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朱棣,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生于元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10岁被封为燕王,20岁进驻封地北平,向大将徐达学习兵法战策,39岁用武力从亲侄建文帝朱允手中夺得皇位,改元永乐。朱棣即位之初,为了团结朝臣,励精图治,曾将“靖难之役”中缴获的建文朝的奏疏,除涉及军马钱粮的以外,其余的一律销毁,以表示对建文帝的旧臣既往不咎。建文朝的工部尚书郑赐,原是北平参议,在朱棣手下办事十分卖力,后投靠建文帝,数次督师,阻扼燕军南下。建文帝失败后,郑赐被逮捕。朱棣责备他为何“反叛”?他回答是“尽臣责”而已。朱棣听后觉得有道理,便将他释放,并任命他为刑部尚书。可见朱棣的胸襟还是比较开阔的,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能够容纳和团结曾经反对过自己的大臣的。
当然,作为封建帝王的朱棣,其本性是专横而残暴的。对于拒不合作的大巨,即使是素有学行,甚至名满天下者,他也定杀无赦,方孝孺之死就是典型。方孝孺是建文朝的侍讲学士,曾任编修《太祖实录》总裁。朱棣占领南京以后,想把“靖难之役”说成是应天顺人之举,便几次要当时被俘的文章高手方孝孺为他起草即位诏书。方孝孺囿于儒家正统观念,把朱明王朝的权力转移视为“篡位”,因而拒不受命。朱棣恐吓他:“独不畏九族乎?”方孝孺抗声答道:“便十族,奈我何!”朱棣终于下令将方孝孺的九族诛尽。为了凑足“十族”,又将方孝孺的朋友、门生合并为一族,全数尽诛,死者达873人。在诛杀方孝孺之前,朱棣已惨杀了建文朝的兵部尚书铁铉,割鼻剁耳,寸磔而死,然后又将其抛入油锅。朱棣因滥杀而受到当时和后世士人的指责,这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朱棣毕竟是明朝继朱元璋之后的又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在位22年,5次北征,沉重打击了蒙古贵族的残余势力,巩固和维护了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的统一。他继续执行朱元璋移民垦荒的政策,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五月,下令“除天下荒田未垦者额税”,疏浚河道,得江湖之利,减轻赋役,赈济灾民,仅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一次就罢免苏、松、嘉、湖四府田租达338万石。这些政策的实施,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随之手工业和商业也繁荣起来,遵化的冶铁、景德镇的制瓷和南京的造船、松江的布帛都达到了很高水平。国家财政收入大增,每年税粮除部分输送京师外,府县仓库还有大量积存。永乐时代经济的繁荣,是“洪武之治”的继续和发展,正如史家所言,“高(太祖)成(祖)肇造,享国长久,六七十年间,仓廪赡足,生齿繁殖”。明朝前期的鼎盛,与朱棣继续推进改革是分不开的。
朱棣以“智勇有大略”(《明史,成祖本纪》)而闻名于后世,而且对文化的积累也是非常重视的。他从马上夺得天下,又希望从史籍中汲取治理天下的经验,因此,他即位不久,便召见翰林学士解缙等大臣,命令遍求天下典籍,将各类事物分门别类按韵收辑,编成一部大书,以便检阅。他还特别叮嘱,内容要求详备,搜求务必普遍,凡有文字以来的经、史、子、集百家之书,以至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都要广为收罗,“毋厌繁浩”。解缙匆匆受命,到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冬天即将书稿编好。朱棣审阅后并不满意,认为取材不完备,下令重修,加派姚广孝会同刘季篪、解缙一起监修。姚广孝即道衍和尚,在“靖难之役”中出过许多重要的主意,论功为第一,此时已拜为资善大夫、太子少师,成为朱棣的股肱之臣。派姚广孝监修,可见朱棣对这件事的重视。同时,他又命令礼部选拔内外官员和各地宿学老儒充任纂修,选拔生员充任缮写。先后调集3000余人,经过4年的努力,终于在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把这部书编成。朱棣审阅后十分高兴,亲自写序,赐名为《永乐大典》。《永乐大典》辑入古今图书七八千种,“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包括目录、凡例在内共22,937卷,订成11,095册,约3.7亿字。朱棣组织人力对我国古籍进行如此大规模的精心整理,是有功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的。
