本再度崛起奠定国际政治基础。
“安倍经济学”=凯恩斯+伯南克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凯恩斯经济学中调节经济的核心手段，而量化宽松政策则是伯南克在美国正在推行的政策。如果硬要说“安倍经济学”有什么独特之处，那就是号称要无限量地实施量化宽松。
“安倍经济学”（Abenomics）是指日本第96任首相安倍晋三2012年底上台后加速实施的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
“安倍经济学”并非是指什么经济学理论，而是日本媒体借用“里根经济学”，对安倍晋三2012年底上台后仿效美国推出的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的做法姑妄称之而已，其实质不过是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融入了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提出的“从直升机上撒钱”的量化宽松货币理论。因此，所谓“安倍经济学”并无任何新意可言。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称“凯恩斯主义”，是在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思想基础上形成的经济理论，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通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有重要影响。凯恩斯的追随者竭力把《通论》提出的政策建议具体化，并特别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他们以调节社会总需求（包括消费、投资、出口、政府对货物和劳务的购买）、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为目标，提出在萧条时期要减低税率、增加政府开支实行赤字预算、增发公债、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等以刺激投资和消费。
“量化宽松”作为一种货币政策，指在一般的宽松政策工具如利率工具等无效的情况下，也就是利率降为零或近似于零的情况下，中央银行以在金融市场购买中长期证券资产的方式直接向不同的市场主体提供大量的流动性，以鼓励开支和借贷，也被简化地形容为间接增印钞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曾说过：“央行为遏阻通货紧缩，大可派出直升机从空中撒下钞票”，伯南克在担任美联储主席前也曾借用这比喻，后来还得到“直升机本”的昵称。
据称，安倍式经济政策背后的“核心人物”是美国耶鲁大学名誉教授滨田宏一。安倍首相正是听从了“经济大师”滨田宏一教授的建议，才提拔原亚洲开发银行（ADB）总裁黑田东彦出任日本银行总裁。滨田宏一的理论极其“简单明快”——如果我们让某人钱包里的钱由1万日元增加到2万日元，那么这个人一定会比从前更加积极地消费。如果大家都积极消费，那么日本的经济就会迅速恢复往日的雄风。
这里的“量化宽松”，不同于一般的货币政策宽松，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来源于大萧条争论，很多学者对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包括弗里德曼、伯南克和罗默等，他们都认为量化宽松政策在传统货币政策无效和世界经济总体恶化的情况下，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唯一有效的方法。但由于量化宽松政策所涉及的政府债券，不仅金额庞大，而且周期也较长。一般来说，只有在利率等常规工具不再有效的情况下，货币当局才会采取这种极端做法。
在近一个世纪以内，全球性的大规模量化宽松现象也发生过好几次，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大萧条，一次是1945年二战后，美国推出了“马歇尔计划”拯救欧洲经济。“马歇尔计划”也是一次规模比较大的国际资本流动，既有经济目的，也有政治和军事目的。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基本停滞，利率已经降为零，但经济仍未复苏，银行信贷负增长，物价长期处于通货紧缩。为摆脱经济低迷和稳定金融市场，日本央行首次采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日本央行2001年至2006年间的货币政策实践被称之为“第一代量化宽松”。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近年来全球主要经济体国家美国、欧洲、英国等几乎都一致地实施了量化宽松政策，也被称为“第二代量化宽松”。本次全球量化宽松无论是从绝对量还是从规模上，均超过了史上历次宽松政策。这是与全球的经济总量相关的，也说明本次全球经济衰退的严重性和复苏的艰巨性。
全球四大央行——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和日本央行自2008年以来已注入6万亿美元流动性，但似乎笃定还有很多年要继续大开印钞机。随着美国利率降至降无可降的地步，传统货币政策的“弹药”即将耗尽，“量化宽松”日益成为各国央行的备选方案，而曾经极具独立性的央行与政府间的关系也可能随之改变。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凯恩斯经济学中调节经济的核心手段，而量化宽松政策则是伯南克在美国正在推行的政策。如果硬要说“安倍经济学”有什么独特之处，那就是号称要无限量地实施量化宽松。
