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让自己的公司上市——关于这点可有许多有趣的说法。据说有一次江苏沙钢集团（以下简称“沙钢”）已经做完了全部的上市准备工作，可这时地方政府来劝说他，让他把上市的机会让给另一家更需要上市的国有企业，以帮助后者解决资金困境。沈文荣骄傲而伤心地说：“噢，原来上市是给那些需要帮助的公司的，那沙钢不困难，也不需要帮助。”自此之后，再也没有关于沙钢上市的消息了。直到2007年，市场才传来高盛意欲成为沙钢战略投资者的消息，高盛拟以66亿元收购沙钢10%的股份，这样做的下一步当然是沙钢的整体上市；2008年底，沙钢介入重组深陷巨亏、假账丑闻的ST张铜，后者与沙钢同处张家港。
他没有让自己的董事会中坐满来自各个国家、各大公司和各个知名投资机构的知名商人或投资者。他只是艰难地完成了公司的改制，同时让公司的领导层30年没有发生变更。
他也没有率领自己的公司完成那种“蛇吞象”式的惊人收购，如联想收购IBM的个人电脑业务。他进行的最著名的收购发生于2002年，沙钢购买了欧洲老牌钢铁公司蒂森克虏伯旗下位于多特蒙德的霍施钢厂。在收购发生之后，国内财经媒体上流行的言论是，沙钢可能购买了一堆破铜烂铁。当然，事实并非如此。这桩2.2亿元的收购让沙钢获益匪浅。沈文荣把整个工厂都拆卸、打包，然后运回张家港锦丰镇的沙钢总部，让沙钢的产能跃升到1000万吨。《金融时报》的记者金奇后来将这视为中国崛起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并加以描述。
他的发型多年未变，脸庞倒是越发显得黝黑如铁。他可以是个好工人，也肯定能做个不错的农民，因为他的一个显著优点就是勤奋。现在虽已年过六旬，也依然显得精力充沛，每天都在高速运转之中。他操一口带有浓重苏南口音的普通话，每一次在台上讲话时，自己挥舞着手兴高采烈，但第一次听他演讲，多半会一头雾水。他也不是媒体上的明星企业家。他极少接受采访，几乎从不抛头露面，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他和他的公司。
走在大街上，无人能判断出他已经是中国最成功的商人之一。在《财富》杂志2009年公布的全球500家最大公司名单中，他执掌的江苏沙钢集团成为唯一入选的中国内地民营企业，排名444位。在2008年获得这一殊荣的是联想集团，当年排名第499位。那也是中国内地的民营企业第一次跻身《财富》世界五百强。不同于沙钢和沈文荣，联想和柳传志在中国家喻户晓，在国际上也早已被视为中国的标志性公司。“柳传志先生往那儿一坐，就是中国成功的一个符号。”田溯宁说。田溯宁是中国宽带产业基金会的创始人，同时也是联想集团的董事会主席。但是在这一次的《财富》世界五百强公司的评选中，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的联想未能入选。这家身处江南小镇的钢铁公司，却在无声无息间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金融危机对中国所有企业都有影响，沙钢也不例外，肯定有影响……我们控制得好一些，损失相对小一些。”沈文荣说。
这个低调而神秘的中国商人能够激发起多少人的好奇心和猜测！当他第一次被列入《福布斯》杂志的中国富豪排行榜时，他愤怒地说，自己上了“资本家的黑名单”。可是在2009年，一本中国内地的商业杂志《新财富》将他推上了中国内地首富的位置——根据估计，他的身价可以达到200亿元。而且，毫无疑问，如果沙钢在未来成功地整体上市，沈文荣的身价还会更高。要知道，这可是一家总资产1100亿元的公司，即使2008年钢铁业的形势令人忧虑，沙钢仍然拥有1452亿元的销售收入。只是现在的沈文荣已经没有那么愤怒了。他看着我的眼睛开始大笑：“白天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不吃惊。”他决定忽略此事，不向其投入丝毫的精力和注意力。他不会开车，随身也不带钱——20世纪90年代末，沈文荣出差回来，没让人接，打了个出租车，上车之后却发现自己身上没带钱，幸亏司机认出坐他车的是沈文荣。沈文荣有时也乐于开一些关于财富的玩笑，他会对自己身边的人感慨地说：“我算什么富豪啊，都是些固定资产。那些跟沙钢做贸易的商人才是真正的富人，说拿出10个亿，马上就能拿出来，全是现金。”
