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比预感更可怕。
远离日本就像远离了故土。祖国反而成了陌生的异邦——真是悲剧！理想早已爆出芽冠，而且绽开嫩叶，如今向哪里寻找一片植根的土壤？虽然说道路可以选择，但是当环境变得不可选择的时候，道路已不复是原来的道路了。
4月，许寿裳提前归国，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担任教务长。由于他的引荐，周树人便也很快到校。一门生理卫生课，半门植物课，从此开始灰色的教师生涯。
文学成了迢遥的记记。其实，即使写，即使译，又将发表到什么地方？信仰碰在铁壁上，撕裂声响在心里。他根本不相信凭一根教鞭就可以影响国民。但是无路可走。几年前，好不容易从生理科学的茧壳里爬出来，今天是主动寻找洞口，乖乖地爬将进去——这是怎样的一种幽默！？
探索者/暴风雨前后人间鲁迅（上）一个倡导个性解放的人，终于被职业封闭起来。面对着几十双闪闪熠熠的眼睛，周树人心里感到深深的愧疚。
青春！青春！属于自己的已经收束，而属于他们的才不过刚刚开头！他从这样的年岁里过来，知道知识的渴求是怎样的一种况味；更重要的是，不能把身上过早笼罩的暮气传染给他们。就这样，他不得不把思虑集中到自己担负的工作上来了。
上课时，他从来不翻书，说话也不多，只是扼要地讲述重点的部分，或是补充一些讲义里没有的知识，尽可能把更多思考的余地留给学生。学生首先是人，不是被动的机器。他认为，作为教师，应当尊重他们的自主性和发挥他们的创造性，既然教师有输出的自由，学生也就有了接受或拒绝接受的自由。
数学科有一个学生，在日本教员上课时打了个呵欠，日本教员认为是对他不尊敬，要记过处分。学生群起反对，一下子便把事情闹僵了。周树人觉得，这样闹下去，可能会给学生造成损失，只好主动站出来调解。他说：“这件事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在教师方面，学生打呵欠，自然是学习时注意力不集中；在同学方面，则是教师教得不好，注意力集中不起来。既然不同意给一个人记过，为了使全班安心上课，大家都记过好了。”貌似中庸，实则偏袒。妙极了。全班一律记过，自然等于不记，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每隔一个星期，他都同担任植物学的日本教员一起，带领全班学生到钱塘门外的孤山、葛岭、岳坟、北高峰一带实习，采集和制作植物标本。
他背着一只自制的马口铁采集箱，携着剪刀和铁锸，短小精悍，动作敏捷，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采集时，他并不特别的做示范，只是预定了地点，让学生们按照课堂上的理论，各自独立行动。结队归来，日本教员坐轿子，他则一直陪着学生们步行。
除了已逝的少年时代，周树人从来未曾如此亲近大自然。有时候，他就约了动物学教师杨乃康一起到西湖去，各采各的标本。由于与这一带植物的广泛接触，他甚至起了编一部《西湖植物志》的动念。不知为什么，他总是这般喜欢植物，喜欢野草，也许是出于对童年的梦幻般的依恋？或纯粹是一种精神寄托？还是在宁静的绿色中，潜意识地发现了为他所热爱的和平、善良而又卑微、平易的同类？不管怎样，总算是个人在消极环境中的积极行动。植物学也是科学。
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事情：他在教室里试验氢气的燃烧，因为忘记携带火柴，便嘱咐学生不要移动盖好的氢气瓶，以免混入空气，在燃烧时炸裂，说完便开门出去。当他回来，一点火，却立刻爆炸了。
手里的血，斑斑点点地溅满了白色的西装硬袖和点名簿。他发现前面的座位空出两行，想必是这里的学生趁他出去时移动了瓶子，放进空气，然后一齐避到后面去的。他爱学生，得到的是恶作剧的报复。
——但是，他们也是在试验呀！
出格的是性教育。这是一个绝对禁区。在课堂上，有学生提出加讲生殖系统的要求，他坦然答应了。没有别的条件，只是听讲的时候，不许发笑。整个学校为之轰动，而课堂的空气却是严静的。别班的学生，因为无从听讲，纷纷向他讨油印讲义。他指着剩余的讲义，对他们说：“恐怕你们看不懂，要么，就拿去。”原来，他的讲义写得很简单，而且使用了许多古字，如用“也”字表示女性生殖器，用“了”字表示男性生殖器，用“”字表示精子，等等。在未曾听讲而又缺乏文字学素养的人看来，无异于一部天书。他早已考虑到，讲义一旦传布出去，很可能引起不良的后果，这才采取了一种节制性的进攻方式。
周树人仿佛时时感觉着青春的流逝，于是也就时时感觉到气闷难耐。年龄是可以造成隔阂的。他毕竟不能像在南京或在日本时那样，可以混身于同学少年中间；同自己的学生一道，又怎能无顾忌地纵谈梦与现实呢？而在学生的眼中，他始终是那么一个几乎终年穿着一件白色羽纱长衫的，可尊敬然而严肃的“周先生”。在同事的眼中，他最突出的特点是憎恶官吏，常常模拟像“今天天气……哈哈”一类的官腔，惹人发笑；除了少数诙谐的场合，平时是不多说话，不大露笑容的。他是一个幽默者，也是一个孤独者。的确，在他，最亲近的就是强盗牌香烟、条头糕、夜和月亮了。
可他又是一个“好事之徒”，只要遇到刺激，就会像一头野牛那样马上亢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