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更惨痛的人间离别。
离别不复是少年人的烦恼，半年之后，命运把樟寿连同家人一起推向了绝望的深渊。
接到戴老太太去世的电报，内阁中书周福清告了假，携着与他的小女儿一般年纪的潘姨太太和十二岁的儿子伯升，一道从北京赶返绍兴。
丧事料理完毕，他一直闲居在家，很少出门走动。一天，家人突然发现他带上听差陶阿顺出门去了。
这一年，正值慈禧太后“万寿”，由光绪皇帝颁旨，在全国各省举行一次“恩科考试”。周福清的五家亲友，都有应试子弟。他们得知他同主考殷如璋是同科进士，有同年之谊，于是就凑集了一万两洋银，央求他去买通主考，赚取举人。科场行私贿赂，虽然已成风气，但毕竟是渎犯国法的事情，这使周福清足足犹豫了好几天。
周福清，字介孚，生来就是一个强人。他从小家道贫寒，没有钱上学，经常在王台门族房书塾里旁听。凭他的天资和勤奋，收获最大，当时族中的人都赞许他是“收晒晾”。三十岁那年，他考中了举人。第二年会试落第，他并不甘心，又觉得报考誊录之类不是正路，就算将来当了知县，也不会比科班出身的官员更有前途，于是以非凡的大胆，少报了七岁，再度参加会试。这一回，他终于为周家老台门赢得了一块翰林金匾。然而，仕途从来都不平坦。后来外放知县，由于同僚的排挤，结果他被勒令退职，改充为教官。当此失败之际，他咬咬牙，选定了一条为当时的读书人所不齿的出钱捐官的道路，以图东山再起。在京整整候补了九年，才当了一个专事抄写的七品小京官。
虽然他不认“天命”，无奈已经年过半百；回顾凤仪，又屡试不第，这是不能不使他深感焦虑的。但是，他绝对不愿意承认，后代会屈身牖下，而不能成为延续自己事业的强壮的枝芽。深悉官场种种积弊的周福清，经过一番思量，决定借此机会孤注一掷。
周福清赶先来到苏州，当他打听得殷如璋的来船已向阊门码头泊定，便立即写了一封亲笔信，除了写明那五家应试子弟以外，还特意加上“小儿第八”，并将洋银一万元的钱票附入封套，差遣陶阿顺去船上呈递。
这时，刚好副主考周锡恩在船上同主考叙谈。殷如璋知道来意，见信并不拆阅，等闲将信搁在茶几上，继续谈话。陶阿顺等急了，忍不住嚷了起来：“信里有万两银票，怎么不给一张回条？”
这么一嚷，风暴便来了。
当年周福清考取进士，在“京报”敲锣报喜的时候，戴老太太却在屋里放声大哭。人家问她：“这是喜事呵，为什么要哭？”她连声说道：“拆家者！拆家者！”这是绍兴土话，意思是说这回要拆家败业了。想不到一位老太太的话，居然成了预言。
周福清逃走了，家里的其他男人也都先后逃走。樟寿被母亲安顿在三味书屋里，连饭也得送到那里去，完全成了小囚徒。几个县衙门里的皂役，身穿皮袍，腰束宽带，手里拿着捉人的小木牌，经常来周家搜查和盘问。每到门前，就高声叫道：“捉拿犯官周福清！”……新台门，曾经显赫一时，如今却是充满了凄清和恐怖。
在一个人治的宗法社会里，权力，金钱，伦理，纠结而成巨大的关系网，狠狠抓住每一个人。几乎没有一个重大的目标，可以不经“后门”而径情直达的。贿赂，自然成了沟通上下层社会的必要渠道。
走投无路的周福清，这时痛苦地想起了一个人，就是本家礼房的女婿陈秋舫。他想，如果此人愿意帮忙设法，法律这东西，绝不是没有打折扣的可能的。可是，当他登门求告时，陈秋舫却避而不见了。他没门了。
