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要让手下几个人、几百人甚至成千上万人朝着一个方向努力，事情的复杂和多变使局面很容易失去控制。这就要求领导者不能像一个普通人一样，简单化地处理任何事情，而应该把每一件事当作全局的一部分，以高超的领导智慧和技巧去布局、护局和收局，也就是所谓的做局。一个会做局的领导才是成熟的、可担当大任的领导。
看清大势方可做出正确决策领导者在担负领导责任的过程中，必然要做出一个又一个的决策，决策正确则前途光明、事业顺利，反之则处处羁绊、步步陷阱。可以说，领导者的仕进之路，是由一个个正误交错的决策为砖石铺就的，但无疑，那些能走过荆棘丛、跨过地雷阵到达事业峰顶的人，无不具有见微知著、洞察情势的眼光，有了这样一个眼光，做局便有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1.行为超前是因为目光深远
“领导警语”
有智慧的人目标远大，所要谋求的高深。（盖智者所图者远，所谋者深。）
——《权谋残卷》
大凡胸怀天下、目光深远的政治家，常会做出不能为凡人所理解的超前决策，几乎无一例外地，这样的决策会遇到各种形式的抵制，需要决策者付出巨大的努力来应对。
商鞅就是这样一位走在时代前面的政治家。
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国正式开始变法。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新法规定：生产粮食、布帛产量高于一般者，免除劳役和赋税，经营工商业或游手好闲而贫穷的人，则全家罚做官奴。鼓励其他诸侯国的流民到秦国开荒，拨给土地、房宅，三代免服劳役和兵役，只缴纳粮草。为了刺激生产，最大限度发挥劳动力的作用，还规定兄弟成年必须分家，各立门户，否则罚缴双倍赋税。
为了提高秦军的战斗力，商鞅否定世卿世禄制度，建立新的军功爵制度。新法规定：凡是没有为国家建立军功的旧贵族，不能列入宗室贵族的属籍，不得继续享受贵族特权，不得无功受禄；还规定重赏军功之士，军功的大小，不论出身，以在前线斩杀敌人的多少来计算，官爵按军功大小授给。斩敌人甲士首级一颗的赏给爵一级，田一顷，宅九亩，庶子一人。杀敌越多，赏赐越厚。商鞅还根据“劳大者其禄厚，劳多者其爵尊”的原则，建立了一套新的军功爵制，军功爵位共有二十级，最低的一级为“公士”，最高的一级为“彻侯”。根据爵位高低授予种种封建特权，包括占有耕地、住宅、服劳役的“庶子”、臣妾、衣服、车马以及相应的官职等等，如“斩五甲首而隶五家”，也就是说，杀死五个敌方甲士的就可以役使五家；将领若立功，除赏赐大量田宅外，还给予封邑。
赐爵制在战国已普遍实行，但集大成者是商鞅的变法后实行的“二十等爵制”。商鞅的军功爵制，使“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人的政治地位、官职要由军功来决定，这对旧贵族无疑是个沉重打击。按照军功赐田赏爵选官的办法，激发了士兵的攻战热情，同时也出现了大批的军功官吏和地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新的等级制度和官僚制度。在商鞅的军功爵制下，官与爵基本一致，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
商鞅把农战政策看作是实现国富兵强的惟一政策。在当时列国争霸的局面下，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秦国在商鞅变法前，井田制已经开始瓦解，公元前408年，秦简公实行“初税禾”，即根据土地面积征收租税。献公即位后，又进行一系列改革。加速了秦国封建化进程。
商鞅为了强国利民，在上述改革的基础上，在秦国进行了比较彻底的封建制的改革。他以法令的形式，宣布“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彻底废除井田制，具体做法是：把原来井田制下大田和份地间的田界即阡陌封疆统统破除，土地收归国有，国家政府再按一夫百亩的标准将土地授予农民；授定之后，重新设置田界，即阡陌封疆，不许私自移动。当然，一夫百亩是国家制定征税数量的标准亩积，由于不同地区的土地质量差别很大，为了使财力均平，政府在分配土地时，对恶田者则加倍或再倍授予，用土地数量调节土地质量所导致的产量差别。
商鞅的“开阡陌封疆”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井田制是以宽一步、长百步为亩，使用耒耜耕作。但到商鞅时代，牛耕或人力拉犁的做法日渐推广，而且用铁犁耕地，不像耒耜那样向后退着挖地，而是向前进着翻地，且又快又省力，这样，原来的百步为亩就不能适应当时的生产发展了。商鞅变法，破除原来的百步为亩的旧阡陌，重新开拓为160步的大亩，建立新的田界系统、新的阡陌，这无疑十分便于犁耕，便于生产。
商鞅变法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他废井田、开阡陌，推行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从而在经济领域实现了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根本变革，有力地促进了秦国封建经济的长足发展，使秦国很快成为富强的封建国家。
为了改革成功，商鞅不顾个人安危，与反对派进行了不懈斗争。
