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匠杨德成――
我家原在永昌县城东街靠近东城墙的榆树街门。
1936年农历十月初五。中午，从东城门进来几个陌生的外地人，侦察打听县城内国民党的军队、民团、政府人员以及官吏们的逃跑情况后很快离去。当时，人们未加注意。下午，人们传说很久的红军队伍忽然来了。数百名城内外的群众自发集结于东门外武家油坊、财神楼，跪的站的迎接、围观红军进城。红军骑兵见到道路两旁的人们，立即下马，扶起群众。人们对红军的第一个深刻印象就是待人热情和蔼、军容整齐、军纪严明，其次是衣着单薄破烂。
红军进城以后，当晚大部分宿营在车马店、油坊、庙宇等公共场所。第二天陆续到来的部队人多势众，县城内外各家各户住得满满的。住在群众家里的红军指战员总是让老百姓睡在炕上，他们挤住地铺。老百姓第一次看到了红军是一支好军队。
红军雇请了县城七八家皮坊的皮匠为红军做皮活。我的父亲杨瑞和我等十余人被雇请，集中到我家拾掇摊子做活。盛器不够，我们在红军的带领下到乔家油坊抬来了七八个盛油用的大木桶，连同我家原有的四只木桶用来泡羊皮。皮张缺乏，红军向县城内外各店铺和地方群众购买，后来也有从乡村地主家征集的。绝大部分是赶来地主老财的羊群宰杀后，羊皮剥下送给我们加工，羊肉供给部队食用。
我们这一处的主要任务是承担泡、熟、铲几道工序。生皮加工为半成品后，再移交到设在仓门十字处张维高院内的供给部的缝纫工厂，由红军工人承担缝纫。我们这些工匠日日夜夜熟皮，连续干了一个多月时间。仅我家一处，共加工半成品羊皮2000余张。当还有两三百张羊皮的时候，红军开始撤离县城西进。红军走后，马步青部祁明山旅进城。有人告发，说我父窝藏了红军的羊皮，遂将父亲抓到“复成功”店铺，悬梁吊打，羊皮也被抄走。因以前与商会会长王瑜（字子敬）有点私交，多年来我父给王家店铺做皮活，经王斡旋向敌人说情，方才获释。
羊倌毛长林――
1936年，我们兄弟俩从毛卜喇来到红庙墩谋生。哥哥毛培荣凭娴熟的皮匠手艺走家串户做皮活。我先在南泉地主陈世堂家放羊，后来又去水磨关的地主王中伦家放羊扛活，糊口养家。
红军的宣传吸引了我，从此摔掉了地主的放羊鞭，在水磨关上参加了正在组建的村政权及青年队的工作。
隆冬的河西走廊，天寒地冻，然而绝大部分红军指战员穿着单衣。红军总供给部为了尽快使部队每人能穿上一件御寒的皮衣或背心，准备雇请一批皮匠，协助红军缝纫工厂完成这一艰巨任务。水磨关村政权领受任务后，成员们到各村各庄雇请工匠20多人，其中我哥毛培荣也受雇请，全部集中到水磨关王家东新庄红军缝纫工厂做工，夜以继日熟皮、裁剪、缝纫。人手还不能满足需要，我也受抽调。我哥还从家中叫去了嫂子当帮手，还有其他几名家在附近的工匠也从家中喊来家属帮忙。为了尽快完成任务，又动员了水磨关一带许多家庭妇女帮助缝羊皮帽。这批工匠人员每天可做成长短皮衣、背心五六十件，皮帽40多顶。月余时间缝皮衣、背心2000多件，皮帽1000余顶。尽管活苦累一些，但总算解决了一部分红军的御寒冬装。每当一批皮衣做成后，领发的红军人员都说些感谢的话，我们每个人内心有着说不尽的喜悦和高兴。
我们这些工匠每天和红军人员吃在一起，受到红军的关怀和照顾。每过几天，供给部的负责干部带领工匠和帮手们，去到地主王中伦的粮仓里背粮食，作为为红军出力的报酬。
缝制皮衣，需要羊皮，来源有两条途径：一是向群众购买；二是发动群众进山赶来地主老财的羊，这是羊皮的主要来源。仅我所了解，在水磨关范围内，群众配合红军人员赶来地主放牧在山中的羊约两三千只。不仅筹集了大批羊皮，还为永昌境内的部队提供了肉食。红军了解到我曾给地主放过羊，要我带领去赶羊。我痛快地接受了任务，先后两次进山赶羊。第一次由两名红军武装保卫人员掩护，和其他两名群众一起到地主陈世堂在五沟山中放牧的羊群里挑选了膘肥个大的羯羊200只，在水磨关宰杀了。第二次又到地主王中伦在南山的羊圈里赶来250只，150只送往县城，100只留在水磨关。我参军失散回来，遭到审讯拷打，地主王中伦逼我招供带红军赶了他的羊。