知名财经评论家叶檀2011年曾撰文指出，量化宽松是一剂猛药，但更可能是一剂毒药。从历史纵向和各国的横向看，“经济危机—量化宽松—通货膨胀”的剧目都在不断重复上演，且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下，一国经济很难独善其身。
量化宽松极有可能带来恶性通货膨胀的后果。现在央行向经济注入大量流动性，不会导致货币供应量大幅增加。但是，一旦经济出现恢复，货币乘数可能很快上升，已经向经济体系注入的流动性在货币乘数的作用下将直线飙升，流动性过剩在短期内就将构成大问题。现在，零利率在短期内已经注定失效，央行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将更为激进，包括大量印钞或者买入政府、企业债券等。在这种格局下，发达经济体也在博弈，争先量化宽松，全球会进入流动陷阱，陷入“囚徒困境”。所谓覆水难收，在短期内如何将巨量的流动性收回？那对各国央行来说，又将是一个新的巨大的考验。如果不能做到，世界经济极其有可能出现一个新的奇观：恶性通胀与经济衰退并存，即经济尚未完全走出衰退，通货膨胀已经急剧恶化。比较麻烦的情形是，量化宽松政策不能及时或有效地提振经济，反而出现通货紧缩，经济增长和通货出现双低，但是，量化宽松政策又不能没有尽头；否则，将来通胀的隐患会更大，经济有可能走向“滞涨”。
叶檀认为，全球宏观经济数据显示复苏进入瓶颈期，重新进入复苏通道的方法并不是发放货币，而是寻找新的增长点。根据债券市场与宏观经济数据可以得出基本结论，全球不可能出现新一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汇市与股市以震荡为主，大宗商品的大幅上升告一段落。后金融危机时代救急的凯恩斯主义，宣告暂时终结。凯恩斯主义不是救市仙丹，理性主义者绝不会一吃到底。
安倍晋三的逻辑是：让央行大量印钱，造成市场流动性泛滥，创造通膨预期，带动消费及投资，进而扭转日本长年消费与投资极度低迷的状况，令日本经济跳出通货紧缩的困局，重振日本经济。
2013年3月19日出任日本银行（央行）行长有着支持日元贬值历史的黑田东彦，上任伊始誓言采取一切措施推动日本走出通缩，默契配合高举“打掉通缩”大旗二度登上首相宝座的安倍晋三。黑田东彦领导的日本央行宣布，启动新一轮雄心勃勃的量化宽松措施，计划在两年内向经济注资1.4万亿美元，以实现通胀率升至2%的既定目标。
一般认为，过去20年是日本“失去的20年”。这是理解黑田通胀政策的基础。何为“失去的20年”？通常的理解是日本经济增长停滞了20年。通缩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是日本经济低增长和债务恶化，导致债务占GDP比重节节攀升。日本国债占GDP比重自20世纪90年代的不到30%迅速上升到2012年的238%，并形成日本的主要宏观金融风险。简言之，经济增长停滞、通缩和债务压力是日本“失去的20年”的基本特征。
“失去的20年”对日本的影响具有决定性意义。除了日本经济被中国经济赶超，“沦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还有一个重要影响，那就是日本人心态的变化及其衍生的无奈和起死回生的强烈动力。这些成为日本政府可能“采取一切措施”并得到国民支持的基石。
“失去的20年”对于理解“安倍经济学”和黑田政策及其走向至关重要。经济增长徘徊不前、通缩压力持续和财政风险上升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掣肘，寻找新的突破口成为任何日本内阁上台后迫切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
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过后，欧美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尤其争相反复推出的量化宽松，更创造出巨额的国际资金。国际资金最有兴趣的投资地区是报酬率远比欧美来得高的亚洲及其他新兴市场。身为全球主要货币之一的日元，自然相对于美元、欧元，吸引了更多人的兴趣。
从本质上说，日元自2008年至2013年1月的升值，其实相当大的成分是整个国际金融大环境所造成，而非反映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但是，日元的升值却造成日本出口及顺差大幅衰退的情况；甚至在2012年的1至11月间，贸易赤字达6万亿日元（约730亿美元），是日本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势下，安倍决定借着量化宽松政策，引导日元贬值。这就是“安倍经济学”新政出笼的背景。
大胆的货币政策、机动的财政政策、刺激民间投资为中心的经济产业成长战略是“安倍经济学”的三个主轴，这三大主轴又被称之为安倍政权的“三支利箭”。其中，“积极的货币政策”即量化宽松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就是要扩大财政支出，“经济产业增长战略”的核心是要刺激民间投资。三支箭中，第一支箭政策是核心。其基本思路是通过刺激股市等，人为制造通胀预期，刺激居民提前消费和民间企业投资，消费增加后，企业业绩好转，发放更多工资，从而进一步刺激消费，形成良性循环。由于这个原因，安倍经济学也被称为“资产泡沫经济学”。
