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牡丹亭》中杜丽娘的形象，所演绎的是一种久被禁锢的生命渴望，即“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牡丹亭》第十二出《寻梦》。以下仅注明出目）；所揭示的是个性解放思潮下女性对自身价值与意义——情爱的追求。或许有人会认为杜丽娘生生死死的代价付出不值得——如剧中杜宝所言“忒恁憨生，一个哇儿甚七情”（第十六出《诘病》）；或许有人认为杜丽娘将一切寄托于梦中情境的无意义——如剧中柳梦梅所言“梦短梦长俱是梦”（第二出《言怀》）；或许有人会认为杜丽娘的追求太狭隘——除了情爱，她似乎不知道人生还有什么更重要的生活内容，她把爱情当成了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但《牡丹亭》的出现，在当时却如一声惊雷，让理学压抑下深埋在人们心底的人性本真复苏了，长久被忽视的女性意识觉醒了。它告诉人们：女性在那个处境艰难与情感悲凉的时代，对美的世界不仅幻想着，而且全身心地去追求着。
汤显祖极其重视人的本能和自然感情，《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内心深处跃动着的便是一个尚未驯服、具有本能意识的精灵。剧中大胆地强调杜丽娘追求“情色”满足的正当性，赋予作品以显露出生命本能的冲动和这种冲动所引发的自我价值的诉求。通过杜丽娘的追求，作者暗示人们：青年男女对情欲与情爱的思慕，是源于生命本能的情不自禁、情不能已，是无论什么都不能禁杀、也无法禁杀得了的；生命冲动是源于生命欲望的本能，正是这种自然之力，使人类世界充满生命的活力。
随着女性本能意识的觉醒，杜丽娘不仅叛逆了传统的贤妻良母的价值标准，即她母亲所说的“女孩儿只合香闺坐，拈花翦朵，问绣窗针指如何。逗功夫一线多。更昼长闲不过，琴书外自有好腾那”（第十一出《慈戒》），尚且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一生儿爱好是天然”（第十出《惊梦》）的本性；知道人生的意义是情爱的自由与满足；知道自己要追求属于自己的美。她把人的价值、生存的意义具体在了爱与生命的自由以及情的随意之中，这是她的理想人生，也是她认为最有价值的人生追求。但是，在现实中，“恰三春好处无人见”（第十出《惊梦》）的杜丽娘，既不可能自由地去爱，也不可能娇羞而幸福地被人怜爱，所以，他把梦中的情境当作了最真实的存在，把梦中的情人看作是自己人生价值、生命意义的寄托。以至于她一再违背母亲的“慈戒”，去游园、去寻梦，去一次次地挑战封建礼教。剧中的梦境不仅是杜丽娘一时的生理冲动或心理冲动，也是凝聚着她对全部生命理想的执着追求。
然而，正如《牡丹亭》中柳梦梅所言：“梦短梦长俱是梦”（第二出《言怀》），梦境毕竟是梦境，不是现世的存在；梦中的情人也毕竟只是一个虚幻，不可能成为现实中温存、体贴、多情的郎君。因此，梦境成了杜丽娘解不开的生生死死的情结，虚飘飘的梦中情人成为杜丽娘“宛在水中央”、可望而不可即的、断魂的端绪。解不开的情结，无所依托的爱情，终于耗尽了二八年华的少女的心血，杜丽娘因爱的寂灭而夭逝。“生和死，孤寒命。有情人叫不出情人应”（第二十七出《魂游》）。杜丽娘美好而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走到了尽头。她不是死于爱情的被阻碍、被破坏，而是死于因女性意识的觉醒而引发的对爱情的徒然渴望，她的死是对禁锢人性的礼教的最强烈的控诉。
人类生存的现实的无情冰冷，使生之杜丽娘只能将她的渴求寄托于梦境，这种无所寄托的情爱追求最终只能在爱情和死亡的融合中得到升华。但死不是杜丽娘追求的终结，相反，是她于现实之外寻求到的一条最自由、最有希望实现理想的新路。最终，杜丽娘的真情感动了花神、判官、夜叉等，在他们的帮助下，杜丽娘“死而复生”，成就了与柳梦梅的婚姻。然而，“鬼可虚情，人须实礼”（第三十六出《婚走》），在梦幻和鬼的世界中随心所欲的表露的感情，在复生后却成了禁忌。柳梦梅向她正式求婚，她立即变得十分矜持，而且说什么“秀才可记的古书云：‘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第三十六出《婚走》）。杜丽娘在生与死不同环境中的心理和行为，又一次生动地揭示出了情与理尖锐矛盾之间的社会意识。礼教犹如一条沉重的锁链拖在杜丽娘身后，即便出生入死，她也不可能摆脱得了；闺中教诲像浓重的阴影笼罩在杜丽娘的周围，她苦苦挣扎也难以冲破。
