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肇嵩终于登上奔赴和田的专车，车在颠簸地行驶着，他的思绪早已飞到那遥远的和田了。马肇嵩第二批由延安来，化名马锐，被派到和田区教育局任督学。他曾在上海同济大学物理系、武汉大学物理系学习，参加了上海抗日救国团，任《皖钟周刊》主编，1937年12月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
和田区所在地是和阗，全区人口维吾尔族占90%以上，还有汉族、回族、柯尔克孜族、一少部分乌孜别克族商人。民间通用的语言是维吾尔语，但政府上下行文均用汉文，公文通过维吾尔语翻译传往民间。
马肇嵩刚抵和田时，和田区教育局办有两所小学：区一小、区二小，共8个班300余学生，各族混班，均用汉语汉文教学；另外，办了一个教员速成班，60余人，是由各县选送的高小毕业生，用维吾尔语维吾尔文教学。
开展文教事业遇到了许多困难，经费匮乏、师资奇缺、语言不通，基础课程教材的范本没有。各县虽有教育科的编制，但无教育科长。因为政府上行下达公文均沿用汉文且为旧式公文程式，不懂汉语汉文的维吾尔族人无法担任政府公务员，不懂公文程式的汉族人也不能在政府从事，所以各县教育科长很难配备起来，使区教育局在各县没有直接受命的经办人。困难还在于广大维吾尔族群众对上公立学校有抵触情绪。因为公立学校读的是汉文，教学用的是汉语。很多学龄儿童被送进宗教寺院读阿拉伯文的《古兰经》，根本学不到新文化新知识。
马肇嵩年轻，整20岁。盛世才让把岁数改一改，多报了几岁。青春是热烈、多彩多姿的；青春又是人生蕴蓄信念，敢于追求理想的最佳时期。
夜幕降临，夜风正紧。他抬头看看，群星安详恬静，在夜空划出光明的轨迹。他静下心来，凝神细想，困难重重，创业维艰，然而裹足不前是不行的。
马肇嵩到基层摸底后发现，受区教育局指导的区维吾尔族文化促进会、回族文化促进会、汉族文化促进会，均有潜力可挖。历史上由宗教寺院掌管的“乌守尔”、“宰卡提”等宗教税以及瓦甫地租，自“六大政策”政权成立后，均转让给新建的各族文化会，是一笔很大的收入。特别是维文会，所属寺院财产很是雄厚；回文会也有类似财产，虽为数较少；汉文会则有庙宇、会馆等财产。所有这些，如用于发展各族文教事业，无疑将起很大的推动作用。
各文化会的领导人常来区教育局汇报、请示工作，接受区教育局的指示和领导。因马肇嵩是回族，并常到礼拜寺参加活动，维文会的乌守尔尼牙孜会长、牙合甫江副会长、瓦甫提部长、买买提阿吉等，回文会的马文龙会长、席阿吉副会长等，对他很是热情，汉文会的杨春江会长对他也很接近。他与崔昭泰局长洽商，依靠各文化会推动各族文教事业的发展。
为了加强文化与教育的组织联系，建立起每月一次的文化教育联席会议，与会者为区教育局科长以上、各文化会部长以上干部，区教员速成班教导主任、区立小学及会立小学校长、教务主任等。第一次联席会议，和田报社编辑长马殊作为记者列席了会议。马殊是化名，本名邝宗球，大学文化程度，是第二批由延安来的干部。会议间隙时，马肇嵩和马殊合唱《兄妹开荒》，他唱女音，马殊唱男音，似“双璧”相映生辉，与会者掌声不绝。
