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身具神力，“能拓国门之关”；享有“建安三曹”美名的曹操父子就是文武兼习的典范；唐朝文人不仅习武，而且在多姿多彩的体育活动中留下了他们活跃的身影……
在封建社会，文人不屑武事，武人不娴文字虽是普遍现象，但仍有许多文人嗜武、武人通文的典范，由于他们的努力，从而为中华武术留下了极其宝贵的历史文献。
我们通常所说的“文人”，过去指的只是识文断字，能写文章的人。他们被认为通古博今，对自然、社会有思考，有认识。我们通常所说的“武人”，过去指的是舞枪弄棒，有武艺，能打斗的人，认为他们通军事晓兵法，擅长搏击之术，能通过身体力行维护社会公平公正。
（一）春秋时期文武并重
纵观历史，两三千年前的古人们讲究的是“文治武功”。“文武并用”是人们求仕的方向。那个时候，文人并不轻视武人，相反，自己也重视身体的锻炼和武艺技术的学习。这可以追溯到“文圣”孔子。孔子从小勤奋好学，他说：“吾十有五而至于学。”他多才多艺，能文能武，身体魁梧健壮，精通“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射（射箭）和御（驾车）可说都是和武艺密切相关的体育运动。正因如此，孔子身具神力，“能拓国门之关”，就是能举起顶城门的大门闩。他教育弟子要文武并重，对有勇力武艺的学生特别喜爱。像有“卞庄之勇”的子路和“宁斗而死”的公良孺，都被列入孔门深通六艺的七十二贤人之中。
当时还有墨家学说的创始人墨子，他把射艺等武艺项目列为弟子必修的重要科目之一，并且主张重赏善于射御的贤者，为此，他的学生多精于军事攻防之术，颇具侠客武士之风，“皆可赴火蹈刀，死不旋踵”。
（二）汉唐文武兼习
汉高祖刘邦一生驰骋疆场，得天下于马上，于是崇尚武功，轻视儒士。当政的公卿多是武勇有功之臣，由此造成尚武之风。一些文人学士弃书学剑，投笔从戎，以期立功封侯。武帝时连名扬天下的才子司马相如也“少时好读书击剑”，滑稽大王东方朔“十五学击剑”。汉武帝后来采用儒士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贤良、方正、文学、能言、极谏、孝廉等名目选拔大批儒士为官。这种整治措施使大多数儒生逐渐抛弃了“文武兼习”的风尚，只知攻读经书，开始鄙薄武事，甚至羞言兵戎，文武分途的现象才逐渐明显。然而终未形成气候，以至到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之时，文人习武仍是绵绵不绝。像在文坛上享有“建安三曹”美名的曹操父子就是文武兼习的典范。横槊赋诗的曹操自不必说，其子曹丕“六岁而知射”，“八岁而能骑射”。登皇帝位后仍常驰马弯弓“逐禽辄十里，驰射常百步，日多体健，心每不厌”。他还精于剑术，曾学击剑于王越之徒史阿。他在《典论·自叙》中还记叙了他同奋威将军邓展进行的一场击剑比赛，以虚实相间的技法战胜了邓展。曹操的另一子曹植也是文武全才，不仅文思敏捷，才华横溢，能七步成诗，而且工于骑射之术，毫不逊于曹丕。
唐朝是经济繁荣的时期。唐代文人是这个时期比较活跃的阶层。他们不愿做腐儒，多具备积极进取的精神，力图施展个人才华，建功立业，报效国家。唐朝不仅创造了文学史上辉煌的“唐诗时代”，也留下了许多狂放不羁文人们的风流逸事。文人不仅习武，而且在多姿多彩的体育活动中留下了他们活跃的身影。如诗仙李白好击剑，诗圣杜甫好蹴鞠，也就是喜好踢足球。唐诗中有许多描写击剑、骑射、马术、马球、蹴鞠、围棋等内容的诗篇。像李白的诗句“长剑一杯酒，男儿方寸心”，“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就是例证。
（三）宋代不乏武艺高强的文人
宋朝是文武分途的顶峰。宋太祖尚文抑武的政策使文人的地位大幅提高，武人即使屡立功劳，其地位仍不能追上同等级的文人，就如北宋大将狄青，行伍出身，应召戍边，与西夏军队进行了25次战斗，负伤8处，所向披靡，人莫敢当。因功受到名臣范仲淹重视，授他一部《左氏春秋》，从此，他刻苦攻读，学习古今兵法，成为一代名将。然而也只升职为枢密副使。皇祐四年（1052），他率兵三万平定了侬智高之叛，次年才升任正职，然而三年后（1056）又降职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这种政策下，不仅文人不屑于习武，连一些武状元如既中武状元又中文进士的江伯虎等也以从军为耻。而武状元林标在高中榜首之后，主动向主考官辞谢，不肯就任武职，原因是不能忍受“苔棰之辱”，就是上级对下级的体罚。他终于没有效力军队，而是出任了地方官。宋朝曾设立武学，在重文轻武的风气下，名额只有一百位的武学常有招不上生员而停办的尴尬。
然而宋朝武科考一改唐朝只重武艺的做法，增加了策论的考试，从而对武人学文化有了促进。相比之下，宋朝的武进士、武状元的文化素质整体较高。
