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敬业和纳贤是成功的两大法宝。
5.有所为而又有所不为老庄哲学的精华之一是“无为而无不为”，这就是说，你有所为而又所不为，才能成大事。
乾隆皇帝最忌恨大臣们分帮结伙，党同伐异，认为这是历代的弊政，因此他一上台就整治这种风气，当时朝中有鄂尔泰为首的“满人党”，与张廷玉为首的“汉人党”互相倾轧，乾隆为此惩治两人。但乾隆后期，作为一种统治术，乾隆又有意无意地让朝中结成两派，即阿桂派与和派，以求得互相制衡，便于操纵。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大臣也不得不有所依靠。纪晓岚是个侍从文臣，不愿进“局”，但他是个尚书，又不得不依违其间。从许多事情上看，他是倾向于阿桂的。这一则因为阿桂的父亲阿克敦是自己的乡试座师，两家关系极为密切；二则他十分佩服阿桂有才能，对皇帝忠心不贰。
阿桂自乾隆四十一年入阁拜相，即已是六十岁的老翁。诸多的戎马之功更使他威名素著，“为近日名臣之冠”。但他毫无骄愎之气，立身严谨，恭谨事上。时人曾以轶事的形式，记下了阿桂当时的形象：
阿桂以满人拜相，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入朝治事，凡事都要亲自过问，奏稿亲自阅看，直到他认为准确无误时，方呈送乾隆帝。即使乾隆帝临时有交办之事，虽事出仓猝，阿桂也十分谨慎，奏稿的最后一个字“运笔如有千钧”，让人一看就是一丝不苟的人。而且，每当皇帝的御辇经过他办公的直房时，他都要在房中起立垂手以待，直到皇帝的卤簿仪仗走远，才重新坐下，可见，阿桂整日也活在凄凄惶惶之中。
其时，阿桂位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其恭谨如此，足以反射出皇帝的天威。而阿桂从他自己的为官生涯中，或许难以忘掉那几度被贬，甚至投入牢笼的不测君威，从而基于“伴君如伴虎”的信条，不敢稍有疏忽。
在以往的舆论中，和总给人以一种势焰熏天，独秉朝纲的印象。而事实上，和实在称不上擅权，充其量只能称作窃权弄权而已。在乾隆晚年的统治中，老皇帝并没有独宠和。除了阿桂与和这一贤一奸之外，还有王杰、董诰、刘墉，嵇璜、纪晓岚等人，皆以廉能方正有闻于时。所以，在老年皇帝的中枢府衙中，实在是“薰莸同器”，而不相合。
阿桂自乾隆四十二年担任军机处首席军机大臣以来，直到嘉庆二年病逝，居首揆之位达二十年之久。而和则始终位在其后。不管这是否出于老皇帝的精心安排，以德高望重，而又安于职分的阿桂压在和之上，都是使和之奸弊不得恣逞的一个重要因素。
据记载，阿桂与和虽同直军机处十几年，除召见议政外，毫不与交接。凡朝夕入直，（阿桂）必离和十数步外。和知阿桂有意疏远自己，有事情就到阿桂面前相商，阿桂总是爱理不理的。可见，两人根本无法一同议事。当时阿桂的值庐在军机处的新址，和入内右门旧值庐或隆宗门外造办处。每天只有皇帝召见时两人才能碰到一起，“退则各还所处。虽画稿等定夺之事，就难免要来回于两个衙门之间奔跑，即所谓”司员未免趋步两歧。
王杰受重用，正是和得势之际。乾隆五十一年，王杰入直军机处为军机大臣，任上书房总师傅。乾隆五十二年，拜东阁大学士管理礼部。至嘉庆皇帝亲政，王杰官至首辅，成一代名相。
王杰为人处事廉洁持正，甘于清贫，并不时戒饬门生故吏，拒收馈金，足见其品性与为人。而乾隆引以为用，也可谓知人。然而，以王杰的风范，必与和格格不入。在诸官僚中，和也的确最厌王杰。
其时军机领班阿桂经常在外督师、勘察河工海塘，而福隆安、梁国治先后于乾隆四十九年、五十一年故去。此两人位至宰辅，一个以椒房亲贵，一个以状元功名，论才气皆属平常，相业无闻，绝不是和的对手，只有王杰遇事敢争。
据说和很爱开玩笑，一天和抓住王杰的手，笑着说：“何其柔荑若尔？”借喻王杰手如女子纤细白嫩，而讥讽嘲笑之。但王杰却毫不示弱，当即正色回击说：“王杰手虽好，但不会要钱耳。”一句话揭开了和贪污纳贿的隐私，将和羞辱得满面通红，“赫然退”。足见王杰对和的厌恶与反感已到了极点。
此外，《清朝野史大观》中，还记载了大学士嵇璜不为和书帖之事。
嵇璜，江苏长州人，字尚佐，雍正八年进士。乾隆二十三年累官至尚书，以治河有功，于乾隆四十四年晋协办大学士。嵇璜操守清廉，据说他的家中一贫如洗，他的女婿曾做诗曰：“老屋区区留不得，而今始识相公贫。”
以嵇璜的清廉和谨饬，必然耻于和的贪鄙为人，却又不敢公然得罪。嵇璜工书法。一次，和于衙门中见到嵇璜，请他为家中堂屋前的柱子代书一幅楹帖。嵇璜答应下来，接过和所备的宣纸返回家中，却同时邀请翰林学士数人一同到他家中饮酒。酒至半酣，他的书童已将墨研好，上前禀报，却遭到他的呵斥，声称有客。而为客的诸翰林学士急问其故，嵇璜才将和请书楹帖的事告诉众人。众人以欲观书法请嵇璜当场书之。但就在嵇璜运笔写好一半之时，站在一旁的书童一下子把墨洒在了纸上，污秽不堪。嵇璜怒骂书童，直到诸宾客劝解再三方止。第二天，嵇璜便以那张秽纸归还和，而楹帖自然不必再写了。
这无疑是嵇璜导演的一场闹剧。嵇璜唆使书童倾墨于纸，又使和门下的翰林学士亲眼目睹，造成一种“非己不为”，而是“有所不能为”的印象，无非是他既不愿迎附和，又不敢得罪他的心理反映。
嵇璜被和倾陷，又受到乾隆的警告，其小心谨慎，对和抱着“去之既无其力，怒之何益”的立身之道，以求自保，是可以理解的。十二以身作则，不怕别人笑话十二、以身作则，不怕别人笑话领导最可贵的是以身作则，即发挥好自己认真工作的精神，力求精益求精，这样就能增添自己的人格魅力，同时也能无形中增大指挥工作的魄力。
刘墉的领导心智是：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才能让别人无话可说。否则，你就会成为别人的笑柄。
1.手段要硬，并且到位一个人手段的软和硬，要视不同的对象而别，尤其要注意的是，不能在该硬的时候软，不能在该软的时候硬，最巧妙的手段一定是软硬到位的手段。
一个人的胆识越大，手段越厉害，终至大胜；无胆乏识，则底气不足，遇事必畏首畏尾，终致失败。从撤三藩的重大决策可以看出，康熙帝正因为具有过人的胆识，才使他强硬的手段一贯到底。
通过严格立法来约束官吏的行为是整饬吏治的一个必要环节，但却不是充分条件。因为任何立法都需要人来执行，因而人才是操纵胜局的关键因素。对此，康熙倾注了大量精力，除运用通用的考察办法对官员进行考察外，尤其注重亲自考察，并利用亲近大臣密奏的办法了解官员的真实情况。刘墉特别推崇康熙大帝，并善于学习其办事手段。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十二月，在吏部尚书傅森、梁诗正（均为刘统勋的同僚）等人的极力推荐下，刘墉被授为山西太原知府。
在清代，府是省与州县之间的一级重要行政组织，其长官称知府，原系正四品，乾隆十八年后改为从四品。
山西东连直隶，西邻陕西，南接河南，北与大漠蒙古比肩，被视为京师西南部的重要屏障，地理位置相当重要。而太原府地处山西中部四通之地，地位之重要，可想而知，故历次授官均以繁难待之。
在刘墉以前，刘家曾有多人做官山西，并做出过重要政绩，都在当地老百姓心目中留下过清官的形象。刘墉的堂祖父刘果，康熙初年曾官太原推官，任内曾捐俸修文庙，设义学，兴修太原、榆次等地的水利，并废除了当地的好讼陋习，受到人民的称赞。刘墉的祖父刘启，曾于康熙四十三年出任平阳知府，任内周恤灾民，修葺文庙，重建鼓楼试院，纂修三十四县志，“吏惕民服，善政不可胜举。后升江西提刑，士民泣送之”。
刘墉的父亲刘统勋，曾于乾隆二十二年到山西查办过布政使蒋洲侵帑案、乾隆二十四年到山西查办过将军保德侵帑案，声誉颇佳。《山西通志》称：“乾隆二十二年，以刑部尚书按狱山西并清查亏空，一时墨吏罢斥几尽，而循良者多获保全。逾年，归化城有私伐官木之案，又以协办大学士奉命协巡抚塔永宁往鞫，得实，自将军以下悉按如律。轺车所历，中外肃然。”刘墉的堂伯父刘铤煜，曾以举人历凤台、曲沃、平陆知县，死于平陆任上。任内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曾谏止修天井关及阻止西征期间对曲沃民的加派，受到当地的爱戴。死后“曲沃民感其惠，争往赙之”。
刘墉出任太原知府一职，应该说是有压力的，一是他此前从没有独立管理地方的经历，却忽然间被派到这块繁难之地，担负起总管一方的重任，心中不免没有把握。二是他的祖上曾在这块土地上做出过政绩，在当地老百姓心目中留下过很好的口碑，自己总不能给刘家清官的形象抹黑吧！再者说来，自己初任，总应该给皇上留下个能干的印象，一来不辜负皇上的恩典和父亲的期望，二来也好为自己以后的仕途升迁奠定点基础啊。他不能不认真办事。
有鉴于此，刘墉接到吏部知会后便进宫向乾隆做了辞行（惯例知府上任前要受到皇上的接见，作为一种辞别仪式），随后便踏上了西去的旅程。
刘墉此次到太原赴任，或是因走的匆忙，或是他向来俭朴，总之他并没有像其他官员那样，走马上任前要大换行头，而是破衣破帽，一身的朴素。他在一首《赠钜琛侄》的诗中就写道：
帽破衣残到太原，故人犹作旧时看；
才华莫叹江郎尽，风貌真怜范叔寒。
北上帝京鹏路近，南归生男凤巢安；
今朝且预龙山会，黄菊红萸露满盘。
一路上也没有骚扰驿站，《泽州道中》写道：
暮色苍然野气温，天西余赫似朝暾；
荒村过客将求火，小店招商未掩门。
入肆鸡豚丰岁有，在堂蟋蚌古风存；
大行西下吾能说，元气微茫带水浑。
在刘墉上任以前，太原府因种种原因已积累一大批疑难案件，其中不少案件已积压多年。刘墉到任不久，就将数十件案件审理一清，因此受到官绅百姓的一致称赞。
山西本为贫瘠之区，财政收入不多，却地处交通要道，清代用兵西域多经此地，前后骚扰数十年，费用颇多。加之官蚀民欠，各地府仓库普遍空虚，根本无法应付地方上的不时之需。刘墉上任后即注意此事，先后筹措资金购谷三万余石，储为府仓，公私赖以为便。
由于刘墉在太原知府的三年任期里确实干了一些实事，如清积案、整顿仓储等都受到人们的肯定，故光绪《山西通志》评价他说：“以翰林出为太原知府，迁冀宁道。丰裁峻整，习掌故，达政体，于吏事以勤慎著称。”
2.担当大任，就要有责任感
做人要有责任感，特别是那些担当大任的人，就更要有责任感，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讲的是做人的责任感。领导之道亦然。
提升生活的第一步，就是学会对自己负责。在决定继续深造或选择工作时，要想清楚自己的动机，是为了追求自我实现，还是为了别人？不妨问问自己，这一生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生命是自己的。想活得积极而有意义，就要勇敢地挑起生命的重大责任。没有人能领你走一辈子，只要不辜负每一个日子，每天就会有新的收获，美好的生活要靠你自己创造。
对自己负责是一项艰难又费时的挑战。要能了解自己，发掘自己的优缺点，再不断调整及修正。还得注意不受主观成见的影响，逐一吸收于己有益的经验。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刘墉就任工部尚书一职。
工部虽居六部之末，但作为掌管工程水利、屯田及官营手工业等政令的机构，历代不可或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即有司空等官的设置。
在任工部尚书的近一年时间里，刘墉除兼署吏部尚书、国子监事务、尚书房总师傅等职外，他主要主持了国子监辟雍的修建、内廷换琉璃瓦事宜。
乾隆中叶，清朝进入极盛。乾隆的自得心理在各方面都能体现出来。在文化上搞了一部旷古未有的《四库全书》，但他还有一些遗憾，如国子监的辟雍年久失修，与中央最高学府的地位很不相称，更重要的是，没有辟雍，天子无法驾临，而天子不驾临国子监，对于崇文佑古的乾隆而言，总像缺少点什么，也与盛世不相符。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二月初，乾隆驾临国子监行祭奠先师孔子礼后，便欲效法前代圣王，搞一次临雍讲学大典，遂于初七日下令修建国子监辟雍。派礼部尚书德保、工部尚书兼管国子监事务刘墉、侍郎德成，前往阅视，度地鸠工，诹吉兴建。
当天，德保、刘墉等即将辟雍图式呈进御览，乾隆批道：“据德保等将辟雍图式呈进，自应仿照礼经旧制度地营建。即著德保、刘墉、德成总司其事，敬谨承办，以光盛典。”
但辟雍工程并没有立即上马，原因是要仔细研究程式，准备物料，加之国子监缺水，无法直接修筑拌池，需要打井汲水等。故工程真正动工是在乾隆四十八年九月五日。
在此期间，刘墉曾于四月初和王杰、曹文埴、彭元瑞、金士松一起入值懋勤殿，随后又奉派与福隆安、和、胡季堂、金简、德成一起督办内廷换琉璃瓦事宜。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三月，刘墉奏报辟雍工程事务，称殿基挖出的土多系沙土，不堪使用，除可以使用土方外，尚需添买黄土五百余方，又需要将不堪使用的土方九百五十余方运到安定门外城根铺垫，故需加拨银三千九百余两。乾隆接奏后非常生气，说：
所奏十分错误。殿脚地基，本来应该坚固，但河内既有挖出之土，又为什么不堪筑打使用，转欲将挖出土方运到城根平垫？另买黄土添用，往返运送，只是白白浪费银两。且将来打土入地，不能再加验看，最易作弊。况京城各处工程，俱筑地基，从未见有添买土方之事，自系该监督等因德成奉差在外，即藉词出运添买，为开销运价地步，总未能绝弊。而刘墉等不等德成回京商量办理，即行据呈具奏，自系为其所愚。刘墉于工程本未谙悉，朕自不加责备，至德保原属无用之人，其于工程，自更懵然罔觉，更不足责。此事著添派金简，将此项土方切实查勘，如该监督等果有借词开销情弊，即行据实参奏，等德成回京后，此项工程即责其二人办理。将此传谕金简并刘墉、德保、德成知之。
随后即以金简负责此项工程，而乾隆本人也时时过问此事。
闰三月二十四日，金简奏报辟雍工程事务，请将拌池水改为四尺等，以为更加壮观，没想到这次“讨好”又让乾隆给驳回来，乾隆批道：
朕的意思泮池止须三尺尽足适观，且易于添换新水，也可以免除停蓄垢污之虞，著传谕金简遵照妥办，务率同该监督等将灰土砖石如法成做，筑打坚实，不使稍有渗漏，方为妥善。至殿座四面，仍应添安擎檐，庶足以壮观瞻，且所需费亦属无多，仍照原奏办理。