和田警备司令兼行政长潘柏南来自新兵营，对教育工作给予了很大支持，还解囊相助，将行政长的兼薪捐赠办学。为了加强文化会的工作，在潘柏南的授意下，经骑兵三十八团团长蔡志达倡议，回文会在一次全会上通过聘请马肇嵩为指导员，汉文会于一次全会上选举马殊为副会长。回文会办起了回民乡老成人识字班，汉文会办起了妇女识字班，附设了女子小学班。延安来的干部陈解虚的夫人王淑贞便是识字班学员，毕业后留任附小教学。
有了各族文化会的合作，基本上解决了和田教育经费的来源问题。他们还发动和田的巨商们捐资修学校。1939年五、六月间，和田十大私营实业公司之一的和田统一公司，经营皮毛加工，以经理艾沙东干为首，捐资兴建了一所有四间土木结构教室的学校。为了表彰这一捐资兴学的壮举，区教育局特报请行政长公署复报省府批准通令，给予艾沙等人以褒扬。
在区教育局的指导下，维文会办学校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使学校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也有了根本的变化。过去会办学校只学经文，现时增加了维吾尔语语文、数学、自然常识、体育等课，有的还添授政府政策与形势教育课。为适应发展的需要，逐步派去一些学过新文化知识的维吾尔族教员，使得宗教界一家独占的经文学校变成了新旧合璧的正规小学。
火热的夏季悄悄来临，马肇嵩的工作也干得有声有色，愈加火热。为了进一步发展文教事业，需要造就一批新型教员。在困难条件下，他们以两个直属区立小学为基础，用“小先生”的办法，训练高小学生，边学边用，派赴汉文会、回文会办的识字班任教员，派赴外县任县立学校教员。区一小、二小，在课程上除汉文、数学、自然常识、体育外，也增加了政府政策、抗战形势等政治课和抗日歌咏。马肇嵩去教政治课，新兵营来的警备司令部军需处处长谷志远被聘为歌咏教员。
区一小、二小只能提供汉语教员，而改造会立学校则需要大量的维吾尔语教员。形势迫切要求举办教员速成班，为此，马肇嵩兼任第一期教员速成班教导主任。他全身心地投入教员速成班，除教育局本身工作外，腾出一半时间到该班驻点，与学员同吃、同住、同晚间自习，并专门从学员中遴选一名优秀维吾尔族学生伊力亚斯当随身翻译。
马肇嵩到和田时，教员速成班已读了四个月，只剩下两个月就要结业。经考核，该班所学数量少、质量差。由省教育厅批准，又延长了两个月，并且增加了政府政策、社会发展史、抗战形势以及抗日歌咏等课。每月不定期地请区及各部门领导人来作报告，如行政长潘柏南、边务处主任周文阁、司令部军需处处长谷志远、报社编辑长马殊、和田税局局长陈解虚等，都曾轮流讲过政府政策与形势课。政治课与政策形势课均用大报告方式，讲一句翻一句，由学生做笔记，晚间讨论。自然常识与其他基础课，苦无现成的标准课本，临时决定采用苏联中亚编辑的课本。乌兹别克语或哈萨克语与维吾尔语相近，这些课本都是拉丁文字。授课时由教员边按课本内容讲解，边由学生用维吾尔文做记录。大部分学生通过自习与每周两小时补习后都学会了拉丁字母，可以阅读厚本课本。这班学生毕了业，都被分配到各县中心小学任专职教员，有几名成绩特优者分别被分配到皮山、策勒、叶城等县维文会任副会长。第一期男教员速成班学员毕业后，又招收了第二期60名。他们又与维文会商定举办了女教员速成班，有50余名优秀高小毕业女生。这班为期不到四个月就毕业的学生，被分配到区、县维文会会立女校任教师。1939年7月，举办暑期教员讲习会，集合了七个县一部分小学教师，约500多人，在和田受两个月的培训。
