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午夜。
严静的武昌城突然开始骚乱。接受过革命思想洗礼的新军士兵，当起义计划被人叛卖，组织遭到破坏，领袖被杀、被囚而星散四处的危急时刻，提前举行暴动。楚望台的炮声响了。督署附近，火光升了起来。在炮声与火光中，湖广总督瑞徵仓皇逃遁。经过三次反复的争夺战，血红色的黎明，终于把整座城市移交到起义士兵的手上。
武昌的炮声迅速获得响应。全国各地，纷纷树起独立的旗帜。11月5日，杭州光复了。
消息传到绍兴，使周树人十分兴奋，立刻跑到堂叔凤藻的房里，告诉他说：“知道了吗？汉阳失守了。”
“轻声些。”堂叔慌了。
“汉阳失守了！”树人故意提高嗓门重复了一句，然后说：“怕什么呢？报纸上已经登载了这件大新闻，都是公开的秘密了。”
出于武昌光复的震慑，数周以前，府中学堂监督辞职告退。在学生的坚决请求下，他同陈子英再度回到学校里来。
从这时候开始，他就渴待着故乡光复的日子。《浙江潮》的涛声已渺，秋瑾姑娘的名字也快要被人忘怀。辫子。知府的钉子似的目光。标本。线装书。豪绅的气焰与市民的驯良……只要革命真的起来，一切可憎、可鄙、可悲的事物，都将在扫荡之列！他不只一次这样狠狠地想。革命，曾经怎样地折磨过他呵！而他，一直感觉着光芒是那么遥远；胜利一旦在望，却又仿佛来得太快了……
当天下午，他到开元寺参加了越社主持的群众大会。
越社，是初夏时由府中教员陈去病和宋紫佩等人发起的一个鼓吹革命的文学团体。宋紫佩本是周树人在杭任教时的学生，在“木瓜之役”中，因为反对驱逐夏震武而一度发生过矛盾。不过，以为人的坦诚和办事的认真，事后仍然获得先生的信任。年初，周树人邀请他担任府中教务兼任庶务，对他组织的越社，自始至终给予很大的支持。
会上，一百多人一致推举周树人为主席。他说话了。
思想启蒙仍然是头等重要的课题。但他没有什么长篇大论，倒是很简捷地作了几项具体的提议。首先是组织讲演团，分赴各地去演说，向群众宣传革命的意义，鼓动大家的热情。此外，还特别提到了人民的武装问题。是的，现在已不复是暗杀季节，而是可以明火执仗地把革命请上街头了。他说，在革命时期，人民武装是十分必要的。讲演团不但需要舌头，而且需要牙齿。只有这样，在紧急时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
无论哪一项提议，当主席将要说完而尚未说完之际，坐在前排的一个头皮刮得精光的人，必定弯着腰，做出将要站起而尚未站起的姿势，说一句：“鄙人赞成！”
这个人是有名的乡绅孙德卿。对于排满，他从来是一个热心分子，曾经拿明太祖的像分送给农民，后来由于“秋案”的牵连还下过一回狱。就在他站起来又坐下去的当儿，提议也便很快地通过了。
几乎在同一个时候，另一批“新派”人物也在开会商讨面临的光复问题。他们处在现成的政府和未来的革命之间的夹缝里，一个个面容愁戚，议论纷纷，但是没有结果。最后才决定由徐锡麟的胞弟徐叔荪出钱，带领陈燮枢、沈庆生两人，到杭州谒见刚上任的都督汤寿潜。
没有任何抗拒，绍兴突然宣告光复了。
消息比风传得还快。次日，范爱农就上城来了。他戴着农夫常用的毡帽，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豫才，我们今天不喝酒了。”他很认真地说：“我想周围走走，看看光复的绍兴，一同去吧。”
他们到街上随意地走，满眼是通告和白旗。原来，绍兴原知府程赞清获悉省城光复的消息，立即召集了一批官员谋士，策划成立了绍兴府军政分府。他自任府长，治安科长是章介眉；民团团长也是原任徐显民。章、徐二人都是当地著名的巨室，章介眉还是杀害秋瑾的谋主呢。
于是，他们开始感到失望。如果说原政府是一块破旧的招牌，那么革命，也不过是在这上面刷上一层新鲜的油漆而已……
人心浮动得厉害。不知从哪里传来谣言说，清兵残部要渡江打过来了。周家新台门内，人们惶惶然地预备逃难。有一位少奶奶，见她的丈夫呆在学校不回家，便着急地嚷道：“大家快要杀头了，为什么还死赖在外边？”在慌乱中，还有的将团扇一类东西也都塞进了箱子里。
周树人焦躁地走出门外，看见有些店铺在上排门，有些人正在急急地从西往东跑，便拉住一个查问出了什么事，那人也全然不知，只道是“来了”！他没法，只好松开手，疾步走进校门。
操场上，一群学生聚在一起，好像正在议论着什么。他走近前去打听，才知道市民是受了谣言的干扰。不少学生主张到大街上去巡察和辟谣，他觉得意见很好，随即宣布组织武装演说队。
他吩咐学生尽快印好传单，接着撞响大钟，紧急集会行动。
刚刚接任的沈姓校长连忙从房间里跑出来劝阻，但是没有用。这时，一位学生队长站出来问：“万一有人拦阻怎么办？”
周树人正色回答道：“你手上的指挥刀做什么用的！？”
就这样，队伍出发了。
走在最前头的是周树人。他一手握着传单，一手握着钢刀，大有当年在南京时跑马旗营的气概。高年级学生由宋紫佩带领着，佩着旧式的前膛枪，还有木头做的假枪和不开口的指挥刀，精神非常饱满。低年级学生大抵赤手空拳，也有的拿着传单，紧紧跟在后面。最后压阵的是兵操教员，挂上一把阔厚的可以劈刺的长刀，尚未剪掉的发辫在头顶盘了个大结子。
