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皓
苦难的童年
我祖籍四川屏山县平夷司，是王元寿的后代。明、清以及民国几百年，王家于斯生息繁衍，到我祖父那一代，就已发展到几百户了。几百年来，族内两极分化，也较明显，有的人家“锦衣玉食”，有的则“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我祖父临终，给他的三个儿子留下51亩租后的田地和绥江县城文昌街的一所住房。三子均分，我父亲分得数亩租后的田地和文昌街的两间住房。我们的家即生活于此。
母亲生育我们弟兄姐妹八人，生计十分困难。迫不得已父亲到四川当兵寻找出路，家庭就靠母亲一个支持。后来同胞相继夭折，最后只剩下四姐、五哥和我，五哥过继堂伯父家，母女三人苦熬着，一心指望父亲的好消息。哪知我三岁那年，却盼来了父亲病逝成都的噩耗，真是雪上加霜，家境尤为困难了。1925年，五哥不堪堂伯父的嫌弃，愤而跑去屏山亲戚家，意外地参加了徐容邦领导的农民暴动。事败不敢回家，流落宜宾。母亲只有这根“传宗”的独苗，怎不着急，乃请人去宜宾寻找。五哥倒是回来了，可是找他的人却暴死途中。为了“赔命价”，母亲又将所余田地全部当出，彻底破产了。母亲、姐姐熬更守夜做针线活计，卖点“针头线脑”，勉强撑持一家的生活。在那种社会里，我们被歧视、被欺凌，连同院的嫡亲叔婶也把我们不当人看待，经常借故指桑骂槐地讥笑我们，辱骂我们，母亲为了“息事宁人”，为了谋求生计，只能笑骂由他了。
1928年，五哥在屏山读高小，因发动罢课、反对校方被斥退，再次去宜宾而后浪迹四方了，绥江社会上风传他是共产党。1934年他突然回到绥江，随即领导了“反选运动”，其时我虽然不懂得什么，但暗自佩服他的能耐、敢和地霸斗争，替我们也出了口气。
一家人正庆幸团圆，反动派却酝酿着逮捕他的阴谋，于是哥哥再度被迫出走。
艰苦的求学历程
母亲虽一字不识，但却意识到读书的重要。她和姐姐省吃俭用，千方百计都要供我上学。有次家里揭不开锅了，剩下两个铜板，也给我买包谷带到学校去吃。由于穿着破烂，在学校常被一些同学歧视，班上丢了什么，首先怀疑的是我。记得有一次几个地主的小姐掉了砚台，商量要用水碗中竖筷子的迷信式嫁祸于我，幸好有正义感的同学们及时报告了校长，将她们训斥了一顿，才平息了风波。
1935年夏末，我高小毕业。为了减轻母亲和姐姐的负担，秋初，我毅然考入了我县的简办师范科，希望一年毕业后，当上一名小学老师，缓解家庭的困境。可是事与愿违，1936年夏毕业，却以我是“赤色分子”王家广的胞妹而不予分配。我很愤慨，同时也感到步入绝境，曾萌发了自杀的念头。此时五哥从成都来信劝勉，并寄来名著。我如饥似渴地读着，它给我很大的启迪和力量，暗下决心要摒弃黑暗追求光明，请求母亲送我去宜宾走亲戚，借以打听能否找到什么工作或免费学校。适逢一护士学校招生，但要交30块银圆的学费。天哪！我只好灰溜溜地回家。过了不久，我的一位堂姐从自贡归来，她丈夫是警官，沿途有人“保镖”，我同堂姐一道去了自贡，住在她家，寻找就业机会。可是这位堂姐居心不良，劝我嫁给他们的勤务兵，我趁其不备，在一个黄昏时候坐一辆黄包车逃走，而后搭乘货车，辗转到了成都。到成都后，暂住在五哥朋友（同乡）刘嬉的家里，由他帮助找到了五哥另一好友于宏黎（中共地下党员）。于告诉我，五哥是共产党嫌疑被关进松潘监狱，我有如五雷轰顶，几乎昏倒。于安慰我说，你哥的事，党组织正在设法营救，好在他只是嫌疑，反动派并没有抓到任何证据。他叫我留在成都读书，学费由他设法筹措。1937年秋，我考入私立成都中学，抗战爆发后，成都是大后方重镇，日寇飞机常来轰炸，天天跑警报，读书也不安宁，反动派还要搞摩擦，更使人义愤填膺。由于吕家搬家，我是三易其居才读完一个学期。于宏黎同志的公开身份是政府的一个小职员，有限的收入，还要供养母亲，在那“米珠薪桂”的年月，就无力再负担我的费用了。他决定送我到崇庆县廖佶然家去，廖是五哥在松潘的同事，曾到成都中学看过我。