他庞大的钢铁帝国位于长江之畔，即使只是走马观花地开车绕一圈，也需要两个小时。工厂中交错着水道和铁路。纵横在钢铁厂空中的繁复的管道中流淌着水、煤气和水蒸气。在其中，钢铁的魅力无人能够抗拒。仅仅是高大、空旷的车间里，闪着火苗色泽的钢铁在一道道流水线上快速移动，就足以让人心醉。人在其中是渺小的，穿着暗红色工作服，头戴红色安全帽的工人站在一排排的机器之间操作，像祭司站在威风凛凛的天神之前。
曾经试图走重型化之路的民营企业，大多数都在过去10年内饱经风霜，甚至无奈折戟。其中最著名者，当数距张家港一个半小时车程的位于常州的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本”）。戴国芳的命运直到今天还会牵动中国人的神经。可是沙钢和沈文荣并没有因为重型化而陷入困境，沙钢一直是中国最大的民营钢铁企业之一，并不断斩获胜利的成果，他先是成为苏南企业的旗舰，随后成为整个中国民营钢铁企业的龙头，现在已是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也是全世界最大的500家公司之一，他已经是一头巨兽，他要更多考虑的，已经不再是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沈文荣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同处苏南的钢铁大亨，如何看待不慎折戟的后辈——他如何看待戴国芳的命运？
他的商业智慧源于何处，他为何能够取得如此的成功？我曾经拿这个问题询过我所遇到的数名张家港市政界人士。他们都将沈文荣的成功之道归结为沈文荣的长袖善舞。他有处理各种复杂关系的天分。所有描述他的文章几乎都会提到他的红顶生涯，他曾经官至张家港市政协主席和市委副书记。但是沈文荣在我面前驳斥了这一说法。在沙钢总部的会议室内，他说自己从未从政，一直在公司工作；他连自己所在的政府办公室的钥匙也没有，也从未踏入过那里。他仅仅享有红顶之名。当然，他对自己处理各种关系的能力给予极高评价。他认为这也是沙钢能够成功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他是此中高手，他游刃有余。
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每天要工作多长时间。早年，每天早上6点半刚过，他就会站在自己的工厂门口，跟每个人进入工厂的工人打招呼，当面向每个干部布置工作。尽管他现在已经不再这么做，但是他可能仍然是沙钢最勤奋的人。他的秘书说，“从我的工作时间就能看出沈总一天大概要工作多久”。每天早上6点钟左右，他的秘书就会开车到沈文荣家楼下接他，然后他要在6点半就到达办公室。有时候，晚上11点多他们才能一起离开办公室。不断有人到沈文荣的办公室来找他。“一个普通工人要想见到沈文荣也很简单，只要每天早上到他的办公室门外等，肯定就能见到他……要想见沈文荣，说难就难，说不难也不难，就去他的办公室门口排队等着见他就行了。排队的人中有厂里的干部，也有要找他诉苦的普通工人。排到了就说几分钟话，迅速把问题解决。”沙钢的一位工作人员说。《金融时报》的记者正是通过排队的方法采访到沈文荣的：“透过一道玻璃隔墙，一个身材魁梧的人坐在办公桌边，仔细看文件。几个职员手里拿着文件，在一旁排成一列。每人到他跟前，这个大个子就抓起文件，仔细研究一会儿，用低沉的喉音发指示。这一定是沈文荣。我走过去，排上了队……我等了几个月的人就在咫尺之遥，我是不会被打发走的。”
只要不在国外出差，他每天的时间就是如此被分割的，此外他每周至少会巡视自己旗下工厂中的一家。在和我见面之前，我突然接到通知，说要改变会面的地点，原因是一位不速之客正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外等待接见，而这名客人他并不太想见，于是，这位中国最富有的人、中国钢铁行业最有权势的人之一，匆匆从办公室溜出来，搭乘电梯下楼——诸如此类听上去不可思议的事情正发生在沈文荣身上。之前到过他办公室的人都吃惊于他办公地点的简陋，现在他换了一个更气派一些的办公室，可是他的生活方式并未改变。这栋被命名为“科技楼”的办公楼高85.99米——同进入世界五百强相比，沈文荣更为迷恋的是持久之道，似乎他也因此对“9”这个数字有了特殊的情感，沙钢在汶川大地震之后捐出的第一笔款项总额是8136万元，8加1是“9”，3加6也是“9”。在前楼的顶端有一个镀金的葫芦，这是沈文荣自己提出的设计想法，“科技楼”这三个字也由沈文荣题写，字体清隽，而不见霸气。在他办公室所在的9楼，从任何一扇窗户望出去，都能看到沈文荣钢铁王国的一角，初次来访的客人，不被眼中所见的情景撼动，基本是不可能的。楼的走道上悬挂着书法作品，其中一幅的内容是唐名士皮日休的“穷不忘操，贵不忘道”——中国士大夫的情节如今被商人奉为道德准则。沈文荣也正顽固地守着他自己的“道”，这“道”中混杂着“产业报国”、“待工人如子弟”、“做生意恪守诚信”等理念。沙钢四处悬挂的安全标语是：“我不伤害自己，我不伤害他人，我不被他人伤害。”其实从我们的谈话来看，这也正是沈文荣在商业上一贯坚守的原则和他的生存之道。