我们做皮活时，还见到红军供给部兵工厂雇请了地方铸、锻、铁工20多人，集中在王家西新庄、陈家铺院等处，协助红军工人锻打三棱长矛和马刀，铸造马尾手榴弹壳。当时金属材料缺乏，村政权配合红军人员到群众家中搜集废铜烂铁。群众也主动向红军捐助了不少生铁、熟铁、制钱等金属及一部分火药原料。
红军撤离西进时，经供给部的一位干部动员，水磨关、红庙墩的六七名青年一同参加红军，也随队伍西征了。部队经山丹霍城，到达民乐永固的时候与马家军遭遇，后续部队被冲散。我和一个红军战士与部队失去联系，回到家中。
因我们兄弟曾为红军做事，我又带领红军赶了地主的羊，引起了地方反动势力的仇视。我刚回到家中，保甲长便将我们兄弟俩及红庙墩的王发信等17人捆绑，送到县城监狱关押。我哥沾染有吸食大烟恶习，半路上烟瘾发作，被保长推入冰河中算是了事。我们其余人被关押了18天，遭到审讯拷打。1937年春节刚过，我又被抓了壮丁送到祁明山旅当兵，与被俘到该旅的红军人员共同修甘新公路。抗战爆发后，祁旅调到陕西，因水土不服士兵死亡严重。我听到当年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驻在陕北，顿生再参加念头。于是串联了两个同乡逃跑到三原县，不幸又被国民党的一股骑兵截获。不久再次逃跑，几经周折直到1939年，穿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到达陕甘宁边区的富山县参加了八路军，实现了参加红军的夙愿。
店员张学仁――
西路军到永昌时，我和王有福在王瑜的“复成功”商号里当店员。商号经营日用杂货，王瑜本人是当时商会的会长。
有位刘科长住在国民党县党部里，常来“复成功”店铺。我们经常早晚送洗脸水、送开水，还干些零星杂务活，逐渐熟悉了。
刘科长熟悉了“复成功”的情况，知道店铺里有收来的秋羊毛。他说：“奉首长之命，你们的羊毛拿出来，给首长们赶制毡靴！”我们给王瑜转告之后，王瑜找来了四五个毡匠，把收下的800斤秋羊毛拿出来，就在店铺院内设摊赶制。不到一个月时间，制成600双毡靴，交给了刘科长。那年冬天十分寒冷，地皮冻得都裂开了口。刘科长接收这部分毡靴时，说了不少的感激话。
部队离开永昌的前三天，刘科长对我说：“你们有啥事，赶快告诉我，不然我们走了就不好办了！”当时我们再没有什么事，只是红军刚来永昌时，把“复成功”商号的一部分账簿收到县党部刘科长的住处放着，我们当即提出要这些账簿。刘科长说：“你们的账，你们认得，到我住的那里找去！”我和王有福到县党部的一间屋子里如数找回了账簿。
毡匠王开德――
红军到南泉田家庄驻守。红军一位姓朱的团长，把我找去为红军做毡鞋。这时，只有我们兄弟三个匠人。在田家庄做了几天，这个团要到县城，我们也随部队进城，住在钟家大院。这个团的活干完后，团长把我们移交给了红军总供给部继续干活。这时供给部的部分人员要出城，我们又跟着出了城，住在西十里铺的谢家西庄，又支起摊子继续干。这时又增加了张朝山、杨二毡匠和一个姓冉的天水匠人，我们称他冉秦州。
我们这帮匠人不仅赶制毡鞋，还养护在东十里铺战斗中大腿负伤的一名红军排长。他抬入县城后，我用一块帐篷布给他盖。我们出城时，把他抬到城外，继续养护。
在谢家西庄干了几天，部队转移到水磨关，我们继续跟上转移。我们把摊子铺在水磨关的王家西新庄内的铺院。这时，我哥王开仁、弟王开贵家中有事走了，只剩杨二、张朝山、冉秦州和我四人继续干。红军行军，毡鞋用量大，因此我们的任务越来越重，没日没夜地干。初期每天可做20双到23双左右。为了减少红军双脚冻伤，黄部长动员我们再鼓点劲，加把油，到后期我们每天可达到30双左右。自10月初到11月中旬，我们为红军赶制的毡鞋至少有千双。在水磨关住了七八天，南沿沟滩发生了战斗，战斗后继续西进，到新城子的徐家庄住了一夜又连续行军出了永昌县城。
我们四人参军跟着红军西进了，经大马营，直抵民乐永固。我因连续做活劳累过度，体力不支，尤其水土不服，腹泻不止，加上几天的行军就把身体搞垮了，病倒在途中。我在一个群众家休息了几天，沿途乞讨，腊月中旬回到家中。杨二也失散回来，听说张朝山后来也失散回来，但至今未见过面，冉秦州不知下落。
