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须进行多次。
毛泽东视察三个地区时，一方面了解到了他在北京不可能知道的情况，因此他谈话的内容更具体、更深入。
文章发表后，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有了特定的含义。
然而像天津延安中学那样做的，在当时是极少数，而绝大多数大中小学都实行所谓的“停课闹革命”了。
只有采取强有力的紧急措施，才有可能制止武斗、制止内战。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有两个决策是完全错误的。
刘少奇的冤案，毛泽东要负主要责任。
“文化大革命”还要搞多次
1967年3月，毛泽东提出要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毛泽东说：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看过几遍，这是唯心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本书尽管讲了那么多的马列主义概念、阶级斗争概念，结果把阶级斗争变成了个人修养，提倡资产阶级的个人修养。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世界上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什么个人修养，每个人都是阶级的人，没有孤立的个人，抽象的个人。他讲的是孔孟之道，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都可以接受。
这本书脱离阶级斗争，脱离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空空洞洞，讲一些个人修养，是欺人之谈。我看大学生应该更好地研究一下，选几段写些文章批判。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写于1939年7月，是一部关于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名著。无数共产党员、革命者、青年人在这本书中受到了深刻教育。然而，怎么一下子变成一本黑“修养”呢？不少人又拿起了这本书从头到尾地读了起来，并且带着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寻找能批判的一字一句，但读完后总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批判的。
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戚本禹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这篇文章虽然还有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但国人一看便知。不过这篇文章的发表起不到重要作用，而起重要作用的，是1967年4月12日至18日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指名批判刘少奇。5月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了《“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这篇文章是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文章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无限上纲，无中生有。5月1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1967年2月间在这个时候的一次谈话中说：
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而“文化大革命”运动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种最好的形式。这是严重的混淆了敌我矛盾。他说：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是在夺取政权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一个很穷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解放初期有这个问题现在仍有这个问题，苏联搞了50多年，仍是这个问题。
根据这个论断，毛泽东又说：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须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
1967年3月以后，毛泽东虽然号召大家开展大批判运动，但实际上开展不起来，即使开展的地方，也徒有其形式。主要原因是各单位普遍地分裂为几大派，并开始了无休止的夺权等派性斗争。“文化大革命”如何向前发展？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他深深地感到中央发了不少指示，但贯彻不下去，没有人执行。
1967年7月至9月，毛泽东视察了华北、中南、华东三个地区，调查了河南、湖南、湖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他要从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中寻找答案。9月下旬，他回到北京。他在视察中，对“文化大革命”发表了一系列的意见。10月7日，中共中央将他的谈话整理成文，并发出通知：
现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记录稿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组织群众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为武器，总结前一阶段运动的经验教训，制定贯彻执行的具体措施，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的谈话内容主要有：
一、关于形势：
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
有些地方前一阶段好像很乱，其实都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二、关于大联合：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革命的红卫兵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都作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三、关于对待干部：
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巩固革命的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
四、关于红卫兵：
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了。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
毛泽东视察三个地区时，一方面了解到了他在北京不可能知道的情况，因此他谈话的内容更具体、更深入；但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中还有许多重大的事件，他听不到，也没有人向他汇报。他总是把“文化大革命”运动看作为与过去其他运动一样，他讲了不少不切实际的话，作了不正确的判断。尤其是林彪、江青等背着他干的许多坏事，他知道得更少或不知道。
如，7月18日，江青、康生、陈伯达等趁毛泽东不在北京之机，擅自决定组织批斗王光美、刘少奇大会，并对刘少奇进行抄家和人身迫害；
又如，7月22日，江青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们说，要“文攻武卫”，挑起两派内战；