下午的阳光斜斜地照临大街，温暖而明亮。
演说队一路敲打军乐，高呼口号，散发和张贴各种传单：“溥仪逃，奕劻被逮！”“中国万岁！”
学生走过的地方，人心立刻安定下来，紧闭的店门也次第打开了……
周树人心里并不安定。他总感到自己同这份“革命”是很不协调的。过了几天，突然又有消息说：王金发的军队今晚要进城了！
王金发，出身于浙江嵊县一个与异族统治势不两立的世家大族，从小养成奔放不羁、桀骜难制的复仇性格。他酷好技击，且枪法绝精；二十一岁中秀才，也算通晓翰墨。自从结识了徐锡麟，他便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随后，曾同徐锡麟和陈伯平、马宗汉、范爱农等人东游日本，归国后任大通学堂的体育教员，成为徐锡麟和秋瑾的得力助手。及至两人蒙难，他潜身草泽，联络会党，举行过多次起义，是著名的“强盗头子”，此后浪迹都市，专事暗杀，击毙不少叛徒和密探。上海、杭州光复时，他都亲自参与战斗，并且作过敢死队的首领。总之，这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以非凡的经历和才干，不但令官绅闻声色变，连在省的革命政权中的一些权要人物，也都不免要侧目而视。
王金发的到来，坚定了周树人对于革命的信仰。他在留学时，接待过这位“强盗”，以后也时有来往，其实称作朋友也未尝不可的。他们曾经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他了解“强盗”朋友的革命思想和豪侠性格。虽然，他一直主张革命应当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而不赞成王金发一贯的恐怖政策，但是却赞成以公开的暴力对抗暴力。他想，王金发至少不是黑暗中的人物；不管将来如何，只要能够打破目前这种和平革命的沉闷空气，就是伟大的胜利了。
他听到消息，当即回到府中学堂，向学生布置晚饭后迎接王金发军队的任务。
月亮升起来了。
西门外，学生排成两行队伍，在静静等候。二更。三更。仍然没有军队的影子。
夜很冷。学生穿着单薄的操衣，实在有点支持不住，只得敲开育婴堂的门，到里面去歇息，叫起茶房烧点水喝。这时，大家才发觉自己饿了，于是商议着去敲店门买东西吃。头皮精光的孙德卿慷慨解囊，一下子叫人买了几百只鸡蛋，雀跃的气氛又恢复过来了。
接着，有人报信说：军队来不及开拔，大约要明天才能来。
第二天，周树人、陈子英、范爱农、孙德卿等领着学生队伍，提早出发开往城东的五云门。前来迎候的，还有另外的两批人：一批是以程光赞为首的满清官僚，一批是徐叔荪等“新派”人物。革命，就这样迫使所有愿意和不愿意的人们向它表示敬意。
一样明净的月光。正翘首间，远远地听到枪响。不多久，就有一串吃水很深的白篷大船摇了过来。每只船的篷扇都敞开着，不时有士兵站起来，向空中投放一枪。按照兵队的老例，这是带有警戒开仗的意味的。等第一只船靠岸，程知府便由两个差役扶着，飞奔地过去迎接。
铜号。大鼓。学生的军乐队使劲地吹打起来……
王金发和他的军队很快地上了岸。在人群中，他发现了周树人，握过手，愉快而简捷地交谈了几句，随即向城内进发。他提着指挥刀，刀锋闪着寒光，两支手枪插在腰际，把一个魁梧的汉子衬托得格外威武。带队的人骑着马，有的穿暗色军服，戴着帽子，有的穿淡黄色军服，光着头皮。士兵一律穿着蓝色，打着绑腿，穿着草鞋，雄赳赳地提枪走着，是一支崭新的军队。
市民极度兴奋，纷纷奔走相告，夹道迎接，比看赛会还热闹，没有街灯的地方，人们提着灯：桅杆灯，方镜灯，纸灯笼，还有火把。小孩也来了，和尚也来了，传道士走出教堂，一手拿灯，一手擎着白旗，上面写着“欢迎”的字样。军队简直是从狭窄的人缝里走向预定的驻扎地的，跟着，一群慰劳的人便把酒肉挑了进去……
“革命胜利万岁！”
“共和万岁！”
“中国万岁！”
迎接的人们有的站在屋里，有的站在门外，都高叫着口号，情绪紧张而热烈……
王金发连日改组了军政府，撤除章介眉等人的职务，自任都督，表现出一个革命军人的宏大胆魄和果决作风。一时间，他成了政府上下街头闾尾谈论的中心。
傍晚，周树人同范爱农一道前去拜访他。
王金发热诚地接待了他们。在大通学堂时，同是徐锡麟的学生，“徐案”发生后，又同是遭到通缉的要犯，而今重逢在光复的日子里，自然使范爱农非常兴奋。他用手摸着王金发的光头，笑着说：
“金发大哥，侬做都督哉！”
王金发被弄得很尴尬，但也并不见怪老朋友。说话间，他便做出决定，委派他们到山会初级师范学堂去：周树人做监督，范爱农做监学。
临走时，王金发特别嘱咐周树人，要他查究前任监督杜海生的错处，以便公开做出一个严重的处理。在王金发的心目中，杜海生与胡钟生一样，都是谋害秋瑾的人。为了给战友报仇，早在光复前，他就亲手把胡钟生结果了。对于杜海生，却一直找不到什么把柄，于是，就把这个任务交由周树人去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