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这一年，“四人帮”覆灭后，有大量“文革”遗留下来的问题要解决。为了安定团结和避免动乱，中央对“四人帮”的残余势力给予相对宽厚处理，许多积存已久的冤假错案终于较快得到纠正和平反。在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中，许多经验丰富且得民心的老干部逐步重返领导岗位，许多学有专长而被贴上反动权威、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子等标签的知识分子，得到平反并安排到适当的岗位发挥作用，我本人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文革”初期，我同部里许多人一样，被扣上诸如“反革命”、“特务”、“某某部领导的黑干将”之类的帽子，受到隔离审查。“四人帮”倒台后，轻工业部的政治部普遍发给我们这些人一份简单的书面通知，内容是：“对一切不实之辞，一律推翻无效。”这便算推翻了加在我头上的政治冤词和进行了平反，接下来轻工业部任命我为部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全国平反和干部复职的步伐迅速加快，政策的落实关系到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干部和知识分子。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文革”中被诬为“叛徒、内奸、工贼”迫害致死，这一特大冤案得到昭雪，由家人友人参加吊唁。在重建秩序的同时，领导层及在宣传媒体上开展了一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这虽然是个哲学问题，但是讨论的意义在于为新的社会秩序建立理论基础。“文革”将对领袖的个人迷信推到巅峰，诸如：“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神话，要求人们“对主席的一言一语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既然要盲目听命，也就是不容个人思考，这已造成了随声附和及不实事求是的恶劣风气，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进行讨论，实际是为改变这种风气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开辟道路。刚得到平反的邓小平同志表示，当时“两个凡是”的说法（也就是华国锋主席提出的“凡是毛主席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作过的和说过的都不能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这个意见促进了讨论的深入，对我个人的思想解放也是重要动力。
“文革”遭受失学的青年获得了新的学习机会
1977年里，中央加快了恢复科技和教育工作的步伐，对于“文革”中上山下乡多年的城市知青实行放宽返城的政策，当时高等院校刚复课一年，对适龄的年轻人允许以同等学力报考大学。在这些激变中北京市行动最快，当年儿子晓丹已在黑龙江建设兵团务农8年，回城的潮流促成了他通过病退手续办理返京。在秋季回到北京后，他开始温习久疏的中学课业，还要自学高中课程。“文革”的动乱使他连初中的课程都没有读完，大学统考前要自修完成的中学内容很多，但是从小在外独立生存的经历培养了他自修的能力。1978年夏，他参加了全国统考，虽然考分没有达到录取线，他却备受鼓舞，看到了自己的学习潜力：在小学正式教育的基础上，自学已使他的数理化水平达到高中毕业程度，成绩不可小觑。1980年全国大学统考以前，他决定参加北京市电视大学的考试，成绩很好，他的所在企业为他提供了三年带薪脱产电视大学的学习机会，晓丹主攻机械专业。这不仅弥补了儿子少年失学的遗憾，也为他日后立业打下基础。女儿晓青在1978年由固安干校将户口迁回北京。回城的潮流给许多家庭带来团聚的愉悦，但年轻人需要工作，当时不仅人多粥少，企业又没有检测雇员的标准，因此国家无法对返城知青的聘用做出统一安排。1978年以前，返城青年几乎都是靠家庭亲友的关系安插工作。开始，晓青和干校回京的一些其他轻工业部干部子女暂时被安置在环保所里工作。1978年夏，她报考大学英语专业，虽然专业考分很高，总分也超过录取线，但是由于外语专业的录取年龄要求低，只因她超过要求一岁未被录取。1979年，北京实行考试招工制度，试题不过是基本的写作和数学题，但是考试的制度是量才用人和公平录取的第一步。环保所有两个招工名额，报名的待业青年有上百人，女儿和干校回京的子女也在其中，竞争风险之大可想而知。幸好她的考分在前两名之内，被轻工业部环保所资料室聘用为资料员。1980年初，街道高考办公室为她带来喜人的通知：北京市为1978年通过统考分数线而又未超过27岁的外语专业考生放行入学。她接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分院录取通知书，经考生本人同意便可参加体检，然后到校进行口试分班。晓青的笔试、口试分数都很高，被分到进度快的一班。这些几经磨难重返校门的“大龄青年”如同久旱逢甘雨，他们认为虽然自己在受教育的旅途中碰上了一个倒霉的时期，到头来却还是坐上了末班车，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因此，学习得奋发愉快。晓青于1984年春完成大学英语文学本科学业毕业。