成为《财富》世界五百强公司，无数中国公司曾经将此作为发展目标。但是沈文荣并未对沙钢成为世界五百强之一表示出过多的欣喜。得知这一消息时，他正在国外出差。“在2008年底的时候，我们就估计，如果没有重大的变化，不管《财富》是不是把我们列入世界五百强的名单，仅仅从数字来看，我们已经是五百强企业了”，在“热烈庆祝沙钢成功跻身世界五百强”的新闻发布会上，沈文荣说：“我们真正的目标不是进入世界五百强，而是打造百年老厂，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钢铁企业之一。我们考虑的是这个问题。”他更向往的是“基业长青”的中国式表达：百年老店。
后来，在他的黑色座驾上，我从前座扭头问他，如果2010年沙钢没有能够进入世界五百强的排名，他是否会感到失落，他再一次表示了自己的淡泊：“现在进入世界五百强，并不是说你会一直待在那儿。而且，进入世界五百强，只是说你的某些统计数字达到了它的标准。世界五百强里面也有一些公司赢利水平不好，甚至不赚钱。所以要正确认识，不是说进了世界五百强你就真的很强了。”
他针对各种问题简单地表达了观点，点到为止，绝不多言。比如铁矿石谈判，“铁矿石谈判的问题出在我们自己内部，而不是外部，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发展钢铁企业都是空话”；比如成功之道，“不管做钢铁，还是其他行业，对一个企业的领导人而言，都要当成一个事业，千方百计把它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把它做好。不能做的事要谨慎”；又比如如何度过金融危机……
他详尽地剖析了沙钢和宝钢的差距，他的坦诚令人惊讶。“我们和宝钢的差距主要在四个方面。”他说。第一，宝钢的技术创新能力强于沙钢，他的人才储备要优于沙钢。第二，宝钢的产品结构更加丰富，沙钢在钢铁衍生产品上还不如宝钢。第三，宝钢的资产结构也更为合理。由于沙钢受限于融资渠道，宝钢的债务负担要比沙钢轻。第四，宝钢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进入国际原材料市场，和国际三大矿石公司都有长期合作关系。“而我们从21世纪初才逐渐进入，我们对国外资源的控制和利用不如宝钢。”不过在和我的单独谈话中，他马上就否认了自己会把宝钢作为一个竞争对手，或者想要超越宝钢。
当我在人群面前问他，沙钢未来可能遇到最大风险和不确定性时，他重新表现出自己语焉不详的智慧：“最大的风险应该是政策上不太明确，这是最大的制约。不等于有政策就有平等。我只能讲到这里了。”说完之后，在新闻发布会上，他侧了一下身子，让目光躲过面前的摄像机，穿过人群，紧盯着我：“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只能讲到这里了。”
后来当他坐到我对面时，他直视着我的双眼，每说出一句话似乎都希望看到我的回应，让人觉得即使是短暂的目光游离都会让自己难堪，都是一种冒犯。而我也发现他的身体已经发福，走起路来也不那么有力。他的面孔也不再像早上我从远处看到他时那样坚硬如铁。但是，从他的脸上，我仍能看出他早年时的心酸，常年以来长时间的工作，中年开始享有的绝对的权威和尊重，以及日益纯熟的处理各种关系的手腕和智慧。所有这些东西都交织在他的脸上。在他说话时有时我分不清楚“我们”和“我”的区别，“我们”和“我”似乎是一回事，他有时甚至会说出“我们让我如何如何”这样的句式。但千万不要以为他在这里表现出的是一种“朕即国家”和“我即公司”的傲慢，更准确的理解应该是，他长期在使用集体主义的思维方式进行思考和表达。他的态度和蔼可亲，宛若邻家长辈在同隔壁小子谈话，但是据他的下属说，他和自己的高层谈话时，从外面都能听到桌子被他拍得砰砰作响。