又如，7月25日，林彪、江青在北京举行支持武汉造反派群众大会，在会上，他们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错误口号；
又如，8月7日，谢富治发表讲话，公开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口号，把斗争的矛头引向了无产阶级专政机关；
又如，8月7日，王力煽动部分群众夺外交部的权；等等。
这些严重事件发生后，根本没有及时向毛泽东汇报。有的事后来闹大了才向毛泽东报告。有的到最后也没有汇报。所以，毛泽东的上述讲话，明显地脱离实际。当时，最需要的是制止武斗，制止夺权，制止迫害干部，制止林彪、江青等人的罪恶活动，只有这样，全国大混乱的形势才有可能平稳下来。当时并不是形势大好，而是大乱，发展大联合，让干部改正错误等根本不可能实现。
但是，毛泽东做出了“形势大好”的错误判断。之所以造成这种错误判断，原因之一，是他了解不到真实的情况，被林彪、江青等人包围、封锁住了，但他又没有意识到这种封锁。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1967年11月6日，首都人民举行了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发表了《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这篇文章是由陈伯达等人起草，经毛泽东审阅后发表的。在这篇文章中，把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理论，以及有关的论断，概括为六条，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向毛泽东作了说明，说关于主席思想六条，作了新的整理。毛泽东看后，认为可用。文章发表后，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有了特定的含义。文章说：
“毛泽东同志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并且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即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标志。”
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要点是：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同志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告诫我们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四、社会上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结合。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上述这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的观念，天才地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上述六个方面是1957年以来毛泽东关于在阶级斗争、两类矛盾、文化大革命运动、无产阶级专政等方面做出的论断的综合。这六个方面反映了毛泽东指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思想和理论。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有了特定的内容。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实际上就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与实践的概括，是一种“左”的错误理论。
但是，在《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中，把这理论说成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里程碑。这就从根本上歪曲和否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内容和形成的时代特点。
毛泽东思想是酝酿于20年代、形成于30年代、命名于40年代、以后又有新的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关于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关于政策和策略的思想、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而它的精髓和活的灵魂，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自力更生。而绝不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相反，“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在自1957年以后逐步形成的一种“左”倾理论，是不包含在毛泽东思想中的一种错误理论。可是，当时陈伯达等人把文章写成后送给毛泽东审阅时，毛认为可以用，同意了这种说法。可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个提法的出现以及后来的宣传贯彻，都是与毛泽东有密切关系的。
要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
在各单位群众普遍地分裂为两派、进行派性斗争的混乱局势下，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引导群众走向大联合，实现三结合，以稳定全国的政治局势。
1967年3月7日，毛泽东对《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的报告，作了批示，要求全校师生实现大联合。毛泽东批示：
“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的。”
然而像天津延安中学那样做的，在当时是极少数，而绝大多数大中小学都实行所谓的“停课闹革命”了。毛泽东的批示也就无法认真地贯彻执行。
1967年3月27日，毛泽东又提出了：“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的口号，号召广大学生迅速地回校上课。一边上课，一边参加“文化大革命”。部分学校开始了“复课闹革命”。
6月25日，毛泽东又提出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问题。他认为，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7月7日，毛泽东又提出，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至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于反动组织，也要进行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
在七八九三个月的南巡中，毛泽东对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又发表了一系列意见。其中还谈到：在两派的联合中，经常争吵的是以哪一派为核心的问题。毛泽东说：
核心是在斗争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是打仗，什么是打土豪分田地，他们都不懂。
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10月17日，毛泽东对各单位如何进行大联合又作了详细地批示。他说：“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从上述一系列批示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1967年3月以后到年底，特别是视察大江南北回到北京后，他的思想和注意力转移到斗、批、改上了。所以这样做，他是想早日结束“文化大革命”。