安倍把日本经济问题的症结诊断为日本央行太保守、太谨慎，印钞太慢太少、太适可而止。安倍晋三的逻辑是：让央行大量印钱，造成市场流动性泛滥，创造通膨预期，带动消费及投资，进而扭转日本长年消费与投资极度低迷的状况，令日本经济跳出通货紧缩的困局，重振日本经济。为创造通胀，安倍政府强势要求日本央行配合发钞，学习欧美的量化宽松，甚至不惜公然介入央行决策，并撤换作风传统保守的央行总裁。日本央行从不设通胀目标，到通胀目标定为1%，并继续调高至2%，是个重要事件，标志着日本央行态度的转变以及未来为抗通缩将做出更大的努力。
“安倍经济学”评估
如果把股价的大幅度上升和日元汇率的大幅度下跌都归功于“安倍经济学”的效应，那显然是夸大了。日本经济出现较高的增长，应该说GNP的增长更多的是全球经济复苏所带来的。
到目前为止，“安倍经济学”已经在股价、汇率、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方面显示了它的效果。日经平均股价从8000多日元上升到近1.6万日元，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也从80日元跌至近110日元。日本经济近期出现了变化，“安倍经济学”产生了一些积极的效应。乐观的经济形势之下，刚刚成立不足半年的安倍政权过去半年民众支持率步步攀升，近几个月更是都维持在70%以上。如此之高的支持率是自2001年小泉政权成立之后12年以来的头一次。
事实上，如果把股价的大幅度上升和日元汇率的大幅度下跌都归功于“安倍经济学”的效应，那显然是夸大了。资本市场的效应要扩大到生产、消费等的经济活动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日本经济出现较高的增长，应该说GNP的增长更多的是全球经济复苏所带来的。
对“安倍经济学”的评价，学术界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摩根大通日本证券公司总经理兼研究主管杰斯珀·科尔（Jesper Koll）对安倍改革仍充满信心。在他看来，收益率上行恰恰是“安倍经济学”奏效，投资者开始从国债等安全类资产转向风险资产的结果。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安倍经济学是对日本摆脱“失落的二十年”的一种尝试，总体的方向是对的，短期的效果也很明显，未来还有许多政策会出台，其落实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需要加以观察，过于草率的分析和判断并不利于做出客观有用的结论。
但伴随着日本经济重新启动，近来对“安倍经济学”可持续性的质疑越来越多。英国金融时报2013年5月17日的一篇社评甚至直指“安倍经济学只是一时之喜”。
日本国债利率上涨有可能成为“安倍经济学”的毒药。如果出口、投资等日本实体经济未能复苏，只是进口物价在上涨，那么安倍经济学有可能面临失败。
业内人士分析称，“安倍经济学”暗藏着几个重大的风险：
首先是通货膨胀并不能保证一定带来经济复苏。日本到目前为止的物价上涨，其实主要是受成本推动型的进口相关产品的价格上升所影响，并非是经济复苏带来需求增加所造成的。如果在收入没有增加的情况下，物价持续上涨，消费者很有可能会因顾虑今后而减少消费。所以这种通过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增长的做法其实存在着很大的风险。
其次是利率上升的风险。现行的货币宽松政策给长期利率带来两个效果正好相反的影响。一个是通过大量购买国债降低长期利率的效果，另一个是由于通货膨胀造成长期利率上升的效果。日本银行为了将长期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不断地大量购买长期国债，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宽松政策越是成功地实现通货膨胀，利率上升的可能性越大。即便如此还要将长期利率维持在低位的话，那么就必须更多地购买长期资产。这样一来，两个效果正好相反的影响就会加剧矛盾，导致利率波动，对市场造成混乱。
再次是日元贬值造成贸易逆差扩大。根据日本著名咨询机构日本总研的估算，如果日元进一步贬值20%，贸易逆差将扩大约5兆日元。这相当于消费税的2%，它将有可能造成日本经济继续恶化。
而最大的风险在于由宽松政策带来资产价格上升后可能出现的泡沫破灭。日本在20年前经历过了一次经济泡沫的破灭，与那时相比，现在日本的经济基础很是薄弱，一旦泡沫破灭，后果可能将更加严重。“安倍经济学”政策乍一看让人觉得耳目一新，实际上带有很多旧体制的特征。照此下去，“安倍经济学”肯定不能为日本经济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和创新。
而“安倍经济学”将为日本留下能以预料的“祸根”——巨额的债务。据最新数据，截至2012年度末日本政府债务膨胀至991万亿日元，预计到2013年度末债务总额将超过1000万亿日元，政府债务已经超负荷。加之人口老龄化、经济持续低迷、工资不升反降、民间储蓄减少。更重要的是大地震后，日本电力供应不足、能源进口大幅增加，而日元贬值又导致日本贸易连续10个月逆差，经常收支顺差也逐步收窄，不久的将来可能出现“日本版的双赤字”，即贸易赤字与经常收支赤字。日本曾在G20峰会上向全世界承诺，2015年实现基础财政赤字减半，2020年实现顺差。如日本2014年果真提高消费税，日本非但难以实现其承诺，很可能面临“财政悬崖”。“安倍式经济政策的苦果还是要由我们日本人自己承担。如果真是这样，‘日本时代的终结’应该为期不远了吧。”日本学者近藤大介如是“前瞻”安倍经济学。