什么时候有过像现在这样低眉敛手的境遇呢？周福清生性怪僻、傲慢，而喜欢骂人又是出了名的。他平常所赞许的，只有父亲周苓年一个人。此外，上自“昏太后”、“呆皇帝”，下至家族中的子侄辈，无论远房近房，一律加以痛骂。身为知县老爷，可以让女佣呼他小名，催他用膳；而在上司和同僚面前，则从来是独来独往，绝不逢迎。有一次，他到抚州府晋谒，为了一件什么事情同知府当面顶撞起来。知府下不了台，只好搬大帽子压他，说：“这是皇上的事情。”不料，他竟反诘道：“皇上是什么东西？什么叫皇上？”知府气愤之极，喝一声“大不敬”，随即“端茶”逐客。此后，他横被揭参，与这件事是不无关系的。
不巧得很，这次求见的陈秋舫也是被他讽骂过的。陈秋舫初做姑爷时，住在岳家，留连忘返。他就对人说：“躲在布裙底下的是没出息的东西，哪里会得出山？”这话传到陈秋舫的耳朵里，一气之下，立即告辞，并且扬言不“出山”决不再进周家大门；后来果然中了进士，做了苏州府的幕僚。周福清的案件正好要经由苏州府审理，于是戏剧性的安排就这样决定了。陈秋舫不但托故不见周福清，当知府王仁堪找他商仪，打算从宽处理时，他也执意不允，一定要“秉法公断”。王仁堪无法，只好把在押的陶阿顺移送浙江。周福清不知道：一个人，要坚持个性有多么困难，尤其在官场中间。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除了最高统治者可以唯我独尊，纵意而为以外，所有官员，都必须不同程度地卑躬屈节。周福清太任性了。结果，他的怨敌得以联合社会，以十倍的惩罚报复了他。
周福清在上海避居了一段日子，不得已还是投案自首了，他不愿意看到儿孙们因为自己的株连而栖皇终日。从他入狱的时候起，鲁瑞把两个大孩子迁移到了皇甫庄。樟寿寄居在大舅父鲁怡堂处，二弟櫆寿随了小舅父鲁奇湘，他们俩就这样开始了少年时代的流亡生活。
岁月，此刻对于樟寿来说是多么的漫长呵！
一样随着母亲前来，而大小村舍、天空、人们的脸，都似乎显出异样的颜色来了。笑容消失了。没有响亮的招呼。樟寿觉得四围的目光，总包含了一种什么东西，冷漠而尖刻，像锥子一样扎向自己。从前在家时，不是老想念着皇甫庄吗？而今反倒翘盼着返身归去的日子了。百草园呵，大桂树呵，四仙桌和大皮箱呵，甚至连三味书屋的桌椅也变得那么亲切。为什么不能回家呢？到底祖父出了什么事故？他已经能够体认祖父对自己的那份怜爱了，尤其在读书以后，除了像以往一样解说戏文以外，祖父还常常为自己批改文章，甚至亲自做出范本。过去同学取笑他，把“豫山”念成“雨伞”，不也是祖父给改成“豫才”的吗？祖父说，“豫才”就是“豫章之材”，比原来的更有意思呢。只是骂人太凶了，他不明白祖父为什么对大人会那么暴躁；最不好是骂祖母，只有那潘姨太太是不骂的。为此，他曾常常感到不平。可是这时候，一切都似乎变得可以原谅，祖父再也不能骂人了。他怀念祖父。
只有失去了社会的温情，而感到严霜四逼的时候，一个人，才可能真正认识周围那许许多多被损害被侮辱的人们。
从前，樟寿一直觉得农民和盐工的生活是那么自在有趣，跟花鸟一样。其实，他们被囚于一小块可以出卖力气的土地上，终年流汗，都不是为了自己。他们没有天空，没有可炫耀的云彩。他们的命运那么暗淡。最悲惨的是妇女和小孩了，他记不清看过和听过多少回关于抢亲和溺婴的事实。住在自家斜对面的翠姑，她被抢的惨况，就是亲眼目睹的。翠姑从小被母亲许给山里人家，长大后决意不肯，要求退婚，男家便摇了船来抢。翠姑见到来人，慌忙关上大门，由兄弟阿仙握着柴叉在门口守卫。怎敌抢亲的人多势众，结果还是蜂拥而入。翠姑爬出后楼，想逃到东邻躲避，急忙中失足掉落河里。碰巧男方的船停靠在那儿，于是像捕鱼一样把她捞起，拖到后舱里去。由于阿仙的威胁，最后男方还是放了翠姑，只是翠姑经不起这场惊吓，不久也就得病死去了。