变法之初，仅首都反对变法的人就达数千，太子犯法更是最高层次的最有威胁性的犯罪。太子驷有两个老师，一个叫公子虔，一个叫公孙贾，这两个人也是贵族。由于商鞅的变法自然也触及到他们的利益，这两人对此早已耿耿于怀。“小不忍则乱大谋”，便把希望寄托在太子身上，天天在太子面前说商鞅的坏话。特别是说到商鞅大权在握，正在收买民心、图谋不轨时，太子感到自己将来的国君地位受到了威胁。在两位老师的怂恿下，经过深思熟虑，太子把所见所闻归纳了一遍，在秦孝公面前狠狠地告了商鞅一状。于是，太子出面攻击新法，要求秦孝公处置商鞅的举动，在朝廷引起大哗。秦孝公听了太子的批评后，十分恼火，把儿子训斥了一顿，然后交给商鞅依法处治。
实际上对于居官者而言，深邃的眼光与果决的行动是相辅相成的，试想，商鞅如果只看到问题的症结，而面对各方面的压力和威胁畏首畏尾，也就不能成为商鞅了。
站在追求的高度
要站得高就要看得远，也就是高瞻远瞩。从远程目标高瞻远瞩地往下看，眼前的困难变得微不足道；以同样的观点，你会发现很容易定下更高的目标，也对自己提高要求，更经得起挫败。你了解到今天的锻炼对你的成功是多么必要，你就会泰然处之，它们是来日成大器的垫脚石。
一个人的追求是高尚还是平庸，这对他的职业生涯甚至一生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如果一个人的追求是高尚的，那么，从他高尚追求变为现实的过程中，就必然会创造出一个个辉煌的业绩来，而把这些辉煌的业绩聚集在一起，便可以使人生放出灿烂的光辉。在中国历史上，有无数的仁人志士，他们追求科学、追求真理、追求光明、追求祖国的繁荣昌盛，伴随着这些追求的实现，无不留下了不同凡响的业绩。与此同时，他们的光辉名字也永远刻在历史的丰碑上。比较一下高尚的追求与平庸的追求对人生的影响，所能得出的结论是非常清楚的：为官一场，要想避免灰暗的人生而赢得辉煌的人生，就必须执著于高尚的追求，至于那些平庸的追求，则应当毫不吝惜地将它抛到九霄云外去。
2.能看清大势方可做成大事
“领导警语”
察之后才能清楚，清楚后才能辨别、处理，目的才可以实现。察得不清楚，效果就不会明显。（夫察而后明，明而断之、伐之，事方可图。察之不明，举之不显。）
——《权谋残卷》
看大势与做大事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能够做成大事的人常能先人一步而动，这是因为他能见人所未见。大势看清了，方向走对了，大功告成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乱世出仕，核心问题是“择主”。择什么主，是原则问题。当然要择齐桓公、燕昭王式的英主，对方一要志同道合，有澄清天下的志向，二要思贤若渴，赏识自己，给予施展才能的天地。
诸葛亮27岁时，一些群雄如袁绍、袁术、公孙瓒、吕布、陶谦、张扬，在混战中陆续灭亡；刘表，刘璋没有灭亡，却没有前途。另一些则脱颖而出，其中首推曹操，另外有孙权。对于曹、孙，诸葛亮有能力到那里谋得较好的职位，可是他不去，宁肯“不求闻达”。
例如对曹操。曹操是个大能人，精通谋略。行军用兵，大略依照孙子兵法，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他割据的起点不高，论名气和实力，都无法同袁绍抗衡，最后却是他成功了。他眼光远大，挟天子以令诸侯，屯田积谷，仓库充实，又善于利用矛盾，分化瓦解，身处四战之地的兖州，周围分布着吕布、袁术等五大割据势力，从未受到联合的包围，反而把对手各个击破。他以劣势兵力，官渡一仗，把袁绍打得望风逃窜，从此天下无敌，眼看要统一北方。也许是诸葛亮反感曹操在徐州滥杀无辜，也许是看穿曹操挟持汉献帝、包藏不轨的野心，诸葛亮没有投奔曹操。
至于江东，这个政权久经考验，拥有长江天险，得到一方民心，拥有大批人才，兄长便在那里效力。然而诸葛亮也没有投奔江东。晋人袁准讲了一个传闻，说诸葛亮为刘备出使江东期间，张昭建议孙权留下诸葛亮，诸葛亮不肯留，说道：“孙将军可谓人主，不过观察他的气度，能重视亮而不能尽用亮，我所以不留。”史家裴松之以为，诸葛亮君臣际遇，可谓世间少有，谁能离间？连关羽都不肯背主，何况诸葛亮呢！裴松之没有反驳孙权“不能尽用亮”。诸葛亮也许早在隆中就预料到孙权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才不肯去投奔东吴吧！
还有个刘璋，割据着长江上游的益州。益州僻居西南，是四塞之地。秦岭横在北面，三峡锁其东面，大雪山、夹金山阻其西面，蛮障之地阻其南面。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汉末太常刘焉来牧此州，既避世乱，又雄踞一方。刘焉死后，儿子刘璋据州自保，没有多大的作为。对于行将被人所灭的刘璋，诸葛亮怎能看在眼里。
没有合适的，就继续观察等待。
他终于发现了刘备。刘备是个常败将军，眼下寄寓在荆州，是刘表的客军。此人远祖是中山靖王刘胜，到他这一代败落了。刘备就学于名儒卢植，但不喜欢读书，只爱狗马、音乐、华美的衣服。天下大乱，他乘势而起，领兵救过徐州，代理过徐州牧，又丢了徐州，投靠曹操。曹操授予他左将军，出则同车，坐则同席，他却密谋杀曹操，夺了曹操的徐州，被曹操打得落荒而逃，转而投奔曹操的对头袁绍。袁绍失败后，刘备在北方无处存身，南下投奔刘表。
刘备屡败屡战，有股硬汉子气概，从不服输，胸襟开阔，宽仁大度，礼贤下士，善于团结部下，部下同他结为死党。关羽被曹操所俘，大受优待，仍然伺机离开曹操，返回处境不佳的故主身边。仅此一端，就可见刘备的笼络人心，能做到何等程度了。因此对士人号召力很大，为海内所畏惧，以致连曹操也对他说：“现在天下的英雄，只有你我两人。袁绍之辈，不足挂齿。”
这就是诸葛亮要寻找的“主”。
在常人看来，一个能在曹操、孙权、刘表、刘璋等手握雄兵、喧赫一时的群雄那里谋到一席之地的人，偏偏看上既没有地盘、又没有多少兵马的刘备，岂非将一生事业系在前途未卜的人物身上？然而这正是诸葛亮之所以为诸葛亮的道理。撇开刘备反曹最坚定、以兴微继绝为己任这一层不说，去了能受重用，一展平生管乐抱负的，舍刘备其谁？刘备不以自己一介布衣、一名青年为鄙陋，三次屈尊就教，单凭这一点，就很感激的了。岂不闻“士为知己者死”！显然，诸葛亮把领导者的素质看得比实力更加重要，把未来看得比当前更重要。这是一个大师级的政治家不同常人之处的根本所在。
