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纳驳彼是运用归纳推理的方法进行论证或反驳。归纳推理是由个别知识推出一般知识的推理，它采用简单枚举或全面统计的办法，从具体存在的事实中推出一般的结论。人们常说，在辩论中要“摆事实，讲道理”。事实总是个别性的东西，而道理则是一般性的东西。那么一般性的道理怎么从个别性的事实中产生出来呢？只有通过对个别性的事实进行归纳、概括才能得出。所以，归纳推理已成为辩论者广泛运用的逻辑方法之一。
作为一种辩论技巧，归纳证明既可以通过具体的事实来说明某个道理，运用具体的论据来支持某个论题，又可以通过列举一些事实，从中归纳出一个与原论题相矛盾的结论来，从而驳倒原论题。例如：
秦孝公想起用商鞅变法，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变法大计。会上孝公对群臣说，继承君位，不能忘了巩固政权，这是国君应当遵循的原则；实施法制务必阐明国君的长处，这是臣下应有的品行。我现在想通过变法来治理国家，变更礼制来教育百姓。但是恐怕天下人非议我，所以要大家发表意见，一起来想办法。
商鞅率先亮出了自己的观点，提出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主张。他说，法是为爱护人民而制定的，利是为了便于办事形成的。所以高明的人只要能使国家富强，就不死守旧法，只要能对人民有利，就不一定遵循旧礼。
商鞅的主张得到了秦孝公的赞成，却遭到了甘龙和杜挚等人的反对。甘龙说，不对。我听说，高明的人不改变民众的习惯来进行教化，有智之士不变更旧法而治理国家。这样，不费力就会成功，官民相安无事。
现在如果变法，不按秦国的旧制办事，改变礼制教化人民，我恐怕天下人都会非议君上，愿国君明察！
商鞅当即驳斥甘龙说，甘龙的话，不过是世俗之言。一般人总是安丁旧习惯，迂腐的学者也往往沉溺在所学的学问之中。所以，这两种人做官都固守旧法，是不能和他们讨论旧法之外的事的。夏、商、周三代礼制不同，但都称王于天下；齐桓公、晋文公等五个霸主各自的法令不同，却都称霸于诸侯。所以，高明的人制定法规，而愚蠢的人只能受制于法；贤能之人变更礼制，而无能之辈只会放礼制拘束。拘泥于旧礼的人，不足与之谈论国事，受制于旧法的人，不足与之讨论变革。君王不必再疑虑了。
这时，杜挚站出来给甘龙帮腔，说我听说，没有万倍的利益，就不变法；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能更新器具。还听说有这样的话：效法古代没有错，遵循礼制不会出偏差。请君王好好考虑！
商鞅立即予以反驳，前代教化人民的方法都不同，哪有什么古法可仿效？历代帝王的礼制都不相重复，又有什么礼可遵循？远古的伏羲、神农时代教育而不惩罚，后来的黄帝、尧、舜就实行惩罚了，但不滥施惩罚，及至周朝的文王、武王，都是各自根据当时的形势而立法，根据事情的具体情况来制礼。显然，礼和法是因时势的需要而制定的，制度和法令要与形势相宜，各种兵器、铠甲、器械装备都要便于使用。所以我说：治理国家不是只有一种办法，只要有利于国家就不必效法古代。商汤王、周武王都不遵循古法，一样兴盛起来了。殷纣王、夏桀王虽然没有变更旧礼制，却也死亡了。由此可见，不效法古代的人未必有可非议之处，遵守旧礼的人，不足以多加肯定。国君不要再疑虑了！
商鞅的一阵雄辩，使甘龙、杜挚的守旧论调显得那么苍白无力，秦孝公的疑虑打消了。他说，好，即使天下的人都来议论我，我也不再犹豫了！至此，才有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商鞅变法”。
不难看出，商鞅在批驳甘龙与社挚的言论时，应用了一系列的逻辑方法，而最主要和最有效的是归纳推理。商鞅在驳斥甘龙“高明的人不改变民众的习惯来进行教化，有智之士不变更旧法而治理国家”这一观点时，摆出一系列的历史事实：“夏、商、周三代礼制不同，但都称王于天下；齐桓公、晋文公等五个霸主各自的法令不同，却都称霸于诸侯。”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概括出“高明的人制定法规，而愚蠢的人只能受制于法规；贤能之人变更礼制，而无能之辈只会被礼制拘束”的结论。
同样，商鞅在反驳杜挚“效法古代没有过错，遵循礼制不会出偏差”的观点时，也是通过“商汤王、周武王都不遵循古法，一样兴盛起来了，殷纣王、夏桀王虽然没有变动旧礼制却也灭亡了”等前提，推出“不效法古代的人未必有可非议之处，遵循旧礼的人，不足以多加肯定”的一般性结论。无论从认识论点的意义上讲，还是从论证表达的角度看，这种摆事实、讲道理的辩论都既充分又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