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里写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闹殇》一折也借侍女春香的口说：“世间何物似情浓？”情殇，本不是文学作品中的一个新命题，但《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却把这个古老的命题赋予了新的意义，那就是，杜丽娘为之而殇的情的虚幻和杜丽娘意念中这段情的最真实、最美好。尤其是，《牡丹亭》中的情殇是与爱的寂灭成因果关系的，即：没有了爱，生命也就随之了无意义。
汤显祖的时代，是一个个性解放思潮泛滥的时代，受“泰州学派”思想影响，汤显祖在其文学创作中倡导个性、张扬人情，注重人作为个体存在的价值。杜丽娘的“生生死死为情多”（第二十七出《魂游》），“死里淘生情似海”（第三十六出《婚走》），就是汤显祖作为“泰州学派”后学其“至情论”的形象阐释，也是其个性解放思潮下价值观念中女性价值与意义的注脚。
中国历史、思想史、文学史等都一律地注重人的价值。但说到人的价值，一般地是指男人们的价值，即“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意义体现。而女人作为个体，其价值是作为男人的附庸以传宗接代、相夫教子、无才便是德、三从四德，是纯粹的功利价值，实际上基本可以被视为无个体的价值和意义。但在《牡丹亭》中，汤显祖有意识地在强调女人的价值与意义，即“被爱”。这显然是对传统的反对，是对女性自身价值与意义的新的观照。但究其根本，汤显祖依然是以男性视角来观照女人的价值，是以男性的审美标准来审视女人作为存在的意义，所以，他笔下理想的女性形象便只能是男性视角下的完美女性，他要阐释的女性价值仍旧是男性视角下的价值。只不过，汤显祖思想观念中的女性价值与意义，是超越了功利的、以女性为审美对象的、理想化了的女性价值与意义。
《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国色天香，所谓“不提防沉鱼落雁鸟惊喧，则怕的羞花闭月花愁颤”（第十出《惊梦》）；她不仅美，而且爱美：“一生儿爱好是天然”（第十出《惊梦》）；担心美的易逝与被忽视：“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第十出《惊梦》），“则怕呵，把俺年深色浅，当了个金屋藏娇”（第十四出《写真》）；希望早成佳配，享受情爱的欢娱：“吾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泪介］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第十出《惊梦》）她爱梦中情人的“一品人才”、“年少多情”，渴望“但得个秀才郎情似意惬”（第三十二出《冥誓》）；她不顾一切地维护自己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违背了传统和礼教的爱情婚姻，当父亲说“离异了柳梦梅，回去认你”时，她毫不犹豫地回以“叫俺回杜家，讪了柳衙。便作你杜鹃花，也叫不转子规红泪洒”（第五十五出《圆驾》）。这些实际上都是汤显祖作为一个现世中的男性对理想女性的完美的期望。
剧中的杜丽娘形象实现了男性视角下女性的美与爱的塑造，同时也就实现了男性审美愉悦的满足与审美过程的完成。它一方面成就了男人的风流，另一方面完成了男人对女性美的鉴赏。男权制社会对女性角色的种种限定和要求，决定了女性的地位是在婚姻家庭中履行社会赋予她的义务和职责，那就是相夫教子、三从四德；女性的美德就是牺牲自我价值，在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中因奉献而体现最完美的社会价值。汤显祖的女性价值与意义，当然是不同于一般传统男性的标准，因为他的审美倾向是超越了功利的、理想化了的女性价值与意义。
汤显祖不排斥功名利禄，在科举的道路上，他曾屡败屡战，所以他笔下的人物也并不会弃绝功名。因此他笔下“生生死死为情多”（第二十七出《魂游》）的杜丽娘，内心盼望的情爱的理想归宿依然是“逢折桂之夫”、“得蟾宫之客”（第十出《惊梦》）。几千年的文化，几千年的积淀，中国传统的男性们建构了自己的价值体系，并让自己和女性们都服从于这一套体系。杜丽娘追求真爱，乃至“痴情慕色，一梦而亡”（第二十七出《魂游》），追求到最后还是要臣服于这种价值体系之下。