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以邻为壑的安倍经济学》的文章认为，日本以日元贬值为基础的复苏是不可持续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地缘政治。在包括日本央行在内的多家央行推行量化宽松的背景下，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韩国都面临本币升值的问题。日元贬值对它们来说是在伤口上撒盐。日本的邻国在经济政策上做出强烈反应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经济学者胡释之认为，春药刚吃的时候总是激动人心，货币宽松一开始刺激的就是资产价格的上涨，但这不是因为资产价值在上升，而是货币在贬值。货币刺激出来的必将是短期的虚假繁荣，终究会是个要破灭的泡沫。
中国社科院世经所研究员余永定认为，安倍试图以通胀刺激消费的策略充满变数和风险。从历史看，日本实现2%的通胀十分困难。而且，即使实现，在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的日本，居民也不太会因为温和通胀而提前消费，反而可能增加储蓄。日本股市、房地产市场双双反弹，背后的逻辑在于，日本央行前所未有力度的量化宽松。但是，这也将日本拖上一条风险重重的不归路。
法国兴业银行外汇策略师塞巴斯蒂恩-加莱（Sebastien Galy）指出，日本股指的大跌让人想起了雷曼兄弟在2008年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的破产。他表示，“这就像是日本的雷曼时刻”。实体经济尚未正式复苏，日本国债利率上涨有可能成为“安倍经济学”的毒药。世宗大学教授李宗恩表示：“如果出口、投资等日本实体经济未能复苏，只是进口物价在上涨，那么安倍经济学有可能面临失败。”
“安倍经济学”可统称为日本“经济战争大纲”
安倍之所以急于拯救日本经济，根本目的并不在经济，而在政治。这个政治，也并非如一般学术界所认为的通过打经济牌赢得选票，而是有更大的政治诉求。
如果以为“安倍经济学”仅仅在于拯救日本经济，为自民党赢得参院选举增加政治筹码，无疑有失之简单化之嫌。自安倍经济学新政出笼以来，国际学术界有很多评说解读，但这些解读往往都是就经济论经济，局限于微观层面的政策分析，没有把“安倍经济学”置于安倍政府宏观层面的国家政治诉求的大背景下去考量，因而没有看到所谓“安倍经济学”作为一种国家经济政策它的终极目标取向究竟是什么。
诚然，表面看，“安倍经济学”期冀克隆美国模式，通过推行量化宽松，增加货币流动性，创造通货膨胀预期，刺激消费，为深陷困局的日本经济解套。但实质上，安倍之所以急于拯救日本经济，根本目的并不在经济，而在政治。这个政治，也并非如一般学术界所认为的通过打经济牌，用政绩为自民党大选赢得选票，而是有更大的政治诉求。
经济是最大的政治。对于国家而言，经济问题，从来都是政治问题。“安倍经济学”，本质上乃是政治学，是政治经济学，由经济而政治，经济服务于政治。那么，安倍政府的政治目标，或者说安倍的雄心抱负、安倍的“日本梦”又是什么呢？这就是重拾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再造大和民族曾经不可一世的辉煌。
基于这样一个根本的政治诉求，“安倍经济学”实际上是一个大概念、大战略、大谋划，其一揽子计划可统称为日本“经济战争大纲”。在这一总纲之下，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国内政策部分属于狭义“安倍经济学”，而国际部分则属于广义“安倍经济学”。狭义“安倍经济学”着眼于摆脱经济困局，重振日本经济，为实现新“日本梦”奠定经济基础；而广义“安倍经济学”则着眼于通过外交手段，拉拢其他国家制约中国，恢复和谋求日本在世界政治格局包括亚洲的主导地位，为日本再度崛起奠定国际政治基础。
而实现这一梦想，现在日本遇到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这就是美国战略东移。安倍期冀借助美国之力重整山河，而“日本梦”能否实现，既取决于日本经济能否摆脱困境再造奇迹，更取决于日本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博弈胜负成败。
二战以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因发动侵略战争，给世界尤其是亚洲国家人民造成深重灾难，一直在赎罪。但日本的“跪”是被动的、很不情愿的、很不服气的，是被国际制裁强行摁在地上，随时都想站立起来。为了这一天，日本人等了半个世纪，终于等来了美国战略东移。
安倍政府之所以不遗余力致力于战争翻案，其真正图谋在于借助美国战略东移重新站立起来，成为正常国家，颠覆二战国际制裁历史，由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军事大国，复兴再造大和民族往日的辉煌。
美国战略东移战略实施以来，日本的表现大有借“尸”还“魂”之势，像打了鸡血一样变得雄心勃勃，大有挟美国战略东移之力，重拾当年大东亚共荣圈旧梦的味道。日本挑起钓鱼岛争端绝非偶然，是其实现复兴战略的精心设计。
当前的日本与一战后的德国有相似之处。1929年和1937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两次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各国资产阶级纷纷寻找解决经济危机的“良方”。德国受《凡尔赛条约》限制，不能发展军备，又没有殖民地，国民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促成了德国民众和统治者资产阶级地主们一致选择了希特勒。为了摆脱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德、意、日法西斯统治的国家走上了国民经济军事化的道路，在政治上也日益法西斯化。而今天的日本，为摆脱、转嫁经济危机，其做法与当年的德国如出一辙。中、韩两国学者以及美国的若干研究人员都认为，日本正在走向军国主义道路。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似乎想“东山再起”。