看问题不妨运用求异思维
诸葛亮看清大势投明主，是善于运用求异思维的结果。求异性思维的特点，一是否定性，对通常认为完美无缺、不存疑义的既有结论，从反面加以思考、分析、审查，寻找其缺陷与不足，从而向传统的思维观念提出挑战。二是独特性，求得与众不同的新认识，创造出独出新裁、不同凡响的东西。三是开放性，求异思维不是按既定方式进行认识、实践；而是一个不确定、不断反复的开放性探索过程。
求异思维是领导活动的一种重要认识方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表现：第一，领导者运用求异思维，能产生认识上的突破。领导者的求异思维具有很强的好奇、求新、否定、开拓等认识意向，对既成的认识结论勇于重新认识，因而运用求异思维能摆脱传统观点、方法的局限，冲破传统观念造成的作茧自缚，找到更广阔的认识道路。所以，领导者的大脑应该让求异思维充满其间，从特异性中求出一般性，从偶然性中求出必然性，从一种必然性中求出多种必然性，使认识产生突破。第二，领导者运用求异思维，有助于坚持正确意见。作为正确意见，它能够经得起来自各方面的考察和反诘。如果在领导实践的基础上，运用求异思维对真理进行多方面的认识后，没有发现错误，就会进一步证明它的正确性；如果在对正确意见进行反诘、求异中得出了错误荒谬的结论，也会从反面说明正确意见的正确性，这有利于领导者坚定对正确意见的信念。第三，求异思维有助于领导者想像力丰富，勇于探索。领导者的认识是无止境的，但领导者目前认识到的事物却是有限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组织的扩大，还会出现许许多多新的事物；而且现代事物现象与本质之间的联系更加复杂隐蔽。这些都需要运用创造性的想像，并以此预测可能存在的某些未来状况，积极地引导思维向纵深开拓。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领导活动中隐藏的规律很难一时被发现出来，某些时候甚至连观察都很困难，此时就更需要想像的帮助。当然，想像不是毫无根据的空想，或漫无边际、不可捉摸的胡思乱想。而是为了使领导者在思维过程中产生新设想，勇于探索，创造新事物。
3.在变化中走出一条康庄大道
“领导警语”
事情的变化不是有智慧的人就不能明白，事情的根本不知行止就无法掌握。（事变非智勿晓，事本非止勿存）。
——《止学》
看清形势，洞悉问题的要害处是领导者必备的素质。尤其身处风起云涌的时局动荡之中，形势复杂，变化多端，要想走出一条为官的康庄大道，就更需要有一双看清问题实质的火眼金睛。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秦帝国的第一位丞相李斯。李斯前208），楚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出身于地主阶级的下层，年少时，曾为郡中小吏。他不事虚伪，锐意进取，追求功利，抱负远大。他曾见茅厕中的老鼠觅食污秽之物，又时时受人犬惊扰，终日惶惶然。再看仓中硕鼠，居廊庑之下，仰食积粟，安然无忧。他由此感慨万千：“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即人的尊卑贵贱，就像“厕鼠”和“仓鼠”一样是由他所处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地位所决定的。所以，他认为耻莫大于卑贱，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贫困之地而不求进取，则无异于鼠辈。于是，他决心择地而处，摆脱卑贱贫困，遂投师于名家荀况，学习“帝王之术”。学成之后，他审时度势，认为楚王不足为事，六国又都衰弱，无从建功立业，便西去秦国，以施展其抱负。
公元前247年，李斯到达秦都咸阳，时逢秦庄襄王病死，其子嬴政继立。他首先投到相国吕不韦门下，深得其赏识，被任命为郎官。接着他便利用职务之便，接近秦王，给秦王出谋划策。从此，他开始了辅佐秦王步步实现统一大业的历程。
在李斯为郎官期间，天下形势正急剧变化，秦对六国已占压倒优势：韩王入朝称臣，魏也举国听命于秦，其他各国也是气息奄奄，不堪一击。因此，李斯认为秦国应不失时机地出兵，剪灭诸侯，统一天下，建成帝业。于是，他乘机上书秦王。在上书中，李斯回顾了秦国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历史，分析秦穆公（前659～前621）曾称霸诸侯，但因“诸侯尚众，周德未衰”，故其始终未能统一天下；自秦孝公（前361～前338）以来，“周室卑微，诸侯相兼”，东方只剩下六国了，而且秦国乘胜驾驭诸侯，已经六代了。如今各诸侯国服从秦国，就像本国的郡县服从中央一样。李斯奉劝秦王决不可“怠而不急就”，应抓住这“万世之一时”的千载难逢的好时机，“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秦王政闻言十分赞赏，立即擢升李斯为长史，不久又拜之为客卿，经常与李斯研究制定吞并六国、统一天下的策略和计谋，如暗遣谋士、刺客游说诸侯；对各国大臣、名士，或以重金收买，或以武力相胁；并对各国开始实施有计划的军事进攻。据史书记载，从秦王政元年（前246）至九年（前238），仅对魏国就进行了六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正是李斯的上论统一书，为秦王政打下了统一天下的思想基础，才使得秦王政能够“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
公元前237年，秦王政开始亲政。此年前后，秦国内部发生了一系列始料未及的事件，如郑国间谍案、吕不韦与叛乱者牵连案等。