该工程于乾隆五十年初竣工，辟雍建于彝伦堂前，圆顶方宇重殿，桶扇四向各成三间，殿内合为一。宽深皆五丈三尺，外周以廊，深六尺八寸，出檐四尺三寸，池内方基长宽各十一丈二尺。池圆径十九丈二尺，四达以桥，桥各长四丈，宽二丈二尺，池周围有栏。竣工之时，乾隆钦派大学士伍弥泰、大学士兼管国子监事务蔡新、祭酒觉罗吉善、邹奕孝为临雍进讲官。
与此同时，乾隆还令将太学门、集贤门、绳愆厅、博士厅、六堂等处原有的横式匾额改换竖额，加添清文，以示满汉文字并行不悖。为了告诫后人，他提倡汉文化并非遗弃满洲赖以立国的“国语骑射”等传统，乾隆还亲自撰写了兴建辟雍碑记，来体现这种思想。其《御制国学新建辟雍圜水工成碑记》称：
国学者，天下之学也。天子之学曰辟雍，诸侯之学曰泮水。北京之国学，自元历明以至本朝，盖五百余年矣。有国学而无辟雍，名实或不相称，虽有建议请复，以乏水而格部议，至今未复，乾隆四十八年春始有复建之谕，五十年冬乃全部竣工。
北京为天下都会，教化所先也。是工之举也，恐后人执复古之说，于一切衣冠典礼皆效汉人之制，则朕为得罪祖宗之人，甚属不宜也。朕的子孙要体会朕的此心，于可复古者复之，其不可复古者，断不可泥古而复之，夫徒有复古之虚名，而致有忘祖宗之实失，非下愚而何？予不为也。予敬以是，告子孙，以保我皇清万年之基也。
乾隆防微杜渐工作做得很好，搞一个辟雍大典，本是汉族王朝的做法，是显示一下盛世，夸示一下宏伟，但他又担心他的子孙误会了他，以为一切都要取法汉制，因而发谕旨专就此事讲明他的真实态度。
乾隆五十年二月，临雍大典如期举行。乾隆对辟雍工程颇为满意，除礼部尚书德保因典礼时安排有失免予议叙外，刘墉、金简、德成等都给予议叙。乾隆自己也赋诗四首以为纪念。
3.认准的事，就要大胆去做
一个人一生总会碰到很多困难的事情，或者是退让，或者是挺进，这两种不同的选择自然导致不同的结果。有些人有一股韧劲，对待自己认准的事，大胆而果敢地做下去，这叫气魄。
敢于大胆去做的人常说：“我总有机会！”失败者的借口是：“我没有机会！”失败者常常说，他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缺少机会，是因为没有成功者垂青，好位置就只好让别人捷足先登，等不到他去竞争。
可是有眼力的人决不会找这样的借口，他们不等待机会，也不向亲友们哀求，而是靠自己的努力去创造机会。他们深知，惟有自己才能给自己创造机会。
有人认为，机会是打开成功大门的钥匙，一旦有了机会，便能稳操胜券，走向成功，但事实并非如此。无论做什么事情，就是有了机会，也需要不懈的努力，这样才有成功的希望。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九月，刘墉调任江苏学政，对该省吏治风俗多有观察，敢于揭露其中的弊端，提出了不少令乾隆感兴趣的建议。
作为清代学术和文化的中心，这个地区的士人风气以及他们对朝廷的态度，直接关系着清朝统治能否获得稳定和加强。因此，历代皇帝和大学士对该地区都极为重视，康熙和乾隆六次南巡，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笼络东南士民，强化对该地区的控制。乾隆时期，大学士尹继善在东南地区长期担任总督和巡抚，前后长达二十七年之久，其原因在于尹继善精于文学，善于通过以文会友与文人学士联络感情，因而深获当地士人的拥戴，他在东南的政绩成为清朝成功推行文治政策的典范之一。
在清代历史上，尹继善不仅因其卓越的政治才干出名，而且，他在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他是雍乾之际八旗文坛享有盛誉的领袖人物。尹继善和乾隆在政事上时有冲突，但二人却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那就是吟诗。乾隆以诗遣闷，以诗抒怀，称自己“爱乐纷哉何所托？积成三万首余吟”，意思是说自己用诗抒发情怀，前后多达三万余首，数量之多几乎可以与全唐诗相比。与之相似，尹继善“生平没有别的爱好，就好吟诗”，“写的诗奇多”，“去世的时候，满床都是诗稿”。尹继善写诗不仅数量多，而且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清人说：尹继善的诗“婉约恬雅而切近事情，深有思至”，“清词丽句，虽专门名家自愧不如”。
有意思的是，尹继善自己好诗，其家庭成员受其影响，也纷纷以诗文相尚。其夫人“贤淑能诗”，长于应对，诸公子也勤习诗文，其中，第三子庆玉最为出色。清代文坛广泛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天，尹继善退朝，对庆玉说：我今天累了，皇上让我和春雨诗，我来不及做，你赶快为我做一首，我明天上朝要带去。等庆玉将诗写成送给尹继善的时候，尹继善已经熟睡。第二天，尹继善将要入朝，诸公子都侍立在台阶下，庆玉心里十分担心，怕尹继善嫌自己的诗不好，不料尹继善一见庆玉就向他拱手说：拜服！拜服！想不到你的诗写得这样好。回头对婢女说：赶快将我的莲子给三哥吃。第四子庆桂（嘉庆时担任大学士）笑道：我今天又得到了一个诗题。诸公子问什么题，应桂说：见人吃莲子有感。
尹继善在东南任职的时候，凭借自己对文学的爱好，与东南知识界建立了极为良好的关系，人称他“爱才如命”，“只要是见到有才能的人，就想方设法提拔资助”。他的幕府更是聚集了大量名流，故其诗有“幕府多才罕俦匹，儒雅风流谁第一”之句。
不仅如此，尹继善还和诸名士同游名山胜水，诗酒赓和，略无虚日，像曹西有、秦大士、蒋士铨等都是经常出入两江制府的知名人物。而尹继善才思敏捷，也颇受当地文人的推崇，时人记载说：尹继善刚到江南，遇到海宁文人杨守知，知其为老名士，于是加以赞扬。杨守知却叹惜道：感谢你的好意，可是我年纪已大，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尹继善应声答道：不能这样说，先生难道没有听说“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吗？
杨守知骇然，出门对人说：不料小尹少年科第，谈吐竟然如此风流！
乾隆十三年（1748年），尹继善与东南著名诗人钱陈群相遇于苏州，二人吟诗唱和，多至十余回仍不罢休，一时送客的人都疲倦不已，当钱陈群到达嘉兴的时候，尹继善还派人追送和诗一首，钱陈群于是致书请求休战，说时间过得太快，实在不能再和了，愿公告诉所有的人，就说香树老子（钱陈群号香树）战败于吴江道上，怎么样？这时刚好东南另一年轻文人袁枚路过苏州，他在尹继善那里看到钱陈群的信以后，提笔写道：“秋容老圃无衰色，诗律吴江有败兵”，尹继善看后十分高兴，转而又与袁枚唱和不休。这件事后来成为清代诗坛的一大佳话。
在与尹继善交往的东南文人中，袁枚是地位最为重要的一位。袁枚，字子才，号简斋，乾隆四年（1739年）中进士时，年仅二十四岁。在清代，袁枚以诗文、文学扬名于世，为诗坛宗仰者达五十年之久。袁是乾嘉时期东南士人的领袖人物，对该地政治和文化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尹继善到东南任职以后，和袁枚建立了极为密切的关系，二人经常谈诗论文，同食同住，袁枚可以不待尹继善宣召即入督署，甚至“直入内室”，尹继善姬侍也不回避，以致人多物议，袁枚诗文集中，关于尹继善父子的诗文多达二百余篇，继善去世，袁枚悲不自胜，做《哭望山相公六十韵》，数年以后仍思念不已，有《梦尹文端公诗》：
已绝人天路不通，无端昨夜坐春风；
离离燕寝清香在，款款慈云笑语同；
白发三更红短烛，黄鸡一唱降帏空；
莫嫌梦境迷茫甚，到底今生又见公。
其辞凄切婉转，非泛泛应时之作可比。
应该说，尹继善在担任两江总督时注意与东南文人广泛交往，建立密切关系，并非只是出于文人气味相投的兴趣，也绝非是单纯为了追求风流，而是具有实实在在的政治动机。因为东南不同于内地，就是普通百姓，文化素质也较内地为高，要使民情悦服，单靠清廉和才干还远远不够，像黄廷桂本系雍乾之际一大能臣，但任两江总督不到三年，就被搞得声名狼藉，连乾隆也说：“黄廷桂不适合在江南地区做官，因为南方人风气文弱，黄廷桂性情急躁，他和这里的人几乎是水火不容”，“江南地区遭到黄廷桂喝斥的人当然心中怨恨不已，就是受到他奖励的也不感恩戴德，长期下去，他怎么能在这个地方行使其权威？让他在这里干下去可以说是用非所长！”因此乾隆让尹继善取而代之。
确实，江南地区发达的文化要求地方大吏不但要清正廉洁，而且要懂得顺乎自然，宽缓为政；不但要推崇儒家政教，而且要懂得奖扬斯文，引导风流。派具有深厚儒学素养和文学修养的尹继善到江南为官，可以说政得其人，人尽其才，时人称尹继善“就论风雅已压群公”。“在江南地方推行仁政，百姓乐业，官吏倾心，不敢稍微违犯法律。”当老百姓听说尹继善要到江南任职，便欢呼雀跃，“奔走相告”，而当尹继善去世的消息传出，东南悲声一片，“军民悬画像，士女咽悲喉”，即反映出他十分清楚治理两江地方的诀窍。对此，精敏的乾隆心里也很明白，所以他说：“满洲科甲官僚中，长于文学而又通晓政事的，尹继善是第一。”
刘墉能被选派到江苏这样一个文化大省做学政，充分体现了乾隆对刘墉在安徽学政任内工作的声名，及对刘墉管理学务能力的信任。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刘墉有在江苏开展工作的便利条件。
刘墉的父亲刘统勋此前多次负责南河河工，在江苏的时间比较长，熟悉那里的风土人情；刘家在江苏拥有众多的朋友或门生故吏，如前面提到的江苏文化名人大多与刘家有这样那样的关系。时任两江总督的尹继善也是刘统勋的同僚和朋友。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秋，也就是刘墉到任的第一年，前辈钱陈群为送主试江南的儿子钱汝诚返回北京，来到江宁，遂招往江宁出差的刘统勋，聚会于尹继善的府衙。
这次聚会，尹继善曾赋诗多首与钱陈群相戏谑，其中一首诗：
一曲寒流抱小洲，荒亭散步亦优游。
只看红叶遍经雨，未赏黄花已过秋。
北去有人随远雁，宵来无语望牵牛。
适逢扶杖鸳湖叟，笑问何时返八驺？
可见三人关系比较密切。有此良好的社会关系，又有安徽学政的三年经历，刘墉主持江苏学政工作自然就顺手多了。
刘墉这次视学江苏颇为认真，考取生员比较严格，诸联《明斋小识》就记载说：“昔日刘石庵相国视学江苏，严肃骏厉，人多畏惮，至四十二年复任江苏，则宽厚平和，与前次不轻易取悦秀才迥然有别，即使年例不符合者，也准予赏给衣顶，并能对科场运气不佳者给予照顾。”于此可窥见其风格及其变化。
刘墉还认真考察当地的风俗民情及官方士习情形。乾隆二十七年秋天，刘墉在离开江苏省前夕，将此向乾隆做了汇报，算是对他观风察俗工作的一种总结。其中特别谈到了对监生的管理等问题：
监生中有喜欢滋事，胆大妄为的人，府州县官多所顾忌，并不加惩处。以致他们不仅害怕刁顽百姓，而且害怕蛮横的监生，狡猾的胥役。对于涉及监生的案子既不能及时审断，又不想明定是非。确定罪责之后，应该扑责革退的监生，并不责革，实属疲玩不堪，讼棍奸吏因此得以行其奸谋。不只是他们目中已无学政，甚至有心欺诈督抚。
此疏深切当时江南官场之积弊，因而受到乾隆的高度重视，乾隆在随后下达的上谕中指出：
刘墉所奏，切中该省吏治恶习。江南士民风尚，多属浮靡好事，当地地方有司，又加以疲沓姑息，遂致此等恶习日益严重，牢不可破。所以，近来封疆大吏懈弛弊端，直省中惟有江南最为严重，这本非刘墉一人私下看法。尹继善、陈弘谋在督抚中外任时间最久，而且向来好以无事为福，况且经历事情既多，上下一团和气的作风竟成故智。他们所辖官员又大半属往年旧属，因循生玩，往往遇事姑容。甚且狡猾劣员，近来藉口办差，有意延搁公事者更不而足。积习颓靡，不知振刷。此等情状，即使当面责问尹继善、陈弘谋，他们亦应当难以自解。
况且督抚为属僚表率，既然上司就不能有所振作，那么所有下属又有谁不承风？至于上行下效，怠惰之势已经形成，谁负责任？则朕惟于督抚是问耳。尹继善等当以此痛除旧习，刻自振作，如果州县官确有怠玩相沿，如刘墉所奏各情节，即当严行体察，据实参奏。若不知自改，而转以被揭怨恨他人，更难逃朕洞鉴。
后来，他又多次在谕令中谈到这个问题，可见刘墉所奏在乾隆心目中的影响。
4.不管谁，都不能越规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做什么事情，都必须要有一个尺度，或者说有一条规章，如果越过了他们就会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这也是衡量一个人是否能守住自己身心的一大标志。
人生不可能随意所为，必须要有自制，而且自制是成大事者必不可少的一项基本素质。你想，你连自己都约束不住，怎么能控制自己呢？
自制可以说是努力的同义词，也是适应能力的一部分，是成大事的不可缺少的素质。自制，就是要克服欲望，不要因为有点压力就心里浮躁，遇到一点不称心的事就大发脾气。七情六欲乃人之常情。但人也有些想法超出了自身条件所许可的范围。食色美味，高屋亮堂，凡人皆所想到。但得之有度，远景之事，不可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也。故必要控制自己，否则，举自身全力，力竭精衰，事不能成，耗费枉然。又有些奢华之事，如着华衣，娱耳目，实乃人生之琐事，但又非凡人所能自克，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就不是力竭朽衰的小事了，这样的人必然会颓废不振，空耗一生。
人的一生要想成大事，应该面临许许多多的压力，才能锻炼自己，才能有所得，务必戒奢克俭，节制欲望。只有有所弃，才能有所得。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春天，江苏沛县有位五十七岁的老监生阎大镛，因不满官府摊派粮款、差役，愤而抗粮拒差，并大骂官员扰民。事后担心官府报复，离家出逃，但不久即被官府捕获入狱。
阎大镛身为监生，非不晓道理之愚昧百姓可比，所以要受到更为严厉的惩治。在官府对阎大镛进行审讯的过程中，作为总管江苏学子教化的学政刘墉也参与了此案的审理，他的注意力没有放在案件本身，而是放在这位不守本分的监生有无不法文字上。
经过认真访查，刘墉得悉阎大镛平日喜欢做诗，并从阎大镛家中搜出诗稿两张，还有他的祖父阎尔梅及伯父阎圻所著稿本，更重要的是，刘墉还获知阎大镛曾经焚毁过自著之书。刘墉怀疑阎大镛所做诗稿定有悖逆之词，否则他为什么要烧毁呢？于是刘墉将查访到的情况一面通报巡抚陈弘谋，一面细心研读所获书稿，遇到他认为有问题的文字，直接封送乾隆御览裁决。