环境保护成为科研工作重点
1977年，我在轻工业部科研院主要抓轻工行业水污染防治研究工作，问题较严重的是制浆、制革、电镀等部门的水污染。我个人的具体工作重点仍然是东北的石岘造纸厂和扎兰屯造纸厂的红液回收利用，以及在石岘造纸厂进行的流化床红液燃烧炉进行试验燃烧。经利用扎兰屯造纸厂的落叶松木浆红液和营口造纸厂的芦苇浆红液试行燃烧运行正常，为这种燃烧炉的设计与运行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参数。我们没有料到的是，芦苇浆红液的燃烧情况比落叶松木浆红液燃烧情况更好，后经测定，苇浆红液的燃烧热值确实略高于落叶松木桨红液。当时参加这一试验研究的轻工业部造纸研究所陈仁悦工程师，她一直研究碱法制浆的黑液碱回收技术进展，因此她建议利用这项试验设施试行燃烧碱法制浆的黑液，借此扩大研究成果的应用范围，她的建议得到采纳。她这位比我年长的女工程师，事业心很强，她亲临试验现场，从斜跳板蹬上十几米高的炉顶观测指挥。试烧后，因黑液燃烧产物碳酸钠熔点较低，当时又缺少燃烧炉的自动控温设施，难以准确掌握炉温，因而多次炉温超过碳酸钠熔点，流化层凝为液团而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乐观设想。在基本研究获得成功以后，由我编写总结报告，提请轻工业部鉴定。
呼伦贝尔盟之行
扎兰屯造纸厂的红液酸回收系统经历了多次和多方面的技术研讨，又将原卧式燃烧室改建为高大的立式喷燃室，在这一切投入之后仍然不能正常燃烧，这让试验参与人员十分失望。扎兰屯造纸厂在行政上归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盟领导，呼盟的党政领导人对我们这些外来协助的技术人员很重视，对我们热情和努力非常爱护。领导们先在盟府海拉尔市设宴款待。
穿越呼盟大草原
呼盟领导安排欣赏大草原风光，让我们乘车从海拉尔穿越草原到满洲里。我们一行包括汽车司机与向导共十人，离开海拉尔不远即进入大草原，只见草天相连，一望无际，如同海上水天交接的开阔景观，令人赞赏不已。在极为平坦的草原上行进时，只有被压伏较重的草地，能作为参考的行车路线。沿途遇见人烟和牧民的蒙古包很少，也几乎没有什么树木，看来在牲畜牧区，任何没有保护措施的幼树极易被牲畜群体啃食无法成活。偶尔看见草天相接处，涌现出白花花一片羊群，一位牧民马上扬鞭随后，景象宛若一幅画中美景，非身历其境难以描绘。我们的向导是位熟悉草原的高明猎手，当发现汽车前方有只向前奔跑的狐狸时，他让司机紧随追赶，小狐狸在草原上无任何藏身之处，一直奔跑到体力不支的时候，在离汽车不远处趴下。司机正要停车捉拿，向导却让他鸣车喇叭驱狐再跑再追，不久小狐狸再度趴下，这次向导让司机停车，自己下去将动弹不得的狐狸提到车上。他说，狐狸第一次趴下，打算休息再逃，如果停车捉拿，它可能会逃掉；它第二次趴下，却是已经心肺崩裂，确实无力再跑。这只狐狸躺在车厢内很快死去。据向导讲，用此法在草原上开车追捕成群黄羊，一次可能捕捉到累倒的十多只；此外，草原牧区为了消除危害羊群的狼群，每年都要组织大批有经验的猎手，在马上围捕猎杀较大的狼群，猎手们逐渐缩小包围圈进行围猎射杀，但狼群甚多，难以完全戕灭，因而不得不每年兴师动众，组织一次围猎。当我们的汽车在靠近羊群处停下休息时，有一位带领羊群的牧民到车边举手致意，向导邀他上车，并以啤酒款待。牧民连饮数瓶后高兴致谢而辞。据向导介绍，草原牧民大多慷慨好客待人诚实，牧区人际关系友好融洽，即使是不相识的人来到他们的蒙古包讨茶歇息都得到热情接待，牧民全家外出时往往不锁门闭户，外来客人自行入内休息煮茶自饮，主人归来并不在意，财物失窃的事情极为少见。牧区的环境塑造了这样朴实友善的草原风气。
边城满洲里
傍晚我们进入呼伦湖畔的公路。湖面约2200平方公里，为内蒙古最大的淡水湖，一眼望去水天相连，清澈无比的湖水和沿岸白洁的沙滩使这一湖区别具特色。我们于傍晚时分进入满洲里市，当时中苏边境贸易稀少，城市显得古旧冷清。我们下榻中旅宾馆，据向导说，这是建国前遗留下来的一座古老的俄式建筑，新中国成立以后，这座边境城市没有进行新的建设，因而此楼一直是全市最富丽的楼房。在向导的带领下，我们观看了中苏边境的情况。满洲里与苏联之间没有山水之隔，大致平地无川，又无铁网架设之类的隔阂物。但是苏联国境警戒比较严谨，他们在苏联一端用拖拉机沿着边界浅浅翻出一道约10米宽的界线，如有人偷越国境，就会在翻松的土上留下明显足迹或轮辙。我们一行在满洲里市仅仅逗留了半日，又穿越草原连夜返回海拉尔市，夜晚依靠星空的北极星指引，途中从未迷失方向，凌晨安全抵达海拉尔，结束了这次铭记终身的呼伦贝尔草原之行。
1978年到1988年是国家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头十年，也是我从六十花甲到七十古稀进入老年阶段的最初十年。在这期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全力推动与完善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的政策，国家面貌日新月异，中国人民拼搏进取的精神得到发扬，务实求进之风令人振奋。我在进入花甲的1978及1979的两年，竟然连续被评为轻工业部的先进工作者，更感朝气犹存，劲头弥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