郑国、吕不韦均为他国人，一些守旧的宗室大臣乘机煽动秦王政说：各国来秦求仕者，大抵是为其主充作说客、间谍的，请一律逐出！秦王政一时深信不疑，遂下诏逐客。李斯当然也在被逐之列。
在秦国施展才华，建功立业，是李斯多年的理想和抱负，一旦离开，便会付诸东流。于是他行至途中，愤笔疾书，写就一篇《谏逐客书》，转呈秦王。李斯在此书中，列举大量事实，总结历史上秦国重用百里奚、商鞅、张仪、范睢等客卿得以变法图强的经验，直截了当地指出：“一切逐客”的做法，是“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结果壮大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后果不堪设想。他认为，广招人才是“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关键。秦王观罢谏书，幡然省悟，急忙收回成命，派人去追李斯。李斯至骊邑（今陕西临潼）而返，官复原职，并得到进一步重用，不久被提为廷尉。《谏逐客书》为秦国继续罗致天下人才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李斯在重新得到秦王的信任后，便继续竭诚辅佐秦王，积极进行吞并六国的部署和策划。李斯根据当时形势，一方面继续实行秦国传统的“远交近攻”战略方针，并在具体的作战部署上，主张“先取韩以恐他国”，即先灭韩国，借以震慑其他国家，逐步完成统一大业。另一方面，又采用新的策略，即政治攻势，主要手段是间谍活动。这个策略是由当时的国尉尉缭一手制定、而由李斯付诸行动的。李斯根据尉缭的意图定出具体措施：首先暗派间谍携带金玉财宝潜入各国内部，游说诸侯，收买权臣，离间各国之间或国内君与臣、臣与臣之间的关系；对收买不成者进行暗杀，制造各国的混乱和摩擦，以达到分化和瓦解诸侯国、粉碎六国联合抗秦的阴谋；接着再“使良将随其后”，率领大军乘机发动进攻，各个击破。这一套措施，在秦的统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秦王政前后仅用10年时间就消灭了六国，完成了“六王毕，四海一”的统一大业，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李斯在统一过程中，辅佐秦王，筹划谋算，设计定策，则起到了重要作用。
谏逐客、灭六国，这两件事对于秦国、对于中国历史的意义不言而喻，而对于李斯个人来说，更让他达到了事业和人生的顶峰。
方法总比困难多
为官做事，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高明的领导者正是在不断遇到困难和解决困难的变局中取得成就的。对他们而言，困难面前不言退是惟一的成功秘诀。
碰到困难绝不言退，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做给别人看——要让别人知道你并不是一个懦弱之人、一个胆小鬼。即使你做事失败了，你不怕困难的精神和勇气也许会得到他人的赞赏；如果你顺利地克服了困难，这就更加向他人证实了你的能力！如果有人出于对你的不服、怀疑、中伤、嫉妒而故意给你出些难题，当你一一解决时，你不仅解除了他人的不良心理，而且还提高了自己的地位。二是做给自己看——一个人一生中不可能一帆风顺，事事顺心如意。碰到点困难，这并不可怕，应把困难当成是对自己的一种考验与磨练，一种“练功”的机会。也许你不一定能解决所有的困难，但在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中，你在智慧、经验、心志、胸怀等各方面都会有所成长，所谓经一事长一智说的就是这一道理。这对你日后面对困难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你至少学会了“不怕困难”，也习惯于“应付困难”。如果你顺利地克服了困难，那么在这一过程中你所累积的经验和信心将是你一生当中最可贵的财富。如果你不相信，那就想像一种“遇难即退”的后果吧，这种人首先就会被人认为是一种庸庸懦懦之人，没有人认为他能成就大事；而事实上也是如此，因为他闪躲、逃避，无法克服困难、提升自己，自然也只能做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情了。
4.找到自己成大事之本
“领导警语”
处理大事贵在既有见事之明又要善做决断，没有见事之明无法知道事情该如何决断，而有见事之明却不能做出决断，也难免于将来遭受困苦。（处大事贵乎明而能断，不明固无以知事之当断，然明而不断，亦不免于后艰矣。）
——《薛文清公从政录》
领导者在某些问题上的眼光是不可以有所闪失的，比如，自己为官成大事的根本在哪里？就拿清代所谓“三立”完人曾国藩来说，如果没有太平天国，如果没有募勇练兵，曾国藩充其量只能做个默默无闻的高官和学识渊博的学者。但是历史给了他成就更大功业的机会——练兵、统军。曾国藩以常人不曾具备的决断能力找到了自己成大事的根本出路。
曾国藩于1853年1月2日（咸丰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接到寄谕，令其协同巡抚办理湖南团练，镇压农民反抗。当时，他刚在两个月前将母亲的棺柩厝置于居室之后，还没来得及举行葬礼。本来他打算按传统在家守制的，但权衡再三他破釜沉舟决意出山。后来，他在给江忠源的信中解释自己的这一思想变化说，“大局糜烂至此，不欲复执守制不出之初心，能尽一分力必须拼命效此一分，成败利钝，付之不问”，这些话是基本符合他的实际情况的。这也说明，他在乡居的几个月中，思想又深化了一步。他之所以把问题看得那么准，就是因为他对问题想得比当时的一般人深透得多，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决不是小修小补所能奏效的，因而，不干则已，干必从头做起，放手大干。曾国藩就是带着这种拼命直前，不顾一切的情绪投入对农民阶级和内部反对派的斗争的。