五月二十九日，乾隆接到刘墉的奏报及所呈缴获的书稿后，极为重视，当即给署理两江总督高晋及江苏巡抚陈弘谋发去严厉查办的谕旨，谕旨说：
“据刘墉奏，沛县监生阎大镛抗粮拒差，诬官逃走，旋经拿获未结一案，因其情形异常桀骜，随查出该犯诗稿二纸，并其祖阎尔梅、伯阎圻稿本，及阎尔梅犯罪时文移一本，粘签进呈，并查该犯家内无其诗稿存留，揆诸情理，必系悖逆之词，曾经销毁等语。阎大镛以监生抗粮拒差，情属可恶，治以应得罪名已无可宽贷。至查出稿本名条，以朕看来，不过愚贱无知，尚无悖逆之语，如果牵连到其祖、伯等诗文，即以悖逆定案，却先置本案为轻罪，又不确切查清他烧毁灭迹之原由，这种做法不仅不足以服本犯之心，而且众人或转而怀疑办理苛刻，非朕用法平允务得实情之意。况且烧毁一语也属于揣度之词，如果该犯平日果系居心悖谬，形之笔端，即使本人事先销毁，而天理定然不容，断不会令其毫无踪影，脱然漏网之理，不是有一二销灭不尽，即有留遗他处，使之旁出败露者。此正案中吃紧关键，该督抚果肯实心办事，详细研审，自无不明之理，如果确实有悖逆本朝形迹，即应从严处。著将原折抄录并粘签稿本，交与高晋、陈弘谋，令其确切严讯，并悉心采访，及该犯诗文有无留遗在外之处，秉公推勘，按律定拟具奏。”
当时正值查处违禁书籍之初，阎大镛一案经刘墉揭发，皇上追问，两江总督高晋等人如何敢不认真办理？故乾隆谕令到达江苏后，江苏巡抚陈弘谋立即会同高晋等开始对阎大镛进行拷讯，追查他所烧之书有无违碍字句。
在陈弘谋等人的拷讯下，阎大镛供称，他在三十多岁时确实曾经刻印过自己所著的《俣俣集》。由于他的母亲二十四岁丧夫后一直守节未嫁，沛县县志却没有把她列为节孝之人，而某些不该列入者反得滥觞，阎心中不满，就在《俣俣集》内《沛县志论》一文中，对县志记载不公进行了讽刺。不久，有人将《俣俣集》举报给了当时的知县李棠，李棠随即派人将阎大镛拘至官府，大加申斥，并迫缴和焚毁了书版和已印的刻本。乾隆七年李棠被革职返回老家山东，此事便没有扩大开来。
高晋、陈弘谋审知此情后，认为阎大镛并没有将实情完全供出，他们认为，如果《俣俣集》只有《沛县志论》一文存在问题，自当采取抽换的办法，何必要全毁呢？而且李棠办理此案没有留下卷宗，说不定书内还有其他悖逆之句，李棠为息事宁人，遂将全书销毁。
然而严讯阎大镛，阎大镛坚决否认。
为了彻底搞清《俣俣集》的内容，高晋、陈弘谋一面上奏请乾隆令山东巡抚阿尔泰派人将革职家居之李棠解来江苏质讯，一面派手下到民间认真访查遗存之《俣俣集》。高晋、陈弘谋的手下官员竭尽全力，明察暗访，终于找到了两本遗留民间的《俣俣集》。总督巡抚连夜阅看，发现阎的文字，或讽刺官员，或愤激不平，或狂诞不经，悖逆显然，当即将情况及所获《俣俣集》奏报了乾隆。
六月二十五日，乾隆接到了高晋等人的奏报后，大为恼怒，当即在原折上批示：“如此情节可恶，自当照吕留良之例办理！”也就是要辗转牵连，大肆杀戮！
然而乾隆心里也清楚，阎大镛抗粮拒差案的发生，实因地方官为应付乾隆二十七年南巡而加派粮差所起，在他南巡之前骤开杀戒，究与盛世巡游一事不和谐，因此不愿意将事态扩大从而造成江南士林的紧张局面。所以，他在批发高晋的奏折后，很快又下发了一道禁止株连的谕令。谕令称：
“据高晋查奏阎大镛折内称，该犯刺讥愤激，甚至不避庙讳，并有狂悖不经语句。如此情节可恶，自当照吕留良之例办理，已于折内批示矣。后又将原书阅看，其悖逆尚不至如吕留良之甚，尽管他不避庙讳，犹可说是村野无知，但该犯书内笔舌诋毁，毫无忌惮，如果将其姑容宽纵，则此等匪徒不知悛改，反因此次查办益肆其怨诽，允其所至，必将入于吕留良一派，该犯断不可留，著传谕高晋等，勘得确情，即将阎大镛按律定拟，速行完案。此外不必似吕留良之案辗转推求，以致株累。”
七月中旬，阎大镛《俣俣集》案审结，阎大镛被杀，家人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连累。原知县李棠因已死去。故免其追究。当时高晋、陈弘谋等为急于将审判结果尽快报告乾隆，特用驿马四百里驰奏，受到乾隆的申斥。乾隆在七月十六日的上谕中称：
“今日高晋、陈弘谋所进奏折，由驿四百里驰奏，朕意现在正值时雨普降，恐河工或有冲刷，关系地方紧要之事，及阅之，不过审拟阎大镛一案及调补知府而已。此等事件，照常派人进呈，也不会迟缓，何必动用驿马？殊为不知轻重。高晋、陈弘谋著传旨申饬。”拍马却拍到了驴蹄子上！两人原欲借此邀功，不料却碰了一鼻子灰！
阎大镛《俣俣集》案的发生实由刘墉举报而起，这是他得罪士林的重要一项。但刘墉举报阎大镛一案，除了向乾隆邀功升官的个人因素外，也是当时政治大气候使然。就在刘墉这次出任江苏学政期间，即有浙江归安人沈大章私刻逆书陷害汤御龙案、鲍体权张帖邪言案（均在乾隆二十四年七月）；浙江常山人林志功捏造诸葛碑文案（二十六年五月）；江西余腾蛟诗词讥讪案（二十六年九月）、江西泰和人李雍和潜递呈词案（同月）；甘肃成县人王献璧投词案（十月）、浙江临海训导章知邺笔记荒诞案（十二月）发生。
5.不论是非，按照自己想法走下去
成功的目标就像一面旗帜一样，引导着那些立志者，这是因为目标是人生的指南针，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假如没有一点倔强精神，是很难按照自己的目标走下去的。
刘墉作为乾隆年间的一个重要大臣，作为乾隆文字狱政策的重要支持者和推动者，同时作为一个重要的学者文人，他对文字狱政策的支持究竟出于什么动机？
刘墉举报文字狱案首先应该是当时政治大气候使然。刘墉举报阎大镛一案前后，有多起文字狱案发生。刘墉举报徐述夔诗案也是文字狱高潮时期。乾隆四十二年王锡侯《字贯》案发生后，乾隆曾以“空言塞责”为由，将江西巡抚海成革职处死，以此来推动查办禁书活动的开展。徐述夔诗案正发生在这一关键时刻。作为统治阶级重要成员的刘墉，不管他是否认同这类做法，为了个人的前途，他不能不认真对待有关“违碍”书籍事件。
同时，刘墉举报文字狱案也是职责使然。作为负责教化的学政，本有代皇帝察风观俗、推行现行文化政策之责，无论是刘墉举报阎大镛一案，还是刘墉奏闻，因为律条明确禁止生员不得妄议国家政事。所以说，他支持乾隆的文字狱政策是有思想基础的，也是不足奇怪的。
对于这一点，也可以从他留下的惟一一首涉及文字狱问题的诗《伏生授经图》中看出蛛丝马迹，诗中写道：
百家诸孑纷成堆，故应一炬付飞灰；
至于大圣有述作，譬如云汉长昭回。
祖龙区区力几许，六国孱主是俦侣。
如何焚得圣人书，达者宁当新斯语；
百篇文字传典谟，儒生诵之如拘墟。
此心此理千年同，只应训诂时未统；
但恐读书不悟道，莫恨书未传试观。
易、象春秋与论语，与夫周诗三百篇。
诗中从汉代经师传授古经一事，想到先前的秦始皇焚书坑儒问题，并提出了他对秦始皇焚书坑儒问题的看法：战国时代百家学术纷纭，混淆视听，自应付之一炬；秦始皇焚书也并没有将圣人的述作毁掉，《易》、《书》、《春秋》、《论语》，以及《诗经》三百篇，不是一字也没有烧吗？百篇文字已经将圣人大义保存下来，就怕你读书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就会怨恨当时的书没有全部流传下来。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刘墉向乾隆奏闻文字狱案有向乾隆讨好，搞政治投机的个人心理因素的存在。就在刘墉奏闻徐案的二个月后，刘墉还向乾隆奏请自行出资刊刻乾隆的《御制新乐府》、《全韵诗》，使其在江苏流布，同时建议敕发各直省刊刻流布。乾隆听后非常高兴，曾下谕旨说：
事属可行。至所请敕发各直省敬谨刊刻听许流布之处，殊可不必。朕所制新乐府及全韵诗二种，虽议论咸关政治，非仅陶写性情，但不过几余遗兴，并非欲昭示艺林。况朕从不肯以篇聿之末与海内文士争长，刘墉自应深悉。但伊现为学政，且二诗俱曾赏给，欲自行校刊传示诸生，亦无不可，即诗本亦毋庸再发，他省学政有愿自刊者亦可听之，若颁发各省，俾一体刊刻流传，则非朕意。
这纯粹是一番自欺欺人的扭捏之态！谁不知乾隆是诗作流传最多的人！后来官居要职的沈初，乾隆四十四年就任福建学政时，不就因刊刻乾隆诗作而受到乾隆称赞的吗？刘墉的献媚也是事实。
6.尽职尽责做好每件事
恪守职责是本份的象征，不能够做到这一点，一定就会看歪了眼，走歪了路，不但误己，还误人。一个人做自己要做的事应该有这样的态度：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好。
对成功的期盼来自四个字——“尽力做好”，这就是渴望取得成功这一心理的根源所在，你也许已经无数次地听到或使用过这四个字。骑车郊游，或到公园悠闲漫步，这又有什么不对的呢？在你生活中，为什么不能仅仅去做一些事情，而并不一定非得“尽力做好”呢？“尽力做好”这种误区心理会使你既不能尝试新的活动，也不能欣赏目前正在从事的活动。
不追求完美，温斯顿·邱吉尔曾讲过一句著名的话：
“惟尽善尽美者为上”。
这句话表明，总想取得成功的心理会使你陷入一种惰性之中。
是的，事情追求完美，就要拼命做好，这表面上看确是一种好事，但它却会使你自己陷入一种生活的瘫痪。在日常生活中，你确实可以找到一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想拼命地去做好。但大多数情况下，尽力做好、或仅仅是好好地做这种心理本身便是阻碍你做事的障碍。不要让尽善尽美主义妨碍你参加愉快的活动，而仅仅成为一个旁观者。你可以试着将“尽力做好”改成“努力去做”。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三月，刘墉于乾隆南巡行在觐见后被授予湖南巡抚，同年五、六月份到任。
湖南古时属荆州之域，明代属湖广布政使司所辖，设有偏沅巡抚于沅州。清初因之。康熙三年（1664年）分置湖南布政使司，为湖南省，并移偏沅巡抚驻长沙。雍正二年（1724年）改偏沅巡抚为湖南巡抚，并归湖广总督兼辖，有长沙、宝庆、岳州、常德、衡州、永州、辰州、沅州和永顺九府，澧州、桂阳、郴州、靖州四直隶州，南州、乾州、凤凰、永绥和晃州五直隶厅，共有六十七州县。辖域东至江西义宁，西至贵州铜仁，南至广东连州，北至湖北监利，是一个辖区辽阔的省份，也是一个拥有民族较多，情况比较复杂的地区。
刘墉上任伊始，即遇武冈、邵阳、黔阳等地发生水灾，冲坍兵民房屋并淹死人口事件。刘墉立即督同属员进行抢险救灾，大水过后，又奏经乾隆批准，向灾民发放银两，供修理房屋和埋葬死者之用；对于庄稼被冲毁的农户，则借给籽种以便补种秋收作物。随即具折向乾隆奏报有关情况。
作为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清政权，为了保证财赋收入以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向来重视对农业生产的经营管理，确立有地方督抚等官员定期或不定期向皇帝奏报风雨年成的制度，并把能否督率地方兴修水利、开垦荒地等内容作为其考成的重要内容。武冈等地受灾一事，刘墉在接获乾隆的批谕后，并没有将续行情况奏报乾隆，这使乾隆极为不满，随于七月二十九日特下谕旨指出：
前据刘墉奏报：武冈州等处雨后发水，有冲坍营房民居并漂溺人口之事，现在查明给发银两，修葺埋葬，其被淹地亩酌借籽种一折，业经批发，此时谅已接到，何未续行明白速奏？救灾济民之事不可延缓也。著再传谕刘墉，务行查明各处被灾确实户口，照例抚恤，其被淹地亩有可以补种者，即行及时借给。该抚务宜督率属员，实心妥办，俾各均沾实惠，以符朕轸念灾黎至意，仍著将如何抚恤情形速行覆奏。被灾各处，前已查明，照例抚恤，淹伤地亩酌借籽种工本；今复委员覆勘，续查出被淹人口房屋田地，俱补行抚恤借给……
刘墉遵旨办理，并把有关情况向乾隆做了汇报。
同年十一月初，乾隆上谕给各受灾地区督抚，询问来年春天是否有需要加恩蠲免赋税的情况，刘墉遵旨奏报称：
武冈、邵阳、黔阳三州县于本年夏间猝被水灾，业经照例抚恤，旋值秋成，仍获稔收，堪资接济，访察民情，实已得所。兹接奉谕旨，询问明春应否加恩，已飞饬该州县，将被灾各户再加体察，如应酌量借给以纾民力，俟查覆到日，另行奏闻……
由于这份奏折没有将三州县是否应该加恩蠲免情况明确告诉乾隆，因而再次受到乾隆的指责。乾隆在谕旨中指出：
前经传谕受灾各省督抚，询问明春应否加恩免征赋税，原恐灾民正赈之后，时后青黄不接，民力不无拮据，或有应需展期赈济之处，令该督抚酌量情形奏闻，以备新政降旨加恩。如果民情得所，无需接济，即应以毋庸加赈奏覆，至酌借口粮籽种等事，只须该抚酌量情形自行查办，不值因此特降谕旨。今该抚折内既称灾民已沾实惠，堪资接济，又称来岁春耕有无缺乏，如应酌量借给粮种，另行查奏，殊未明晰。本日勒尔锦、闵鄂元俱经奏到，著将折录交刘墉阅看，似此方为合式。刘墉系新任巡抚，或未能谙习，或存书生之见，以为既经奉旨询问，不肯直言毋庸加赈，不知朕轸念灾黎，方降旨垂询，有何不可据实直陈乎？此虽观过知仁，究亦不可。将此谕令知之。
在此期间，刘墉还对湖南各地仓贮进行了盘查整顿。此项工作在前任巡抚李湖任内既已开始，刘墉接任后即对通省常平仓进行了盘查。并规定用其平粜盈余银买补缺额及修补朽坏仓廒。他在乾隆四十五年七月的一份奏折内称：
湖南通省常平仓谷，现在并无缺额，而历年平粜盈余银实存二万八千余两，将来按年续收，渐有增多，如遇常平缺额之时，即将此项拨给，以充买补之需，其各属仓廒朽坏者，仍请于此项内动支兴修。
四十六年二月，刘墉又对湖南社仓进行了盘查整顿。他上给乾隆的奏折称：湖南社仓本息谷共存近六十万石，自乾隆二十二年以后未经捐增，上年通省丰收，当令长沙、善化等二十一州县循例劝输，随经各属报捐至十六万石，现已另立仓房社长分别收贮。至旧存谷，除本谷留贮备借，其历年收存息谷，请照安徽、江西等省例变价存司，以为民田水利及随时抚恤之用。
这次整顿社仓活动一直持续到乾隆四十七年初刘墉离任时，颇具成效。刘墉称：
社仓成例，准予秋收之后劝谕捐输。湖南省自乾隆四十五年长沙、辰州等属捐谷十七万三千五百余石，上年湘阴等属又捐谷十二万余石，合旧存本息谷五十余万石，颇为充裕。现饬各该州县，于城乡要地缮治仓廒，新旧分贮，并选殷实之人充当社长，责成州县官实力稽查，不令胥吏涉手，以备农民接济。如遇俭岁，例得免息，于贫民更沾实惠。