为什么城里和乡下都一样有这样的事情呢？锡箔店里的工人，还有摇船的，剃头的，做泥工的，抬轿的，那许多在酒店外头站着喝酒的人们，不也是靠卖力气过日子吗？那些漂聚在土谷祠、长庆寺、穆神庙和街边埠头的褴褛的人们，谁分得清他们是城里的还是乡下的呢？许多记忆中的场景被思索一一粘连了起来，樟寿便觉悟到，世界上其实只有两种人：上等人和下等人。威严和逸乐都属于少数的上等人，而下等人是只供奴役的，除了流血流汗，他们不可能有别的权利。如此祖祖辈辈遭受剥夺和凌侮，本来不是很难忍受的吗？可是，他们竟活得那么安稳；奇怪的是，还会瞧不起同样穷落的人们。他清楚地记得，以奚落的目光看待自己的，其中就有他们。人，为什么要变得这样的冷酷无情呢？
母亲不在身边，没有哪一个大人会理会到孩子的寂寞。幸好在舅父那儿发现了一部《荡寇志》，他从来没有见过那般生动的画像，像赞用篆隶楷草各体分书，也非常的精美。他到附近的杂货店里买了一种叫“明公纸”的竹纸，一张一张地描写，其中像赞的字也都照样写了下来。除了表兄绅哥哥帮写过几张，所有图画都是他画的。他怕见户外的目光，愿意这么呆在屋子里做事情。他把全副精神都倾注在描画这上面，仿佛从这时候起，便已开始试验着某种麻痹自己的方式。描绘的时间长了，当小兄弟也不来，他就会跑到隔壁大舅父那儿去看看。大舅父嗜好鸦片，终日垂着床帐不起来。醒着的时候，烟灯就像鬼火似的，在烟雾迷离中一闪一闪地放光。樟寿平时很少见到他，此刻也无从亲近，只隔着帐子叫一声：“大舅父！”就惴惴地退了出来。
一次，他在外边看见一位亲戚同他的邻居在挤眉弄眼地说话，便下意识地走近去听。早在长妈妈的时代，他就害怕那类猫一般轻悄的说话，总是疑心别人在说着自己。果然，那亲戚说了一句：“要饭的……”他的脸腾地烧了起来，耳朵随即像塞了沙泥似的，嗡嗡地再也听不进去。
他飞奔也似的回到屋里，随即又想跑出屋外。可是，往哪里去呵？母亲嘱咐过是不能回家的。什么绣像都画不下去了，即使坐下来，也每每提笔摆弄一下，便抱头想起自己的母亲、祖父和家人……
母亲来了。他小声地诉说了听来的言语，还有寄住的各种委屈，完了便厮磨着一定要回去。母亲还是那句话：“孩子，再等几天吧，要回去的！”几天过去了，又几天过去，依然是什么动静也没有。
险恶的环境教人忍耐。自然，再没有什么比忍耐更难堪的了。可樟寿不知道，就在他描画绣像的当儿，他的父母正忙于变卖田地，投托亲友，去打通关节——祖父的案件还没有了结呢！
无休止的等待是一场精神酷刑。后来，每到不堪忍受的时候，樟寿就会放下画笔，找野孩子去。
只有孩子们像过去一样亲热，他们没有大人的势利眼。在他们中间，不但用不着设防，还可以接受他们的拥戴，做“破洋山”的头领。他最喜爱这个游戏了。选定了最大的坟墩做“洋山”，然后把小伙伴们分成两部分，让一部分在山上守卫，他率领另一部分向山上进攻。当目标已经攻克，高高站立在“洋山”之上，那有多么痛快呀！“弹地毛”也很好玩，把坟地里的荒草割来堆在一起，用火点着，大家就围着火堆蹦呀、跳呀、叫呀、唱呀……在窜动不息的火焰旁边，他便把人间的冷酷全然忘却了。
还可以看鬼戏。只有到现在，樟寿才真切地体验到了鬼戏的价值。公正的无常，复仇的女吊，都不是他在人间可以见到的形象。活无常浑身雪白，粉面朱唇，双眉紧蹙，似笑似哭。他出场一连打了一百零八个喷嚏，同时也放了一百零八个屁以后，才诉说起自己因为同情一个被庸医误死的鬼魂，遭到阎王的责罚而感到的冤苦。其中，有几句斩钉截铁的唱词是樟寿最难忘记的：难是弗放者个！
哪怕你，铜墙铁壁！
