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次武术擂台大赛采取淘汰制，由抽签决定比赛对手。比赛时，要求不准攻击双眼、咽喉和前阴，犯规者作失败论。比赛空气紧张。
武林界真正称得上武林盛会的没有多少次，因为这样的盛会必是全国性的，涉及南拳北腿、少林武当、各门各派的，与会的武林高手也必是人数众多、出类拔萃的。能入选这样的武林盛会，能取得名次，对一个选手来讲已是莫大的荣誉，更不用说获得最优等的奖励了。这是武林盛会的价值，否则是难以名垂武史的。而这样的盛会仅仅出现在近百年间。可是由于武林盛会的资料有限，往往会出现张冠李戴的错误，给武史研究造成混乱。
（一）近百年来第一次全国武术大会
从历史上看，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全国性的武艺竞赛只是在武科开考年间，各地考生参与乡试、会试、殿试，层层竞赛，层层选拔，这是全国性的，但人数并不多，到了殿试一层人数就更少了，没有普遍意义。
清末民初，民间拳社遍地开花，造就了一大批武术人才，也便有了竞赛的需求，武科考已然废止，以什么形式组织全国性的武术比赛呢？西方体育运动会的形式便进入一位热衷弘扬武术人士的视野。这个人就是马良。
马良，字子贞，回族，1828年生于河北清苑。他的经历甚为复杂。幼年时随家人习武，后拜师平敬一深造，对武术的爱好与弘扬可谓自始至终。他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清末任过山西武备学堂、直隶陆军速成学堂教习。辛亥革命后，任过陆军旅长、师长、山东济南镇守使、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等职，授陆军中将衔。抗日战争爆发，济南沦陷，他投靠日本当了可耻的汉奸，曾任济南维持会长、伪山东省长兼保安司令。日本投降后，被山东省高等法院逮捕，1947年保外就医期间病死。
但马良对中华武术的发展却有相当的贡献。早在1911年，他任北洋军第五镇协统驻扎山东潍县时，就广招武术家，按摔跤、拳脚、棍术、剑术等科目编选武术教材，定名“中华新武术”。以后又在军中建立武术传习所。1917年又创办山东武术传习所，组织赈灾武术团。他还担任过第一届国术国考的副评判长。在他当汉奸前的那些年，为弘扬中华武术做了不少事。
中国近百年第一次全国武术大会就是马良创办的。时间是1923年4月22日至24日，会期三天。地点在上海公共体育场。名称是“中华全国武术运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上海的“武术进德会”、“精武体育会”、“中华武术会”，北京的“北平体育研究社”，山东的“山东武术传习所”，以及常州的“进德国术学校”、“南翔英德社”等武术团体。著名武术家王怀琪、许太和等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大会。当时，由于军阀混战、政局动乱，许多武术团体及武林高手未能参加。
大会原订4月14日召开，因雨延至4月22日开始。大会以振兴中华武术为目的，还有恤灾救贫的愿望。预想可收入票款2万多元，不料门票销售无几，马良自己垫赔了3千多元。
这次大会效果并不理想，获奖名单、评判委员名单以及比赛的详细情况等资料现在都很难查找。只知安徽名武师有“江南第一腿”之称的刘百川（1870—1964）参加了这次大会，并获得优胜名次。
（二）国术国考只有两次
在1923年全国性武术大会之后，著名的全国性武术专项大会还有三次，即两次国术国考和一次杭州国术游艺大会。
国术国考就是国术全国考试，它是由民国时期官办武术机构中央国术馆主办的。是一百年间第一次规模宏大的武术盛会。
第一届国术国考全称是“中央国术馆第一届国术国考”。地点在南京公共体育场。举办日期有三种说法：一是1928年10月11日—19日；一是1928年10月15日开幕；一是1928年10月6日起预试，15日起正试，10月19日结束，历时13天。
本人采信的是第三种。
这届大会由大会理事长冯玉祥、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主持，由李烈钧任评判委员长，于右任、蔡元培、李景林、马良任副评判长。选手有来自各省市选派人员及中央国术馆师生400余人。年龄最大的是山东济宁选手72岁的李汇亭，他获得优等第20名。年龄最小的是江苏镇江15岁的王执中，他入选中等名次之中。