另据刘墉于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所上《奏报捐收秋谷数目以备农民接济折》称，乾隆四十五年共劝捐十七万多石，加上乾隆四十六年所收几万石，累计刘墉任内共劝捐仓谷近三十万石余，颇资调剂之用。
在湖南巡抚任上，刘墉还进行了勘修城垣奏准开采湘南铜矿等工作。
湖南各地城垣经清初修治后，多年失修，其中不少已破败不堪，前任巡抚李湖时已着手修治长沙城垣。刘墉任内又对其他地方城池进行整治。刘墉任内修理完固城池二十七座，原来完好城池三十三座，应行缓修城五座，原无城八处。十三成事三法——稳、准、猛十三、成事三法——稳、准、猛领导当以成事为要，去调动员工各方面的积极，切忌人浮于事，只说不做。这就要求领导必须针对下属存在的问题，拿出“对症下药”的本领——稳、准、猛，以便为成大事打好根基。
曾国藩的领导心智是：人人都要克己私心，不能膨胀私欲，否则“贪”字就会毁掉一生。因此，抛开私欲、贪利，从“稳”、“准”、“猛”三字上把每件事做到点子上。
1.整顿吏治是职责我们知道，古代做官有许多讲究和学问，根据各地差异，做官之地有“冲”、“繁”、“简”、“要”的区分。一般的官员，多选择“繁”、“要”之地，因为繁要之地虽说责任大些，但权力大，利益多，容易出成绩。而“简”、“冲”之地要粮无粮，要钱无钱，而且，越是贫困，越是盗贼蜂起，斗杀成风，官员不但升发无望，反而多以不称职降革。
清朝康熙年间有名的清官于成龙，在广西一个县为官十余载，虽挣得清廉之名，而且生当康乾盛世，朝廷倡导清廉，但于成龙不几年即病死。一百多年后，胡林翼在贵州做官道台，后来宁愿当幕僚，也不愿在那里干下去。这是两个很典型的例子。
直隶属于另外一种情况，既属于天子脚下，又属于地方官。这种地方，达官显贵，多如牛毛，很多人都有通天的本事。因此，稍有疏忽，就出大问题。曾国藩非常精通为官之道，认为首要的是为官更当勤苦耐劳。他赴京途中，在为高官“三不主义”基础上，又体悟出“六项原则”。这六项原则就是针对直隶而发。
直隶总督当时署衙设在保定。曾国藩于同治八年（1869）正月二十七日抵达保定，这时本省司道一级官员早已迎候在城外。第二天开始，曾国藩接见直隶地方官，直隶各州县，每十人为一班，共计十一班于二十八日接见完毕。二十九日，又接见提镇等武职官员，前日未能接见的州县以及教职官员也都安排在这一天。稍晚时分，他又接见佐杂十四起。每起十人，前四起坐见，佐杂立见，“至午正方毕，殊以为苦”。
有了感性认识，曾国藩随后开始清查各官履历。对于要提拔的以及要参劾掉的官员，曾国藩不但将其历年政绩查阅一番，而且还亲自微服私访。曾国藩有知人之名，他不能让自己的名声在直隶丢失。因此，对要参劾的劣员，他研讨再三，慎之又慎，他说自己“连日为此事疲敝精力，恐有差失也”。
本着吏治为先的原则，曾国藩在审慎地参劾提拔一批以儆官方的同时，着重从劝导、训化上下功夫。他朝思暮想，三更不眠，在枕上做劝诫州县官厅联：
长吏多从耕田凿井而来，视民事须如家事；
吾曹同讲补过尽忠之道，凛心箴即是官箴。
做毕后，又想沉吟更改，以致久不成寐。三更二点乃入睡。
第二天，他对昨天所做联不甚满意，于是改做一联：
念三辅新离水旱兵戈，赖良支力谋休息；
愿群僚共学龚黄召杜，即长官藉免愆尤。
沉吟良久，至夜方定。曾国藩向来做联做诗，每每苦吟不辍，他虽然说“由才思迟钝之故，亦过于爱好也”，实际是求尽善尽美，起到警示的作用。睡后仍反复思之，缠绕不休，以致不得酣眠。次早初起，又做一联，云：
随时以法言巽语相规，为诸君导迎善气；
斯民当火热水深之后，赖良吏默挽天心。
这样才第三次改定。
曾国藩对整饬吏治确实下了番苦心。二月初二日，他将官厅二副对联写好后不胜疲倦，说自己“用心太过也”。
他还马不停蹄巡访各州、县。州、县地方的条件自然比不上总督衙门，时常有臭虫、蚊子咬得他不能睡觉，这时，他又拿出诙谐的本领，将白香山的诗句略作改动，说：“独有臭虫忘势利，贵人头上不曾饶。”
2.制住贪心最重要
居官之学问首先应当自己清廉，曾国藩虽然自己主张不“贪”、不“欲”，但他纵观天下，发现“勇于事者”乃是“皆有大欲”之人。这一点在他重回两江总督任上，欲励精图治的时候感触更深，故以治住贪心为要。
曾国藩回到两江总督任上的时候，地方兴革千头万绪，但以他为官多年的经验，最主要的是先抓上两件大事：一件是整顿吏治；一件是肃靖地方秩序。这两件大事抓不出成效，就什么也别想做好。然而，由于湘军自身的遗留问题捆住了他的手脚，使这两件大事都宣告搁浅。
吏治败坏是封建社会末期无法医治的弊端。尤其清朝末期，可以说无官不贪，官场黑幕重重，腐蚀着整个国家机构，使它一天天腐烂，走向最后的衰亡。曾国藩创办湘军的过程，客居湖湘各省，吃够了地方官的苦头，也看清了官场的黑暗。待到他任两江总督后，几乎把三江原有的地方官一举革尽，全换上了自己的亲信。开始时他强调选用官员的标准是“能做事，不爱钱，不怕死”。他认为随自己作战多年的湘军将领大体上是符合这三条标准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即使是他亲自选拔的官吏，到地方做了官，几乎没有几个是这样的人。何况，湘军将领之多，保举做官之泛，他根本就控制不了，更何况即使做官之前确实条件较好，但放到清朝那个腐败的政治体制之下，不久也就同流合污，所谓出污泥而不染者在当时只是一句空话，或者说微乎其微。所以，连他自己也只能承认，“凡能任事者，无不好名，无不贪财”，如果不为名为利，又如何能投到湘军之中拼命呢？冷眼看一看他的湘军将领和由这些将领变成的地方官员，他才感慨地说：“安得有人乎？勇于事者皆有大欲存焉！”
现在，要由他自己来整顿他亲手提拔、保举的官吏。这些官吏表现什么样他不难知道，在战争中，尤其攻破金陵之后，湘军将领哪个不大掠大抢，由此闹得全国尽人皆知。所以，真要整顿起来，等于自我否定，自我大暴露。当时他所处的地位那么险恶，自己刚刚从前线败回两江，从官文等满贵的明枪暗箭丛中钻了出来，哪里还有勇气再动湘军将领及湘系官员的手术呢！
他自知吏治的重要，问题的严重，非整顿不可，但却无法下手，也不敢下手。他向赵烈文问计，赵回答他：要搞吏治，必须先从江苏布政使丁日昌开刀。丁日昌原为江西万安知县，因贪污庸劣而被革职，时值曾国藩在江西万分困难之际而投入幕府，为一厘局文员。同治元年（1862年）随李鸿章到上海，被李提为苏松太道，兼任江南制造局总办、两淮盐运使，后又被李鸿章保荐为江苏布政使。丁日昌为人贪婪成性，又任苏松太道和盐运使肥缺，贪名极重。赵烈文说：“使若辈在位，吏治非江河日下不已。”然而曾国藩听后却为难地说：“你知道我的苦心吗？丁日昌之流与少荃至好，我与少荃势同一家，丁虽是小人，他为少荃筹前敌财用，我又怎能裁治他的手下呢！”就是说，李鸿章的亲信就是他的亲信，丁日昌人虽贪鄙，但他把贪侵的钱供李鸿章军饷。所以丁再坏也不能裁治。连最明显的坏官都不敢轻动，又何谈整顿吏治？
看来，曾国藩对如何解决有大贪欲又“勇于事者”所造成的吏治腐败现象也深感为难。他想整顿吏治，却碍着湘、淮系官员而不敢行动，这使他非常苦恼。他多次向赵烈文诉苦，并检讨自己说，连自己管辖的“三吴吏治”都不能下手整顿，真是“负国负民”呀。
对于勇于任事而又有权势者的贪婪与腐败，或是与他们针锋相对以自己的能力进行整治和斗争，或是与他们井水不犯河水，各行其道，相安无事，或是与他们同流合污，自甘堕落。而以曾国藩的为人与品格，当他重回两江的时候，不可能选择后两种可能，而第一种可能又实感无能为力，这使他处于一种“欲罢不能罢”的尴尬境地，即使这样，他也不能不被那些贪欲之人视为眼中钉，加上因对无业游民哥老会组织给地方上造成的极度混乱的局面，曾国藩深感问题的严峻，陷入了又惊又惧的深渊之中。他常言：“我乡会匪勃发，各地被扰。这些无业游民，逐风而逞，剿之而不畏，抚之而无术。纵使十次被灭，而若有一次得逞，则梓之患，不堪设想，殊以为虑。”他焦虑地预计，若是哥老会大股发难，首先遭到攻击的一定是他们曾家（因为哥老会成员中有许多是被曾国藩裁撤没有得到太多实惠并对他们不满的湘军官兵）。所以，他不止一次地告诫曾国荃、曾国潢和家人，让他们在乡里夹起尾巴做人，多积些阴德，免得遭到愤怒群众的惩罚。同时认为早晚难逃“劫数”，让他们随时准备“避乱远出”。家里人一听非常恐慌，商量全家搬往南京，但又舍不得家产，左右为难。经与赵烈文等反复商量，还是把他自己的家眷子女接到了南京，避离湖南。曾国藩连自己的家人老小都顾之不及，何谈“肃靖”地方。好在他在两江总督的位子上没有多久，又被调为直隶总督，离开了哥老会集中的长江流域，也管不着那里的靖与不靖了。
对于成功者而言，也许他本身就是一个有“大欲望”之人。曾国藩怎样才能合理地使用好那些有“大欲望”的人，则是他治人之术中的难题之一。他主张在治人贪欲心理上下功夫，是一有用之招。
3.绝不容忍私欲膨胀
曾国藩鉴于以往的地方官过于怠惰畏事，往往积案不办，甚至良莠不分，罪犯逍遥法外，横行无忌的现象，主张“治乱世，用重典”，以严刑峻罚来痛惩不法分子，绝不容忍私欲膨胀。
曾国藩早就对清朝地方官吏腐败无能深怀不满，更不信任承办案件的胥隶、书役人员，决心于司法机关之外设置新的机构。曾国藩峻法的刚挺之气也曾令某些大奸之徒胆战，大小贪官为之忐忑，这种作风一直到他任直隶总督时还如此。
我们来看曾国藩这份陈折便可略知一二：
直隶风气的败坏，竟是各省所未听说过的。我到任以后，不得不大力整顿，把清理积案，停止任意摊派作为头等大事。严明法纪，违者严惩。我自认自己不是铁腕人物，就在近期的江南之治也是很宽容的，但是如今在直隶却严厉起来。那些贪官污吏有的致信来保全自己，有的坦白所为希望得到宽恕，这些都在我意料之中。我随时亲自察问，找出问题的要害以图直隶之吏治得到整肃的成效。假使一年半载风气能够稍稍好转，也就不难达到民安世平的目的。我初任直隶，就认为这里如果不采取刚猛措施就不能惩处贪官，这也是应该预先说明的。
为了峻法，曾国藩敢于冒杀头死罪，犯颜上陈，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上面那道有关惩治贪官的折子，是在同治八年（1869）正月十七日上奏的，而后两个月整，曾国藩又上了这样的一折，参劾直隶劣等官吏：
一个多月来，我所见的官员有很多，从他们那里所听到还是令人鼓舞的。希望从此风气能有所好转。现在我把所察罪极的十一人列单呈上，恭请圣上一看。虽说不十分确实，但是臣确实多方察问，不敢轻信旁人，不敢稍带个人成见。另外还有十几个未曾察明，等两三个月后，详细察清再据实上奏圣上。严重的仍罢官斥责，不能犯同一罪过而惩罚有所不同，案轻的令其改过自新，对他们应该重在劝诫而不在严惩，藩臬两司所开贤官与我调查相符的，我也分作两次呈圣上一看。
峻法一度使曾国藩声名重创，受到朝野抨击，一时有“曾剃头”、“曾屠户”之诨号流传，无非是说他“滥杀无辜”而已。但是曾国藩没有退却，他相信只有“挺”下去，坚持峻法，才能拯救垂危的清王朝。他在给弟弟的家信中也直书自己的看法：
吏治最忌讳的，是不分青红皂白，让有德行的人寒心，不贤能的人无所畏惧。如果犯了这个过失，那么百病丛生，不可救药。韫师近日来圣上对他也有些冷淡了，如果更是事事多迁就，那么这些人更加放肆。我近日对待属下改变不明事理的做法。马上派人到三省秘密查询，也只是革去那些特别差的人。
战国晚期的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从“法”的角度，对君臣吏等的不同职能，发表自己独特的看法。
他认为，作为君主，应该是处势、任法和用术三者并举。
1.处势
韩非十分重视势的威力，他说：“势者，胜众之资也。”“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于高山之上，下临千仞之淫，材非长也，位高也。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韩非通过形象的比喻说明了势对于君主的重要性：“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国者，君之车也；势者，君之马也。”君主失去威势，也就失去了力量，失去了赖以运行的工具，就不免会丧国辱身。因此，韩非告诫君主一定要严守势位，“明主之治国也，任其势”。“万物莫如身之至贵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势之隆也。”韩非要求君主严守势位，意在鼓动他们独揽大权，“威不贰错（通”措“置立），制（权力）不共门”，不给下臣提供取而代之的机会。
2.任法
韩非认为，仁政或暴政，都于国不利，“仁暴者，皆亡国者也”。要想国泰民安，必须推行法治。用他的话说就是“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治强生于法，弱乱生于阿（偏私）。”“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释法术而心治（任凭胸臆处事），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意度（随意估测），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比较）短长，王尔不能半中（半数准确）。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
那么什么是法呢？韩非回答说：“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镜执清而无事，美恶从而比焉；衡执正而无事，轻重从而裁焉。夫摇镜则不得为明，摇衡则不得为正，法之谓也。”韩非主张，立法首先应当以普通百姓的理解能力和实践能力为根据，“察士（明察之士）然后能知之，不可以为令，夫民不尽察；贤者然后能行之，不可以为法，夫民不尽贤。”其次，还应当将法令制定得详备具体，“明主之法，必详尽事”，因为如同圣人之书写得简约会引起弟子们的歧见和争执一样，法令制定得省略必然要导致人们的争论不休，（“书约而弟子辩，法省而民讼简”）这就不利于法制的实施。法令一旦制定出来，就应当坚决贯彻执行并保持相对的稳定，“法莫如一而固”。
3.用术
韩非针对君主“舍常法而从私意”的情况，明确提出君主也应当恪守法令，做到“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功名所生，必出于官法。法之所外，虽有难行（难能可贵的行为），不以显焉”。韩非的任法主张含有行政规范化的思想倾向，这一点必须肯定；而它更主要的还在于使所有的臣民都变成法的奴仆，由独处于法上的君主通过法来主宰，对这一点更应有足够的认识。
