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调广州造纸厂工作
我于1954年末被轻工部调离营口造纸厂，主要为加强问题较多的广州造纸厂。该厂在调进广州市委工业部长封贯之担任该厂厂长的同时，让我去担任主任工程师，负责生产技术领导工作。到北京造纸工业局报到后，即绕经由上海探望在沪多年未见的母亲与二妹后于1955年月1月上旬到广州造纸厂报到任职。
广州造纸厂系抗日战争前1936年开始由广东地方政府兴建，主要建有化学制浆系统，两台长网新闻纸机和热电站设备均由瑞典进口，尚未正式投产。广州沦陷，侵占日军将该厂全部进口设备，劫运到日本安装生产。1945年抗战胜利后，经了解情况，调查交涉，又从日本将这批设备于1947年拆运回广州，在原地重新安装，但到1949年广州解放，仍未建成投产。由于这是南方当时一个较大型的制浆造纸厂，解放后由轻工业部直接接管，领导恢复建设生产工作。1951年复建完成，并新增两台由东德进口的链式磨木机（每台1500马力功率，日产磨木浆20吨），两台恢复安装的新闻纸机正式投入运行。化学浆系统则由于酸法蒸煮锅的耐酸砖搪砌技术不过关，处于试试停停，近一年未能正常运行。由于国家对发展新闻纸生产的重视，并充分配套发挥整体生产能力，国家又决定进行扩建，扩建包括新增一台从芬兰进口的幅宽4米的、设计车速可达400米/分、日产量可达100吨的新闻纸机（是当时国内能达到这一车速和生产能力最大的一台造纸机），国内仿制的4台日产20吨的链式磨木机和一台抄浆机及一台包装纸机。1955年1月我到厂时，工厂基建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广州市政府对这个当时生产及基建规模都较大的造纸厂也很重视。我到厂时，原任广州市委工业部长的封贯之同时到厂担任厂长。原担任主管生产的副厂长刘毅同志则虽仍在职，但却将他所主管的生产技术工作和他的办公室都交付给我，这使我很不理解，却感到他待人诚恳，工作兢兢业业，但他似乎受到厂内其他领导层的不满，不久即被调离厂。
面对艰难的生产技术管理工作
我虽不负责繁重的基建工作，但生产技术管理的压力很大，因为我来厂前已连续两年没有完成生产任务，我到厂不到20天，就发生了两名技工因操作不慎，当场死亡的严重恶性人身事故，又连续发生两台链式磨木机中的一台1500马力大电动机在运行中突然烧毁，非短期可以修复，造纸供浆严重不足。化学浆的蒸煮锅耐酸砖衬，一直处于修修停停的局面，生产车间的设备事故不断，有时一夜需进厂处理事故一两次。眼看当年新闻纸和化学纸浆的生产任务都面临无法完成。严峻的生产局面是我在东北工作时从未遇到过的，责任感使我承受着极大的精神压力。反复思考，感到非从根本上抓严格生产技术管理入手不可，在厂党委的支持下，全面动员生产部门的全体职工，认真贯彻执行在东北行之有效的安全操作规程、设备使用规程和计划检修制度，逐步扭转生产的无序状态。为了解决浆料不足，新闻纸生产任务无法完成的局面，采取了利用商品苇浆板磨解补充，保证了新闻纸不因缺浆而完不成任务。在化学浆的生产上，则研究了在蒸煮锅方面不按造纸局搪砌队的原有空煮方案，实行从锅的钢壳体带压排液的新技术方案，一举解决了按原用新砌耐酸砖试煮法蒸煮锅长期修修拆拆的状态，投入了正常运行。这样，生产逐步正常，1955年广纸第一次全面完成了生产任务。
1956年，生产情况虽有所好转，但又遭遇了动力车间锅炉过热，汽管不断发生爆破停炉的事故，严重影响生产。经分析，是由于过热管内壁结有盐垢，传热不良，造成管壁过热强度下降而被爆破。根本原因在于锅炉用珠江水，因海水倒流，含盐过大，进入过热管的饱和蒸汽中因盐沉积管壁所引起，经紧急改用市自来水替代而解决。
新建的当时国内第一台车速可达400米/分高速纸机，在芬兰机械专家指导下，安装质量优良，空运试车顺利，专家对我国安装技术员工的水平，给予很高评价。造纸机主要运行工人都经过在苏联类似造纸机的培训，试机时也表现身手不凡，受到芬兰参加运行指导专家的赞誉。1956年9月安装完成，月底试车，我担任了试车总指挥。10月1日正式试车，车速达340米/分时，工人们操作已相当劳累，在出纸一大卷，时间已接近下班，我与车间主任张珉正准备下令停机完成当天试机任务时，却发生了一位操作工被卷入造纸机冷缸的严重事故，虽然经抢救得保平安，但事故却为热烈的成功试车的欢乐，带来了痛苦与不安，特别是我这个试车总指挥最感遗憾。
我在广州造纸厂工作近两年，在厂内工作极为辛劳，所幸能见到生产与基建任务都能顺利完成。在此期间，我被选为广州市河南区人民代表、区人民委员会常委，还受聘为轻工部技术委员会委员，到北京参加了国家12年科技发展规划造纸部分近两个月的研究编写工作，并有幸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1956年轻工业全国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在中南海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这些活动虽给予我很大鼓舞，但身负工厂重责，劳累更重，到1956年后半年已发现患肺部侵润而入院治疗近半月，医院开具了需半休的证明，但企业工作压力重，为了完成生产任务，我实际只能坚持工作，甚至无法考虑正常休息。
1956年12月末，离开广州的前一晚，广州造纸厂的党政领导举行晚宴送别，大家为我这个不胜酒力的人，满怀热情的频频举杯。由于是酒精含量较低且易于下咽的甜葡萄酒，我也放怀痛饮，但酒力终于发作，让我当场醉倒不省人事，被抬送回家，十分狼狈。得此教训，我此后不再在任何宴会饮酒，朋友们也都谅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