凡事都有例外，虽然宋朝重文轻武，但丝毫没有减少文人习武的动力，文人不仅重视武艺，还重视武术养生功能的开发。像北宋时期的大文学家苏轼就写过不少关于养生运动的作品，如《问养生》、《续养生论》、《养生颂》等，并在实践中总结出一套简易的引导法。提出“能逸而能劳”、“步趋动作，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便，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的锻炼主张。大文豪欧阳修也注重养生，主张“息虑、绝欲、练精气、勤吐纳，专于内守，以养其神”，“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理学家朱熹则爱好“静坐”、“调息”。他在“导引”一诗中曾说“居心无物转虚明”，“九转功夫早晚成”。这三位大文人所爱好的养生术，其实就是中华武术中的内功，或内养功，属中华武术的另一个内容。
南宋大词人辛弃疾则是一位武艺高强的人。辛弃疾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极其崇高，而他又是一位精通武艺的爱国者。他成长于金人统治之下，激于宋室危亡，人民涂炭，毅然加入抗金的农民义军。义军一个叫义端和尚的头领叛变投敌，出卖义军。辛弃疾趁夜只身潜入敌营刺杀义端，将其首级及其偷走的义军印信带回，大灭金人锐气。他的爱国思想，豪迈情怀，雄心壮志，过人胆识以及高超武艺都反映到他的豪放词作之中。且看他的代表作《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醉里挑灯看剑，
梦回吹角连营，
八百里分麾下炙，
五十弦翻塞外声，
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
弓如霹雳弦惊。
了却君王天下事，
赢得生前身后名。
可怜白发生。
这首词字里行间透着“横绝六合，扫空万古”慷慨纵横的气概。酒醉时，睡梦里，都在用兵打仗，指挥杀敌，立功报国。这种以英雄自许又以英雄许人的豪情又岂是一般书生和一般武夫所能做到的！
（四）明清以来习武文人不少见
宋朝以后，有文化的武人多起来，习武的文人也不少见。到明朝这种现象更加普遍起来。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主张选拔文武全才的人才，反对文武分途，所以明朝初建近百年间没有开设武科考试。到了天顺八年（1464）颁布《武举法》，恢复武举，依然是文武并重。在考武艺的同时，还要考策论，即考文化课。于是明朝的文人多习武，武人也多有文化。像天启进士卢象升，本是文人，但“暇即角射，箭衔花，五十步外发必中”。类似事例实不少见。在这种政策和社会风气之中，明代留下了大量的涉及武术的著作，为今日研究武术史提供了大量的资料。这些著作的作者，既有俞大猷、戚继光、何良臣等有文化的武将，也有唐顺之、茅元仪等善武的文人，还有文武兼通的民间高手，如程宗猷等。
满清入关后，为避免人民反抗，严禁民间练武。然而，这进一步激化了满汉民族矛盾，民间习武活动或公开或隐蔽，反而愈演愈烈。出于反清目的，不少文人热衷研习武术。他们个人成为文武兼备的学者，对武术运动则给予了极大地推动。像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他的儿子黄百家，清初学者顾炎武、王夫之、王余佑、陆世仪、颜习斋、李恕谷等。他们不仅在学术上留有大量著作，在武术上也多所建树。他们还教导弟子学生习武，推动了清朝大量知识分子习武的热潮。很多拳种门派也涌现出一些有文化的习武者，像“太极门”的武禹襄、李亦畬、孙禄堂，苌家拳的苌乃周等都不仅武艺高强，而且留下大量关于武术的文章。
还有些文人竟成为一个拳种门派的创始人。如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诗人、书画家、医学家傅山（号青主、真山、侨黄……1607—1684）。他传下的拳术称之为“傅拳”。傅山武功得自寿阳县五峰山还阳子道长（俗名郭靖中），属道家“龙门派”武功，傅山为第六代，道号真山。关于傅山及其子傅眉武功高强的记载，可见《阳曲县志·卷十五文征寿髦先生传》，以及傅山本人的诗文和医学著作。其中关于打禅练功，以气功治病的记载屡屡出现。说明他的武功是武术与气功结合的功夫。民间传说《傅山飞笔点太原》则又是一个佐证。相传太原城门上“太原城”匾额年久剥落，“太”字少了一点。傅山知道后，在箭杆头上裹上棉花沾上墨，挽弓射去，不偏不倚，补上一点，足见他箭法之神。傅山遗著颇丰，包括文、史、诗、医等方面有二十余种。关于武术有一册《傅拳图》存世，载有66个套路动作名称和图像，还有傅拳六路的记载。有武术家说该拳为龙门派所传绵山太极，这为傅拳与太极拳的渊源关系又提出了一个研究课题。
民国以后有大量武术专著问世。著作者姜容樵、金警钟、金一明、许禹生、陈子正、郭成尧、徐哲东、孙禄堂、杨澄甫、李景林、吴鉴泉、吴图南、王芗斋……都是赫赫有名的武术家，又都用娴熟的文字写下了习武经验和体会、写下了对武术的理解和见解、总结提炼出理论精华。他们中既有通文的武人，也有善武的文人，实是文武全才的人。他们是值得效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