朱棣在位期间,还一改其父朱元璋的“禁海”政策,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吸引外国商人来华贸易,又6次派遣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发展同亚非国家的友好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
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把主要精力用于巩固国内统治,对外则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他于洪武三年、四年、七年、十四年、二十三年屡颁“禁下海通番”之令,特别是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尽罢元代就已设立的负责对外贸易的市舶司,改由沿海各地方官员负责。各地方官揣摩朝廷的意图,又面对走私的猖獗和海盗的骚扰,更规定“寸板不许下海”,除少数外国的“朝贡贸易”船在指定港口停泊外,中国商人的出海贸易已不可能,这样反而促成了沿海走私活动的发展。这种情况不改变,正当的对外贸易就发展不起来。朱棣即位当年,便在广东、福建、浙江沿海地区恢复已被废置的市舶提举司,并且宣布,自今外国人愿来中国贸易者,“悉听自便”。随后又在设有市舶司之地建立驿馆,负责接待外国商人。朱棣又派遣众多的使臣,分赴安南(今越南)、暹罗(今泰国)、爪哇(今属印尼)、硫球(今属日本)、日本、苏门答腊(今属印尼)等地,通报他已经登基的情况,招谕各国前来访问、朝贡、通商,并规定外国使臣来华,给予优待、赏赐,派官军加以保护。有些沿海地区的官员固守明初的传统政策,朱棣还多方疏导。日本使臣在宁波向当地百姓出卖兵器,当地官员要求将其治罪,而朱棣却给予赦免。可见他实行开放是真诚的,并不想借外国使臣违禁,又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
在对外关系方面,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活动,便是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郑和率领强大船队7次下西洋,有6次是在永乐年间,即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永乐五年、永乐七年、永乐十一年、永乐十五年、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第七次则是朱棣死后的宣德五年(公元1431年)。每次远航都是船舰数十艘,人员2万余名。到过东南亚、南亚、西亚和非洲东海岸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加强了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增进了政府之间、人民之间的交往和友谊。这不仅是世界航海史上而且也是国际交往史上的重大事件。
朱棣对“下西洋”一事非常重视。他下令在福建等地制造了载货、运粮、作战、居住等5种类型的船舰数百艘,其中最大的称“宝船”,有九桅,长44.4丈,宽18丈,载重800吨,可容纳1,000人。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他又亲自选定了在“靖难之役”中跟随自己南征北战而又颇具才干的内官监主管太监郑和(马小保)为钦差正使,并以忠于职守的宦官王景弘为钦差副使,使远航船队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同时,他于永乐三年便下令在翰林院开设“八馆”,吸收年轻的举人和国子监生学习西天(印度)、回回(阿拉伯)、缅甸、蒙古、女真等8种语言,培养翻译人才。他还应郑和、王景弘的请求,选拔精锐,组成了人数众多而又干练的远航队伍,其中包括外交人员、技术人员、经济贸易人员、军事保卫人员,和翻译、医务、宗教人员等,从而保证了远航的成功。
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的主观动机,历来众说纷纭。有的说是为了“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明史·郑和传》),招徕各国称臣纳贡,有的说是为了寻找建文帝朱允的下落。据说“靖难之役”中朱允出走,不知所终,猜疑心很重的朱棣放心不下,自然要派郑和这样的心腹去寻觅。朱棣一生遣军5次北伐,派郑和6次下“西洋”,其功绩是主要的,但浩繁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又是朱棣好大喜功所带来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