我也曾翻检我头脑中所有伟大商人的形象，看他们是否和沈文荣的形象有所契合：他是类似于安德鲁·卡内基那样的清教徒，推崇节俭，但在慈善事业上毫不吝啬；他和亨利·福特一样，在事业上崇尚简单偏执的哲学：认真工作、认真工作、还是认真工作；他和老约翰·洛克菲勒一样低调勤奋，早年经历贫困……但是他又和所有这些商人都不同，因为他生活在现代的中国。他从未像那些大亨们那样，拥有超出商业领域的巨大影响力；那些人也从不像他这样拥有极其高超的处理各种关系的能力。他总是试图将自己隐身于暗处，不希望表现出任何自我的雄心。他从不提伟大，他言词中表现出的最大雄心就是无数中国公司都提到过的“百年老店”。在我们谈话的开始，我就问他是否想过自己会被历史——如果有这种东西的话——如何提及，他把这个问题简单打发了。在总结沙钢为何能够长成如此庞大一个公司时，他倒是毫不谦逊，那是因为“几乎所有机遇我们都抓住了”。
下面就是我们谈话的部分内容。这位低调的商人可能从未发表过如此大篇幅的谈话。
沙钢和民营企业的优势
李翔：你讲了一些沙钢和宝钢的差距，也讲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区别，那么，相对于宝钢这样的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公司，沙钢有什么优势？沙钢凭什么跟宝钢竞争？
沈文荣：起码我们现在没有想过要超越宝钢，我们也从来没有这样说过。我们只讲我们自己应该怎么做。国内如此，国外也是如此，我们从没有想过自己要超过哪家公司，只讲如何提升自己。盲目地和谁比较，要超越谁，都是不切实际的。可以说，每一家企业都有自己的竞争优势，每一家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划，所以不要盲目地说要超越谁。不要说那些搞得很好的公司，搞得差一点的公司也有自己的优势。所以作为一个企业来说，应该研究人家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是不是这样？
李翔：对宝钢而言，他背后有国家的支持；对于印度的米塔尔而言，他可以利用国际资本来进行资源整合。沙钢的优势呢？
沈文荣：我刚才讲了，每个企业有每个企业各自的优势。我们沙钢有我们沙钢的优势。民营企业也有民营企业自己的优势。不是说所有的优势都在国有企业那边。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民营企业的状况在不断改进。相对而言，我们还没有得到相当于国有企业的优势，但不能说我们什么都没有得到。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和中央给民营企业的政策也不是说没有，已经不少了。从民营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例来看，民营经济也是在不断得到增长的。整个来说，这个比例还有可能继续变化，而我们民营企业自己也要争气。
我们自己有优势，比如民营企业的机制比较灵活，我们的决策比较快，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同样干一件事，我们的决策要快得多。
这一反应速度上的差别，并不是说国有企业领导人有问题，而是他们的机制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这么快。比如我们要搞一个东西，只要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就行了，资金都是靠自己。如果国有企业要搞，国资委啊、当地政府啊，都要审要看，整个事情还要通过另外一个组织来做决策。中间如果有一点修改，还要重新通过这个程序。以他们的决策能力，往往三四年才可能通过一个重大的投资项目。我们不需要，我们可能只要三四个月。
对我们而言，我们不是不听政府的，我们是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正常地去得到批准。政府不同意，也不要去做。但是其他事情，比如资金筹措、项目设计，都要靠自己。大家要做同样的事，反应快就是很大的优势。