短期培训速成师资无论在质量上或是数量上，均不适应日益发展的文教事业的需要，上报省教育厅筹办简易师范一所，未得批准。马肇嵩被眼前的困难羁绊，但形势紧，不容坐待。他们与区维文会乌守尔会长、牙合甫江副会长商定，由维文会出资修建简易师范一所。恰巧，皮山县维文会副会长某大阿訇侵吞会产案退赔的款项，这时正请示用途。区维文会遂决定将这笔款用于简师基建。基建委员会由马肇嵩任主任，玉龙喀什大桥工程师土地阿洪帮助设计与监督施工。这是充满阳光，富有希望的日子。
他们得以顺利进行发展和田区文教事业，其每一进展都与区维文会的大力支持分不开。区维文会乌守尔会长、牙合甫江副会长坚信该会要办好维吾尔族人民的文化教育，必须有区教育局的指导与配合，因此，他们对于区文化教育联席会议每一决定，都不遗余力的加以推行。正当顺利之时，行政长公署派来一名副会长伍乃木阿吉。此人是前墨玉王的三太子，在墨玉宗教界，特别是在什叶派的依禅教内，有一股势力。他来后竭力反对在经文学校添授现代自然知识与社会科学知识，对于联席会议的决定常阳奉阴违，甚至公开唱反调。伍乃木阿吉并非经人民选举，不但乌、牙两位会长深感不是，且广大维吾尔群众也有意见。马肇嵩为此特晋见潘行政长洽谈并请示此事，力主将伍调离。潘就此特别告诉他说：“将伍由墨玉调来和田，是因为伍在墨玉企图阴谋组织三千人闹事，把他固定在区维文会不让他再回墨玉，是为了就近考察。如属实，短期内就会将其调离维文会并酌情加以处理。”果然，不久伍被警察局传唤，以后再无下文。伍走后，区维文会与区教育局配合得更好了。由于崔昭泰局长患病急需医治，马肇嵩代理局长。
和田绿洲各种树木绽出绿芽，青草开始抖擞；和田教育也焕发出勃勃生机，给社会浇注了青春与活力。截至1940年初马肇嵩离开，和田七个县都成立了公立小学；会立学校在经文学校的基础上得以改造、发展。全区20余万学龄儿童中，入学儿童有2.3万余人。
文化教育发展了，社会教育和社会福利也受到重视，成立了社会教育推进委员会。汉文会、回文会分别按汉俗、回俗各自开办澡堂，创办汉族妇女识字班及女子小学班、回族乡老成人识字班；维文会创办孤儿院，收容孤儿100余人。玉龙喀什大桥修建时期，在午间休息时，区教育局抽派维吾尔族音乐教员为修桥民工教唱抗日歌曲。当时和田警备司令部，骑兵三十八团，以及和田区公安局，都请派人给其官兵、干警，教唱抗战歌曲并编排新戏。
潘行政长与马肇嵩商议成立了一个核心学习小组，有司令部军需处长谷志远，税局陈解虚，报社马殊，以及马肇嵩等人参加。墨玉骑兵连连长谭庆荣、于阗策勒税局副局长黄永清、叶城皮山税局副局长薛汉鼎，三人来和田汇报工作，也就便参加学习。实际上，这个学习组的成员囊括了中共在和田的全部党员。在潘柏南倡导下，在和田行政长公署内兴办了公务员学习班，潘行政长亲兼班长。马肇嵩任副班长，管课程安排、会务通知、教师预约等教务。
潘行政长考虑到，偌大的和田连个大点的俱乐部都没有，便倡议用逆产资金修建了一所大型土木结构但式样十分新颖的俱乐部，可容纳1000余人。从此，和田破天荒地看上了苏联电影、维吾尔语歌舞以及话剧、京剧等等。和田警备司令部修建了中型俱乐部，各县维文会也陆续在各县修起了小型俱乐部。真是都塔尔琴余音未了，京胡又咿呀响起，维吾尔歌舞舞姿犹在，生旦净末丑又粉墨登场。弦管讴哑，乐音幽幽，让人们在其中享受欣慰和乐趣。