1938年1月我去崇庆，黄昏时才到县城，夜宿一大娘的家。第二天到了廖家，廖已返任。他的妻子很贤惠，有个老母，三个女儿，一家人热情接待了我，我很感动，也很自觉，打起精神抢做家务活计，廖家嫂子愈发喜欢我了，对我说：“你去县城读书，学费我会设法解决。”2月，我入崇庆县女中11班就读，我爱看报，每天课余后都要在报栏前站上较长时间，这本来是常事，但却引来一些人的注意，我觉察到有人在暗中监视我，我的信也被偷拆过。这时五哥已被党组织营救出狱，丢了“乌纱”（保安中队长），住在成都。他经常给我写信和寄书报，有封信上他鼓励我说：“我们的母亲孤独一人（四姐出嫁已去世），在家困难，但别忘了我们中国还有千百万困难的母亲……”启发我振奋精神，为了解救中国千百万受难的母亲，力求上进！
我们的班主任任叫罗雨时，是国民党县党部的秘书长，有次他宣布要在学校发展三青团，要我们积极参加，并决定那个星期天去郊外照相，我便于星期六晚课后躲到雷家去了，星期日晚才返校，因此他经常嫉恨我。一天，学校传来一个消息，一家大恶霸地主被土匪抢劫后杀完了全家……全校大哗，议论纷纷。我在周记写道：“总是作恶多端，方才有此下场。”他的批语是：“你有偏见。”其时在国共合作抗日的时期，反动派还不敢公开把我们怎么样，只是暗中监视而已。紧接着，学校来了一个女童子军教官（实际是个女特务），加强了对学生的管制，还搞了一次突击性大搜查，把学生隔离到别处，由他（她）们翻箱倒柜地检查，但扑了个空，一无所获（我们早有准备，把信件、书籍转移出去了）。过后罗雨时找我个别谈话，叮咛我“你不要误入歧途”，同时把蒋介石的言论集给我阅读，想从思想上征服我。我为了想在此校念完初中，也只好虚与委蛇。把所谓言论集的序言死记硬背下来，他又一次找我谈话时，我便照本宣科，侃侃而谈，不但蒙混过了关，还受到他的表扬。
1939年秋季开学，罗雨时要我找保人，否则不准入学，我找同学周汝棋（她哥哥在县党部工作）作保，五哥寄来的信和书都全部寄存在她家。开学后形势愈来愈紧张，蒋介石逐步重施反共伎俩，风言风语充斥全校。我意识到我的处境危险，很有被抓的可能，乃借此请她去成都请教五哥。五哥说：“走为上策，立即行动。”我赶回学校匆忙收拾行李，坐黄包车离校，刚出大门，罗雨时嗅到气味追来了，但当时已晚，仅在车后大叫：“王家华，不要误入歧途，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我催车夫快跑，才算脱了险境。到成都，寄住在一个地下党员毛念出的家里，五哥托人送我进了一个声称为战地服务的护士学校学习，定期三个月结束分配工作，校址在法国领事馆，主持人是一个留法博士。快满三个月时，同学们听到分配后的月工资只有两元，与招生简章上说的八元大相径庭，于是七嘴八舌地吵开了。我鼓励大家说：“我们写抗议信，要他照章办事，如果不行，我们就趁早回家。由我喊口令。”大家都同意。由我执笔写成抗议书，塞进主持人的宿舍。第二天上课，他果然大发雷霆，破口大骂，于是我喊口令：“起立，向后转，开步走！”大家一哄而散，等他叫来警察，连人影都找不到了。因此我又再次沦于失学、失业的状态。事后，五哥将我寄居在一个姓王的老太婆家里。正值天寒地冻，我衣服单薄，时不时地又交不上伙食费，真是陷入了“饥寒交迫”的困境中（当时地下党基本上没有经济来源，靠组织或个人设法找职业作掩护搞工作，同时亦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