第二个优势是我们完全按照市场规则运转。现在搞市场经济，企业要找市场，但是很多国有企业就不一定。他还有一些成分，比如不是自己想要做的事，但必须要去做。比如，国有企业要执行国家的产业政策，甚至经济紧缩了以后，国有企业需要裁员，可是政府说你不能裁员，要稳定。所以有些国有企业，明明存在大量冗员，却束手无策。但是我们民营企业，只能按照企业运营的规律去做，我只需要在自己发展的过程中保持稳定就可以了。如果员工真的过多，我肯定要裁，但是裁员的过程中，我要做到自己稳定，做到这一点就可以。我只要服从法律和有关政策。这样我们的运作空间就要比他们大。这也是我们的优势。
沙钢如何成为巨头
李翔：但是大家注意到，中国的民营企业总是长不大——可能沙钢是例外。比如2009年进入世界五百强的企业，中国有超过40家，但只有沙钢是民营企业。
沈文荣：这个不能这么说。国有企业“做大”，你不要以为是他们做大的，哪有国有企业是自己做大的。他都是一加一加二加三加四这样加出来的。他没有用经济杠杆。你看现在的国有企业，哪有通过自己的发展壮大的。他们是把中国所有的国有企业加在一起，变大的。你看看他的发展历史，不是靠自己，是靠很多的公司加在一起。你要弄清楚，他们不是做大的，是加大的。
李翔：我关心和想请教的是：第一，为什么民营企业都做不大？第二，为什么沙钢是例外？
沈文荣：我首先讲一点，做大和加大是不一样的。
我们沙钢首先是自己做大的。我们做大，首先是靠我们的灵活反应机制，反应迅速，抓住机遇。改革开放不仅提供了政策，还提供了平台。同样是这个平台，已经出现了机遇，你没有动作，你没有抓住机遇，你怪谁？
我们沙钢为什么能做大？我讲，首先是充分消化吸收了国家改革开放的有利政策，充分利用各种机遇，意识到机会，形成准备，创造条件，等待一些机会，一旦机会出现，就迅速动作。所谓的机会，我们基本上都抓牢了。在钢铁业，我可以讲，都是我们作出反应之后，他们才作出反应；等到他们作出反应时，我们已经开始寻找第二个机会。这非常重要。所有机遇我们都抓住了。
第二点，你刚才也讲了，同样的机遇，我们面临资金上的问题。因此我们在考虑抓机会的时候，就要考虑怎么用最少的钱来做最大的事。这个很困难，但这就是我们的优势。我们既要抓住机会，又要考虑花最少的钱，又要考虑运用最先进的装备，也就是说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讲不吃草不可能，但至少要少吃草。
所以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你怎么弄的这个，这个要300亿，你怎么150个亿就搞出来了？实际上我们可能只花了三分之一的钱，或者二分之一的钱就干成了同样的事情，而且定位还很高。这就要看你怎么控制投资。控制投资要从项目设计开始，从每样产品设备开始，又要设备好，又要价格合理。这也是要花代价、花精力的。要充分把自己的优势想清楚，这样人家就容易接受我们。很多外国人说，钢铁行业所有的供应商都知道我们沙钢。他们知道和沙钢做生意，必须讲诚信。先小人后君子。要想在沙钢头上赚大，那是不可能的。这个已经成规矩了，不管是ABB、西门子，还是澳大利亚和意大利的合作伙伴，都知道。沙钢的需求很清楚，要想把价格涨得很高，那是不可能的。你想得到我的市场，你必须给我优惠条件。他们知道应该怎么跟我谈。但是很多国有企业就不是这么谈的。这我就不多加评论了。
财务上的限制让我们必须寻找自己的竞争力。所以我们沙钢的净资产回报率，可以讲，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都是最高的之一。我们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基本都是一两年就收回投资成本。一般钢铁行业是做不到的，钢铁行业，快点要七八年，慢的要10年以上才能收回投资。我们很多项目，真的是一两年就收回了投资。
刚才讲的这些，有些不是谁都能做到的。我们还有一些客观的优势，比如我们这个厂，尽管没有矿，但是我们位置沿江，这在中国的钢铁企业当中没有几家。宝钢有，现在宁波钢厂也有这个优势。你看现在还有几家钢铁厂有这样的码头优势？我们是沿湖、沿江、沿海，我们的产品进入市场有优势，我们从国际上得到原材料也有优势。这是特殊条件，改变不了。我们充分利用了我们的地理优势。这也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需要运输条件的大型企业，最好要沿江沿海。我们在国家提出这个产业政策之前，就已经在这里建厂了。这个优势是人家改变不了的。
而且，我们有一个稳定的高层班子。哪有钢铁企业30年来高层基本上没有变动的？中国有多少企业有这么稳定的班子，一搞就是30年呢？
