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发生什么变故，莎士比亚从没中断过写作。
1607年，他写了《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他懂得君主或权贵与常人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他们的地位使他们具有了常人所没有的条件。
莎士比亚看到过一个女人靠耍手腕在四伏的危机中设法挣扎，为国操劳伴随着女性渺小的虚荣心，于是他塑造了一个女人克莉奥佩特拉。
在1607年，他又写了剧本《科利奥兰纳斯》，那时正爆发英国佃农起义，而他写的是罗马市民叛乱。他通过一个罗马平民之口，说出了任何一个穷人都可能说的话。
“我们都是苦百姓，”这位普通的“罗马市民”说，“贵族才是好市民。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吃饱了，装不下的东西就可以救济我们。”
“他们只要把吃剩下来的东西趁着新鲜的时候赏给我们，我们就会以为他们是出于人道之心来救济我们。可是在他们看来，我们都是不值得救济的。”
“我们的痛苦饥寒，我们的枯瘦憔悴，就像是记载他们富裕的一张清单，他们享福就是靠了我们受苦。”
“让我们举起武器来复仇，趁我们还没有瘦得只剩几根骨头。天神知道我说这样的话，只是迫于没有面包吃的饥饿，不是因为渴于复仇！”
《雅典的泰门》是莎士比亚悲剧时期的最后一部作品，莎士比亚将笔触深入到更为遥远的古代，他把情节搬到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但是，时间的久远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他的这部作品更贴近了基本的社会矛盾。
莎士比亚通过主人公的嘴说出，主要的恶在于财产的不均，在于一些人贫困、一些人富裕，在于人们的价值并不是根据他们的人品去衡量的。
莎士比亚创作这部戏剧时，在思想认识上已经成熟，对社会也看得更透彻。他认识到金钱是社会普遍罪恶的根源，也认识到人文主义理想在现实生活中是无法实现的。
但是，对人类的前途始终抱乐观态度的莎士比亚，决不会放弃他的理想，他要用艺术的力量去化解罪恶，用笔去探索战胜恶的途径。
雅典富有的贵族泰门慷慨好施，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些阿谀奉承的“朋友”，无论穷人还是达官贵族都愿意成为他的随从和食客，以骗取他的钱财。
泰门很快家产荡尽，负债累累。那些受惠于他的“朋友”们马上和他断绝了来往，债主们却无情地逼他还债。泰门发现同胞们的忘恩负义和贪婪后，变成了一个愤世者。
泰门宣布再次举办一场宴会，请来了过去的常客和社会名流。这些人误以为泰门是装穷来考验他们的忠诚，于是蜂拥而至，虚情假意地向泰门表白自己。
在宴会上，泰门揭开盖子，把盘子里的热水泼在客人的脸上和身上，把他们痛骂了一顿。他的激烈的做法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反省，大家反而认为他这一次是真的“疯了”。
从此，悲愤交加的泰门对人类彻底失望，离开了他再也不能忍受的城市，躲进荒凉的洞穴，以树根充饥，过起了野兽般的生活。
有一天他在挖树根时发现了一堆金子，这个消息传到人们的耳朵里，无可救药的人们又燃起贪婪的希望，有人到森林里来找他，想骗取那些金子，结果被泰门怒斥。
在泰门看来，虚伪的“朋友”比窃贼更坏，他恶毒地诅咒人类和黄金。
金子败坏人心，颠倒事物的本质，它能使一切向自己的反面转化，能够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
黄金是“人类敌意和流血战争的根源”，是“父子不和的工具”，是“最纯洁的夫妇的床榻的亵渎者”，也是“灵魂的试金石”，所有的人都是它卑微的奴隶。
为什么莎士比亚通过泰门之口说出对黄金愤激的台词，而自己又在聚敛金钱呢？
因为创作不仅是为了挣钱，但挣了钱可以让自己更加安静地创作。甚至像莎士比亚这样的天才也是在并非由他本人创造的环境下从事写作的。但是，挣钱决不是莎士比亚的目的，他“不出卖灵魂，但可以出卖手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