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盘踞在山西多年的军阀阎锡山与蒋介石貌合神离，随时都防备中央军把他吃掉。当时日寇的魔爪伸到山西的边沿，蒋介石对他也是虎视眈眈，于是他曾一度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当然这也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取得的成效。党中央派了若干党的干部到山西工作，薄一波同志全面负责。帮助阎锡山办起了“民族革命大学”，招收培训革命知识青年，充实抗日力量。1939年夏天，民大派到成都招生的负责人是中共党员陈恕平。成都地下党组织研究决定，遵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通知已暴露了的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报名投考民大（其时蒋介石又挥舞屠刀，镇压革命力量，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借以保存革命力量。直到12月份，这支民大新生组成的行军队伍才组织就绪，按军事编制成一个大队，共152人。大队长陈恕平，副大队长王家广，政治指导员王怀安（三人都是中共党员），下设四个中队，一、二、三中队是男生，四中队是女生，我是其中之一，更名王皓。我学过几天护士，被编入卫生组，每天背上药包行军，每到宿营地，少不了给感冒了的发阿司匹林片，给脚上打了泡的抹碘酒、红药水。
我们是12月8日从成都出发的，1940年2月才到延安，行军57天，行程3000里，在这57天3000里的行程中历尽了艰辛。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川陕公路沿线，设置了许多“三青团招待所”。如果发现了单个或少数几个青年往西北走，就被抓去关押，然后押送回大后方。我们是阎锡山民大的新生，是到二战区去的，他们当然不敢阻拦，但暗中刁难，不是不解决住地，就是不给粮食。我们有时就挨着饿，露天宿营。吸取了教训后，大队抽人组成了“前沿队”，提前出发，先到宿营地买菜、担水、煮饭……保证队伍吃饱、睡好，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精力。在途中，大队领导反复强调，任何人不能单独行动，不要掉队，要互相照顾，否则就有被抓去的危险。大家都遵守得很好，没有发生意外。1939年底，传来了山西发生新旧军冲突事件的消息，这都是阎锡山发出的反共反人民的信号。因此，队伍到了咸阳，即由大队领导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请示党中央，党中央通过八路军办事处传达指示：“将全部人员带到延安。”同时一再叮咛：“要周密考虑，防备阎锡山搞突然袭击。”阎锡山果然也是消息灵通，我们在咸阳休息，他就派了一名姓牛的中队长带了三个武装随员来“迎接”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是来监视我们的。
大队领导经过周密计划，与陕甘宁边区驻山西陕西交界处的边防部队取得联系，我们到茶房镇后将改道去延安，请他们接应，并秘密地向队伍传达这命令：“到茶房镇不解脖，不睡觉，听候指示。”并补充说：“如果有行动，对有病同志要搀扶着走，坚决不丢下一个人。”同时给每个人发了一块银圆，万一被打散了，就作路费往延安方向走，会有人接应我们的。当天到茶房镇已近黄昏，吃了饭天黑了，队伍集合好，队长派人把牛队长请来，由指导员王怀安讲话：“同志们，阎锡山反共反人民，与新军打起来了，这是真的。现在那里（指山西）变得黑暗了，反动了，我们是到黑暗的反动的地方去呢，还是到革命的、光明的延安去？”大家异口同声地大喊：“到光明的延安去！”这吼声震动了天，震惊了寒冬的黑夜！我顿时热血沸腾，真是喜极欲狂了。大队长（他是从山西派来招生的）当即表态：“我跟同志们一道走。”