①“信赏必罚”。根据法令，下臣有功即予奖赏，有罪予惩罚，以此约束群臣，使之不敢妄为。
②臣的守职之道。韩非从维护君主权威的目的出发，提出了臣的守职之道，主要是：
竭诚事君。韩非主张：“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可见，韩非理想中的人臣品格，就是尽心奉上，一切服从君主的意志。根据韩非的君臣关系理论，君主得到这样的下臣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韩非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又指出：“所谓忠臣，不危其君。”从而把对人臣的品德要求限定在比较现实的竭诚事君上。
告恶谏过。申不害曾说：“治不逾官，虽知弗言。”韩非对此评论说：“治不逾官，谓之守职也可；知而弗言，是不谓过（不告发罪过）也。人主以一国目视，故视莫明焉，以一国耳听，故听莫聪焉，今知而言，则人主尚安假借矣？”韩非主张，人臣有揭发罪恶之责，如果知恶不告，则与之同罪。另外，韩非认为，人臣还应当善谏君过，“夫为人臣者，君有过则谏，谏不从轻爵禄以待之，此人臣之礼也”。
循法遵令。韩非认为，君主制定了法令，下臣就必须恪守，而不得越雷池半步。他说：“法也者，官之所以师也。”“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在韩非看来，法是下臣行动的唯一准则，至于道德仁义，皆不可为据。在这里，下臣完全变成了君主和法的工具。
勉力职事。韩非要求，“为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修头，下以修足，清暖寒热，不得不救，镆铘傅体（剑锋将及身体），不敢弗搏”，“朝廷不敢辞贱，军旅不敢辞难”，“夙兴夜寐，卑身贱体，辣心白意（敬心诚意”这就是说，人臣应当不畏劳苦，尽职尽责，为君主排忧解难。
看来，曾国藩作为一个大儒，其“挺经”中的“峻法”是与韩非的法家主张大有渊源的。
曾国藩说：“我欲足以自立，则不可使人无以自立；我欲四达不悖，则不可使人一步不行，此立人达人之义也。孔子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所云‘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皆恕也、仁也。知此，则识大量大，不知此则识小量小。故吾于三知之外，更加‘知仁’。”曾国藩明白只有自己身正，才能使“峻法”有效地推行下去。
4.用人四法：做、省、学、禁
有一位成功学家说：“用人的学问是一门永远的新鲜课！”在曾国藩的用人学问中，他是按照“做”、“省”、“学”、“禁”四字来实行的，因此极有章法条理。
先让我们看曾国藩的一段真言：
崇俭约以养廉。昔年州县佐杂在省当差，并无薪水银两。今则月支数十金，而犹嫌其少。此所谓不知足也。欲学廉介，必先知足。观于各处难民，遍地饿殍，则吾人之安居衣食，已属至乐，尚何奢望哉？尚敢暴殄哉？不特当廉于取利，并当廉于取名。毋贪保举，毋好虚誉，事事知足，人人守约，则可挽回矣。
曾国藩一世廉矩，勤政爱民，了解民间疾苦，多次为民请命，减免税赋。
道光二十三年（1843）三月，曾国藩升任翰林院侍讲，六月任四川正考官，十一月回京复命。曾国藩在京都四年，景况很苦，生活俭朴，但对于因穷困和疾病死亡的同乡，必尽力资助。从四川回来，将得到的俸银千元寄回家中，并且拿出一部分来救济贫困的亲友，他在家信中说：
孙所以汲汲馈赠者，曾有二故：一则我家气运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旧债尽清，则好处太全，恐盈极生亏；留债不清，则好中不足，亦处乐之法也！二则各亲戚家，皆贫而年老者，今不略为资助，则他日不知何如？自孙入都后，如彭满舅，曾祖彭王祖母，欧阳岳祖母，江通十舅，已死数人矣！再过数年，则意中所欲馈赠之人，正不保何若矣！家中之债，今虽不还，后尚可还；赠人之举，今若不为，后必悔之。
曾国藩做了十多年的京官，对于职务十分尽责，他这种勤恳廉洁的精神，很为一般人折服。
他壮年时曾立志，要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要做一个天地间之完人。所以他说：
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其风气之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重修身，以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
他所标榜的“廉矩报国，侧身修行”，也是注重以身化人，可见他只以从军、从政作为转移风气的过程。何尝要为一姓一家效愚忠呢？何以谓之转移风气？就是改造社会的意思。他常引顾亭林《日知录》上“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话来勖勉官员。保即为保天下，就是不要使“仁义充塞而至于禽兽食人，人将相食”。换句话说，就是不要使人欲横流，兽性高张，道德沦丧，礼法荡然，社会没有办法来维系，这才是人世间最危险的事情，好像是“人吃人”了。
所以他把功名富贵满不当一回事，常常教训儿子说：
予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学为圣贤，全由自己做主。
他认为事业的成功是不可捉摸的，属之天命；学问道德是可以困勉而得的，使人们皆循正道而行，国运自然就好了。做官也应该以此为目的。所以他说：
为督抚之道，即与师道无异，其训饬属员殷殷之意，即与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诲人不倦”也。其广咨忠益，以身作则，即取与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为之不厌”也。为将帅者之于偏裨，此一以君道而兼师道，故曰“做之君，做之师”；又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皆此义尔。
这不就是经世学的道理吗？所谓做君做师，即精神领袖和事业领袖合一，以事业表现精神，以精神贯注事业。曾国藩一生侧重此义，两者兼而有之，所以能把“汗马勋名，问牛相业，都看作秕糠尘垢”了。
他说廉矩的道理，不外“致贤”、“养民”和“正风气”三端。风气如何能正呢？必须先培养人才，使之各得其用，让他们发生一种领导作用，这就是所谓致贤了。同时把人民的生活改善，使之安居乐业，“仓廪实而后知礼义，衣食足而后知荣辱”，这就是所谓养民了。总之是教养廉矩，让治者与被治者，或士大夫阶级与农工商阶级，都能发展他们的技能，配合一致，殊途同归，然后风气可转，社会自然就欣欣向荣了。
曾国藩出生在一普通的农户人家，他与湘乡农村有着广泛的联系，他了解农民的疾苦、愿望和要求，他的部队实际上是一支农民部队，他正是依靠这支部队打败了捻军和太平天国军队的。
曾国藩说，养民是为了民，做官也是为了民，当官不为民着想，那是我深恶痛绝的。为民不是一句空话，不是一曲爱民歌，不是做几件事情摆摆样子，而是要真心实意地爱，爱字中间有一个“心”字，所以爱民就要出于“真心”。
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曾国藩这样写道：
大抵与士兵和百姓交往，只要真心实意地爱护他们，就可以得到他们的谅解。我之所以深得民心与军心，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在与官员和绅士交往时，即使心里看不起某些人，也不能在语言上、表情上、礼节上表现出来，我之所以在官场上不得志，就是因为常常表现出来的缘故啊！
尽管曾国藩与官员和绅士之间常常发生矛盾，这给他的仕途增加了不少麻烦，但由于他能真心实意爱护军民，所以还是能心有所想，事有所成。曾国藩的这种爱民思想应该说得益于他所受的儒家文化的影响。
在《尚书》、《礼记》、《论语》和《国语》中，民本思想已经很重，到了孟子，民本思想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以民为贵的思想可以说是历朝历代明君实行仁政的基础。孟子还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这是获得民心的法宝。得天下就要得民心，得民心就要“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曾国藩称孟子为“真豪杰”，表示愿意终身以孟子为师，他的爱民思想、民本思想大概可以从孟子那里找到根据。
有什么样的君主，便有什么样的臣民。君主廉矩，臣民便廉矩；君主仁义，臣民便仁义；君主好巧，臣民便好巧；君主愚昧，臣民便愚昧。齐桓公喜欢穿紫色的衣服，齐国上上下下都喜欢紫色衣服，结果导致齐国紫色衣料价格猛涨，世风如此。
曾国藩说：“风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注修养，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
所以，曾国藩特别注意对属下官吏的使用，要求官吏廉矩，一是习惯劳苦以尽职尽责，一是崇尚俭约以培养廉洁，一是勤学好问以拓展才能，一是戒矫以纠正风俗。所以委任一个官员，一要看他是否“做”得，二要看他是否“省”得，三要看他是否“学”得，四要看他是否“禁”得。他着重考察的是人的品质、习惯、才学和意志。
曾国藩在使用绅士时有一个秘诀，就是给他们一点名利，但不说破，用这种办法可以培养他们的廉耻之心。
“官阶日益进，心忧日益深。”清代学者纪昀的这句话曾国藩大概体会得尤其独特，在别人或许会觉得虚伪，在曾国藩却字字是泪！
曾国藩说他“无处不忧心，无日不惧祸”，“所过之处，千里萧条，民不聊生”，他一定体会到了曹操写作“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时的心境，不然，他能说出这样的话吗？处在乱世，身居高位，掌握着广大军民的生杀大权，几乎是人生的一大不幸。
一般人羡慕总督、巡抚的荣耀，不外乎宫室、衣服、富裕和尊贵，而曾国藩所住只有军营的茅屋三间，瓦屋一间，所穿的衣服比起当年在京城时还要节俭得多。不是他不能住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而实在是他不敢、不愿、不忍啊！他说：
从冬至夏，常有十几万敌军环绕在祁门的前后左右，几乎没有一天不打仗，几乎没有一路不梗阻。白天没有美食，夜晚常做恶梦。军饷拖欠达五、六个月之久，士兵的生活异常艰苦，我实在不忍心一个人过富裕的日子。所以近年来我不敢往家里多寄银钱，也不敢给宗族乡党一些润泽，这并不是虚伪矫情，一则是因为我亲眼看到士兵穷窘异常，二则是想到从高祖父、曾祖父以来，我家世代寒素，我虽然享受了祖上的荫德，但我不想享受过多，以便为自己存惜福之心，为家族留不尽之泽。
这就是曾国藩的真实想法。
曾国藩觉得自己才识浅薄，却久居高位，为了避免大灾大难，所以他才兢兢业业，不图安逸，不图丰豫，崇尚勤俭，讲求廉矩。他以为只有这样才是载福之道。这是人人都可以做，但不是人人都愿意做的事。
5.主动举荐有才之人
人才靠奖励而出，即便中等之才，如奖励得法，亦可望成大器；若一味贬斥，则往往停滞于庸碌不能自拔。如果不知此等学问，就一定用不好人。
战争期间非重奖厚利不足得人死力，而奖励手段则又不外升官、发财二事。其时筹饷相当困难，前线弁勇除日粮稍优外不可能再另外给予重金奖励，而幕僚等后方人员则连薪资亦并不丰厚。办厘人员薪水来自厘金提成，粮台人员薪水来自湘平与库平银两的差色折算余数，弄得好也还收入不错。而文案人员则薪水出自军费，标准甚低，数有定额，仅能维持全家生活。他们所以对曾国藩幕府趋之如鹜，主要是为了学点真才实学，混个一官半职。曾国藩利用幕府训练与培养出大批人才，并委以重任、保举高官，以致“荐贤满天下”。这样，保举也就成为了曾国藩吸引人才、鼓励士气的主要手段。
曾国藩从军之初，对这一点体会并不深刻，“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如咸丰四年（1854）曾国藩带兵攻下武汉，“仅保三百人”，受奖人数仅占百分之三。咸丰五、六两年保奏三案，合计仅数百人。而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奖人数竟达到百分之二、三十。消息传开，不少人认为欲求官职投曾不如投胡，往往曾国藩挽留不住的人员主动投奔胡林翼门下。开始，曾国藩还以为自己德不足以服众，后来渐渐发觉主要是保举太少，使人感到升发无望所致。回顾往事，亦甚感对不住李元度、甘晋等同自己患难与共的僚属，他们长期沉于下位，实于自己保举不力有关。对此，好友刘蓉多次向曾国藩进言，并举楚汉之争为例，曾国藩有所触动。后来，赵烈文又上书恳切进言，曾国藩随即改弦更张。赵烈文说：
阁下爱贤好士，天下所共知。远者可无论，仅左右人士屈指可数者，是士负阁下耶？还是阁下以为无益而弃之耶？我以为知之不难，而忘之实难。泰山之高以其不弃粪壤，沧海之大，以其不拒浊流。天下分崩，人志日嚣，凡其器能略过俦辈，咸思奋自树立，四顾以求因依，真伪虽不一端，未尝无也。苟非贤杰以天下为己任，流俗之情大抵求利耳。使诚无求，将销声匿迹于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又肯来为吾用耶！是以明君给人之欲，不失其意，责人之力，不求其情，故人人自以为得君，顶踵思效，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所以能收效也。夫与人共患难之际，而务慎密于登进，殆自孤之道也。谓宜多储广纳，收其偶然之用，其有误滥，则亦为损甚微，而以获好贤之称，利甚厚也。军旅之间，一技不没，有道以御之，孰不思尽其力。况贤否之分，不可仓卒，士有造次倾动，亦有暗然日章，观人之难，及久而后可尽也，故曰“贤主求才终日，及其得人，不出闾巷”，信笃论也。自古英霸之略，汲汲不遑，惟有求贤自助而已。而士恒惬蹇不乐者，徒以既出则当分人之忧，非荣宠安乐已也。自后世志节凌夷，以干谒为进身之阶，一登仕途，有利无患。于是，游谈之士争扼腕而言利害，虽衡石程书犹不可计，是使周公在今亦将爽然而废吐握，何论余者。阁下奋其勇智，矫世违俗，恳诚拳拳，千里之外，将共兴起。尤望敦尚儒者骨干之士，以佐不及，宽以纳才，严以责效，是实安危之大端，治乱之所存也。