而日本实现“东山再起”，打出的第一张牌就是经济牌。2010年8月，中国经济总量历史性地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中国经济的加速和日本经济的减速，一正一负，很快中国经济总量能达到它的两倍甚至更多。
日本再度崛起，不可能绕开中国。广义上的“安倍经济学”，就是日本的“日中经济战争学”，在日本与中国围绕领土争端全面升级的背后，事实上，中日在经济战线上的“战争”已经悄然打响。
这场“战争”的第一阶段，是中日相互的“经济制裁”，结局是中日贸易、投资和旅游的下降，日本潜移默化中降低了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第二阶段是日本推动量化宽松和日元贬值，抢夺中国海外订单，利用人民币升值和未来可能的金融波动，打击中国经济；第三阶段是通过“金元外交”分化中国盟友，经济利益是一部分，更在于抢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服务其政治、安全需要。
经济是日本的七寸。打经济战才是真的下死手。安倍之所以主打经济牌，也是顾忌于此，因为日本人深知经济乃是日本强大的源泉，当然也是日本的死穴，是日本不能承受之重。中日经济战，中国能不能打，经济学界专家有不少理论推演。很多人主张，中国对日斗争的最好方式是对日进行经济战，这能打击日本的根本，使其万劫不复地陷入衰落的深渊。
有观点认为，中日经济战一旦爆发，中国制约日本的三大撒手锏：
一是金融战。中国持有大量日本国债。据日本财务省、日本中央银行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显示，中国持有的日本国债（包括短期国债）额正急速扩大，截至2011年底持有额达史上最高的18万亿日元，较上年增长71%。中国的持有额自2009年起急速增长，2010年超越美英成为日本国债的最大持有国。如果抛售日本国债将对日本构成严重打击。
二是贸易战。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发表的统计表明，中日贸易额占日本贸易总额的比例为20.6%。而2011年日本对华贸易赤字高达219亿美元，与2010年相比增长了5.9倍。日本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很高。如果中国减少买日本货，日本虽然也可以减少买中国货，而造成两败俱伤，但日本会伤得比较大，约十倍。
三是资源战。长期以来，日本是中国最稳定、最大的稀土出口市场。虽然日本为了摆脱稀土进口严重依赖中国，准备在更多国家开发稀土，实现稀土的多渠道供应。但日本对中国的依赖度仍为90%以上。而一直以来，应用于电动汽车等的永久磁石用镝元素等“重稀土”是中国的“特产”。
可以确定的是，至少中国有能力通过贸易制裁给予日本较大损害，因为中日双边贸易在两国各自贸易总额中所占份额已有明显差异，日本对中日贸易依存度成倍高于中国对中日贸易依存度。按中国海关统计数据计算，2011年，自日本进口已占当年日本出口总额的23.7%，对日出口则占当年日本进口总额的17.4%。这样一种不对称的依存度，且中国对日出口少于自日本进口，决定了中国有能力让日本在两败俱伤的经贸战中付出更大代价。
广义“安倍经济学”有多个版本，包括亚洲版、非洲版、欧洲版，以“金元外交”开路，推行所谓“价值观外交”“自由与繁荣之弧”“对华包围圈”“战略外交”“菱形安保圈”等，无论冠以什么名称但万变不离其宗——制约中国。
“安倍经济学”之亚洲版
安倍开始第二任期以来，除了在经济方面推出所谓“安倍经济学”，在外交和安保方面同样动作不断，而且显然都经过深谋远虑。安倍晋三频频访问亚洲、美洲、中东、欧洲多国，推动与拥有共同价值观国家的战略外交，尤其是中国周边国家。安倍外交的本质是将中国作为最重要课题，推进“中国制约外交”。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以来，日本历代政权都沿袭了“对华协调外交”路线，进入第41年却转变为“中国制约外交”。
2012年12月底当选日本首相的安倍，首访地确定为东南亚，日本媒体的报道基调几乎异口同声——全是“日本联合东南亚牵制中国”，甚至有外务省官员毫不忌讳地说，“安倍首相出访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加强与东盟关系牵制中国”。
2013年1月16日，安倍与越南总理阮晋勇举行会谈，安倍打的是“经济牌”。安倍宣称，越南是日本优先提供官方发展援助的合作伙伴之一，目前两国面临着共同的地区挑战，需要在经济发展方面互相支持。他表示将向越南提供5亿美元的官方发展援助，用于越南三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并承诺支持越南完成至2020年成为现代化工业国的目标。
日本媒体对安倍首访注解得很明确。日本媒体上的“战略词汇”呈泛滥之势：“价值观外交”“自由与繁荣之弧”“对华包围圈”“战略外交”“菱形安保圈”等，无论冠以什么名称但万变不离其宗——制约中国。《日本经济新闻》认为，从中可以看出其攻势外交战略的关键词是其自身经济政策“安倍经济学”与“牵制中国”。一名日本外务省官员对媒体称：安倍首相的出国访问全都按照一定思想，展开了战略性的外交。这些访问均具有牵制中国和确保海上运输线等安保上的意义，并兼备获取资源和帮助日本企业开拓市场等经济层面上的重要性。