李翔：你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
沈文荣：不要管我怎么做到的，客观来说30年就这么过来了。我们有一套牢固的领导体系，20年、30年延续下来，所以我们能够确保我们发展思维的连贯性，不会出现内部的争论，找到一个目标前进。倒过来讲，没有这个，就不可能有健康的发展。
还有一些因素，比如我们和周边各方的关系处理得好，在公司发展的同时，使周边也得到了相应稳定的发展。可以讲，这里的大部分老百姓，在我们沙钢发展的同时，生活也得到了改善，收入也得到了稳定的提高。这也是国家提倡的，发展经济就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我们在这方面也是有得有失。比如为什么我们职工的素质、文化程度不如宝钢？我们消化了大量的农民工。我们花了多大的精力培训员工啊！我们的收获是，周围农村的农民有了一份工作，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生活得到不断改善。我们收获了稳定与发展的关系，损失的是我们职工的整体素质。我们对这些人的培训尽管发挥了一些作用，但毕竟，很多技术性的重要工作还是做不了。
如何对待宏观调控
李翔：宏观调控对沙钢影响大吗？沙钢怎么来应对每一次的宏观调控？
沈文荣：我讲一点，调控本身对企业来讲不一定都是坏事。尽管政府对有些问题判断有失误——我也不能说政府做什么都是正确的，但你要相信政府大的指导思想是希望企业健康发展的，不会人为地使你的企业失去发展空间。改革开放以来的几次宏观调控，所做的不是把你的企业整垮，而是要把你引导到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所以你不要消极地来理解政府的每次调控。实际上，我认为每次调控都给了我们机会。确实如此。比如达不到国家标准，你必须提升，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如果你内部管理混乱，政府是在引导你，把企业做好。政府保护的肯定是健康的东西，不会保护有害的东西。我们没感到调控对我们发展构成了什么大的威胁，反倒是得到了提高。
李翔：既然如此，为什么那么多民营企业家对宏观调控怨声载道呢？
沈文荣：有些就是整到你头上了。比如钢铁产业政策调整，多少万吨以下的企业叫你关掉，对他们来讲，还有钞票赚吗？关的同时，政府也不补贴，对他们来说，肯定有意见。
所以我认为，国家钢铁产业方面的政策要给小钢铁厂出路。有些企业，尽管污染严重、设备落后，但不要忘记，这些企业都是在中国通过法律程序注册的，同样是交税的，开的时候都是当地政府同意的，工商管理系统也给注册，也都要花精力运营，你现在说关就关。如果要关你也该付出代价，得给他补贴嘛。
这样的事，搁到谁的头上都有意见。这个意见我在很多有关材料上都提出过，实际上国家也在考虑这些因素，退出要有退出机制。尽管该关的还是要关，关的时候要有合理的原因。现在中央政府也已经认为，要有正当的退出机制。只有有了退出机制以后，他们才高兴退出。对不对？
李翔：如果你是戴国芳的话，现在你会怎么做？
沈文荣：这个问题，我不好多评价。你说评价他什么呢？发展本身，他也没有多大错。他最多错在审批过程中化整为零。我认为，戴国芳这种例子，在很多地方都有，出现的不止一起。不好评价。
李翔：你认识他吗？
沈文荣：我怎么不认识他？！
李翔：你对他印象如何？
沈文荣：这个人我认为，第一，扩展有盲目性，这是肯定的。但这个人本身是勤奋做事的，也想要把事做大。第二，还在发展过程中，你讲什么呢，还没有做到，你讲什么？就这个问题本身，他没有错，没有犯多大的错。
对商业的热情
李翔：很多人对你有个评价，说你更像一个政治家，而不是一个企业家。你善于处理各种关系。你怎么看待这种评价？
沈文荣：我想，我们首先是一个企业，但也讲不上是“家”。你必须处理各种关系。既要考虑企业内部的问题，也确保大部分员工的稳定，又要考虑周围的关系。
一个企业的发展，如果把周边搞得很紧张，怎么能确保稳定发展呢？所以必须要处理好同地方村镇、地方政府的关系，这样才能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当地政府给我们创造了很好的投资环境，使我们得到了很好的后续发展。你不要以为这个公司都是我们沙钢自己做出来的。如果大家能够和谐相处，地方上得到了发展，我们沙钢也得到了发展；如果大家不处理好关系，不仅仅是企业本身会失去利益，政府也会失去一些东西。