为红军磨面的王德义――
狄万川来到我家，让我负责东水泉、北海子42盘水磨人员安排、原粮调运、面粉送交等具体事务。我因为熟悉水磨行道的路子，没有任何推辞，便接受了任务。我又随同狄万川用一天多一点的时间跑遍了所有的水磨，动员了一部分群众，逐磨落实了人员。有的是原先就为磨主管磨的，有的是重新选配的。
红军供给部门为了防备敌人袭击抢粮，保障磨面群众的生命安全，在各个水磨上派出了一至二人的红军武装人员，既帮忙磨面，又轮流担负警戒保卫。
初次，原粮大都从县城粮仓调来，也有一少部分是从群众家购买的。过了不久，县城内粮仓的粮食剩余不多，从群众手中购买的数量也逐渐减少。为了缓和部队吃粮困难，红军开始用征办性措施，强行没收地主老财和资本家囤积、埋藏的粮食，筹集部队给养。一批批粮食源源不断地从县城或农村运到水磨。水磨夜以继日转动不停。
我以水磨调粮的角色，也曾参加过几次在县城和农村“搞窖子”的活动。首次是在县城东街的谢家油坊、红军征收出的少量原粮当场在油坊炒锅内炒熟后，由我负责调到水磨上磨成炒面。搞出的十几桶约8000斤左右的清油，由供给部出面配给各部队食用。第二次是到东十里铺的地主国民党的区长高增家中，搞出了50余石约合2万余斤小麦、豆禾，人背畜驮转运三天，全部送交到水磨上加工。第三次是到水磨关的地主王中伦家中。王中伦在城乡有几处庄园，仅水磨关一处囤积粮食200多石。我们这次征收了90多石，约合3万余斤，也运送到水磨上加工。
天气严寒，尤其到夜间，冻冰堵塞，水磨常常停顿。磨面人员夜间要多次破冰导淤，保持水磨转动，日复一日不停地为红军磨面。一个月时间，至少为红军提供面粉100万斤左右，基本保证县城内外红军人员的面粉问题。
磨面期间，供给部的领导干部和搞地方工作的黄部长不仅经常了解水磨的运转情况，而且也时时关心磨面人员的家庭和生活方面的问题，有时还向家中送去粮食。我为红军忙碌磨面，家中老母还每天为红军缝鞋袜。红军干部了解到我的家庭生活很困难，打发部队的一名红军人员用毛驴送去了八斗粮食。我知道后十分感激红军对我们穷人的关怀，也更激发了为红军多做一点工作的积极性。
负责磨面，送交面粉，逐渐熟悉了黄部长。他对我的工作也很感满意，有时还表扬几句。我年轻好强，只想用卖力工作来报偿。有一天当我到盐店巷任家院的供给部交完面粉后，碰到了黄部长。黄部长边鼓励我，边风趣地开玩笑说：“小伙子哟，你要好好干哟。干好了，将来我的这个部长就让给你来干哟！”我说：“黄部长，你也真会开玩笑，你这千军万马的部长，我把吃了奶的力气拿出来也当不了。我没有你那么大的本事，也不敢当。你硬叫我当，当上了我也干不了呀！”惹得在场的人哄堂大笑。
我一直在水磨上坚守到农历十一月初十左右。敌人重兵开始围攻县城，首先激烈争夺城东十里铺。东门外武家油坊、东水泉高地和北教场山、北海子一线，战斗十分激烈。后来北海子、东水泉一线红军失守，水磨关遂被敌占领，未及运走的一批面粉和原粮亦被敌军抢去。为防备红军再组织力量争夺水磨，心狠手辣的敌军将东水泉、北海子的所有水磨拆卸破坏。守城红军吃不到面粉，只能煮吃囫囵麦豆。
红军撤离时，我们五名青年受红军动员，志愿参加了红军。苗生娃，他父亲也给红军磨面，他在青年队；马宝宝，家中只有母子二人，他参军牺牲后，其母后来改嫁了；李宝宝，家中只有哥嫂；还有张永海和我共五人。
夜间，我们跟随红军出城行军到水磨关以上的三条沟后，遭到敌军的伏击，折回到水磨关。14日又发生了南沿沟战斗，战斗中，苗生娃、马宝宝、李宝宝三人牺牲了。我与张永海离开部队，几天后回到家中。
红军走后，敌人拥进县城，惨无人道地搜捕杀害红军人员和苏维埃政权成员，以及曾为红军办事的群众，抢劫掠夺。红军给我送的八斗粮食也被抢走，我几经躲避才免遭不幸。
红军在永昌散发粮食，救济贫困，给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群众为寄托对红军的思念和盼望红军归来，还编了顺口溜：
分给的粮食吃完了，
红军怎么不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