当时牛队长气急败坏，呆若木鸡。王怀安指导员命令队伍向左转，152人成一路纵队，浩浩荡荡向边区甘泉进发。只听到“嚓嚓”的脚步声、“跟上跟上，不要掉队”的口令声，几乎是小跑前进。经常通宵急行军，60纵队黎明前到达。我们在甘泉休息了三天后继续前进。在中途三十里铺的地方，共青团中央负责同志奉党中央指示前来迎接、慰问我们。在一个草坪上，他给我们讲话：“同志们，我给你们带来了自由的空气，带来了党中央的慰问……”，大家听了，兴奋得跳了起来，把帽子往天空抛，唱着，跳着……许久未能平静。1940年2月到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党中央把我们安排在北门外新华书店礼堂住宿。团中央冯文彬同志、大作家丁玲大姐……还有许多负责同志陆续不绝来看望我们，我们一直沉浸在兴奋、欢乐中。
中央组织部将我们这批人分别安排到泽东青年干部学院、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院、陕北公学、女子大学等校学习深造，女同志大都进了女大，我被分到七班。女大是毛主席提议为中央妇委主办的，是我国第一个为妇女解放运动培养骨干的学校。校长是王明，副校长是柯庆施，给我们讲课的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还经常听毛主席讲话，周总理、叶剑英、范长江、艾思奇等也不时给我们作形势报告。我们的课堂是露天，膝盖是桌子，十个人睡一个大炕，垫的是谷草，点的是油灯，吃的是小米饭，穿的是土布做的棉衣、单衣。每人每月发边币1.5元，精打细算使用，交党费、买牙膏牙刷、卫生纸，还要凑点钱共同到青年食堂去吃“三不沾”（是面粉掺鸡蛋、糖，用油炸成的，是当时最高级的食品）。大家还风趣地把小米饭锅巴戏称为“列宁饼干”。最伤脑筋的是鞋子最易穿烂，又不会做，后来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即拾别人丢了的鞋，只要底子好，把它洗干净，剪掉破帮，再缝上同块布条，拴上线索就变成了凉鞋，穿起来还挺合适，非常高兴，还给其他同志传经送宝！
在班上，指导员和我们同学之间关系很好，融洽、亲切、互相关心，照顾得像一家人似的温暖幸福。在领导的教育辅导下，我进步较快，2月进校，5月入党候补期三个月，8月转正，且成为班上的宣传骨干。生活虽然苦一点，但大家精神很愉快，每天课余饭后或节假日，同学们都去附近桃园玩、聊天、打扑克。四川人聚在一起就摆大后方的小吃，说得津津有味，我们叫它为“精神会餐”。学校文化生活也很活跃，每周六都要组织友谊舞会或组织球类比赛。1940年三八节，每人发了一套灰土布做的、领口袖口嵌上白布边的“列宁装”，穿着它参加了隆重的纪念大会，会后在操场跳集体舞。场面壮观，同学们高兴极了，会完后又是一顿会餐，真是说不尽的愉快、欢乐！
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女大同学特别关心。有一次，我们正在露天的场中吃午饭，毛主席来了，亲切地问我们吃得饱吗，菜够不够？一星期吃几次肉，生活习惯吗？啊，场上顿时热闹起来，同学们高兴极了，饭也顾不上吃，抢着回答毛主席的问话，把毛主席围在中间，跳跳蹦蹦，轰动了起来，齐声向他问好。此情此景，而今记忆犹新。1941年11月，我们从女大毕业了。这温暖的幸福祥和的学校生活就要结束了，姐妹们就要分别了，大家心里都感到非常难过，彼此依依不舍，泪流满面。我被分配到甘肃陇东分区庆阳小学教书。踏上了革命征途，而今半个世纪过去了。为了祖国母亲，为了人民大众，坚决响应党的号召，服从指挥，风风雨雨，奔波在神州大地的东西南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