李翔：从公开的资料里看到，你的履历里，有一段时间是从政的。
沈文荣：从来没有从政过。都是“戴帽子”。我不是有了从政的经历，再来搞企业的。我一直在企业里面，从没有离开过。但中间大概有七八年是“戴帽子”。这样做的在张家港不是我们一家。企业搞得好，可以做支部书记，再搞得好，到镇里做副书记，再做得好，就到市里去。就是这样。
我在政府的办公室，我从没有进去过，钥匙都是组织保管的。他们说钥匙你拿去，我说我不要拿，我什么时候来办公室我什么时候拿。实际上我从来不去。这都是客观事实。即使我在做政协主席的时候，也有个政协常务副主席主持工作，我不管。所以，表面看我是“下海”，事实上我一直在海里面，从没有到政坛上去过。
李翔：你对政治没有热情吗？
沈文荣：我知道自己要有正确的认识。我不是做官的料。我知道既然自己搞了企业，我就在企业里搞搞，认真搞好企业。实事求是来看就是这样。
李翔：你对商业的热情是从哪里来的？
沈文荣：我觉得应该是一种机会。原来我是一个农村的农民，后来能够到工厂来，并且，我同龄人当中很多还在农村。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能够进工厂已经不错了。我还是讲，我没有什么更高的思想境界，只知道自己要珍惜这个机会，要做好这份工作。所以做工人的时候认真做工人的工作，认真做了工人的工作，才得到机会，变成了厂里领导。所以，一路走过来，就是认真做好自己的工作，做得比人家好——我自己也觉得是这样，否则领导也不会提拔我。你搞不好，还得做工人，对不对？所以，还是机会。真做了一个小的领导了，我就想无缘无故怎么我就成了领导了，既然大家相信我，我就要做好领导。我实事求是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等到后来老书记讲，要我做厂长，我感到这是一种信任，更多也是责任，既然交给我，我怎么能不把它做好呢？
我认为就是如此，我这个钢厂不是一开始就这个样子的，原来也很简陋，但是，不要好高骛远，简陋的时候也不要离开这条道路。我们沙钢能进入世界五百强，不是开始就有这个想法，放到10年之前也不敢想，只是最近三五年，才开始有这个想法，开始我只能讲，我在哪一方面要做好，要做得比别人好，这样做大、做大，要在国内能够进入前几名，这样子一步步走过来，但是也证明你只要认真做，不断努力，很多事情是能做成的。
李翔：你是怎么理解企业家精神的？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你不像一个企业家？
沈文荣：我倒弄不清楚什么是企业家了。不要跟我说企业家，企业家是什么概念？怎么都变成企业家了？企业存在你就是企业家吗？变成企业领导就是企业家了？什么是企业家？中国有这么多企业家？千千万万企业家？我说我是一般的企业领导可以，公司经理可以，但要称为“家”，我认为，中国是不多的。
个人问题
李翔：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可能会成为一个比较伟大的商人？
沈文荣：没有想过。从来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这个也不是想出来的。
李翔：你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大家将来提到沈文荣时，你希望大家会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沈文荣：一个认真做事的人，这样就可以了。
李翔：你现在的最主要压力会来自什么地方？
沈文荣：作为我们来讲，只要积极面对，不存在什么生存上的压力。当然工作的压力、发展的压力，总是有的。只要想把事情做得更好，肯定都会有压力。但是要说压力大到承受不了，那还没有到这种地步，我到现在为止也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这次金融危机出现的波动大一点，但倒过来我们的承受能力也强了。我们这些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本来就是在上下波动中发展起来的。
李翔：对你个人而言呢？年龄会给你压力吗？
沈文荣：我们这个企业在发展，我的年龄在变大，但是我的团队也在发展，日新月异。不是什么事都是我来管。很多东西都由我们的团队去分担去承担责任。