考试采取预试和正试两场举行。考试内容有拳术、短兵、长兵、摔跤、散打等项目。预试及格有200余位，实际参加正试的选手150余位。正试以散打为主，按体重分甲、乙、丙三等，用抽签方法组成对手。采取单败淘汰制。长短兵对手互相劈刺，击中对方任何部位即得一点，三点两胜制，或击倒对方为胜。最后决出最优等15名，优等37名，中等82名，预试99名，共计233名。
实际比赛中，最优等胜出17名，而大会只准备了15份最优等奖品，便由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出面说服中央国术馆的属员郭长生、杨松山二人退让，作为优等成员。最优等前三名原定授予“国士”、“侠士”、“武士”称号，后改为颁发奖状。最优等15人依次是：朱国福、王云鹏、张长义、马裕甫、张英振、窦来庚、杨法五、杨士文、顾汝章、王成章、朱国祯、张维通、朱国禄、马承智、胡炯。朱国福年龄最大，时年38岁，张维通年龄最小，时年24岁。朱国福获最优等第一名，时人称之“武状元”。这届大会由于缺乏明确的规则，出现一些伤害事故。但它对武术进入现代体育竞赛做出了大胆而有益的探索，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次国考后，中央国术馆制定了《国术国考条例》，为以后的比赛奠定了基础。
第二届国术国考依然由中央国术馆主办，地点仍在南京公共体育场，时间是1933年10月20日—30日。有21个省市及中央国术馆共22个单位的427名选手参赛，其中女选手有9名。大会评判长依然由李烈钧担任，副评判长是何键、张之江。大会开幕式那天，蒋介石、林森、汪精卫、冯玉祥、李烈钧、蔡元培、何应钦、孙科等国民政府要员出席。
这次国术国考完全按照《国术国考条例》、《国术考试细则》进行。考试内容包括学、术两科。学科考“党义”、“国文”、“国术源流”；术科包括拳术、长兵、短兵、散打、摔跤。规定考试者必须拳术及长短兵套路及格，才能参加散打，且规定散打按体重划分为重量级、中量级、轻量级三组分别进行。这次国术国考采取各项目单独评定方法。女选手郭增莲一人独获拳术、长兵、短兵、国文、国术源流五项冠军，一时轰动。毕业于中央国术馆的女选手刘玉华获得“国士”称号。
比赛采取淘汰制，等次分甲、乙、丙三级。最后取甲等43名，即，拳术对试（散打）13名；长兵3名；短兵6名；摔跤3名；搏击（拳击）9名（重中轻级别各取3名）；女子9名。
这届国考有很多改进，但声势及应试人数均不如上届。
（三）近代首次盛大擂台赛
这次大会是辛亥革命后第一次全国武术擂台赛，它总揽神州武林精英，是山南海北、各门各派的高手名家实际交手一较高下的盛会，是武林史上规模盛大的擂台赛，堪称千古一会。
这次大会又是经常被人与1928年中央国术馆第一届国术国考混淆的大会。
这次大会由中央国术馆发起。1929年初，中央国术馆副馆长李景林致函各地国术馆，表明发起这次大会的目的是组织全国武术各门派实际较量，以辨中华武术之精华。李景林的倡议得到各地国术馆的支持，纷纷进入准备阶段。
其时，浙江省为庆祝北伐胜利，促进浙江地区经济发展，即“争促物产之改良谋实业之发达”，在杭州筹办“西湖博览会”，声势震动全国。因此，中央国术馆希望得到浙江省政府的支持，共同主办这次大会。浙江省给予了积极回应，大会地点便确定在了杭州。
首届“西湖博览会”于1929年6月6日开幕，10月10日闭幕，历时128天，据说参观人数近2000万（不知确否）。海内外厂商带来1470余万件物品参展，评出各类奖项3000余项。轰动全国，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影响。
在西湖博览会闭幕一个月后，1929年11月16日“浙江省国术游艺大会”开幕。会长由当时的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担任，省民政厅长朱家骅、教育厅长陈布雷任副会长。大会另设顾问团，由军政委员钮永建、张群、程振钧三人担任。大会评判委员长由李景林担任，副委员长由孙禄堂、褚民谊担任。还组织了29人的评判委员会和37人的监察委员会。这66人实际是这次大会的组织者。
参赛选手来自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湖北、湖南、福建、浙江、江苏、安徽、陕西、四川、云南等省，及北平市、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青岛市。中央国术馆也派出了最强阵容。选手身份涉及工、商、学、医、军、政、警、宪、宗教、游民等各界。年龄最大的是奉化的阮增辉，68岁。年龄最小的是温州的林标，7岁。
大会会址设在杭州镇东楼旧抚署的空地上，面积30亩。擂台用水泥砌成，高4尺，长60尺，宽56尺。中间以白粉画出一个直径三丈的圆圈，作为比试范围。