哪怕你，皇亲国戚！在樟寿的眼中，活无常成了正义的化身；他因了这具鬼魂而有所期待，期待着好人的得救和恶人的没落。他甚至暗暗祝祷：让祖父也能遇见活无常。多么富有人情味的鬼魂！只要望见一顶白纸的高帽子和他手里的破芭蕉扇的影子，他就一面紧张，一面高兴起来了。
目莲戏里有“跳吊”的戏。男吊登台以后，就轮到女吊出场了。她穿着大红衫子，黑色长背心，长发蓬松，颈项间挂着两条纸锭，低头垂手，弯弯曲曲地在台上走了一个“之”字形，然后将披着的头发往后一抖，露出灰白的圆脸，漆黑的眉毛，乌亮的眼睛，猩红的嘴唇。在阵阵悲凉的喇叭声中，只见她两肩微耸，转脸四顾，倾耳静听，似惊，似喜，似怨，似怒，终于唱了：奴奴本是杨家女，
呵呀，苦呀，天哪！……然后，她就唱着自己如何去做童养媳，备受虐待，最后投缳自尽，想化作厉鬼去复仇。樟寿想，一个人受了冤屈，为什么不复仇？女吊的倾诉，使他感到自己的胸怀也舒缓了许多，于是以为：在所有鬼戏中，没有哪一个鬼魂会比她更坚强，更美丽。
不久，大舅父移居小皋埠，樟寿自然也跟着过去。直到这时，他绷紧的神经才开始松弛了下来。
新居也是台门，东首住着胡家，西首住着秦家。大舅父的前妻是秦家人，所以当皇甫庄的房屋典期已满，便向秦家借住了厅堂西面的部分厢房暂住。秦家已故的主人秋渔，是前清的举人，诗画很有点名气。他在屋后建造了一座花园，叫“娱园”；那里有一“微云楼”、“留鹤庵”，还有假山、藕池、洗砚池，周围植着奇花异草，乃是当年一批文士雅集的地方。现在，多半已废弃了，但总算给了孩子一个可供活动的地方，虽然这蛐蛐笼式的庭园，在樟寿兄弟看来并不如百草园般的有趣。
秋渔的儿子少渔是大舅父的内弟，小孩们叫他“友舅舅”。他也是个抽鸦片的，但没有整天地卧在床上，午后仍照常行动。这时，樟寿会常常上楼去找他聊闲天，或者央他画梅花。樟寿爱梅花。几年前，一位中房叔祖曾经给他刻过一枚图章，就叫：“只有梅花是知己。”他喜欢那横枝，喜欢那无须绿叶陪衬的雪白的花朵。
友舅舅还像他一样喜欢小说，凡是当时流行的小说都会买来看，只是并不像蓝爷爷那样爱惜，看过的，都被扔到一间小套房里。真不失为一种机缘。虽然寻觅起来很费时光，有些也残缺不全，却毕竟可以自由取阅。在杂乱的书堆里，樟寿不但可以看到家里有的《三国》、《西游》、《封神》、《镜花缘》之类，还能捡到种种《红楼梦》和侠义小说，以及从别处很难见到的东西。《红楼梦》，这部封建大家族的衰亡史，把他从怪诞的神话想像中拉回到不公平的人间，那底层的众多小人物的精神世界。一个少年人，未必能领会“满纸荒唐”的底蕴，然而受伤的心，却也能随着迭起的波澜而俯仰沉浮了。
中国式的人文主义传统，使最庄严的官场充满着暧昧不清的私人感情。周福清投案以后，知府出于个人私交，有意为他开脱，便提示说他原来患过神经病，因为丧母的刺激以至再度错乱，造成犯罪。倘情况属实，那么是可以免除刑事处理的。可是，他本人怎样也不肯承认，执意以个性碰撞法律。在公堂上，他振振有词，说自己从来未曾昏乱过；并且列举出历届由于疏通关节而中举人的一批名单，试图证明他自己无非按照通例来它一下罢了。腐败，作为个别的存在或许可容暴露，但是如果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时，却是不能轻易动用舌头或指头的。倔强，将为自己赢得什么呢？在刑部上报的周福清的案子上面，光绪皇帝钦批道：“斩监候。”
这是一个绝望的结果。但是，对这时候的樟寿来说，仍然是一种希望。他毕竟可以回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