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赖顾客们无拘无束的花费而存在的伦敦各剧团，自然受到不景气的影响。在1596年7月，71岁的亨利·汉斯登爵士过世，更使剧团遭受重击。
政务大臣的遗缺由柯伯汉爵士继任，他是讨厌戏剧的人。因此，伦敦市长立即抓住机会对演员们施加压力。就这样，新剧本在伦敦就没有市场了。
不过，莎士比亚的剧团在这一年仍然在女王御前献演了6出戏。到了3月，政务大臣之职在4月回到了汉斯登家的乔治之手，剧团的前途又稍见曙光。
新政务大臣尽管同情演员，但伦敦市长仍不放弃拯救该市免于罪恶的沉沦。他与市府参事在1597年7月28日合写了一封长信给枢密院，列举演员所带来的各种大灾难。
信里说那些戏剧是“使青年堕落的一个特别的因素，内容有不洁之事、淫乱之情节与邪暴之演出”。从清教徒的眼光来看，《罗密欧与朱丽叶》倒是很符合这个描述。
就在这封信送出去的当天，枢密院便发布了一道政府命令，命伦敦城内所有戏剧停演，所有戏院夷平。
枢密院关心的倒不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会败坏青年人的心志或影响戏院的营业，而是担心戏院可能会散布叛国的思想。
有人密报，新成立的“潘布罗克”剧团在天鹅剧院上演的一出戏内有“非常叛逆与毁诗之情事”。
因而有3名演员被即刻下于马雪西的狱中。虽然这出名为《犬岛》的作者汤姆斯·纳什早已脚底抹油溜之大吉，但他的寓所却遭大肆搜检，期望能发现更多可疑的作品。
纳什一度出没在马洛和格林四周，是那群老派、易冲动而文采出众的大学人士中仅存的一个，他仍然像大学毕业生般调皮捣蛋，喜好挖苦嘲讽。
枢密院的重令雷声大雨点小，伦敦并无哪家戏院给夷平，倒是戏剧演出真的中止了一段时间。无奈各家剧院关闭，不久所有的剧团又纷纷上路。
巡回演出不像在伦敦的大戏院里那样舒服而收益多，演出的场所也仅限于当地官厅里或客栈的空地上。宫内大臣剧团先后到好些地方表演。
1597年8月，宫内大臣剧团来到了黑麦城。当地沿海峭崖上长着一种肥厚多肉的植物，叫桑怀尔。秋天来时，人们采了桑怀尔加以腌渍，然后在伦敦街上售卖，作为配肉的青菜。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中对采收的情形曾描述过。
黑麦城滨海，环城有墙，是个古城。曾经是个良好的港口，可惜受到背后沼泽的侵蚀，就渐渐失去了作为港口的作用。
宫内大臣剧团另外还去了一个因一桩谋杀案而闻名的地方——菲微桑。菲城正蓬勃发展，以产牡蛎著称，它的市场里也有一口钟，很像斯特拉福的情形。
如果一切进展的顺利，走过了英国东南部，宫内大臣剧团应该转头回伦敦去了。
但是在枢密院和市长的严密监视下，伦敦剧院依然紧闭，宫内大臣剧团只有继续西行，前往伯利斯多和巴斯两地，那儿有英国最好的戏剧观众，途中还经过了“不给演员执照”的马孛罗镇。
巴斯的情形却非常不同，各剧团在这里都受到欢迎。这个古城平均每年都要演15至20出戏。
1597年，在巴斯城演出的剧团除宫内大臣剧团外，还有其他4个剧团。
巴斯是个时髦城市，许多贵族大家在此都置有产业，不在那里住时便租给别人。
宫内大臣剧团的恩主乔治·汉斯登，“拥有当地最尊贵的屋宇”，并深信当地的水具有很奇特的疗效。
女王只相信审慎的饮食和充足的运动，曾写信给汉斯登说：“我忍不住要怀疑……你没被那大桶大桶往你身上倒的水淹死才怪。”
9月，宫内大臣剧团在伯利斯多表演，这是艾汶河畔的另一座城市，在巴斯西北的一座小山上，也是英国要城之一。
伯城在好些方面都像是小型的伦敦，该地居民的文化水准必然特高，因为全英国第一座免费公共图书馆便在此建立。
市政厅里常有巡游的剧团公演。1597年9月，宫内大臣剧团在市政厅演出，演员们还获得了30先令的酬劳。
宫内大臣剧团秋天抵达伯城时，该地景况并不顶佳，经济不景气和歉收影响甚大，市长并且下令所有市民必须“尽自己收入可能尽量收容穷人，以免发生暴乱”。
10月来临时，宫内大臣剧团的人大约已经返回115英里外的伦敦了。同月8日，本·琼生自马雪西被释，亨斯洛的“玫瑰”戏院也在11日重新开业。只有天鹅剧院仍然关闭，这个冬季大概又渐渐恢复正常了。
然而，所有的行业都感觉到，伦敦改变了，往昔的好日子已经不再。首先在心理方面发生了改变，而抱着世纪末幻想破灭心情的是作家们。
16世纪90年代末期这些绝望的时髦青年，开始背弃上一代，认为自己对于所存在的世界有崭新的发现。