日本《产经新闻》在显要位置刊登的一张图片，标题为“日美与中国的角力”，更是一语道破天机，图中将东盟10国划分成了“亲华”“中立”和“亲日美”三组。在“亲华”组中，列出的是柬埔寨、老挝和马来西亚；在“亲日美”组中，列出的是菲律宾和新加坡；而在“中立”组，列出的是缅甸、越南、泰国、印尼和文莱。
安倍此次出访越南、泰国、印尼，正是“中立”组和“亲日美”组国家。日本媒体给出的理由很简单，东南亚国家中，越南和菲律宾等国与中国在西沙和南沙群岛主权问题上发生争执，而日本与中国也在钓鱼岛问题上陷入对峙。因此，日本与这些东南亚国家存在共同的利害关系，强化与东南亚国家安保合作，联手应对海上紧张局势，对于对抗崛起的中国非常有效。
但安倍的如意算盘打起来并没有想象得容易。不管是越南，还是泰国与印尼，兴趣显然更集中在跟日本的经济、科技合作上，它们欢迎日本的技术与投资，但却不愿意在中日之间公开选择站队。
不仅是越南、泰国、印尼，而且还有缅甸、印度。从安倍内阁近期的举动来看，日本已经展开了对中国周边国家印度、缅甸等国的拉拢举措。包括拉拢非洲日本意在编制一张对华更大的关系网。在中日就岛屿争端进行博弈的大背景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过外交手段牵制中国的外交路线逐渐清晰。
“安倍经济学”之非洲版
继对亚洲展开的“金元外交”之后，安倍内阁又马不停蹄地展开了对非洲的外交攻势。
2013年5月30日，安倍以与坦桑尼亚总统基奎特的会晤拉开“非洲外交”的序幕。6月1日，第5届非洲开发会议将在日本横滨市开幕，期间安倍会见来自非洲40个国家的首脑和要员。日本政府大开钱袋，展开“拉拢外交”。安倍表示，将向非洲提供总计约3万亿日元的援助资金，支援非洲发展。
日本政府如此慷慨，目的自然不是支持非洲发展和发展非日关系那么简单。综合西方媒体报道，日本目的有二：一是为了争夺资源。法新社报道称，日本希望借助这个5年一次的会议发展同非洲的关系，并从越来越强硬的中国手中夺取资源和市场份额。二是为了牵制中国。美国《环球邮报》指出，安倍预计将宣布一系列支持措施，目的显然是赢得非洲人心，在援助和投资数量方面与中国角逐。
安倍此次如此高调地表示要发展与非洲的友好关系，背后折射的现实则是，日本在非洲的竞争力已经远落后于中国。日本与非洲的联系也已长久，但其在非洲的存在感却显得相对较低。日本首相上次访问非洲是在2007年5月安倍首次上台时，而对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访问则要追溯到2006年4月小泉纯一郎执政期间，空白期长达7年。日本与非洲的经贸关系远不及中国与非洲那般密切。相关经济数据显示，中国与非洲的贸易量比日本多5倍，直接投资多8倍。如此巨大的差距，日本只能望洋兴叹。日本《产经新闻》发出呼吁，“以殊死态度挽回对中国的滞后”。这一呼吁背后凸显了日本的无奈。《产经新闻》指出，近年来，随着非洲与中国及欧美国家交流的进一步加强，日本在这一地区的形势越来越不容乐观。尤其是在与中国对非投资上相比，日本的出口总额及总投资总额均大幅落后。日本政府高官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对非投资及援助金额已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分析人士指出，中非友好关系是中国与非洲长期努力的结果。中国长期以来重视与非洲国家的友谊，并积极发展与非洲国家的经贸交往，注重互利共赢。日本企图靠一时的“好处”拉拢实难与中国正面竞争。日本大张旗鼓地要和非洲搞好关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与亚洲邻国间的尴尬外交局面。由于对待领土争端问题和历史问题的错误态度，日本与中国、韩国都闹僵，日本在东亚陷入“孤立”，日本或迫于此舍近求远，以图求存在感。
日本舆论则更多地将安倍拉拢非洲的目的解读为提升日本在非洲的影响力，以抗衡中国。安倍拉拢非洲的举动属于其“包围中国”策略的一环。
“安倍经济学”之欧洲版
2013年6月15日，安倍起程前往欧洲访问。16日，安倍与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4国首脑举行会谈，并发表了联合声明。日本与该四国进行首脑会谈尚属首次。日本《产经新闻》报道认为，安倍此举意在从欧洲“封锁”中国。日本试图加强同这些国家的合作，巩固欧洲阵营。
19日，安倍作为日本首相首次访问爱尔兰。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安倍晋三与爱尔兰总理肯尼会谈中，安倍提出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问题，向爱尔兰方面谋求继续对华实施禁运。鉴于中方正在积极推动包括爱尔兰在内的欧盟各国早日解除禁令，日本政府希望能借此扳回一城。报道称，安倍向爱尔兰具体阐明解除禁运有可能对地区和平安全产生的深远影响，并强调维持对华武器禁运的必要性。
欧盟对华武器禁运始于1989年并持续至今。过去10年来，中国一直在寻求推动欧盟解除这一禁令，欧盟方面的立场也已经有所松动，包括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在内的欧盟主要对华技术出口国都曾表达过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意愿。2003年以后，欧盟最初的15个成员国政府相继表示愿意推动对华军售解禁，但随着法德英等国政府纷纷换届、美国方面施加的压力以及欧盟成员国的增加，至2005年形势发生逆转，欧盟突然宣布将无限期搁置解禁议题。
