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和杜甫，一个是中国古典诗歌浪漫主义的杰出代表，一个是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但20世纪以前大家对李白的关注远远落后于杜甫，不过，这也使当代的学者有了更大的驰骋空间。“扬杜抑李”始自中唐人元稹，他说杜诗“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不过，元稹的这种“扬杜抑李”的观点在当时并不带普遍性，他的好友、著名诗人白居易就认为李、杜基本上还是并列，赞扬两人“吟咏留千古，声名动四夷”。与元稹看法完全不同的是韩愈，他在《调张籍》一诗中，这样写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显然，他对李、杜是同样尊重的。到了宋代，欧阳修更喜爱李白，而王安石更喜爱杜甫；苏轼虽然更推崇杜甫，但他创作的艺术特色却更接近李白。南宋诗论家严羽说：“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这种说法相当公允。明代对李、杜的评价，大致与宋代相似。杜甫的地位甚高，但李白的声望也未曾因此稍衰。“茶陵派”的李东阳，宗主杜甫，但对李也甚为景仰。提倡诗必盛唐的“前后七子”，诗学杜甫，而对李白同样赞赏备至，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对此都有所论述。力求摆脱复古束缚的祝允明、唐寅推崇李白，文征明却崇拜杜甫；有叛逆思想的李贽推崇李白，而主张独抒性灵的袁中郎，则李、杜并称。清代的情形也是如此。赵翼说过一句带有总结性质的话：“北宋诸公皆奉杜为正宗，而杜之名遂独有千古。然杜虽独有千古，而李之名终不因此稍减。”这说明，李、杜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各自做出的独特贡献，是无法抹杀的，采取简单的扬此抑彼的态度，都无法改变他们在诗歌史上双子星座的地位。
尽管“扬杜抑李”在历史上不乏其人，但历代诗评家对李白的生平和创作还是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品评和研究，到19世纪末，已经积累了相当可观的成果。然而，在李白研究史上，20世纪所取得的成绩和进展无疑最大。这一百年中，学界在传统的印象式的琐碎的诗歌品评的基础上，开始运用较为现代的、科学的、系统的诗歌理论来研究李白及其诗歌艺术，取得的成就至深且巨；在李白诗文校注和文集的整理方面，更是硕果累累，佳作迭出。
杜晓勤的《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一书第八章专题讨论了李白。其中既总结了20世纪李白研究的概况，又分八节详细讨论了李白的生平、李白的性格和思想、李白的诗文、李白词的真伪、李白诗歌的艺术、李白的作品集、李杜比较等研究情况。郭勉愈在《新时期李白研究综述》一文中重点归纳了李白的生平及交游问题的研究情况。现结合两文，旁采他说，就20世纪的李白研究情况简单概括如下：伍非百的《诗界革命家李白作品的批评》是20世纪较早运用现代诗歌理论对李白进行批评的文章，该文无论是行文的方式还是论述的角度，都一改传统的点评、集说，而是从人格特质和艺术形式两方面，高度评价了李白对当时诗歌革新的贡献。稍后，又陆续出现了相当数量的从思想、性格、情感和艺术特质等角度对李白进行较为细致研究的文章，如崔宪家的《浪漫主义的诗人李白》、陆渊的《情圣李白》、徐嘉瑞的《颓废之文人李白》、缕启愉的《李白个性的遗传及其儿童期生活》、李长之的《李白的文艺造诣与谢捽》、浩乘的《李白的佛教思想》、萧望卿的《李白的宇宙意义及人生观》等。同时，用类似理论和方法研究李白的专著也不少，如李守章的《李白研究》、汪炳焜的《李太白传》、李长之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戚维翰的《李白研究》等，其中李长之的著作视角尤为新颖独到，在学术界具有较大影响。
就具体问题而言，关于李白氏族和籍贯问题的讨论，是20世纪上半叶李白研究领域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这次讨论是从李宜琛的《李白的籍贯与生地》开始的，他在该文中提出李白应生于西域的说法。此后陈寅恪在《李太白氏族之疑问》中又详细考证，亦断定李白“生于西域，不生于中国”，而与之异说的文章则有王立中的《〈李太白国籍问题〉之商榷》等。