1853年1月25日，曾国藩和郭嵩焘一起从家乡动身前往长沙。途经湘乡县城时，又特意会见了朱孙诒、罗泽南、刘蓉、王金王王等人。他们刚接到湖南巡抚张亮基征调湘乡练勇一千人赴省守卫的札饬，便与曾国藩一同启程，1月30日赶到长沙。这些人也就成为曾国藩办理团练、训练湘军的最初班底。
湘军分为水陆两部。陆师的建立最早应从1853年算起。这年夏天，曾国藩同江忠源商定练勇万人的计划，初步确定了湘军的规模。曾国藩打算编练成军之后，概交江忠源指挥，以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军事资本。这年秋天，又奉创办水师之命，遂改原定集练陆师万人的计划为水陆各五千人，营制亦改为每营五百人。然而，这时湘军陆师的实际人数已大大超过五千人，因而不得不对现有各营进行缩编。曾国藩提出，邹寿章、周凤山、储玫躬、新化勇各为一营五百人不变，塔齐布、罗泽南各将两营七百人缩编为一营五百人，王金王王六营约二千二百人缩编为三营一千五百人，其余遣散。王金王王不服，认为这是曾国藩借故打击自己，并诉之于骆秉章。骆秉章认为王金王王所募新勇可用，无须遣散。从此，王金王王率营脱离曾国藩，投靠骆秉章的门下。又因罗泽南年岁（四十六岁）较大，不愿再次远征，而湘南地区仍有天地会的活动，亦须留有一定兵力，遂将罗泽南部湘军留驻衡州。这样，随同曾国藩出征的陆师就仅有六营三千人了。恰在这时，平江知县林源恩投书曾国藩，愿充一营官。曾国藩令其募平江勇五百，编为一营。另外，又令朱孙诒、邹世琦、杨名声各募一营，凑成十营五千人之数，使湘军陆师初具规模。
湘军水师的筹建晚于陆师，它是在曾国藩移驻衡州后开始的。曾国藩在衡州、湘潭分设船厂两座，委派成、褚二人为监督，依照广东式样，打造战船。又采纳黄冕的建议：添造小战船一种，名叫“舢板”，以供搜索港汊之用。自咸丰三年冬到次年春初，湘军水师编组完成。计水兵五千人，分为十营，每营五百人，拥有快蟹四十艘，长龙五十艘，舢板一百五十艘。另有拖罟大船一艘，作为大帅座船。又买钓钩船一百二十艘，配上大炮五百尊，改为炮船。又雇用民船一百余条，装载军需辎重。这支水军，七拼八凑总算告成。现在看来，未免幼稚可笑；但在当时，这已是中国历史上最“现代化”的精锐“海军”了。
水师十营，以褚汝航为总统；陆师也是十营，五千余人，以塔齐布为先锋。合计水陆士兵，约一万七千余人。这时候的曾国藩，俨然已是独当一面的军事统帅了。
如果没有太平军横扫天下，逼得清帝手忙脚乱，曾国藩作为一介书生，可能最终会作为一位大学问家名世，仕途再畅，也不会立下为后人仰慕的丰功伟业。但是乱世之中，为什么只有曾氏能抓住机会，成就一世英名呢？应该说这首先要归功于他对世事的洞察，对局势的把握和常人难及的统驭之才。当时咸丰的谕旨不过是让他“帮办团练”，而他却抓住这个机会，练成了一支善战之师，这支能征惯战的湘军，便成了曾氏的成事之本。我们不能不说，曾国藩的成就是“练”出来的，这个“练”的过程，就是他抓住机会的过程。
有所依恃才能有所成就
《庄子》一书中，有两个技艺超群的人。一个是厨房伙计，一个是匠人，厨房伙计即那位宰牛的庖丁，匠人即那位楚国郢人的朋友，叫匠石（不一定就是石匠）。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技艺超群，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先看庖丁，他为梁惠王宰牛。他那把刀似有神助刷刷刷几下，一个庞然大物，便肉是肉、骨是骨、皮是皮地解剖得清清爽爽。他解牛时，手触、肩依、驷踏、进刀，就像是和着音乐的节拍在表演。更奇的是，庖丁的刀已用了十九年，所宰的牛已经几千头，而那刀仍像刚在磨石上磨过一样锋利。再看匠石，他的技艺也十分了得。郢人把白灰抹在鼻尖上，让匠石削掉。那白灰薄如蝉翼，匠石挥斧生风，削灰而不伤郢人的鼻子。古人讲，凡是掌握了一门技艺，无论是做什么的，都可以成名。只要有一技之长，就可以自立。过去老人总对年轻人说：“纵有家产万贯，不如薄技在身。”这是最平凡最实在的生存的真理。
同理，领导者要想事业有成也必须找到恃以成事的突破口，有了这个突破口做本钱，自己的能力也就有了发挥的空间。
5.看大势还要计小节
“领导警语”
每件事都不轻易放过，而且想把它们做得合情合理，久而久之就能处理更多的事务。（事事不放过，而皆欲合理，则积久而业广矣。）
——《薛文清公从政录》
有的事情虽然是大势所趋，但如果实施的条件尚欠火候，或者采取的方法不恰当、不周全，也会导致失败的结局。火候、方法可以算作小节，在小节上犯错误，“大势”之中也无可奈何。
汉文帝十五年（前165），诏令全国推举贤良、方正、文学之士，晁错被选中。文帝就“直言极谏”等问题提出征询，在参加对策的一百多人当中，晁错回答得最为出色。晁错在对策中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他指出：文帝即位已经十六年了，可是百姓仍然没有富起来，盗贼没有减少，边境也不安宁，原因就在于皇帝没有能够亲自听取群臣的意见。同时晁错还进言应对诸侯的王国予以削夺。对此文帝没有采纳，但很重视，提升晁错为中大夫，掌谏议顾问。
西汉诸侯王问题由来已久。刘邦在消灭了韩信等异姓诸侯王以后，分封刘氏宗室子弟为诸侯王，希望这些同姓诸侯王能够像群星拱卫太阳一样捍卫皇室，保持刘氏江山万古永存。诸侯王拥有很大权力，可以在封国内自行征发兵役徭役、调动军队、征收赋税和任命官员。他们占据了全国大部分领土和近三分之二的人口，形成了弱干强枝的局面。
刘邦在世时，各王年龄尚小，羽翼未丰，对中央政府还未构成威胁。到文景之时，尤其是文帝时，由于他自己就是以诸侯王身份被大臣拥立即位的，为笼络刘氏宗室，又分封了许多诸侯王，此时诸侯王多已长大，其势力也迅速膨胀起来，开始不服从中央约束，自己制定法令，大肆僭越各种仪式，甚至搞分裂割据和武装叛乱。文帝三年（前177），济北王刘兴居起兵反叛；三年后，淮南王刘长又勾结匈奴和闽越，密谋造反；吴王刘濞因其子被皇太子误伤致死一事二十多年不来朝贡……这一切都表明诸侯王国对汉朝中央已构成了严重威胁。