赵烈文的话讲得入情入理，尤其是“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令曾国藩为之动容，于是，“揣摩风会，一变前志”。从咸丰十一年（1861）起开始效法胡林翼，大保幕僚，不再拘于旧例。
曾国藩的保举，主要有汇保、特保、密保三种，它分不同的情况、级别、待遇。湘军每攻占一城、夺回一地或打一胜仗，曾国藩就办一次汇保之案，于奖励作战有功人员的同时，也以劳绩奏保一部分办理粮台、文案、善后诸务的幕僚。
特保多以荐举人才的方式保奏，如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以常州士绅办团坚守危城为由，一次就特保周腾虎、刘瀚清、赵烈文等六员。密保之案则专为立有大功或特别优异的人才个别办理，或专密折，或夹带密片，如保奏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之密折等。
汇保与特保皆属一般保案，人数较多，办理稍宽，只能保奏候补、候选、即用、简用之类，或仅保一官衔，且有时全准，有时议驳，或只批准一部分。因实缺有限而记名、候补之类无限，所以用汇保之案开空头支票就成为曾国藩乃至所有统兵将帅在战争期间鼓励士气的主要手段。这种办法初由曾国藩创立，后来风行全国，愈演愈烈，成为晚清一大弊政。
按照惯例，各省督抚每年年终要对司、道、府、县官员进行秘密考核，出具切实考语，“以备朝廷酌量黜陟”，故清政府对此极为重视，“措词偶涉含糊，即令更拟”，官员的升迁降黜皆以此为据，战争期间清政府基本上仍沿用此法，虽候补官员汇保甚滥，而实缺官员的补授则非地方督抚出具的切实考语不可。因这些考语是秘密的，任何人不得外泄，所以，这种考核办法及其考语，称为密考，而依照此法保奏官员即称为密保。也正因为这一点，汇保一般只能得到候补、候选、即用、即选之类，而只有密保才能得到实缺官员，所以，曾国藩欲保奏实缺官员，就只有密保。咸丰十一年奏保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人的八字考语极有力量，说李“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左宗棠“取势甚远，审机甚微”。在左宗棠评语中，又加“才可独当一面”，沈葆桢“器识才略，实堪大用，臣目中罕见其匹”。清廷很快准奏，左宗棠授浙江巡抚，沈葆桢授江西巡抚，李鸿章授江苏巡抚，由此可见密保作用之大。所以曾国藩奏称：“臣向办军营汇保之案稍失之宽，至于密保人员则慎之又慎，不敢妄加一语。上年奏片中称‘祝垲在豫，士心归附，气韵沉雄，才具深稳，能济时艰’，虽不敢信为定评，要可考验于数年数十年以后。”
鉴于封疆大吏不干涉清廷用人权这一原因，曾国藩保奏实缺官员十分谨慎，按级别大小大体分为三个层次，分别采取不同办法，保奏巡抚一级官员，曾国藩只称其才堪任封疆，并不指缺奏保。保李、沈时说，二人“并堪膺封疆之寄”。保奏左宗棠帮办军务时则说：“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可否吁恳天恩，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俾事权渐属，储为大用。”而对于司、道官员则指缺奏荐，不稍避讳。如保奏李榕时说：“该员办理臣处营务两载以来，器识豁达，不惮艰险。现委办善后局务，实心讲求。可否仰恳天恩，准令江苏候补道李榕署理江宁盐巡道缺，随驻安庆，俾臣得收指臂之功。”对于州县官员更有不同，曾国藩不仅指缺奏荐，且对因资历不符而遭吏部议驳者，仍要力争。
为了使广大候补府县均有补缺之望，他还特别制订委缺章程，使出类之才早得实缺，一般人才亦有循序升迁之望。对于幕府的保奏，曾国藩实际上亦采用此法。追随曾国藩多年的幕僚，才高者如李榕、李鸿裔、厉云官等早已位至司道，而方宗诚等则直到同治十年（1871）才得任实缺知县，大概这就是区分酌委与轮委的结果。这就使中才以下只要勤勤恳恳，忠于职守，人人都有升迁之望。
曾国藩办团练之初，自身难保，欲谋一个实缺几近七年之久，更不论对属下人员的保举了。咸丰四至七年曾国藩第一次带兵出省作战期间，很少奏保幕僚。他在籍丁忧时期曾为此甚感苦恼，觉得很对不住与自己患难多年的幕友李元度、甘晋等人。咸丰八年（1858）再出领军后，奏保幕僚较前为多，但又常遭议驳，难获批准。咸丰九年，奏保按察使衔候补道员李鸿章升任两淮盐运使，即未获批准。随着渐握实权，门庭广大，尤其是出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后，曾国藩既有地盘又得清廷倚重，奏保候补官职自不待言，即请旨简放实缺，亦无不获准。这一时期，曾国藩奏保人数之多，官职之高，都是空前的。此时，清政府对曾国藩等人的奏请几乎有求必应，以致咸丰十一年至同治四年的五年之中，曾为曾国藩幕僚的五位道员皆被破格重用，分别超擢为江西、江苏、广东、湖南等省巡抚。李鸿章、沈葆桢、左宗棠三人，论资格都不够，沈、李是由道员直升巡抚，是军兴以来超升中极为少有的例子。左宗棠论出身只是个举人。三人任封疆大吏前，多属幕僚之类。恽世临半年两迁而至，郭嵩焘、李瀚章则二年之中连升三级，由道员位至巡抚。同治三年六月湘军攻占天京之后，清政府开始对地方督抚的权力略加限制。吏部颁布新章规定，凡各省保荐人员，寻常劳绩概不准超级保升及留省补用，对粮台保案挑剔尤甚，使曾国藩不得不变换手法，免遭部议。其后曾国藩奏保幕僚，多以整顿吏治、荐举人才为词。尤其北上与捻军作战和移督直隶前后，都曾奏保大批幕僚升任实缺。
曾国藩奏保幕僚，按奏保方式可分为直接奏保、委托奏保和交互奏保三种。直接奏保即由其本人具折出奏。这种办法最为便捷，在受保幕僚中所占比例最大，但有时却不大方便。例如刘蓉和郭嵩焘二人，追随最久，功劳亦大，才能足任方面，曾国藩早想让他们升任高位。而碍于儿女姻亲，理应回避，不能由自己出奏，只好托人代办。第一次曾国藩打算将刘蓉送到湖北由胡林翼保奏，因故没有办成。其后骆秉章入川奏请携左宗棠同行，曾国藩留左而荐刘，终于达到目的，使刘蓉二年之中连升四级，由候补知府跃居陕西巡抚之位。郭嵩焘则先由李鸿章保为两淮盐运使，再托两广总督毛鸿宾奏保广东巡抚。有时是因事暂离，奏保不便，也托人代办。如同治四年曾国藩北上剿捻时，只带部分秘书人员随行，便将留在两江总督衙门中的幕僚一一托付给署理江督李鸿章，要他予以奏保。交互奏保亦是遇有某些不便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例如，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后，欲整顿皖北吏治，又怕受到直接管辖这一地区的安徽巡抚翁同书的阻挠，便致函对前有恩的湖北巡抚胡林翼，要求安徽与湖北间各举数员，交互奏保，庶几“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翁碍着胡的面子，不便拒绝，遂使曾如愿以偿。
幕僚追随幕主，出谋划策，出生入死，曾国藩自然酬以实惠，这也是赵烈文所说的“集众人之私成一人之公”的意思。曾国藩奏保幕僚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确实为他干事，不怕艰难，不讲条件，否则，他是不肯保举的。刘瀚清的例子最能说明问题。刘是江苏武进人，原是湖北巡抚胡林翼的幕僚，负责草拟奏稿，很受胡的器重。咸丰七年（1857）四月，太平军席卷苏、常，胡林翼病情日危，刘瀚清身当幕主及形势危殆之时，辞归乡里，引起胡、曾的不满。胡林翼于同年六月奏保十六人，刘瀚清不在其列。同治元年（1862），刘瀚清进入曾国藩幕府，以后又随曾北上镇压捻军，但移督直隶时，刘又迟疑不肯随行，在曾国藩的眼里，刘是不能任艰巨的人，因此虽敬其有才，但也不保举。刘后任上海预备学校校长，负责培训赴美留学生。此外，还有三种人曾国藩不愿保奏，一是才高德薄名声不佳之人；二是才德平平迁升太快之人；三是个人不愿出仕之人。第一种人如周腾虎、金安清等，往往一入保案，即遭弹劾，心欲爱之，实却害之。周腾虎刚受到奏保，即遭连章弹劾，遂致抑郁而死，使曾国藩大为伤感。他在日记中写道：“老年一膺荐牍，速被参劾，抑郁潦倒以死。悠悠毁誉，竟足杀人，良可怜伤。”曾国藩以后接受教训，对屡遭弹劾、名声极坏的金安清在幕中为他出力效命之时，力排众议，坚持只用其策，不用其人，并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解释说：“今若多采其言，率用其人，则弹章严旨立时交至，无益于我，反损于渠，余拟自买米外，不复录用。”第二种人如恽世临、郭嵩焘等，皆经曾国藩直接间接地奏保，于二年之内连升三级，由道员超擢巡抚，复因名声不佳，升迁太快而被劾降调。曾国藩亦从此接受教训，待同治四年九月清政府欲令丁日昌署理江苏巡抚而征询曾国藩的意见时，曾国藩即直抒己见，并提出自己的理由：“丁日昌以江西知县，因案革职，三年之内开复原官，荐保府道，擢任两淮运司，虽称熟悉夷务，而资格太浅，物望未孚。洋人变诈多端，非勋名素著之大臣，不足以蕺其诡谋而慑其骄气。该员实难胜此重任。”结果，清政府接受了曾国藩的意见，随即撤消此议。至于第三种人，本人不愿出仕或不愿受人恩德，受保之后本人不以为恩，反成仇隙，说来颇令曾国藩伤心。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谈到奏保之难时说：
近世保人亦有多少为难之处，有保之而旁人不以为然反累斯人者，有保之而本人不以为德反成仇隙者。余阅世已深，即荐贤亦多顾忌，非昔厚而今薄也。
除了荐举人才，曾国藩还经常为阵亡将士举办隆重的祭奠仪式，以鼓励将士赴汤蹈火，舍生忘死。
塔齐布的生荣死哀就很能说明曾国藩的这个用人之道。塔齐布原是湖南提督鲍起豹属下的一名守备。当时曾国藩为帮办团练大臣，每月总要调官兵与湘勇会操。曾国藩发现塔齐布忠勇奋发，习苦耐劳，深得兵心，反遭副将清德所忌和提督鲍起豹的羞辱。因此，专折上奏，弹劾清德，同时举荐塔齐布“忠勇可大用”。在一年多时间里，曾国藩连续保奏他为游击将军、参将、副将，直至取代鲍起豹而任提督，成为湘军前期的一名主要将领。塔齐布任提督时，“受印日，士民聚以观，叹诧国藩为知人”。塔齐布也知恩图报，尽心尽力为曾国藩打赢了几场大仗，尤其是在关系到湘军存亡的湘潭、岳州两仗，塔齐布更是立下汗马功劳。咸丰五年（1855）七月，塔齐布因久攻九江不下，呕血而亡。曾国藩为之黯然神伤，夜不成寐。第二天，就率领高级将领和幕僚离开老营抵九江营地，向塔灵沉痛追悼。接着，派人护送灵柩至南昌公祭，然后送回原籍安葬。曾国藩上奏朝廷，详细奏述塔齐布在湘军创建中的功勋及诸多成绩，并请在长沙建专祠。曾国藩还亲自为“塔公祠”撰写楹联：“大勇却慈祥，论古略同曹武惠；至诚相许与，有彰曾荐郭汾阳。”曾国藩对塔齐布的功勋如此称颂褒奖，对其后事料理得如此周到妥帖，使湘军将官十分感动。十四用权是为做事，而不是为谋私十四、用权是为做事，而不是为谋私领导用权绝不能为私利，而应当以公心做事为重，否则就会走上危路。因此，千万不能滥权，而是要以严格的态度做人，踏实的态度做事，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工作的领头羊”。
左宗棠的领导心智是：掌握好自己手中的权力，用到公正处、用到关键处。
1.掌权即用计智之表现有些人手中有了些权力，便不知哪面朝前，以至于滥用一气，最终不定哪一天被打回原形。只有明白了使用权术应多多结合谋略智慧，而且越用越顺手，越用越大，才能最终成为一名成功者。
左宗棠自初入湘幕，防守湖南有“功”，步入官场，经过几年的摸爬滚打，已熟知官场中的那一套，比如，组个楚军，再攻太平军，官衔便步步高升起来，一直升到浙江巡抚，组织起了金华会战。正当左宗棠率所部近万人投入金华决战之际，清军福建记名提督秦如虎于七月十九日（8月14日）攻克位于金华南面的处州府（今丽水），使太平军金华守军失去一面屏障。八月，由广西按察使调任浙江布政使的蒋益澧带领广西左江镇总兵高连升的八千湘军经湖南、江西进入浙江与左宗棠军会合。闰八月十三日（10月6日），高连升攻占寿昌。九月初二日（10月24日），左宗棠移营距龙游城五里处的新凉亭，布署对金华外围的进攻。他饬令蒋益澧、刘典、高连升在北、西、东三面猛攻汤溪，以打破金华与汤溪等地的掎角之势。汤溪太平军顽强拼搏，与敌军血战数日，守住了该城。左宗棠对汤溪攻剿不利，“恐未免旷日持久，致滞戎机”，于两军的相持中寻找新的突破口。恰在此时，曾国荃的湘军正加紧围攻天京，李秀成则率十余万太平军驰援天京，抵达天京城南，展开了雨花台大战。李世贤奉洪秀全之命，带领太平军七万余人从浙江赶到江苏，参加了这次战斗。李世贤率军离浙，使金华一带的太平军在同敌军的对垒中失去了优势。左宗棠乘机调整战略部署，计划“俟龙游、汤溪攻克，缓攻金华，急攻严州”，以图在金华北面的严州打开缺口，形成对金华的围困之势。九、十月间，左宗棠分军数路进攻龙游、汤溪、兰溪、严州等地，同太平军交战数十起，双方均有胜负。太平军依靠“各城及附城诸垒坚不可拔”，“遂以死守城垒穴墙开炮为得计”，导致“官军逼攻愈猛，伤亡愈多”，使左宗棠时常“不得已仍收队而还”，只能发出“盖攻坚之难如此”的感叹。但左宗棠深知攻下龙游、汤溪、兰溪三城的重要性，尽管其军队伤亡颇多，还是坚持硬攻。他指出：“龙游、汤溪两城为金华要道，必两城下、后路清而可攻金华。兰溪一水直达严州，必兰溪下、饷道通而后可攻严郡。”十一月，左宗棠又一次调整主攻方向，他认为太平军“以金华为老巢，恃严州为掎角。严州地势，外通皖南徽、宁两郡，内达杭州，形势尤重”，于是，他派遣精兵猛攻严州。十一月十四日（1863年1月3日），严州落于左宗棠军之手，金华北面的屏障已失，左宗棠狂妄地说：“现在严郡既克，金华右臂已断，如能速克兰溪，则严州之水运通，金华孤而杭州亦震，龙、汤两城之克亦当不远。”在这危急关头，驻扎在湖州、绍兴的太平天国戴王黄呈忠、首王范汝增、梯王练业坤率十余万人增援金华。李世贤离浙后，负责节制金华一带太平军的忠裨天将李尚扬亲赴汤溪前线指挥反击，多次扑向左宗棠大营，太平军在金华战区仍然还有可为。但是，太平军个别将领的变节行为，使左宗棠轻易攻取了汤溪。同治二年正月初九日（1863年2月26日），驻守汤溪的太平天国战将彭禹兰向敌军密约乞降，遂于第二天将李尚扬等八名战将诱到城外，被埋伏于此的蒋益澧部湘军俘获。十日夜，蒋益澧率兵攻城，彭禹兰则开启西面城门，引狼入室。尽管城内太平军进行了殊死的反抗，但已抵不住湘军的攻势，十一日晨汤溪陷于敌手。十二日，龙游、兰溪的太平军在经过数月“忍饥顽踞”后，鉴于汤溪已经陷落、李尚扬等主将被俘的情况，主动从两城撤离，左宗棠“见三城已复，正拟南取永康、武艾，北取浦江，为进捣金华之计”。适接蒋益澧飞函报称太平军援军黄呈忠与金华守军已从金华遁走。这样，左宗棠在十三日不战而得金华，这是他始料不及的。他说：“金华府城最得地势，城垣坚固异常，考历代浙中兵事，均以此为关键，攻取之难，十倍他郡。此次乘胜而克，实非愚臣意料所到……浙事转机或在于此。”