1939年2月至12月，马肇嵩先后任督学兼速成班教导主任，督学兼代局长。当时是兼职兼薪，但他从未领过兼薪。他为暑期讲习会讲课可以领取钟点费，当维文会将他的一份钟点费送来时，他全部捐给了孤儿院，由维文会代为购买笔、墨、练习本等文具，分赠孤儿供学习用。他靠着不寻常的努力，把自己彻底融进了当地的文教事业。
中国共产党在和田的工作人员，对外是绝对隐蔽党员身份的，但是广大民众从切身体会中，深感他们迥然与一般公务人员不同。潘行政长常轻骑简从到各方面底层视察工作、了解民情、并学习维吾尔语。群众认为这样的司令兼行政长是不曾见过的，历来“道台”出巡，总是乘肥衣轻，宾从如云，前呼后拥、威风逼人。共产党人所表现出的优良作风深得民众好评，也影响了其他公务人员。
当然，共产党员在和田的工作也总是伴着迷雾漫漫、沙尘滚滚，他们经常受到特工人员的监视。1939年4月，潘行政长就曾告诉过马肇嵩，区公安局局长马像乾接到省公安管理处处长李英奇密令，“遴派妥探侦察马锐的言行上报”。马局长与潘关系很好，故都告诉了潘，潘让他注意。1939年冬，潘柏南把他们召集到报社马殊处，出示了党代表陈潭秋的一封指示信。这封信一反历来都经盛世才之手转送的惯例，而由苏联顾问到和田视察军队时秘密带来。信中详尽分析了当时新疆的形势，并对盛世才伪装进步搞政治投机的伎俩多有阐述。信中特别提醒说：“你们如果大刀阔斧地干，将会动弹不得。”指示他们要任劳任怨继续坚持统一战线，同时充分估计到环境的复杂性，务多注意方式方法。
秋去春来，寒暑擦身。正当马肇嵩被工作的热情所笼罩，紧张地筹办冬学之时，1940年2月，他奉命调往迪化。区维文会乌守尔会长、牙合甫江副会长、买买提阿吉等一批长老闻讯后，真诚表示要会同其他各文化会暨文教界，向潘行政长请求挽留他继续在和田工作。他只能违心说服他们，说明命令来自省上，潘行政长料也不便另作主张，他们才作罢。回忆这一年来，酸、甜、苦、辣都曾经过，但马肇嵩的心一直是激动的，因为他把自己的一份青春和才智变成文化教育的希望留在了和田。他深切体会到父老乡亲的深情，不知不觉中已开始深爱这片土地了。
在此之前，先后被调走的有，区公安局局长马像乾，边务处主任周文阁，骑兵三十八团团长蔡志达等。崔昭泰局长以后奉命调省即无音讯，事后获悉，他被盛世才害于狱中。在此之后，各文化会会长及进步人士也被调离，一些人去向不明。
这时，区公安局来了个局长刘清堂，区教育局来了个副局长张庆舜。他们一到，就把和田弄得乌烟瘴气，原来他们都是与盛世才有直接联系的特工人员。张庆舜来了才几天，便向盛写了密信，诬告马肇嵩在和田“夺取群众、拉拢群众”。这封信也抄至省教育厅，落到孟一鸣厅长手里。他回迪化，孟厅长都告诉了他并让他写了一份报告呈盛世才亲阅以澄清真相，报告送出前他请党代表陈潭秋审阅了。
盛世才还伙同张庆舜捏造了一个所谓“和田案”。张庆舜是卑庸邪恶之徒，按盛意旨掘泥扬沙，虚构所谓“中共人员成立了中共和田支部”，并吸收他入党担任宣传干事，捏造骇人听闻的所谓“中共人员企图密谋刺杀盛督办”的弥天大谎，又以犯人身份出庭与潘柏南对质。盛世才为了掩盖其虚构的本质，还用刑讯逼供的办法迫使韩俊杰、奚枢庚来呼应张庆舜的狂吠与乱咬，韩、奚曾为和田的公务人员。对质后，张庆舜即恢复了自由与工作，而中共在和田工作过的人员则长期陷身于缧绁之中。
太阳受伤的时候总是在傍晚，红色的血流满了整个大漠黄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