公元前174年，文帝去世，景帝即位。晁错又多次向景帝疾呼，请求削藩。他以吴王刘濞为例，对景帝说：“二十多年来，吴王一直不来朝贡，按律早就应当治罪，先帝百般容忍，不忍加罪，并说他年纪大了，不便跋山涉水，还封赐给他几、杖，希望他改过自新，可是他却越来越狂傲骄横，私自开采铜山铸钱，煮海水制盐，大肆招诱亡命之徒，阴谋叛乱，如果不及早削夺其封地，将来就没有办法对付他了。”
景帝何尝不知道诸侯王的威胁，也非常愿意削夺诸侯王的封地，但又顾虑诸侯王们造反，迟迟不能下定决心，为此，晁错说：“如果削夺他们的封地，他们会造反，但即使现在不削夺他们的封地，他们将来也一定会造反，不如趁早动手，祸患还小点。现在不削夺其封地，将来造起反来，祸患就大了。”
景帝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支持晁错强行削藩，但这要冒着极大的风险，不仅诸侯王人心浮动，惶惶不安，而且朝廷中也有不少官员强烈反对。晁错一心只为削藩，但却把自己置于了非常危险的境地。朝中一些主张削藩者也都暗暗地为晁错捏着一把汗，劝晁错一定要谨慎从事，免遭不测。
景帝三年（前154），晁错开始将自己的计划付诸实施。诸侯王平日里大都骄纵跋扈，要想抓住他们的把柄实在是太容易了。楚王刘戊在薄太后大丧期内仍与宫女寻欢作乐，虽被免除死罪，却被趁机削夺了东海郡；胶西王刘印收受贿赂，卖官鬻爵，被削去六个县；赵王刘遂接着因为过失被削去了常山郡。随后，晁错又请景帝下令削夺实力最强的吴王刘濞的会稽、豫章两郡，他也知道，此举事关削藩大局，如果成功，再削其他诸侯王就会易如反掌，否则必将战乱四起，难以收拾。
朝廷中讨论削夺吴王封地的消息传到吴国后，刘濞迅速派人联络了胶西、楚、赵及胶东、淄川、济南等国，约定联合叛乱。景帝三年（前154）正月，刘濞征集了20万人首先在广陵发难。他以“清君侧”为借口，向全国发出布告，声称汉朝中央出了奸臣，无功于天下，却侵夺诸侯封地，离间刘氏骨肉，排斥先朝功臣，惑乱天下，皇帝因体弱多病不能明察，故诸侯起兵清君侧，以安定天下。另外六国迅速响应，一起反叛。
叛乱发生以后，晁错还提出要进一步治袁盎的罪。他对属下说：“袁盎受过刘濞贿赂，多次包庇他，说他不会造反，现在刘濞却带头造反了，应该追究他知情不举之罪。”属下听了后却说：“现在这样做也没有什么用处，况且袁盎作为国家大臣，似乎不可能参与吴楚的阴谋。”
此事被袁盎知道了，他惊恐万分，于是连夜求见对晁错也心怀不满的窦婴，对他讲了一通吴王之所以谋反的原因，并表示自己有办法平定叛乱，请求窦婴帮助他面见景帝。
这天晚上，晁错正在宫中与景帝商量调兵之事。二人正计议间，忽然窦婴入宫，说袁盎有平叛良策，请求景帝召见袁盎。景帝答应了，不一会儿袁盎来到宫中。
景帝抬眼问：“你曾担任过吴国相，一定了解吴国的情况。现在吴楚叛乱，你可有良策解决吗？”
袁盎抬起头来左右看了看，一言不发。景帝以为他有重要机密禀告，便命随从全部退下，又催促袁盎快讲。袁盎又抬起头看了晁错几眼，吞吞吐吐地说：“臣所要说的计策，除了陛下，任何人都不能知道！”景帝只好示意晁错也暂且退下，晁错气得七窍生烟，只好愤愤地退了下去。
这时屋内只剩下袁盎和景帝两个人了，袁盎才缓缓说道：“陛下您难道不知道，吴楚等国发布的文告上明确地说，当年高祖皇帝分封子弟为王，以拱卫中央，但如今贼臣晁错却屡屡寻找借口，一点一点地削夺他们的封地，他们才被迫起兵的；他们的目的实际上是要联合起来诛杀晁错，请求恢复封地。如今之计，只有斩杀晁错，并派使节把这一消息通知诸王国，叛乱就可兵不血刃地被平定！请陛下三思。”
景帝听了，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沉默了好长时间，才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朕决不会因为爱惜一个人而得罪诸侯，让百姓再受刀兵之灾。”
十多天后，丞相陶青等上书弹劾晁错，指责他建议皇帝亲征，自己留守，有失臣礼，大逆不道，应当处以腰斩之刑，并株连全家。景帝为了一时苟安，批准了这一奏章，接着，派中尉去召晁错，诡称一起乘车去巡视市集。就这样，晁错穿着朝服被腰斩于东市。
晁错的这场“削藩”大计，牵动朝野方方面面的各种利益。因此，晁错所置身的环境情况错综复杂，仿佛两军拼杀的沙场。在这种境况之下，作为最显眼的人物，晁错却没有一件可以防身的“盔甲”。不仅如此，这位天真刚直的政治家还到处树敌，与人因公结怨。这样一人，不仅自己的政治措施得不到支持，而且还招来了各种明枪暗箭。因此，在政敌袁盎的谗惑之下，年轻的景帝就完全忘记了晁错舍生忘死究竟是为了什么，忘记了晁错与他的师生之谊，而决定以牺牲晁错的办法来保全皇位。然而，他的鲜血并未能阻止叛军的步伐。
晁错忠心为国，却招致了杀身之祸，关键原因就在于他善于谋国却不善于谋身。他的祸根不仅起源于冒既得利益者之大不韪，积极进行削藩，同时也有他太过于直道而行，以致招来诸多仇怨的因素。作为一个有办大事的决心和能力的人，晁错的致命薄弱环节，在于他没有穿好能够保护自己的坚硬盔甲。这种教训，足以垂示千古。
细致周到才能减少漏洞
心细如发不粗心，虑事周到无漏洞，是一名合格领导者的应有素质。
领导者做事不细致，往往是与虑事办事不周到紧密相连的。台前的一件事可能要涉及到台后的一系列环环相扣的细小环节，如果没有虑事周详的思维习惯，很可能会使担负的领导工作陷于被动，或者处于难堪境地。
如果你想博得上下左右的赏识和信任，就不妨在细心、周详这两方面多下点儿功夫，注意以下几条建议。
（1）细心体察
领导者想上司之所想，急公务之所急，乃是无往不胜的要诀。而领导者能够拾缺补漏、细致入微就更是奇招制胜之法。而要做到这一点，是离不开领导者细心的体察作为前提的。