不过在中国的努力下，近年来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希望再次大增。2012年的中欧领导人峰会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公开呼吁欧盟方面抓住机遇，尽早采取行动，解除对华武器禁运。除了法国等一贯支持解禁外，波兰等欧盟新成员国对中国的要求也反应热烈。
爱尔兰政府也是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支持者。中国近年来不断加强与爱尔兰的交流，2012年3月，中爱两国发表了包括解除武器禁运相关内容在内的联合声明。
欧盟对华武器禁运的解除已是大势所趋，这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担忧。今年3月，安倍晋三与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通电话时称，在东亚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欧盟维持对华武器禁运措施不可或缺。
2007年1月，安倍晋三接任日本首相之后即访问了位于布鲁塞尔市郊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总部，成为第一位访问北约总部的日本首相，表示日本将加强和西方盟国的军事合作。安倍首次访欧暗藏4大玄机：军事参加更多维和行动，为日本军力重出太平洋开通道路；外交全面联手欧洲，提升日本的影响力；入常寻求欧洲支持；游说欧盟继续维持对华军售禁令。
“安倍经济学”背后的军国主义魅影
安倍出身于二战甲级战犯家庭，安倍的右翼政治理念来自祖传。在安倍的家族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外祖父岸信介。岸信介是日本侵华时期，操纵中国东北伪满政府的五大头目之一。
岸信介和佐藤荣作都是日本战后政坛极为重要的人物，也是奠定和发展日本战后右翼政治路线的两名代表性首相。岸信介原姓佐藤，后被过继到岸家，他与佐藤荣作是亲兄弟，因此佐藤荣作是安倍的外叔祖父。
岸信介是日本侵华时期，操纵中国东北伪满政府的五大头目之一。1942年以后，岸信介又出任东条英机内阁的国务大臣。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定为甲级战犯而锒铛入狱。出于政治需要，美军在1948年将岸信介释放。岸信介刚一出狱就大力鼓吹重整军备、再建“大东亚共荣圈”。1957—1960年，岸信介成为日本首相，其间曾多次发表强硬的反华言论，被称为日本“台湾帮开山鼻祖”，是一个彻头彻尾反华亲美的“鹰派”人物。1957年2月，岸信介一上台，就极力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1957年6月2日，他上台仅3个月，就访问了台湾，与蒋介石签署“共同声明”，支持国民党反攻大陆。他屡次表示：“对日本的安全来说，不使朝鲜和台湾落入共产党之手是绝对必要的。”次年5月，岸信介怂恿日本极右翼分子制造了侮辱中国国旗的“长崎事件”。
岸信介的最大“勋业”就是强行通过“安保改定”。所谓“安保改定”，就是要美国从“可以”保卫日本，改成“必须”保卫日本。他在1957年6月访问美国，和以反共反华而著称的国务卿杜勒斯就安保改定达成协议。1960年，岸信介不顾国内外的反对，与美国签署新的《日美安保条约》，协防台湾。岸信介是个早期的修宪积极分子，他的“安保改定”是和修宪紧密相连的。宪法没有修改，日本没有摘下战败国的帽子，他死不瞑目。
安倍跟随这样一位“鹰派”外祖父长大，深受其影响，一直把岸信介视为榜样。在台湾问题上，安倍继承了岸信介“以台制华”的政治理念，并素与日本“台湾帮”关系密切。2004年3月，时任自民党干事长的安倍在东京发表演说，“祝福陈水扁再次当选”，又说“像李登辉这样了解日本的‘卓越领袖’，在世界上也是很少见的。”当年12月，在安倍等人的活动下，日本政府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允许李登辉访日。
2006—2007年间，安倍曾担任首相一年，始终坚持二战的侵略立场不认罪。安倍与日本的右翼组织关系密切。在安倍内阁中，有半数以上的大臣加入了“大家一起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等右翼组织。
安倍2013年1月7日出席执政党自由民主党一场会议时唱起日本国歌，当天是安倍在2013年中第一个完整工作日。日本《产经新闻》援引安倍的话报道，在工作开始前唱国歌是“‘夺回日本’的第一步”。路透社分析，安倍唱国歌的举动会加剧外界对日本“向右转”的担忧。1999年，日本把《君之代》定为日本国歌，把“日之丸”定为日本国旗。反对者认为，《君之代》和“日之丸”象征军国主义。
“国家利益优先”是安倍挂在嘴边的一句话。2006年9月14日，安倍在东京发表的一次讲话中说，“日本未来应该是世界上制定规则的国家之一，作为世界领先国家，日本应该加入制定规则国家的行列。”他标榜的新保守主义“国家观”，明显带有岸信介的“鹰派强国论”色彩。他力主修改宪法，实行集体自卫权，主张改变日本的战败国形象——既不受“和平宪法”的束缚，也不背历史包袱。
安倍念念不忘的是通过“自主制定宪法”，实现日本的“真正独立”。安倍重回宝座时高呼“挽回日本”的新口号。这口号表示着他对日本现状深感不满，而对过去存在过的、将来会恢复的“美丽日本”抱有向往和希望。