从50年代开始，学界又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分析和评价李白的思想和诗歌，为此还展开了关于李白的人民性和进步意义的讨论。这次讨论是从林庚发表《诗人李白》一文开始的。林庚在该文中指出，李白并非像过去有些人想象的那样脱离现实，相反他对政治，对祖国，对人民是很关心的；他的作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的某些情况，同时也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于这些看法，当时许多学者都表示赞同，但他们对林庚提出的李白歌颂“太平盛世”是反映了人民的愿望、李白的布衣感是与农民起义“一而二二而一”的观点，则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五六十年代李白的生平研究，除了对李白的家世和出生地继续进行讨论，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即李白的经济来源。这一问题是由麦朝枢的《李白的经济来源——读李漫笔之一》引起的，他认为李白和他的父亲都是贩运铜铁的商人，而李白则“兼涉采冶”之业。该文发表以后，立即引起了学界的注意，相继出现了耿元瑞的《李白是靠经商过活吗？——对〈李白的经济来源〉一文的质疑》、慕荣华的《李白是做生意的？》、李廷先的《为李白一辨——读麦朝枢〈李白的经济来源〉一文后》等商榷文章。
这一时期的李白诗歌艺术研究的新趋势是学界开始普遍用浪漫主义的理论来分析其诗。林庚在其《诗人李白》中说“李白从市民阶级萌芽中所得到的主要是独往独来的自由生活，个性解放的要求，自由意志与浪漫主义的精神”，后来专论李白诗歌浪漫主义的文章一下子多了起来，如胡国瑞的《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及艺术特点》、孙殊青的《论李白诗歌的积极浪漫主义》、谢善继的《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黄海章的《试论构成李白诗歌积极浪漫主义的因素》等。
从1967年到1976年，李白并没有被人冷落，其中最可注意的就是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提出的李白生于中亚碎叶说，他在该书中认为李白当生于中亚细亚的碎叶城，其位置在今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托克马克。此说一出，马上得到了学界众多的响应，如余恕诚的《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的又一确证》、殷孟伦的《试论唐代碎叶城的地理位置》等。就是到80年代以后，也还有人响应此说。“文化大革命”后期，李白研究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当时有些人用“评法批儒”的观点来分析和评价李白，普遍认为李白是法家，说李白具有强烈的尊法反儒的思想倾向和战斗精神，而且他们还将之与杜甫进行比较，扬李抑杜。
20世纪的最后20年，可以说是李白研究的复苏期和高潮期。从70年代末开始，学界又重新用学术批评和科学研究的眼光来对待李白及其文学创作，再加上有相当多的学者在文革中虽然被剥夺了撰写李白研究论文的权利，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停止对李白研究的思考，所以在文革结束到80年代中期，就出版了将近20部李白研究专著，论文更是不计其数。
当然，八九十年代李白研究的兴盛局面不只体现在发表成果的数量上，更体现在空前的深度和广度上，此时人们发现和讨论的问题较之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多。就李白生平研究而言，人们除了对李白的出生地、家世问题和李白的经济来源等问题继续探讨外，还就李白一生入京的次数和时间、寄家东鲁、长流夜郎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李白思想研究方面，学界则拓宽思路，多角度、分层次地研究李白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乃至盛唐文化的关系，对李白与宗教关系的研究也更为深入和全面。在李白诗歌的现实性的研究方面，人们对李白诗歌是否反映了“盛唐气象”的讨论较之五六十年代也更为深入。