越发明亮的利剑使无论是敌人或是对手都望而生畏，所以左宗棠的官运地位也是直线上升。敌人见了他害怕，对手见了他让座，都因为他的那把已顺手的权力之剑。
2.考虑问题不能出漏洞自己瞅准了的事，就应该干到底，半途而废的做事只会白白地浪费人力、物力和时间，弄不好还会误了大事。左宗棠做事绝对彻底，想尽办法把建福州船政局所需之人、之财、之物、之地……统统组织起来。
左宗棠经过不懈地努力，终于使福州船政局的建立计划付诸实施，这使他信心倍增，多年来他心系国防，忧国忧民的迫切心理总该缓一缓了，饱受多年外敌欺辱的日子也将会在不久的将来随着军事实力的增强而不复再现了。
正当左宗棠派德克碑去上海见白来尼，“并约日意格及始议之按察使衔福建补用道胡光墉等同来定议”船厂事宜时，忽于九月初六日（10月14日）接到清廷调他担任陕甘总督的谕令。左宗棠感到离闽在即，速遣德克碑赴上海白来尼处画押后再返回福州“面订移交后任”。同时他加紧了船政局的筹建工作，并物色主持船政的人选。经左宗棠“再四思维”，认为只有丁忧在籍的前江西巡抚沈葆桢可以担当此任。沈葆桢不仅“在官在籍久负清望，为中外所仰”，而且是林则徐的女婿，左宗棠把举办船政的重任托付于他，用意十分明显。左宗棠“三次造庐商请”沈葆桢，希望他“主持此事，必期就绪”，而沈“始终逊谢不遑”。左便请求朝廷出面“温谕沈葆桢勉以大义”，并特命沈“总理船政，由部颁发关防，凡事涉船政，由其专奏请旨，以防牵制”。左宗棠还布置设局经费由署理布政使周开锡会商福州将军和督抚调取。一切工料及延聘洋匠，招募华工，开设艺局等，责成胡光墉一手经理，并请奏清廷宽限时日以安排待办事宜。
清廷同意左宗棠提出的宽限数旬赴陕甘的请求。左宗棠“昼夜忙并”，抓紧进行人事、购机、筹款、制订船政章程、艺局章程、购买局厂地基、挑选驾船人才等事宜的落实。
在人事方面，沈葆桢经左宗棠反复劝说答应总理船政，从而为左离闽后船政局创建工作“不致中乖”和早期经营的较顺利展开确定了得力的人选。左宗棠于九月二十三日向清廷递上《请简派重臣接管船务折》举荐沈葆桢总理船政后，立即将该折抄给沈葆桢阅看。沈被左的数次真诚相邀所感动，致函左答应待第二年六月丁忧期满后“始敢任事”，至此，左宗棠才如释重负，发出了“庶大局可冀有成”的肺腑之言。进而左宗棠请旨敕下沈葆桢于“未任事之先，所有船局事宜，仍一力主持，以系众望而重要”。左宗棠对船政局的接替人如此看重是有其道理的。他奏请创办船政局时已列出社会上纷纷扬扬的七个难题，此时他要离闽西行，最担心的就是船政局的主持人问题。他建议由沈葆桢总理船政的上奏也被清廷采纳。正是在左宗棠的一再呼吁、清廷的积极支持和沈葆桢勇于以船政为己任的情况下，才使得福州船政局的兴办和早期经营能够有所起色。沈葆桢从同治六年六月十七日（1867年7月18日）正式担任总理船政大臣到光绪元年十月初一日（1875年10月29日）赴两江总督任的八年多时间内，对船政局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福州船政局设总理船政大臣，这是左宗棠的灼见，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空前的创举。总理船政大臣有折奏事的权力，地位相当于督抚，这是只设总办的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所望尘莫及的，反映出福州船政局确实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经费方面，左宗棠估算购机及机器的保险、装运，洋员的薪水及往来盘费、募雇洋匠的盘费、盖造铁厂、船槽、船厂、学堂及外国员匠公廨住屋，并置办一切用器、购买地基等项费用“约需银四十三四万两”作为建厂经费。清廷在左宗棠的奏折中批道：“着照所请。”除上述购机建厂费用外，左宗棠还奏请船政局每年的造船等项经费，即常年经费由闽海关六成项下每月拨银五万两，对此，清廷也谕令“如数筹拨，毋许迟误”。
怎样才能防止失误？左宗棠主张：“一切言动，切宜慎之又慎”：
两书寄尔，均由郭二叔转递，想已接得。明年不须会试，前书已言之。尔意从二伯入山读书，甚慰我意。唯念尔母衰病日甚，需人侍奉，且一家侨寓省城，无人经理。尔一入山，即家书亦难时得，殊为不便，尔可与尔母酌之。或能请二伯来城专课尔读，而左边住宅一所即退去，别开一塾，以为润、勋、阳三儿延师课读之所，计亦良得。尔从二伯读书，得稍长学识，又可就近照料家私，一便。二伯年老仍须作馆，若迎之家塾，可无须远涉，二便。所愁者不过无钱耳。我在外每年以二百两寄家，以敷家用，今拟明岁以后，多寄二百两归可耳（以一百六十金为二伯金）。尔少年侥幸太早，断不可轻狂恣肆，一切言动，均宜慎之又慎。凡近于名士气、公子气一派，断不可效之，勿贻我忧。朱卷及同门年齿录可各付一本来。浩斋师课尔极费心力，明岁又不在家塾，光景之窘可想。尔意欲吾寄谢敬，自是至理。今缄六十金奉之，尔亲送去，为我致声（前已作书谢之矣）。隽卿先生现在此，我自致谢。石渠、芝生两先生处，各奉二十金。湛湖先生闻已下世，其世兄至不成材，不必理会。如师母尚在，可送二十金，唯须择妥人交到，不令其世兄知也。两主考已由折弁带寄土宜各五十两。白兰岩学使及丁稚璜太守、闵鹤子明府、恩筱农房师，则均不寄银，以其为外官也。恩索楹联，兹付一首来，可请郭二叔设法递寄，廷芳宇则可无庸致书矣。郭二叔处借项，必须速还，可由若农观察处借支浙捐银百两还之。明岁二伯六十寿辰，可奉百金。此外，或将寄归寿帐呈一副（中作一金寿字），不必署款也。昨江西士民送我寿屏两副，万名伞三把，寿幛三个，寿联一副，寿彩一幅，可存之家中，伞则送入祠内可也。
谨慎者，能让问题不出漏洞。左宗棠的谨慎观当细心读之。
3.千万别滥用权力
在有些私心者看来手里握有权力，心中便硬朗。能用手中之权力亮亮自己的招牌，也实则是人人乐此不疲的过瘾之举，如果用得好，用得利索，说不定手中的权力会愈来愈大，愈来愈有威力。但左宗棠最忌讳的是滥用权力！
自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太平军于广西桂平县金田村正式起义后，至咸丰二年五月（1852年6月）的近一年半时间内，他们在广西境内同清军对战。此后太平军在洪秀全的带领下，冲出广西，进入湖南。在湘南，太平军连克道州、郴州等重镇，清廷为之震惊。太平军突入湖南，使湖广总督程采极为恐惧，想躲到省城避祸，并函请尚在广西的钦差大臣赛尚阿督师湖南，赛尚阿又把湖南军务推卸给程采。鉴于这种状况，咸丰皇帝一面严旨赛尚阿、程采同办湖南军务，一面改任广西、湖南、湖北三省巡抚，想以此来加强内线的防御。这样，担任云南巡抚的张亮基被清廷任命为湖南巡抚。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接连攻克道州、郴州，围困长沙，由湘南至湘中，三湘形势危急。恰在此时，在贵州任黎平知府的胡林翼已向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推荐了左宗棠。张接受了胡的推荐，在赴湖南上任的路上，三次派专人携带书信到山中请左出山入幕，经张亮基遣人“备礼请”，胡林翼积极敦促，以及与左宗棠同居山中的好友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仙，湖南湘阴人）兄弟等人的劝说，加上左宗棠于道光二十九年在湘江与林则徐会面时听林亲口称赞张亮基是一个“直爽敏干”的官员，他遂决定应张之聘，成了湘抚的幕宾。此时，太平军攻打长沙之役正方兴未艾。
太平军在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率领下攻占湖南郴州后，西王萧朝贵率数千太平军从郴州出发，向长沙城发动进攻，打响了长沙战役。此时正值湖南新旧巡抚交接之际，张亮基尚未抵长沙，城防由帮办军务罗统典负责。但不久清军主力调往长沙和张亮基、左宗棠的到来，使清朝方面得以苟延残喘。也就在张、左进入长沙城仅四天之后，洪秀全、杨秀清统率太平军抵达长沙城南，双方鏖战更趋激烈。
左宗棠刚刚进入湘幕，便审度战场形势，向张亮基“干以数策，立见施行”。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他认为太平军“背水面城”，只有西路的土墙间、龙回潭是太平军的粮食补给线和惟一的西进路线，因此，他主张“先以一军西渡，扼其他窜，可一鼓歼也”。看来左宗棠是妄图将太平军扼杀于长沙城南，其胃口可谓不小。因此刻太平军攻长沙城甚急，城垣多次被太平军所用隧道爆破战术轰塌，张、左等人只得留在城中死守。但太平军进攻长沙八十余日也未能攻克，洪秀全决定从长沙撤军，十月十九日（11月30日）深夜，太平军主力从长沙经龙回潭转移，后转战于益阳、岳州等地，冲出湖南，进入湖北，左宗棠初次出山就显示出高人一筹的军事才识，足使清军将帅刮目相看。由于左宗棠防守湖南有“功”，清廷下旨将其以知县用，并加同知衔，他总算是第一次捞到了官衔，步入仕途。
但左宗棠明白“绚烂之极，正衰歇之征”：
先两日甫得尔都中四月晦日书，正以尔盘费少，直东军务正急，颇为悬系，今竟安然无它也。会试不中甚好。科名一事，太侥幸，太顺遂，未有能善其后者。况所寄文稿本不佳，无中之理乎。芝岑书来，意欲尔捐行走分部，且俟下次会试再说。我生平于仕宦一事，最无系恋慕爱之意，亦不以仕宦望子弟。谚云：“富贵怕见开花。”我一书生，忝窃至此，从枯寂至显荣，不过数年，可谓速化之至。绚烂之极，正衰歇之征，唯当尽心尽力，上报国恩，下拯黎庶，做完我一生应做之事，为尔等留些许地步。尔等更能蕴蓄培养，较之寒素子弟，加倍勤苦力学，则诗书世泽，或犹可引之弗替，不至一旦澌灭殆尽也。世俗中人，见人家兴旺，辄生忌嫉心，忌嫉无所施，则谀谄逢迎以求济其欲。为子弟者，以寡交游、绝谐谑为第一要务，不可稍涉高兴，稍露矜肆。其源头仍在“勤苦力学”四字，勤苦则奢淫之念，不禁自无。力学则游惰之念，不禁自无。而学业人品，乃可与寒素相等矣。尔在诸子中，年稍长，性识颇易于开悟，故我望尔自勉以勉诸弟也。都中景况，我亦有所闻，仕习人才，均未见如何振奋。而时局方艰，可忧之事甚多，外间方面，亦极乏才，每一思及，辄为郁郁。尔此后且专意读书，暂勿入世为是。古人经济学问，都在萧闲寂寞中练习出来。积之既久，一旦事权到手，随时举而措之，有一二桩大节目事，办得妥当，便足名世。目今人称之为才子，为名士，为佳公子，皆谀词不足信。即令真是才子、名士、佳公子，亦极无足取耳。识之。六年不见尔母及尔曹兄弟姊妹，又两新妇两孙，亦时念之。唯现在汪逆入粤后，凶焰尚张，其蓄意在窜江西，另寻生路。眷属来闽，必从江西取道，暂可缓之。俟贼踪有定，再由此间派人来接。将来恐须由长沙雇船到九江湖口，换船至江西广信府之河口，由陆路赴福建之崇安，雇船到福建省城，方为妥便也。（此路游勇土匪，无处无之，来时尚需带勇士百名防护）润儿今岁，原可不应试，文诗字无一可望，断不能侥幸。若因家世显耀，竟获侥幸，不但人言可畏，且占去寒士进身之阶，于心终有所难安也。尔母于此等处，总不能明白，何耶？前接尔信，索银甚急，已托周寿山由福建银号汇兑纹银八百两，交芝岑兄收转交尔用。想芝岑早已接得，除还借项二百两外，当以二百两送绵师，二百两送芝岑，余即留芝兄处，应酬各项。
曾国藩有一句话：“为政须知下塘上岸”，讲的是进退之功；同样，左宗棠讲“绚烂之极，正衰歇之征”，道理亦相同。不知这些道理，恐怕会滥权。
4.洞悉全局后再出手
蛮干的人，只能把事情变得更复杂，有时甚至复杂得无从下手，无力回天。左宗棠在打仗之前，仔细分析敌我局势的细枝末节，直到心中有数，胜券在握，才进行他的实际行动，从而仗仗旗开得胜。
在众多的战争中，人们似乎见识了很多的闯将、猛将，但对一个富于智慧，深知兵法，文武双全的将军却知之甚少，尤其对诸如左宗棠的文韬武略，大家不一定能很全面地了解。
同治元年正月十五日（1862年2月13日），左宗棠以浙江巡抚的身份率军由赣北经皖南进入浙西开化，开辟了浙江战场。
浙江与天京、苏南同为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基地。李秀成、李世贤兄弟着意经营江浙，在浙江布有重兵。李秀成在攻克杭州后，北进江苏，两次攻打上海，旋率兵救天京之围。浙江战区主要由李世贤负责，他以金华为中心，以二十余万的兵力设重防于浙西、浙中地区，试图阻止左宗棠由西向东的进犯。同时，李世贤还设兵于宁波、绍兴，并会同汪海洋和李秀成部将分别防守杭州、湖州。此外，杨辅清部太平军在皖浙交界一带活动。
还是在咸丰十一年底左宗棠准备入浙之前，杨辅清率太平军进攻徽州，“意在扰徽郡以犯江西”，左宗棠“以徽郡为皖南、江西大局所关，且系臣军入浙后路，断不可任其滋蔓”，遂派刘典督兵赴婺源，以阻挡杨辅清的攻势。随后左宗棠率军由江西广信“拔营入婺”，进入皖南。左宗棠与杨辅清在皖南展开激战，杨辅清战败撤退。此时，清廷正“因浙省军务紧要，迭经谕令左宗棠赴浙援剿”。清廷给左宗棠下达的进兵方案为：着左宗棠迅即督率所部兵勇，亲赴浙江衢州，收复金华、严州（今建德市），然后攻取杭州。但娴熟兵略的左宗棠认为，浙江大部分地盘已为太平军占据，在浙西仅有衢州府城为清军把持，该城已成孤注之势，一旦进入该城“后路将梗”。他根据多年的作战经验向清廷上奏指出：逆贼每遇坚城，必取远势包围，待其自困而后陷之，频年东南贼踪验之，历历不爽。办贼之法，必避长围、防后路，先为自固之计，然后可以制贼而不为贼所制。臣若先入衢城，无论不能固江、皖边圉，亦且不能壮衢城声援，一堕逆贼长围诡谋，又成粮尽援绝之局。故决计率亲兵由婺入浙，先剿开化之贼，以清徽郡后路，饬所部老湘营由白沙关渐进，扼华埠要冲，以保广信而固衢城，这样，左宗棠率军以开化县作为入浙的突破口。而且左宗棠还以“正值戎马倥偬之会，有时奏报稍迟，或思虑未周，奏报未及详尽”为借口向清廷陈述其独到的用兵方略，得到了清廷的许可。
