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rvous”这个词有很多用法，现代文明的一个十分意味深长的方面，就体现在这个词的不同用法之中。这个词的本意是“具有神经的，坚韧的，强壮的，富有活力的”。这个词还有一个引申的意义，也是我们现在最常用的意思是“神经衰弱或有病的，受制于或受苦于神经过于激动，容易激动，软弱”。这些各式各样的复杂词语，表述各种神经疾病的不同阶段，如今却已经成为了我们耳熟能详的日常用语了。毋庸置疑，现代文明使人们的神经时刻处于绷紧状态，神经疾病也比前一个世纪前更为普遍。
然而，我们现在要说的是普通的西方人，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疾病，也没有患神经疾病，但是他们却在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提醒自己，神经系统在各种器官之中具有最为突出的作用。总之，我们是用这个词来形容那些“神经质”的人，我们也知道我们所有的读者也是这一类人的一分子。至少就盎格鲁-撒克逊人而言，生活在蒸汽机和电气化时代的人与生活在定期邮船和邮递马车这样古老而缓慢时代的人，他们的神经状况就非常不一样。我们生活的时代极富活力，而又匆忙。我们没有闲暇悠闲地吃东西，神经也时刻处于绷紧状态，这种后果可想而知。
我们这个时代的商人有一种急切焦躁的神情（至少在西方经商的人就是这样），他们仿佛无时无刻不在等待一封电报——电报的内容似乎会关乎着他们的命运——实际上，他们也确实经常如此。我们心灵中的这种状态，会无意识地表现在各种行为中。我们心神不宁，烦躁不安。我们在交谈的时候也不忘拿着铅笔，似乎随时准备记录一些东西，不然就永远来不及了。我们摩拳擦掌，似乎时刻准备着去完成某些需要全身心投入的严峻使命。我们的手指忙个不停，然后突然像野生动物那样调头往后看，似乎在警惕任何可能的危险。我们感觉到现在应该去做一些事情，于是，我们必须抓紧办完当前几件更紧要的事情，然后才能迅速着手那些事情。我们的神经太紧张了，这种过于紧张导致的后果还不只是什么“拉琴痉挛”、“电极痉挛”和“书写痉挛”等等，而是更大范围的紧张。我们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安然入眠了，我们的睡眠质量不好，时间也不够长。我们时常被一些细微的响动吵醒，都是一些令人烦躁的小事情，比方说树上的鸟叫声、射入我们昏暗卧室的一丝光亮、风吹百叶窗的声响、人的说话声，一旦干扰到了我们，我们就再也睡不着了。我们把每天的24小时安排得满满的，最后反而干扰了我们真正的休息。甚至流行了这一句话：银行要办好，除非银行家与银行相拥入眠。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股东们坐收其利的时候，就是银行家倒霉的时候。
经过我们一番详尽地描述，西方人生活中的各种事实我们应该已经有所了解了，可是假如让一个西方人试着去了解中国人的时候，他们一定会看到并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对比反差。我们也曾见过，对中国人的尸体进行解剖，尽管这并不常见，但是我们也从没有听到过什么理由证明，说“黑发人种”的神经组织与白种人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尽管用几何学的术语来说中国人的神经与西方人的神经是“相似或者同位”的，可是他们的神经紧张程度却是天壤之别，完全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样。
在中国人看来，在某个位置呆上几十年的时间也不会有什么特殊的不同，像一台机器那样毫不停歇地写上一整天，是他们的专长。而一个手工艺人，能够呆在一个地方，从晨曦到夜幕降临，十年如一日地编织，打造金箔，或者干任何别的事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单调乏味，没有丝毫变化，很明显，他们连潜意识里都没有想过需要改变。中国的学生也同样受到各种限制，休息时间少，功课又单调重复。如果换作是西方的学生处在这种环境之中，他们肯定会因为忍受不了而发疯。在中国，襁褓中的婴儿也是一动不动地躺着，安静得像泥菩萨一样，而我们的婴儿天生好动，似乎是一刻也不愿意停歇。大一点之后，西方的孩子会做各式各样的滑稽动作，就像一只猴子，而中国的孩子则都是在很长的时间内，一动不动地站着，或者坐着，或者蹲着。
中国人认为，体育锻炼是多余的。他们无法理解所有的外国人为什么都喜欢在茶余饭后四处走走；更无法理解究竟是什么东西驱使西方人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在满地奔跑着打什么所谓的垒球，就像“猎狗追兔子”的游戏那样。一位广东教师问一个佣人，那个外国妇女为什么要打网球：“她这样奔来跑去的，人家会付给她多少钱？”假如你告诉他“没有钱”，他是不会相信的。中国人认为，像这种苦力才做的事情，完全可以雇一个苦力去做，干嘛非得亲自去做呢？我们需要再次强调，中国人无法理解这一切。假如你试图将这些好处解释给他听，那只会让他更加迷惑。