在李白诗歌的艺术研究方面，人们也逐渐改变用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的理论模式来套的思路，开始从意象、结构、语言、声律、诗体、审美观、创作心理、文化价值等角度进行更新颖细致的探讨。同时人们还将李白与古今中外的许多诗人进行比较，试图寻找李白诗歌的艺术渊源、艺术魅力及中外优秀的诗歌作品共同的艺术规律。在具体研究方面，此时学界对《蜀道难》作意和主题的研究、对李白词真伪问题的讨论较之五六十年代都更为热烈和持久。在作品考订和整理方面，八九十年代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20年间，除出版了十几部李白诗选、文选，还先后出版了《李白集校注》、《李白全集编年注释》、《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等三部各有特色的李白全集的新整理本，充分显示了20世纪李白作品整理和研究的实绩，同时也为李白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和开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李白研究史上，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主要表现在李白研究会的成立、李白研究刊物的出版和李白学的初步创建等方面。1985年5月在安徽马鞍山市召开了“中国李白诗词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有人提出成立“中国李白诗歌研讨会”。经过有关方面和全国李白研究专家们的共同努力，1987年11月成立了“中国李白学会”，并决定出版会刊《李白学刊》（后改名《中国李白研究》），学会秘书处和会刊编辑部都设在马鞍山市的“李白纪念馆”内。到1998年为止，李白研究会共召开了六次年会暨李白研究国际研讨会，先后出版了会议论文集一部、会刊九部、相关论文集一部。除了安徽省马鞍山市建立了李白纪念馆，成立了李白研究所，四川省的江油市、湖北省安陆市、山东省济南市也都建有李白纪念馆和李白研究机构。其中江油市李白纪念馆先后举办李白研究学术会议多次，出版《李白研究论丛》两辑；湖北安陆编辑出版了《李白在安陆》等著作；山东济宁李白纪念馆也出版了《李白在山东论丛》等著作。
进入21世纪以来，李白研究依然处于热潮之中，除了传统话题的深入开掘，如袁晓薇的《宋人对李白的评价与时代典范的抉择》、李霜琴的《走进仙心——谈李白的个性与游仙的关系》、梁丽超的《以酒论诗——对李白诗风的解析》、舒大刚的《李白卒年史料新证》等，比较引人注意的新动向是关于李白诗歌翻译的大讨论。仅以2002年为例，有代表性的作品如王巍的《李白研究走向世界》、唐述宗的《是不可译论还是不可知论》、谭荣璋的《汉诗英译的审美取向——浅议李白〈早发白帝城〉的六首译诗》、刘亚斌的《中西诗歌意象层面模式及其根源探讨》等。
当然，新时期对李白的研究工作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是有些研究者违背了考证的基本原则。例如在对李白家世问题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者围绕李白家世和李唐王室或远或近的宗亲关系，对李白家世作种种考察，其中不少文章的共同之处是以唐初之事代替范《碑》、李《序》及《新唐书·李白传》中的记述，否定李《序》、范《碑》的可信性。这种处理方法是考据的大忌。寻找李白的出生地、家世、卒年这类客观性很强的问题的答案，应该以原始史料为依据，如果研究者不能对李《序》、范《碑》加以证伪，却又否认其内容的可信性，这就等于给李白家世问题打上了死结。当然，原始材料本身具有的模糊性和多义性导致了研究者理解上的不同，原始材料在记载上的矛盾之处和文字上的错讹也加剧了分辨的困难。总之，在发现新材料之前，仅依靠现有材料就急于做出结论显然是不智之举。
其次是有些研究者只从诗歌本身出发来进行分析，缺少对史实的征引和必要的考证。传统考证是从史料出发的逻辑推理方法，这种方法的优越性是能够确证作家的行止出处和作品的作时作地，其局限性在于往往因史料短缺而无法稽考。仅仅从诗歌本身出发进行分析也不足取，原因是许多作品是用抒情的手法写成，其中并未涉及具体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因此，仅仅通过内容分析，难以对作品的写作背景及作家的事迹作出合乎实际的判断。合理的方法应该是既重视作品内容的分析，又借助史料考证，两种方法交互使用，才能有效地推动研究向纵深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