我年龄在增长，我的身体状况也不允许我再搞30年，对吧？我们也清清楚楚知道，我们不可能像之前30年那样，什么事情都亲自去做，所以我的工作范围在逐渐缩小，很多工作由我们团队中其他成员做。这些正在过渡之中。还谈不上是急流勇退，但起码说，从年龄和身体考虑，我要迅速把一些工作交接掉。
李翔：我看到过一个细节非常打动我，说沈文荣上班时会第一个到工厂，站在工厂门口，跟每个工人打招呼，然后当面吩咐工作……
沈文荣：现在这一两年已经逐渐改变了。我现在已经不能再这样做了。但是工人到这里来还是能够找到我。工人来找你不是随便找的，肯定有需要，所以你要给他机会。我说，你们要来，早一点来，给你五分钟，给你三分钟，你有什么事就说。每天我都不怕哪个工人来找我。这样子找你的人也会越来越少，怕就怕问题长期积累在那里。你要来，不要担心找不到，我就在这里。
李翔：你最看重的品质是什么？
沈文荣：对企业忠诚。我在办企业的过程中，如果个人利益和企业利益发生冲突，我肯定是放弃个人利益。我这个态度很明确，我认为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企业的核心领导人要有这种精神，没有这种精神，是不可能带领职工把公司搞好的。不然你不能在企业担任核心领导人。当然，你不能要求下面的工人都要牺牲自己的利益。但是，如果你真想办企业，你就要对企业忠心耿耿，忠心到什么程度？当个人利益和公司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愿意牺牲个人利益。
这些人就是我们信任的人，也是要重用的人。这种人还不用你用谁啊？
李翔：忠诚也是需要回报的，你怎么给他们这种回报？
沈文荣：我认为，你不要认为你做了一件忠诚的事，马上就要得到回报。但是你要相信，永远忠诚的人，肯定是不会吃亏的。所以，在我们这个企业里，第一，忠诚的人不能让他吃亏；第二，不是他来争取，而是组织要给他。我可以讲，在我们这里，对企业忠心耿耿的人，愿意作出牺牲的人，没有吃亏，也不会吃亏。这就是领导上必须要保证的。
有些人，对自己的事傻乎乎，对公司的事则尽其责。这就是品质。企业由这些人做，你还怕这个企业搞不好吗？
李翔：做生意这么多年，你有自己坚持的原则吗？
沈文荣：我当然有自己的原则。第一，和我打交道的人，我绝不欺负他。第二条，你也不要想“打”我。首先肯定不欺负我们的合作伙伴，损害我们合作伙伴的事我坚决不做；但是倒过来讲，你既然和我合作，你就要和我友好地合作，你不要来坑害我。一旦发现这种情况，我对这些人、这些公司，毫不客气。我的一贯政策就是这样。一旦我发现你损害我公司利益，我决不容忍。
李翔：你在沙钢扮演的角色，有点类似于一个大家长吗？
沈文荣：这个，也不能这么说。很多人认为管家的都是我这个人，但由我这个人再做30年也不可能。
这几年，这些领导都是在我手里成长起来的。在一些特殊的时候，很可能需要我发表意见，他们才弄得懂，这也是事实。但我做到一般问题尽量不出面，都让他们去处理。他们统一意见，随后告诉我怎么回事，我同意之后他们再去做。一旦不这样，就变成我怎么讲他们就怎么做。他们也会有一种依赖思想：我讲的，即使是错的，他们也觉得放心。
李翔：以前就是沈文荣无处不在？
沈文荣：这样不行，毕竟不适应公司发展了，不可能这么做了。
李翔：你现在还是很烦富豪排行榜吗？
沈文荣：我也无所谓。这个富豪榜，第一次发榜时我们在里面。
李翔：那时候你不是很愤怒吗？
沈文荣：没有，我没有很愤怒。当然我也不会感到高兴。他要排有什么办法？他又不来征求你意见。我还是讲，白天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不吃惊。你公布你的。他们都说现在把我公布为第一，倒霉的事情也快轮到我了。我说不是，如果因为公布了第一是我，我就倒霉了，那我也有问题，是不是这样？我无所谓。你公布你的，我还是做我自己的事，按照我的运营规则做。你为什么要为这个事情烦恼，他要排，国家也没有禁止他排，对不对？
李翔：到了现在的年龄和位置，你还有什么困惑吗？
沈文荣：没有。因为我知道我这个年龄应该做什么。我清清楚楚知道自己下一步的定位。到了70岁，如果身体还可以，应该做什么；不好的话，自己要做什么。有人说我年龄大了，要退出领导岗位了，感到失落。我没有什么失落。即使退出，我想做的事情也有很多。我想我会很充实的。
李翔：大家都说沈文荣就是钢铁狂人，除了干这个你还能干什么？
沈文荣：即使退下来，还是有很多有关钢铁的事情可以做啊。退出了我也还是在这个集体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