对于文艺复兴时的一大特点——喜爱行动，青年们另有意见，坚信世界是罪恶的深渊，坐下来指出它的邪罪才是唯一值得做的事。
对于文艺复兴的另一大特色——喜爱美好，青年们则代之以对性爱的恐惧与探究畸形性爱的兴趣。至于文艺复兴时的活力，他们则以灵活的思想取代。
青年作家们开始一窝风地指述“沉沦于罪恶中的世界”里的各种罪恶，这种讥讽的风潮在1599年达到巅峰，使得惠特基福特主教不得不下令禁止出版，其中一些作品多遭到焚毁的命运。
在众多青年里，对这种新式的讥嘲写作特别感兴趣的是本·琼生，就是那个因写《犬岛》而入狱的演员。
在马洛光芒万丈的时节，本·琼生还只是10多岁的孩子，等他开始写作，那浪漫派的作风几乎成为过去，而且他也没有半点那方面的兴趣。
虽然1597年本·琼生曾受雇于亨斯洛，为他写些传统的旧式剧本，但是当他出版自己全部的剧作时，为亨斯洛所写的剧本却一部也没收进去。
第一部本·琼生愿意称为自己的著作的是《个性互异》，这是他在1598年以新方式所写的讽刺性喜剧。由于伦敦的文学气氛已经改变，所以此剧大获成功。
本·琼生这出戏是严谨的罗马喜剧，以古典的手法写成。他严守三一律，甚至谨遵旧日古典喜剧之精神——鞭惩邪恶，并无意展示真实的人们，只是简化了典型角色。
这正合本·琼生的天性，他喜欢抽象、喜欢精简，他只对人们的特异处有兴趣，却没有莎士比亚的才华，能够见到完全的人类。
由于宫内大臣剧团上演《个性互异》，使得本·琼生能与莎士比亚密切接触。莎士比亚和伯比奇、赫明、基斯共同演出了这部喜剧。
就这样开始了本·琼生与宫内大臣剧团之间虽时常中断却绵长不绝的关系，也开始了本·琼生和莎士比亚之间虽长久却激情起伏的情谊。
莎士比亚是少数未曾公开与本·琼生争吵的作家之一。不过私下里两人对于剧本写作定然有过分歧。
莎士比亚和本·琼生在写作的艺术方面有着完全不同的观点：莎士比亚以为天下人何必个个相同，而本·琼生则有自己的写作理论，决不容许异象存在。
本·琼生曾受过学院教育，确认正确之写诗方式是先以散文写下意念。莎士比亚笔下奔腾，从未听过有这档子的规则，本·琼生为此觉得抱撼之至。
本·琼生酸刻地批评莎士比亚“那般快速地流泻，有时真该堵他一下”，对于莎士比亚的演员同伙盛赞莎士比亚送来的剧本字里行间绝无涂抹修改，更是不愿置信。“他早涂过1000处了。”他说。
本·琼生对自己的剧作曾做过许多仔细地考据，因此对于莎士比亚这个不注意史实的同行，觉得不是滋味。
莎士比亚过世后三年，本·琼生还念念不忘莎士比亚在“方圆数百里之内无海”的波希米亚境内放上了一个海岸。
莎士比亚这个海岸是在格林的一篇通俗小说里找到的，他也没有想到要去探究一番，他只注意到故事本身。
本·琼生可不一样，他要先翻地图，请教专家，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才能再继续写下一行。同时，莎士比亚也不管什么三一律，悲喜剧一锅熟，教人觉得他真是毫不顾及文学法则。
不过，两人间尽管有着这些差异，本·琼生却敬爱莎士比亚，称他是“我敬爱的人”。他并不是轻易付出感情的人，却这样评说莎士比亚：“我爱此人，敬重他的声名，如任何人一般尊崇他。”
本·琼生对别人的最高称誉是赞他“诚正”，而“诚正”在文艺复兴时期也有高度赞赏的含义。
他如此评论莎士比亚：“他确是诚正忠实，而且天性通达无拘。”这样说莎士比亚的人有好些，却不似来自狂烈的本·琼生那般有力。
在伊丽莎白和詹姆士统治时期，本·琼生就一直不断地进出牢房。他与山姆尔·丹尼尔这样温驯的人都会结下冤仇；揍了约翰·马尔斯敦还要夺去人家的手枪；他恐吓杜雷顿，又侮辱殷尼哥·钟斯。
本·琼生喜欢和已婚妇人厮混，因为她们“较有经验”，并且当着自负的詹姆士王的面，说他没有诗歌的耳朵。他也爱酗酒，“其温也热烈，其怒也激烈”，叫人爱得深切也叫人恨得入骨。
莎士比亚则几乎与他完全相反。根据所有的证据显示，莎士比亚从未进过监狱，也不曾与人有过仇恨，从不记恨别人，对钱财小心翼翼，20年的时间里一直与同一群人一道生活。
可是，当本·琼生在他的剧本中苦心经营古典理想时，莎士比亚在他的写作中却风狂雨暴，屡趋极端，使得本·琼生说其中的一些“荒谬”而“难逃人们的窃笑”。
也许本·琼生会同意真实的生活，偶尔也非常荒谬，只是他不愿再在舞台上容忍这样的真实生活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