在《牡丹亭》中，与杜丽娘形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她的父母杜宝、杜老夫人和老师陈最良。杜宝夫妇绝不是“坏人”，他们一个是国家栋梁，一个是典型的贤妻良母。但他们却以自己对情的无知，用他们的“爱”的方式，给予女儿以最大的压抑。
杜宝不能不说是一个“君子”。为官，清正廉洁，体恤民情，恪尽职守：在南安为太守，劝农不辞辛劳，百姓都夸他是一个好官，所谓“廿岁登科，三年出守，清名惠政，播在人间。”（第三出《训女》）；在淮扬为安抚使，平定李全叛乱，建立显赫功勋；由太守而安抚使而同平章军国大事，青云直上。为人，守礼法，中正无邪，心无杂念。为父，既严且爱，管教女儿非礼勿入，教诲女儿知书识礼，希望女儿“他日嫁一书生，不枉了谈吐相称”（第三出《训女》）。但作为正常的人，他身上有太多的礼法，少了正常人所应具备的情与爱。所谓“忒恁憨生，一个哇儿甚七情”（第十六出《诘病》），他不相信人有七情六欲，更不相信女儿会“为钟情一点，幽契重生”（第三十六出《婚走》）。所以，朝廷之上，他以还魂之女为“花妖狐媚假托而成”，且要求君王“向金阶一打”，现妖魔之形（第五十五出《圆驾》）。女儿因梦而死，因情而复生，皆只为了多情的柳梦梅，可他在女儿还魂后还执古装乔地一再坚持：“鬼乜邪，怕没门当户对，看上柳梦梅什么来！”“离异了柳梦梅，回去认你”（第五十五出《圆驾》）。在他的意念中，“情爱”一词是不存在的。
杜老夫人是典型的传统价值意义下的贤妻良母，她谨守妇道，恪守“三从四德”。对丈夫，百依百顺，惟命是从；对女儿，严加管教：“怪她裙钗上，花鸟绣双双”（第十出《惊梦》），教训女儿“女孩儿只合香闺坐，拈花翦朵，问绣窗针指如何。逗功夫一线多。更昼长闲不过，琴书外自有好腾那”（第十一出《慈戒》）。因无子息，她主动劝说丈夫“在扬州寻一下房，与相公传后”（第四十二出《移镇》），但她只是杜宝的附庸，根本就没有自己的生活，更无论作为个体的价值。
作者借杜宝、杜老夫人的形象，同样是在晓谕世人：无爱的人生是怎样的索然无味、荒唐可笑。
除父亲之外，杜丽娘唯一可以接触的男性是她的穷酸潦倒的老师陈最良。陈最良是《牡丹亭》中一个可笑又可怜的腐儒形象。他自幼习儒，12岁进学，观场一十五次，年已60岁，除了几句经书，他就不知道人生是什么。他自称“靠天也60来岁，从不晓得伤个春，从不曾游个花园”，只为孟夫子所谓“收其放心”。他教女学生《诗三百》，亦只为“开首便是‘后妃之德’四个字顺口”。但他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正是这所谓的“后妃之德”的《关雎》篇，最终要了他女学生的性命。陈最良也不是什么“坏人”，但他作为封建社会常规道路上的失败者，也只是拿社会教导他的东西教导杜丽娘，这同样给杜丽娘以深重的心理压力。
陈最良的迂腐，与杜丽娘鲜活的青春性情形成强烈的反差。汤显祖正是借此告诉人们：有情爱的人生才是最有价值的人生。陈最良60岁的生命，远远不及杜丽娘16岁的鲜活人生，因为他如枯木行尸一般活着。生活中无情无爱，于是便没有了人生的价值与意义。
作品通过杜宝、杜老夫人和陈最良的形象，深刻地揭示了杜丽娘所面临的社会意识和正统社会势力的强大。在《牡丹亭》中，作者有很明确的反抗压抑人性的男权体制和封建伦理的社会意识。在这里，男权体制和封建伦理的社会意识或许是无形的，但确实是强大且不可侵犯的。剧中杜丽娘的梦中之爱，乃至死而复生与柳梦梅结合，虽都不曾遇到父母的反对与干涉，然而，作品又确确实实写出了封建意识作为一种社会势力对杜丽娘的压制，使人感受到她在一张看不见的罗网中苦苦挣扎。为了突出现实中的社会意识对人性的迫害及其不合情理，作者在《冥判》一出戏中塑造了阴司富有人情味的胡判官的形象。看到杜丽娘的美貌，胡判官不免心动，在他查清杜丽娘的死因后，对她又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他让花神护持杜丽娘的尸身，准许杜丽娘的鬼魂寻找自己梦中的郎君：“我今放你出了枉死城，随风游戏，跟寻此人”。然后又有意识地将金銮殿与阎罗殿作对比：“似这般狰狞汉，叫喳喳。在阎浮殿见了些青面獠牙，也不似今番怕”（第五十五出《圆驾》）。通过胡判官与杜宝、现世与阴司的对比，进一步衬托出了剧中所表达的理想与现实生活中情与理的矛盾，使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和陈腐的社会意识间的冲突更加激烈，从而赋予剧作以“无爱的人生”的无意义这个鲜明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