项目分为表演和比试两大类。16日至20日为表演赛（17日休息一天），参赛选手有345人。21日开始国术比试（擂台赛），参赛选手注册了240人左右，实际参赛的是125人。在表演和比试过程中，有不少未报名的选手和现场观众临时要求登场，人数未能计算在内。
21日这天盛况空前，大会会长、副会长、民政厅长、杭州市长、工务局长、警察局局长等要员悉数到场，观众达6万人。
比赛采取淘汰制，由抽签决定比赛对手。要求不准攻击双眼、咽喉和前阴，犯规者作失败论。比赛空气紧张。但比试一天下来，进入第二轮的选手超过半数。原来是规则不合理，有一条是双方不分胜负的，均可进入下一轮比赛。于是，大会评判委员会紧急讨论将规定改为战平手者双双作负。这以后的比赛，双方均不留情，受伤人特多，而且大多是头部伤。评判委员会又作出补充规定，不准连续多次攻击头部。第三天的比赛，攻击下盘的动作多了起来，技巧性大大加强，气氛更为紧张。
经过几天的角逐，27日进行了决赛，决出30名优胜者。其中前10名被评为最优等，依次是王子庆、朱国禄、张殿卿、曹晏海、胡凤山、马承智、韩庆堂、宛长胜、祝正森、张孝才。第一名王子庆获奖大洋5000元。
30名优胜者中有许多选手参加过1928年的第一届国考。像朱国禄，曾获第一届国考最优等第13名，马承智获第一届国考最优等14名，胡凤山曾获第一届国考优等第21名。张殿卿、曹晏海在第一届国考中则仅获预试资格。而第一名王子庆在第一届国考中却名不见经传，可能并未报名参加。而在第一届国考中最优等第二名的王云鹏，在浙江游艺大会上只获得优等，大顺序排在第18名。这说明武术擂台赛难有常胜将军。扎实的功底，坚强的心理素质，临场超常的发挥，是取胜缺一不可的条件。
10月28日下午，在浙江省府礼堂举行闭幕式，晚上在杭州协顺兴、聚丰园设宴招待上层各要员及优胜者。至此，大会胜利结束。
关于这次盛会，早在1986年凌耀华先生著文《千古一会——1929年国术大竞技》连载于四五月份的《武魂》杂志，作了极为详尽的介绍。现今各武术网刊登之1929年杭州国术游艺大会的资料，大体不离此文。欲详尽了解这次大会始末的读者，可寻凌文一观。
另，浙江省国术游艺大会获奖第5名的胡凤山，有人误以为是东北“戳脚文趟子”名家胡奉三（因其曾用名为胡凤山）。其实他们是两个人。
胡奉三，曾用名胡凤山，生于1852年，故于1942年，河北乐亭人，早年定居沈阳，为著名的“戳脚翻子拳”大师。胡凤山，河北南皮（一说河北蓝山）人，生于1897年。先为中央国术馆教授班学生，后在江苏国术馆投师孙禄堂。他参加1929年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时32岁。1929年，胡奉三年已77岁，而参赛选手年龄最大的阮增辉才68岁。故此认定，此胡凤山非彼胡凤山。
（四）旧中国全运会不能一律冠以“民国”
我们通常把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称为“旧中国”。这“前”应当“前”到什么时候呢？按照约定俗称的计算方法，是从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时算起。有时候也便延伸到20世纪初。而20世纪的前10年还是大清朝的天下。
我们通常说起旧中国举办的全国性运动会，往往冠以“民国”二字，如“民国五届全运会”，“民国六届全运会”等。其实，这种“计届”方法并非从中华民国成立时算起，却是从清末宣统二年的全运会算起的。1935年10月（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十月）北平社会局体育委员会印制的参赛手册标题即《北平市参加第六届全国运动会代表队手册》，其计届方法就是从清末宣统二年全运会计起的，也没有冠以“民国”字样，由此可做例证。
从20世纪初至1949年，旧中国一共举办了7届运动会，现将情况简单附录于下。
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于清宣统二年即1910年10月18日至22日举行，地点在南京南劝业会会场。由基督教青年会外籍教士倡办，参加单位多是一些教会学校，名称为“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简称“全国学界运动会”。由于那个时期对体育运动并不重视，也缺少操办运动会的人才，所以筹办的工作人员多是外籍人士。运动员虽都是华人学生，但人数仅140余人，规模很小。竞赛分田径、足球、网球、篮球四项，没有武术项目，没有女选手。