领导者细心体察，就是要学会观察和适应实情，这样才能考虑到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办起事来游刃有余，从容不迫。
（2）预先计划
正如姜子牙所说的那样：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领导者只有做到有预见性、有计划性地开展工作，才能把事情做得有章有法，有条不紊，才能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给予充分的估计，并有相应的应急措施，不至于像晁错那样事到临头手忙脚乱，耽搁了大事。
试想，当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后，人人都手足无措时，你因事先有所估计有所准备而能够从容应付，这无疑是危难之时显真才，肯定获得大家的褒奖与器重。
做到四勤
其实，做事细致周详绝不是一个什么难以更改的性格问题，而更多的是一个人的做事态度、处世方法问题，因此，领导者是可以通过工作方法的改进来增强自己的才干的。
我们所说的这“四勤”是：手勤，脑勤，嘴勤和腿勤。手勤就是要随时做到有备无患，有纲有目。脑勤，就是平时要多思考，多想几个“为什么”，多想几个“怎么办”，这样就会提高你的预见能力和应变能力，使事情变得周详可靠。嘴勤就是要多请教，作为自己思考和办事的经验性基础。腿勤则是指要到实际中去了解事情的真实情况，了解事物发展的过程，从而使自己的思想能够符合实际，真正做到细致周详。
“小处亦有大文章。”领导者切不可做起事来马马虎虎，而是要细致入微、周详严密，这样才会把事情做得漂亮。
6.与人合作不能只看重其眼前的强大
“领导警语”
两者相合，可以收到相互生发，相互救助的功效，如果二者偏离，就都成为无源之水，即使看上去壮盛，也维持不了多长时间。（合则收相生相济之美，离则均为无源之水，虽盛不长。）
——《韬晦术》
我们说动荡之中事难成，是因为动荡之中形势始终处于变化的状态之中。就个人而言，选择一个强大的合作者作为倚靠，无疑可以给自己的人生之局提供一个有力的支点。但是动荡之中强者未必真强，弱者未必真弱，强弱之间瞬息转换，如分辨不清反倒自取其祸。
曹操成事的高明之处正在于哪怕身无所属，也绝不与貌似的强大者合作。
董卓在控制献帝，权利炙手可热的时候，想笼络曹操，这对曹操的选择就是一个考验。董卓对曹操的才干，久有所闻，他任命曹操为骁骑校尉，并与其共商大事，想把曹操收为心腹。但曹操对董卓的为人是了解的，先前他反对召外将进京，就是看到了董卓是一个缺乏政治头脑又有政治野心的人。董卓到洛阳后的所作所为，曹操更是亲眼所见，他料定董卓无非是逞一时之势，终将要落得众叛亲离，归于失败的下场。像董卓这样的人，不仅不能与其同流合污，而且要创造条件打败他。于是，曹操在这年的九月，偷偷地离开洛阳，走上了公开反对董卓的道路。
曹操不受董卓的笼络，一是他有远见，料定董卓之辈只能得势一时。二是他有大的抱负，不是轻易地被人看重和使用的问题，而是怎样才能有朝一日使用别人。
中平四年（187）曹操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以有病为由，辞去了朝廷任命他为东郡太守的官职，在家闲居。然而以他的声望、人品和才华，是难以让他清静的。一年以后，冀州刺史王芬就派人拿着密信找到了他，原来，冀州刺史王芬联合策士许攸、陈蕃的儿子陈逸、道教法师襄楷、沛国人周族等，密谋政变，打算趁汉灵帝北巡河间（今河北献县东南）旧宅之机，用武力挟持灵帝，诛除宦官，为陈蕃等人报仇。然后，废掉灵帝，另立合肥侯为帝。他们决定拉曹操入伙。因为曹操有正义感，有号召力。所以派人给曹操送来了密信。
曹操读罢密信后，心情很不平静。他仔细考虑之后，觉得此事不妥，给王芬等人回信明确表示反对。
曹操从当时主客观条件上来说，王芬等人确实不具备像当年商朝掌权者伊尹放逐太甲、西汉大将军霍光废立昌邑王刘贺的情势，想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
王芬等人是由地方发动的政变，无法一开始便控制朝政，就是一时取得成功，也容易受到中央集权力量的围剿。像西汉景帝时的吴、楚七国之乱那样大的规模最后都失败了。王芬等人以一个冀州之地，想搞成这样一件大事，当然是属于轻举妄动的冒险行为。
后来事态的发展，果然如同曹操所料，王芬非但没有取得成功，反而落了个举家自杀的结局。
在对待王芬政变这一重大政治事件上，曹操对灵帝没有采取“愚忠”的态度，去告发他们。王芬等人敢于去拉曹操入伙，也是对他的心态有所了解。曹操不是不想改善朝政，如果通过废立皇帝能有利于国家，取得积极效果，这也是他所希望的。但是，没有一定把握的冒险盲动，是他所不取的。
董卓、王芬是两个都想拉拢曹操入伙的人，曹操对他二人采取了不同的对策，可见曹操的足智多谋。而曹操反对王芬等行废立之事，也说明了他处大事断大疑当不能徒见往者之易，而未见当今之难的独到之见，以及做大事不能急于求成而要待条件具备，方可行非常之举。
曹操对待拉拢他的人的对策是不同的，但有一点是相同的，绝不随随便便与人合作，因为合作是为了成事，如果合作对成就大事不利，那就果断地放弃合作带来的暂时的好处，而等待更好的时机。在这里，看清合作者将来能够有多大出息、发展走向如何就显得尤为关键。
决策正确是因为预测准确
从古至今，领导者做出任何决策都是基于他对事情发展走向的预测，所以，预测是决策的前提和依据。预测是由过去和现在的已知，运用各种知识和科学手段来推知未来的未知，决策的正确与否，取决于对未来后果判断的正确程度，不知道行动后果如何，常常造成决策失误。所以管理决策必须遵循预测性原则。