安倍再任首相后的首要大事与作为，就是修改《和平宪法》。现行日本宪法1947年5月3日生效，因第九条规定“永远放弃发动战争”而获称“和平宪法”。日本宪法第9条规定，永远放弃发动战争这一国家主权，永远放弃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因此，这部宪法也被称为“和平宪法”。日本首相、执政的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上台后一直致力于修改这部宪法。安倍意欲先修改宪法第96条再修改第9条，妄图恢复日本军国主义。这也是日本右翼长期图谋的目标。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教授认为，突破二战后日本政治禁区、修改宪法，是以安倍为代表的日本右翼保守势力的长期国内政治目标。安倍提出要制定“交战规定”和将自卫队正名为国防军队的做法，明显的是要从法律上突破二战战败国的限制条款，去掉和平，摆脱束缚日本发动战争的绊拦；加快扩充军备部署，不但要扩充自卫队为陆海空三军，还要发展空天军队，行使国家交战权，重新打造一支新型日军，安倍要走70年前军国主义老路，野心呼之欲出。在日本资深政治分析人士森田实眼中，“安倍晋三是个可能把国家引向战争的政客”。
概而言之，安倍服膺和欣赏战后日本的保守主义政治理念，这与他特殊的家世有深切的关系。他认为，当年自民党结党的精神与理念，具体体现在经济、政治两大目标上：一为实现战后经济复兴，二是终结“战后体制”。作为后者的标志和象征的，是通过“自主制定宪法”，实现日本的“真正独立”。他感叹战后日本经济的繁荣在自民党手中得以实现，但第二个目标——他认为本来应该是首要目标的“自主制定宪法”，却至今尚未达成，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而这一历史的重担，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他的肩上。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综合政策系教授田岛英一《安倍晋三首相的理想和现实》的文章指出，2006年他第一次执政时的口号是“美丽的国家：日本”。这口号的含义是什么呢？宛如他想说，首先日本在本质上是美丽的。他相信日本有美丽的传统和道德，文化保守主义能保持日本“原生态文化”的美丽。其次日本在历史上是美丽的。他曾经反复地试图对1993年的“河野谈话”和1995年的“村上谈话”平反，甚至2012年底第二次就任首相后还说过“侵略这个词没有学术性定义”。最后，日本在未来也是美丽的。在政治制度方面，未来的日本应该修改美国“强迫给日本”的《日本国宪法》，拥有名副其实的军队，确保集体自卫权。在经济方面，他认为未来的日本还能继续成长，也能克服人口减少、生产资源的对外转移等不利因素。“安倍经济”“三箭政策”就是这方面的具体方案。安倍这次重回宝座时高呼“挽回日本”的新口号。这口号表示着他对日本现状深感不满，而对过去存在过的、将来想恢复的“美丽日本”抱有向往和希望。
安倍在《致新的日本》前言中指出：“在长期经济低迷、紧迫的外交、安保危机——这些日本所处的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到底应该把这个国家引向何方？”安倍此问，恰恰也是世界对安倍政权对今日日本的疑问。
日本参议院选举投票于当地时间2013年7月21日上午7时至晚上8时进行，自民党及其执政盟友公明党获得压倒性胜利。这是2007年以来自民党联盟首次重新占据两院多数席位，日本的“扭曲国会”现象得以消除。曾经“短命”过一次的安倍有望迎来一段稳定执政期，争取当一回“长命首相”。
安倍得意之际，世界舆论的心却悬了起来，因为这名以“鹰派”著称的政客带给世界太多担心的理由：试图否定侵略历史、主张修改和平宪法、后悔没有参拜靖国神社……执政底气更足的安倍会更加无所忌惮地施展他的“右倾抱负”。日本时事通讯社称，自公联盟在国会的优势地位给安倍为日本寻求“独立和强大的战略”、追求成为“正常国家”提供了难得良机。
韩国《每日经济》评论称，随着安倍执政可能长期化，东亚地区可能会陷入惊涛骇浪之中。美国《外交政策》报道称，自民党的修宪计划不只限于安全问题，可能让日本重回以前的面孔。
2013年8月6日是广岛原子弹爆炸68周年纪念日，就在当天下午，日本新一代直升机护卫舰22DDH举行下水命名仪式，被正式命名为“出云”号。那是当年侵华战争时期一艘日本旗舰的名字。它舰长248米，宽38米，满载排水量2.7万吨，可搭载14架舰载直升机，也能搭载固定翼战斗机。它的实际“块头”比英、意及西班牙现役的有些航母都要大。它挂了个“护卫舰”的名，其实就是“轻型航母”。
日本战败快70年了，日本国内有一股执着的力量想要打破至今仍套在它身上的种种限制。日本官方在历史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纠结，在迈向军事大国的问题上难以掩饰自己的踌躇满志。“出云”号再度“披挂上阵”，是日本重回军事大国强烈愿望的象征，是它怀念曾有二十几艘航母，把美国人打得晕头转向那段历史的无声呐喊。日本被憋了这么久，它太想重新登上亚太政治军事的主舞台走几步。日本或许以为可以通过实力膨胀重塑它的地缘政治环境，以为建造先进的舰队和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能实现其在亚太的政治军事“突围”。
日本如今“一身枷锁”，但它同周边的领土争端和历史问题摩擦何其活跃。如果世界为日本“解套”，这个国家将有极端主义恶性泛滥的风险。
安倍政权的命运能否存续，实际上取决于“安倍经济学”的成功与否。安倍在《致新的日本》前言中指出：“在长期经济低迷、紧迫的外交、安保危机——这些日本所处的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到底应该把这个国家引向何方？”安倍此问，恰恰也是世界对安倍政权的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