关于睡眠，中国人与西方人同样存在差别。通常中国人可以在任何地方睡着，任何足以使我们发疯的细小干扰，在他们看来完全不要紧。砖头可以是他们的枕头，用草、泥砖或藤条做成的床可以使他们安然入睡。他们用不着把房间里的光线弄暗，也用不着别人保持安静。“婴儿半夜的哭声”丝毫不会把他们吵醒。有的地方，作为一种普遍的本能（好比熊的冬眠），睡眠非常有规律。不管他们身处何处，所有的人在午后两小时都睡着了，整个午后的世界安静得就像子夜后的两个小时。至少对干活的人来说，睡在哪里完全无关紧要的，当然，其他人也一样。一个车夫横卧在三辆手推车上，低着头，像一只蜘蛛，张大的嘴里还有一只苍蝇在进进出出，假如以这种能力为考核标准招募一支军队，那么，在中国肯定能招募到一支数以百万计——不，数以千万计的大军！而且相当容易！
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新鲜空气是可有可无的。没有一个地方谈得上空气流通，除非台风吹走了屋顶，或者是主人因为饥荒拆房子卖木料。在中国，我们经常听说他们的住房非常拥挤，不过中国人不认为这是一件奇怪的事，他们丝毫也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不方便，或者说这种不方便不值得一提。假如他们具有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容易激动的神经系统，那么，他们就会像我们平时设想的那样痛苦。
中国人对疼痛的忍耐，也表现出了中国人不会神经紧张的一个特性。那些对中国医院的手术情况稍有耳闻的人都知道，中国的病人忍受疼痛有多么厉害，甚至是都有这种厉害的本领。有时候，他们所忍受的疼痛，足以使我们最强壮的外国人胆战心惊。这个题目本身其实很容易扩展成一篇论文。不过我们必须搁置不谈，让我们先去注意一下乔治·艾略特在一封信中的陈述：“最高的召唤和选择”，她的话语带着几分恼怒，因为她讨厌神学用语——“是不用麻醉药，去眼睁睁地忍受疼痛”。假如她说的没错，那么，毋庸置疑，至少大部分中国人肯定相信这种召唤和选择。
白朗宁夫人说过：“没有怀着一颗同样的心情去观察，就一定会造成曲解。”毫无疑问，只有像她那样敏感的女诗人，或者同她一样具有敏感大脑的人，才会有这种感受。
西方人讨厌被别人盯着看，特别是当他正做着细致或艰苦工作的时候。然而，中国人可能只有在别人仔细地观察之下才会做得最出色。在外国人很少进出的地方，我们总是很快就开始厌烦，因为那些好奇的中国人的围观。我们时常忍不住要抱怨，如果不赶走他们，我们就会“发疯”，而实际上，这些人只是不带任何感情地观察我们，并不会给我们造成任何伤害。但是，中国人会认为，西方人的这种出于本能的感觉，简直莫名其妙。中国人不在乎有多少人在看他，也不在乎什么时候看，看多长时间。假如有人对别人的观看表示抗议，他们就会说，这个人脑子是不是有病。
西方人在睡觉时需要安静，生病时则更需要安静。假如他以前从来不要求安静，那么，他生病时就有权免受噪音的打扰。朋友、护士、医生，都会共同保证安静这个康复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康复的希望，病人会得到更多的安静，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在照顾病人的行为上，中国人与西方人的习惯有着最强烈的对比。在中国，病情就像一种信号，与病人有关的所有人都会从四面八方赶来打扰，人数与病情成正比。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病人需要安静，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也没有人要求保持安静。络绎不绝的前来探望的客人需要迎送和招待，那些担心病人死亡的人发出的痛苦声，而和尚、尼姑等等驱鬼大师把一切弄得更是喧闹沸腾。而在西方人看来，处在这种环境之中，死亡应该是一种幸福的解脱。那位知名的法国夫人对那些探望她的人说，请原谅，她正忙着死亡。面对这种情景，西方人都会产生怜悯的情绪，而中国人却认为，这样不识抬举的请求绝不会有，就算真的有，也不会有人接受。
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人们的担心与焦虑都在所难免。中国人不仅与别的民族一样在历经磨难，甚至历经的磨难更为深重。很多地区的中国人时常处在死亡的边缘，他们的社会生活条件就是这样的恶劣。降雨量少一点点，就意味着数以万计的人要忍饥挨饿；降雨量太多，又意味着他们的家园将毁于洪涝，完全只能听天由命。
任何一个中国人总是难免被要打官司，只要沾上官司了，哪怕是与案情毫无干系，也摆脱不了倾家荡产的厄运。不是危言耸听，这样的灾难随时会悄然而至。在我们看来，等待一场会带来各种可怕后果的灾难的骤然降临是最恐怖的一件事。而中国人可能是因为灾难的不可避免，当他们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通常只是“眼睁睁地忍着”，这个民族最明显的特性之一正是如此。亲眼目睹过灾荒年月里数以万计地默默饿死的人，懂得这其中的意思。想要彻底了解中国人，就必须亲自去观察。不过不管怎么观察，西方人还是不能真正理解中国人，如同中国人不能真的理解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的观念，而盎格鲁-撒克逊人则继承和发展了这一理念。
不管从哪个角度去观察，中国人对我们来说，总是并且始终是一个谜。我们会一直去探究他们，了解他们，直到我们坚信，中国人比我们更“麻木不仁”。这个意味深长的推断如何影响这个民族与我们将来的关系，我们不想妄加猜测，但这种影响肯定会与日俱增。至少总的来说，我们坚信，适者生存。在20世纪这场残酷地生存角逐中，究竟是“神经紧张”的欧洲人，还是永远不知道疲倦、无所不往而又麻木不仁的中国人更适于生存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