第二届全国运动会，举办时间是民国三年（1914）5月21日至22日，地点是北京天坛。组织者是“北京体育竞进会”。实际负责人是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侯格兰德。这次参赛选手比第一次还少，规模更小。大会职员、裁判仍然多由外籍人士担任。项目是田径、足球、篮球、网球、棒球、队球（排球）。没有武术，没有女选手。
第三届全国运动会，举办时间是民国十三年（1924）5月22日至24日，地点是湖北武昌公共体育场。由“中华业余运动会”主办。裁判员除游泳、棒球有几个外籍人外，其余项目均由我国人士担任，规模较大，参观者也多。竞赛项目除了上届的六项外，增加了游泳、体操、拳术等表演赛项目。女子运动员参加了篮球、排球、棒球比赛。吉隆坡女青年会还派人参加了拳术表演赛。
第四届全国运动会，举办时间是民国十九年（1930）4月1日，地点是杭州梅东高桥大营盘操场。从这届运动会开始直至第七届全运会才是国民政府自己主办的，这届运动会才可称“民国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实际上并没有这个称谓）。这届运动会参加选手之多超过以往各届，竞赛项目更为丰富，女子项目也增加许多，还增加了男子国术表演、女子舞蹈表演项目。
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举办时间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10月，会期10天。地点南京中央运动场。全场分田径场、棒球场、网球场、篮球场、排球场、足球场、游泳池、跑马道等，还有国术场，首次增加了国术竞赛项目。北平国术代表队获男子组团体第一名，南京国术代表队获女子组团体第一名。
第六届全国运动会，举行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10月10日至20日，地点在上海江湾体育场。参加单位有38家，参赛选手达2700余人，而且许多华侨踊跃报名。是时东北沦陷，但也派来代表，他们表示：“不在竞争胜负，唯希国人勿忘东北”，展现东北人民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这届运动会国术竞赛项目更为丰富，包括了拳术、拳术对手、器械、器械对手、摔角（跤）、射箭、弹丸、测力等项。女选手则是拳术和器械。参加选手也多于上届，光北平国术代表队选手就达44位。结果男子团体第一名为河南队，女子团体第一名为湖南队。
第七届全运会举办时间是民国三十七年（1948）5月5日至15日，地点是上海市立体育场。参加单位有58家，运动员有2600余人。是时正处于国民党政权崩溃瓦解之际，运动会组织工作混乱，运动水平低下。拳术、器械、射箭、摔角（跤）等又列回表演项目，取消了竞赛项目资格。
从国术比赛的角度看，只有第六届全运会的国术竞赛规模水平堪与两次国考、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相媲美。
（五）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五次武林盛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和其他各项事业一样，得到欣欣向荣的发展。武术这份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遗产也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关怀。这期间，那些在清末、民国时期显赫一时的武术家们还都健在，青年武术人才也得到政府的培养和帮助，体育学院、高等院校开设了武术课程，武术运动犹如枯木逢春，开始蓬勃、茁壮地成长。这一时期，曾连续举办了五次全国武术盛会，为新中国武术运动的发展，为中华武术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第一次盛会是1953年11月在天津举行的“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这次大会是我国有史以来民族体育运动的第一次盛会。大会展示了全国流行的483个民族体育项目，包括武术、摔跤、射箭、击剑、马术等。在这次运动会上，武术仅仅是作为表演项目与观众见面的。但已有来自华北、华东、中南、东北、西北、西南六大行政区，及内蒙古自治区、中国人民解放军、火车头体协等9个单位的145名武术运动员表演了332个项目，仅拳术一项就有“少林”、“武当”、“八卦”、“太极”、“通臂”、“螳螂”等139种。西南运动员蓝素贞的“绵拳”、西北选手张生芳的“如燕刀”，上海佟忠义老先生的“八仙剑”，佟佩云、金莲芳的“双拐进剑”，北京选手高紫云、马熙春、王金声、田永福、武淑清、松秉坤等，也都有不俗的表现，获得大会奖励。运动员来自汉、满、蒙、回等10个民族，个人身份有工人、农民、军人、干部、学生、市民、喇嘛、牧民等，这次大会成为新中国武术发展的良好开端。