同治元年正月（1862年2月），左宗棠攻占开化后，遂于二月克复遂安县城。他向清廷提出“依傍徽郡，取道严州”的建议，认为由李世贤设重兵的“金华介衢、严之中，城坚贼众，臣军若由金华进攻，则严州之贼必由淳、寿一带潜出包抄，亦非善策。善弈者置子四旁，渐近中央，未有孤立贼中而能善其后者”。但这时李世贤率大军出金华攻衢州，左宗棠只好从遂安回兵救援衢州。左宗棠同李世贤军在衢州一带交战相持两个多月，李世贤因久攻衢州不下回军金华，以龙游、寿昌、兰溪三县为掎角之势。六月，左宗棠在解衢州之围后，改变了原先拟订“直捣严州，以规省会”的用兵计划，认为“杭州守贼无多，贼之大势趋重金华。自应并力先将龙游、寿昌、兰溪、汤溪等处次第攻剿，撤其藩篱，犁其巢穴，然后分兵严、处蹙之，以取破竹之势”。于是，他制订了“先金华而后严、处”的进攻方略。从左宗棠战略的这一转变来看，他起初因兵力不足，不敢与李世贤决战于金华，想走捷径从严州进取杭州。而此时他在衢州一带屡败太平军，且“新募之勇陆续前来”，又“造船调炮，添设水师”，使左军的实力大为增强。这样，左宗棠决心在金华与李世贤决战，妄图于此歼灭太平军主力，为攻克全浙打下基础。从此，左宗棠结束了在衢州一带徘徊半年的局面，把进取金华作为战略重点，展开了金华一线的会战。
左宗棠能把战局及敌我实力分析的如此透彻，组织布局军队如此精辟，实堪称为一代儒将，用兵神出鬼没，战术变幻莫测，确实已摆脱了一般军事指挥者身上形影不离的那种打仗猛，指挥死搬教条的方法。这在战争中是指挥者所很难做到的。
5.在其位，绝不懈怠地谋其事
人们都说“在其位，谋其事”，说明别人信赖你，重用了你，把你摆在一个能更好发挥才能的位置，你就应不遗余力地在那个位置上发挥自己的能量，无论是遇到多么大的阻碍，你都应竭尽全力地去克服它、解决它，争取不负别人的一片赤诚信任之心。
左宗棠一生戎马生涯，驰骋南北，为晚清的统治耗尽了一生精力，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老年的他还会进京入朝为没落的朝廷辅政。
左宗棠能够“入赞纶扉”，可谓是清廷对他这个功绩卓著、德高望重的老臣的倚重。他初到京城，即被召见两次，慈安太后谈及他数载“忧劳”，“声泪俱下”。清廷切望左宗棠能“襄赞”中枢。正是鉴于清朝统治中枢的腐败，人们也对左宗棠“入赞纶扉”抱有很大希望，以致“人皆以司马君实目之”。左宗棠抵京不久也看到“俄事和局已成，倭奴思效西国，多方要索”。因此，他不能容忍清政府再在对待日本提出的侵略权益方面一再退让，表示“此时万无言退之理”。严重的民族危机感和试图改变军机处、总理衙门一向“积弱”的高度责任感，使左宗棠毅然走上新任。
对于左宗棠任职中枢的情况，在翁同和的日记中有一些记述。翁多年为光绪皇帝的师傅，且跻身清流，自然与左交往甚频。他们“初次识面”后，左就给翁留下“豪迈之气，俯视一切”的印象。左宗棠一改总理衙门对待外国公使毕恭毕敬的媚态，他召见英使威妥玛交涉鸦片加税等事宜，数议于总署，均“谈次有风棱”，使翁同感到左宗棠的举止确在“壮中朝之气”。
可见，左宗棠是把“河道必当修，洋药必当断，洋务必当振作”作为任政要纲努力加以实施，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修治河道是左宗棠的一贯主张。此时他把重点放在兴修京畿的永定河上。他在新疆赴京途经山西、直隶，目睹永定河失修所带来的严重危害。因此，他入枢垣后就倡议治理京畿水利。治理永定河属“直境之工”，左宗棠需商之李鸿章，结果是“李相则姑漫应之而已”，对左的建议并不支持。左宗棠只得调派他的部将王德榜、刘、王诗正率各军抵涿州一带修治永定河，他还“躬亲其役”，莅涿州工次，勘察金门闸坝，巡视南岸河堤。经四个多月的加紧施工，永定河疏通和加固堤坝等工程基本完工，被认为是“直隶十余年为之无成且群疑为不治者”的永定河经左宗棠的治理有了较大改观。醇亲王奕“遣人往阅，始叹为创见”。
左宗棠对外国的鸦片输入向来深恶痛绝。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威逼下被迫接受了鸦片贸易“合法化”的事实，这也是左宗棠个人的能力所无法解决的。清政府为减少鸦片输入和白银外流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于同治七年（1868）与英国驻华公使阿礼闲协商将进口鸦片的征税由旧额增加20%。但十几年过去了，增税的问题一直受到外国鸦片贩子的阻挠而未能实现。左宗棠痛陈鸦片烟毒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他提出以加税捐的办法来阻绝鸦片的建议，对于试图解决积重难返的鸦片流毒问题具有积极的意义。当然，从外国鸦片贩子的疯狂倾销和吸食鸦片已成为普遍存在的社会积弊方面来看，左宗棠这种堵卮塞漏的举措已经无济于事。
左氏关于“洋务必当振作”的主张是针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二十年来在对外交涉与联系中遇事屈从、过于卑怯的外交格局而提出的。他担任总理衙门大臣后，决心一改前此的软弱格调，以“壮中朝之气”。因他任此职时间甚短，其在对外交涉中的表现仅能从与英使威妥玛谈论鸦片加税一事中体现出来。他说自己“奉命与闻各国事务，责无可辞，曾于接晤英使威妥玛时论及鸦片宜加征税厘冀可减瘾”。他以“权自我操”为谈判基点召见威妥玛，使“威妥玛无以难之”。但威妥玛为保护英国已取得的侵略权益，又在谈判中“语多反复”，“于加价一节，犹然若重有所惜者”，左宗棠认为如从其议，实与他的“期收实效本谋大相乖谬”。于是，左宗棠不仅驳回了威妥玛的无理狡辩，而且恳请清廷敕下各督抚将军对“洋药”予以加税，以行使国家的主权。左宗棠此举被时人称为“奇横有趣”，“可令彼族夺气”。清政府长期因“积弱”而媚于列强的习惯为之一改。所以慈禧太后对左宗棠做出了“尔向来办事认真，外国怕尔之声威”的评价，从中华民族反对外国侵略的角度观之。这无疑是对左宗棠一贯勇于维护民族尊严的爱国举止的最高褒奖。
左宗棠入政枢垣后，以身作则，反对结党营私的官场弊端和不负责任的官僚作风。他说：“自入国门以来，每闻朋侪许与之，谈辄逊谢不遑，且以党附为戒。遇言者指摘枢垣，必面陈勿予驳斥，以开言路。”
尽管左宗棠在入京辅政期间成绩斐然，且有目共睹，而他却被排斥出枢垣，这只能说明清朝统治集团的腐朽确已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然而，左宗棠并没有因为“入赞纶扉”的挫折而后退，他依然在两江总督任上为加强海防和投入新的抗法斗争而努力拼搏着，他的行动恰与李鸿章的诬蔑不实之词相左。
左宗棠为政，“力戒官场习气，少爷排场”，这既是他的家风，也是他为政做人之规则：
得沈观察书，知尔等廿一日抵西安，计期腊月十一二可到。督署三堂后有房屋尽彀住家。一切已谕知易、温两巡捕妥为照料。尔等既来，自以兰州住下为是。我已奏明出屯哈密（距肃十八店，且中间须过八百里戈壁也。），伊犁事了，乃可回兰。尔明正来肃见我（须将家眷老小安顿妥当），可坐加套快车，住肃旬日仍回兰州。在督署住家，要照住家规模，不要沾染官场气习、少爷排场，一切简约为主。署中大厨房只准改两灶，一煮饭，一熬菜。厨子一、打杂一、水火夫一，此外不宜多用人。两孙须延师课读（已托石翁代觅），尔宜按三、八日作诗文，不准在外应酬（见杨石翁用姻愚侄，臬司、兰州道府以下均用三字片可也。）我问各事，可先写一信来，要详细明白，至要至要。
请记住：左宗棠的训戒“不要沾染官场习气，少爷排场，一切简约为主”。
6.规摹局势，先后缓急一件事情在不同人的眼里手中，看待处理的方法也大有不同，有些人不分事情之中的轻重，到手就做，结果把过程变得十分复杂，以至于到最后鸡飞蛋打，只落得自己穷抱怨。
但如左宗棠，指挥几十万军队，遥遥万里去荒漠边关打一场漫长的仗，其中的前期准备、进军安排、后勤保障却如同神在幕后参与了一般。
用兵贵在节制精明。而要做到节制精明，首先要做到“规摹局势，先后缓急”，这与左宗棠上面说的“临阵复出以小心，则事无不济”是一个道理。
治军的目的是为了用军。治而不用，或者用而不治都属于无道之将帅。
孙子说：“用兵的规律如同流水一样。流水的规律是避开高处而流向低处，用兵的规律是避开敌人兵力实处而攻击敌人虚弱的地方。流水因地形制约其流向，用兵则要因敌情来决定取胜的策略。用兵作战没有固定不变的态势，流水也没有固定不变的流向。能根据敌情变化而取得作战的胜利，这才称得上用兵如神。”因此，每次战斗，左宗棠要“亲履行阵，于敌情、敌势、地势刻意讲求，颇有所悟”。这里的“颇有所悟”，实际上就是对敌情做出正确判断后，破敌之策成竹在胸的心理活动。
在收复新疆的战斗中，左宗棠一如既往地“规摹局势，先后缓急”。他认为“关内关外用兵虽有次第，然谋篇布局须一气为之”。而“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而且“天山南北两路，旧有富八城、穷八城之说。北自乌鲁木齐迤西，南自阿克苏迤西，土沃泉甘，物产殷阜，旧为各部腴疆，所谓富八城也。其自乌鲁木齐迤东四城，地势高寒，山溪多而平川少；哈密迤南面西抵阿克苏四城；地势褊狭，北可制南，南不能制北”。“官军出塞，自宜先剿北路乌鲁木齐各处之贼，而后加兵南路”从而“致力于北而收功于南也”。
我们一直觉得，左宗棠这位儒将打仗就像写文章一样，“规摹局势，先后缓急”无疑是动笔前的整体构思，在这个被称为创作过程中最为艰苦的阶段，他要根据不同的文体和要求，对素材进行分析，对题材进行挖掘，并且还要围绕着主题来确定重点，进行详和略的安排布局，甚至还要对文章的结构进行策划。在“谋篇布局一气为之”后，左宗棠便开始展示他大手笔的魄力和胆识。
打仗不是写文章。但是，把仗当成写文章的人，一定是一个出色的将领。
既然把打仗看成是写文章，那么就要遵循文章之道。而文章之道最讲究一气呵成，这样才能够首尾相映，气韵贯通。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下笔前认真构思，反复揣摩，在已经达到呼之欲出的境界时，才可能立马可就。
这就是左宗棠在打仗时惯用的缓进急战之策略。
如，在收复新疆的军事行动中，仅筹运军粮就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而收复疆北路仅用了五个月的时间，收复吐鲁番、达阪、托克逊三角地区耗时则不到半个月。进攻南路用了四个半月时间，整个收复新疆的实际战斗时间仅仅用了七个多月。这也就是说，左宗棠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战斗的准备。对此《左宗棠》的作者安静波先生这样记叙道：
小到每一旧运道的修筑，新运道的开辟，从某个地方采购军粮的利弊得失，每军每月需多少粮食，以及进行某个重大战役事先需运多少军粮，分储在什么地方？需用多少车驼？行多少路？每战之前，对进攻部队（包括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截击部队和防守部队之间的配合，对进攻时间的选择（尽量避开严冬和酷暑）以及收复失地后的善后工作等等，都要经过仔细周密的筹划，都要耗费左宗棠大量的心血，可谓殚精竭虑。
如此说来，打仗这篇文章其实并不好写。左宗棠的兵法之一是“宁可缓进，断不可轻退”，他说：
弟入闽以后，惟上冬刘克庵副帅小挫一次，旋即复振。龙岩克后（康军之力），继克南阳（刘、王两军之力）汪逆老巢。而高、黄两军之攻漳城，屡获胜仗，尤足寒贼胆而固民心。弟驻师延平，就近兼拿盗匪，拟即晋省办事。因汪逆时有北窜之意，故暂仍未动。杨、简两镇新募之营亦到，兵力足敷。外间谣言退驻浦城，并无是说。弟自办军务以来，拿定主意，宁肯缓进，断不轻退。其制贼之略在保完善之区、制鸱张之寇。初奉督办之命，即以此上陈，至今未敢变易，故于广德、宁国之不剿不防必抗疏争之。无如三函两牍概置脑后，卒酿此时闽、粤纷纭之局也。尝叹东南大局，若有实心任事、稍通方略者三数人及早经理，断不至蔓延流毒至今。见在大局虽稍有眉目，然戡乱之人实不多觏。而运气却好，亦不可解。岂古来所谓命世英豪亦半凭运气耶？抑国家景祚方隆，群盗固应数尽耶？伯爵两辞，未蒙鉴谅，不敢为再三之渎，实则非家门之福。弟之不受贺，而申谕家人以忌满之说，由衷之谈，非有所矫执也。浙之官民均切去思。新抚马毂山一遵旧令尹之政，遇事虚怀商榷，稍可慰意。闽事败至不可堪，徐中丞以廉慈闻，实则衰庸充位而已。战事尚顺，惟贼意欲下海以赊死。其汪逆一股时思北窜，现虽极力截剿，未知果无漏逸否。淀甥、癸侄已早安抵营中，且令其留心学习。喜幕中多端士，无各军民气污我素丝耳。
左宗棠说：“自办军务以来，拿定主意，宁肯缓时，断不累退。”而一旦投入战斗，就要“取急风雪雨之势”，以“急战”之态，一气呵成，令敌毫无还手之机。在古牧地之战中，左宗棠仅用六天就击败敌人主力；达阪之战，左宗棠用四天就消灭了敌军。
在总结收复新疆的战斗时，左宗棠说：“南疆底定，以事功论，原周秦汉唐所创见。盖此次师行顺迅，扫荡周围万数千里，克名城数十百计，为时则未满两载也，而决机制胜全在‘缓进急战’四个字。”
左宗棠作为一儒将，并非仅知习文弄字，对中国兵法之研究也是有其独到之功夫的。如，这一“缓进急战”其实与孙子的“兵贵胜，不贵久”和“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是一致的。对这种战术，《六韬》是这样评价的：“故知者，从之而不释；巧者，决而不犹豫。是以疾雪不及掩耳，迅电不及瞑目。赴之若惊，用之若狂；当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御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