其实，所谓预测讲通俗一点就是如何审时度势。那么，领导者怎样才能掌握审时度势的决策艺术呢？第一，要认清形势，把握趋势。形势和趋势是领导者审时度势进行正确指挥的出发点。在每一项决策前，都要对形势进行认真的分析，对事态的发展趋向做出准确的判断，搞清哪些是有利条件，哪些又是不利条件；现有诸因素中哪些是必然因素，哪些是偶然因素；它们将向何种状态发展，等等。只有把这些因素分析透彻，才能制定切实可行的战略和策略。第二，要善于抓住时机，当机立断。在战场上，时机对指挥员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指挥员善于抓住各种战机，就会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取得战争的胜利。反之，如果不善于捕捉战机，即使我强敌弱，也容易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第三，要机动灵活，善于随机应变。我们说不善于抓战机不行，但有了战机而不善于根据情况的变化而采取相应的对策，也同样不会成功。领导者要学会随机应变，善于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而迅速急剧地改变策略，如果原先的道路在当时不妥当或行不通时，就选择另一条道路来达到目的。而且领导活动的各种因素，总是在变化的，所以领导者决定问题就要因情况之变而变。
7.多想几步棋才不会被将死
“领导警语”
（遇事要）思考思考再三思考。（思之，思之，又重思之。）
——《管子》
会下棋的人都知道，你能多算一点、多想几步，就能在对弈中保持主动，起码不会让对手轻易将死。为官也是这样，谋事细密、深远，事情会做得更圆满、少出纰漏，谋身不被眼前一时的显达所迷惑，就能走得更稳妥、更安全。
北宋时代，西夏主李继迁骚扰西部边疆，保安军上奏，擒获了李的母亲。宋太宗想把她杀掉，犹豫未决之际，请来枢密使寇准单独商议此事。商议停当后，寇准退出归家时，路过相府，以之告于宰相吕端。吕端说：“皇上告诫过你不要跟我说吗？”寇准说：“没有。”吕端便问：“准备怎样处理？”寇准告诉他准备在保安军北门外斩首，以惩戒凶逆。吕端说：“如此做，未必合适。”于是他便进见皇帝说：“从前项羽欲烹高祖父太公以示威于高祖，而高祖却说愿分得一杯羹。举大事者是不顾父母的，何况李继迁是不孝之子呢？陛下今天杀其母，明日即可抓住李继迁本人吗？如其不然，只能增加其对宋的仇恨程度，反志益坚。”太宗说：“然则如何是好？”吕端说：“依臣愚见，应将她安置于延州，派人好好服侍她，以招徕李继迁。他即便不立即来降，也可拴住他的心，因其母的生死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太宗拍腿称善，说：“不是你提醒，几误我大事。”后来，继迁母死于延州，继迁死后，其子竟来投诚。
杀了叛将的母亲，这种手法太拙劣，岂是天朝大国所为？而优待他的母亲，乃是怀敌抚远之举。
还有一个故事：明朝初年，徐达率军北逐元军，将元顺帝包围在元上都开平。他故意将包围圈空缺一角，让元顺帝逃走。大将常遇春觉得这本来是大功一件，怎么能让元顺帝逃跑了呢？他异常恼怒，就是想不通。徐达对他说：“他虽然是外族人，但已经称帝于天下很久了。抓住了他之后，我们主上该如何对待他呢？再把一些土地封给他呢，还是干脆把他处死呢？都不很妥当。既然都不行，那么让他跑掉就是最简便的办法了。”常遇春一时还不认为这样做法对。等回来报告给太祖朱元璋，朱元璋也没有对这一举动怪罪。
我们在处理事情时，就应该像吕端、徐达那样多考虑几步棋，想想可能出现的后果，权衡一下优劣。
做决策要估量胜算几何
《孙子》中说：“多算胜，少算不胜，由此观之，胜负见矣。”这里的“算”是指“胜算”，也就是制胜的把握。胜算较大的一方多半会获胜，而胜算较小的一方则难免见负。又何况是毫无胜算的战争更不可能获胜了。战术要依情势的变化而定，整个战争的大局，必须事先要有充分的计划，战前的胜算多，才会获胜，胜算小则不易胜利，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如果没有胜算就与敌人作战，那简直是失策。因此，若居于劣势，则不妨先行撤退，待敌人有可乘之机时再做打算。无视对手的实力，强行进攻，无异于自取灭亡。
《孙子》在此处所表达的意思，凡事不要太过乐观，一旦大意轻敌，将陷入无法收拾的可悲境地。这个道理在中外历史上屡屡应验。如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偷袭珍珠港，美军毫无防备，结果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而日本当时胜算可谓极小，却仍然不顾一切地发动战争，其后果当然可想而知了。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有资格被尊为“名将”的人，都有个大原则，即不勉强应战，或者发动毫无胜算的战争。如三国时的曹操便是一例。他的作战方式被誉为“军无幸胜”。所谓的幸胜便是侥幸获胜，即依赖敌人的疏忽而获胜。实际上，曹操的制胜手段确实掌握了相当的胜算，依照作战计划一步一步地进行，稳稳当当地获取胜利。而要做到有把握，就必须知彼知己。孙子说：“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这句话虽然很容易理解，实际做起来却颇难。处于现代社会中的人，均应以此话来时时提醒自己，无论做何种事均应做好事前的调查工作，确实客观地认清双方的具体情况，才能获胜。
人生有时候还是需要运用“不败”的战术来稳固现况。就像打球一样，即使我方遥遥领先，仍需奋力前进，掌握得分的机会。荀子说：“无急胜而忘败。”即在胜利的时候，别忘了失败的滋味。有的人在胜利的情况下得意忘形，麻痹大意，结果铸成意想不到的过错。需知“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预先设想万一失败的情况，事先准备好应对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