第二次盛会是1956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十二单位武术评奖大会”。96名运动员来自北京、天津、上海、黑龙江、辽宁、山东、浙江、四川、山西、河北、湖南、湖北等省市。不少老武术家登场献艺，像四川82岁的张腾蛟，动作灵活、体力充沛、精神抖擞，赢得人们的喝彩。辽宁66岁的美髯公张万成的葵花枪，辽宁女选手李文贞的太极十三剑，以及刘玉华的拳械都赢得广泛赞扬。上海金莲芳、濮冰如、蔡鸿祥，浙江牛春明，陕西申子荣也获优异成绩。北京的张文平、成传锐、田永福获表演奖。这次大会证明长拳类和太极拳可以在不同年龄的人群中广泛开展，是可以向全民推广的运动健身项目。
第三次盛会是1957年6月在北京举办的“全国武术评奖观摩大会”。这次大会参加单位和评选项目都比上一届多。评选的刀、枪、剑、棍和各种拳术加上表演的项目共有300多种。“南拳”、“猴拳”、“醉拳”、“武松脱铐拳”等也首次在全国性比赛中亮相。博得观众热烈称赞的有青海选手79岁高龄的苗玉龙演练的“醉棍”，上海选手蔡鸿祥的“十二路连环拳”，上海选手邵善康的“呼延拳”，广东选手陈昌棉的“虎鹤双形拳”，辽宁选手刘幼贞的“穿林双剑”，北京少年选手松秉坤的“双刀”等等。徐仪贞表演的“纯阳剑”，蔡龙云、蔡鸿祥表演的“华拳”对打，王子平老先生的“锁口枪”都给观众和运动员带来意想不到的震撼。获得一等奖的是辽宁李文贞、刘幼贞，上海胡月祥、蔡鸿祥，云南张金铃，北京田永福等。
第四次盛会是1958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武术运动大会”。这次大会有258名男女老少运动员参加，来自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评奖项目达到820个。比赛结果有30名一等奖，42名二等奖，60名三等奖。艺惊四座的有上海蔡鸿祥的“十二路华拳”，北京田永福的“杆拳”，四川肖应鹏的“猴拳”，上海胡汉平的“武松脱铐拳”，邵善康的“醉拳”，北京成传锐的“奇形剑”，上海张海深的“少林棍”，邵善康的梅花枪等。一等奖获得者是上海蔡鸿祥、邵善康，北京成传锐、田永福，四川肖应鹏，广西潘淑仪。这届大会展现了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和广泛的群众性，成绩斐然。
第五届盛会是1959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青少年武术运动大会”。这次大会有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197名男女选手参加。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初次参加全国性比赛的新手。获奖的49名运动员中新手占了34名。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武术运动的新生力量，证明青少年武术运动员的高超水平，是这次大会的卓越成就。大会的另一个成就是许多武术项目得到进一步发掘。拳术方面，“八卦”、“形意”、“通臂”、“劈挂”、“南拳”、“北腿”，各种“象形拳”，以及陈、杨、吴、孙、郝式太极拳百花齐放。器械方面，除了传统的刀、枪、剑、棍外，还表演了春秋大刀、月牙铲、三节棍、九节鞭、双头蛇、钩镰枪、双钩、双圈等，展现出中华武术的丰富多彩。
吉林的韩明男、安天荣，上海的李福妹、张海凤，北京的杨僧保、经本愚，黑龙江的于立光、高正谊，山东的范桂娥，广西的潘淑仪，江苏的王梦法等一批优秀选手脱颖而出。
建国初期的五次盛会为新中国的武术研究、整理、挖掘、普及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为中华武术的发扬光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七章 武林说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