1968年春以后，毛泽东所作的谈话和批示，基本上都是讲斗、批、改的问题了。林彪、江青不甘心早日结束“文化大革命”。
1968年3月，林彪、江青相互勾结，共同策划了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人的所谓“杨余傅事件”，篡夺了部分的军权。3月以后，林彪、江青等人制造派性斗争，支持一派压迫另一派，全国武斗事件不断发生。有的破坏交通，有的抢劫军用列车，有的冲击军事机关，甚至还有杀伤解放军的恶性事件发生，使全国处在内战之中。
这种情况说明，只有采取强有力的紧急措施，才有可能制止武斗、制止内战，扭转全国大动荡的局面。到7月底，毛泽东不得不同意决定组织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整顿秩序，制止武斗。同时也决定组织毛泽东思想军宣队配合工宣队，一同进驻学校。
这一决策，实际上是由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各学校、单位，领导那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社论。8月25日的通知指出：
“毛主席最近指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于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
“中央认为：整顿教育，时机到了。各地应该仿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校逐步管起来。在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工人中已经实行革命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已经有了显著成效的大、中城市，都要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先搞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普及。先进大学，后进中、小学。没有两派组织，也没有武斗的学校，也要进入。抽调工人的人数，大体上可占当地产业工人十分之一左右，或更少一点，不会妨碍生产，可以轮换。宣传队不要带武器……”
8月26日的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
北京首先组织大量的工宣队和军宣队，浩浩荡荡地开进各个大学。随后各省市也遵照中央通知精神，组织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大学，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
对于学校的斗批改，毛泽东还作过这样的批示：
“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对于工厂里的斗批改，毛泽东作了这样的批示：
“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毛泽东对工厂、学校的斗、批、改做出了新的安排。对于大学办不办的问题，毛泽东于1968年7月21日在《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报告上作了这样的批示：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1968年9月12日，毛泽东又作了这样的批示：
“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组织工宣队、军宣队，提倡大联合、三结合，进行斗、批、改等，对制止学校的混乱局面，尤其是制止武斗，促进大联合，克服无政府主义思潮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使学校先后进入了斗、批、改阶段。但是，要深入地领导教育革命，进行教学改革，困难重重。尤其是工宣队，军宣队的成员由于文化水平低、能力差，领导不了教育革命，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军宣队手中。
1968年9月5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至此，29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运动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对此是十分欣慰的。因为全国的党政机关已瘫痪了很长时间了，这种无政府状态必须早日结束，才能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斗、批、改，才能稳定全国的政治局势。
主持召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这次中央全会，是毛泽东主持的。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有两个决策是完全错误的。一是批准江青等人一手伪造的关于刘少奇的罪证审查报告提交中央全会讨论通过；二是批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关于党的九大的党章。在毛泽东看来，要早日结束“文化大革命”，就应当完成这两件事。这铸成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来两件最严重的错误。
江青一伙采取法西斯的手段逼供诱供、编造了有关的所谓证据，以打倒刘少奇，欺骗中央全会。江青在一次接见中国京剧团等单位的代表时说：“我现在担负着中国第一个大专案，有一天，我搞了五六个小时，虽然那些材料，我都重复看了，但是，因为我还得重批……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刘少奇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
1968年9月16日，江青在诬陷刘少奇的所谓“罪证”上作了这样的批语：“我愤怒！我愤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狠毒的阶级敌人。”
江青对刘少奇已恨到了发疯的地步，给刘少奇扣上了天下、地上、人间最大的“罪恶”帽子。
9月29日，林彪看了江青一伙诬陷刘少奇的所谓“罪行”材料后，写信给江青，表示完全同意她的批语，并特地加了这样的话：“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林彪、江青相互勾结，欲置刘少奇于死地而后快。张春桥在一次会议上说：“你不要看这么一本啊！这个工作是江青同志抓的，这一本搞了一年多啦……这样一本东西就要叫刘少奇永世不得翻身！”
林彪、江青、张春桥等野心家、阴谋家所伪造的材料是经不住历史检验的。但是，这个“罪证”报告在当时欺骗了绝大多数的中央委员，欺骗了全国不了解真相的人民群众，从而使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做出了完全错误的决定，把刘少奇错误地定为“内奸、工贼、叛徒”，“中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只有一个人举手反对，那就是中央委员陈少敏。她不相信这些“材料”是真的。她相信刘少奇绝不是这样的人。她不怕任何压力，公开表示了共产党员坚持真理，不怕受任何打击的态度，投了反对的一票。
刘少奇的冤案，毛泽东要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的又一个错误，是他在1968年10月13日提议，将会前起草的党章草案“印发十二中全会各同志，作为讨论的基础。”这个党章草案虽然要提交给党的九大讨论通过，但是在党章草案中规定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并确定为接班人的提法被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接受了。
（摘自《晚年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