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
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在整个中国民主主义革命中，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形成以来，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时期里，所发生的许多重大革命运动，除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外，都是在孙中山的领导和推动下发生的。因而，有人认为护国运动的领导者应为孙中山。
这种看法，不无道理，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仍一心一意救国，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发表讨袁檄文，号召倒袁。尔后，还派诸多人士赴各省开展倒袁活动。吕志伊就是奉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之命，回滇联络同志，进行倒袁活动的。从这个角度看，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面旗帜，一个领袖，说他是护国领导，也为何不可。
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在于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不是从抽象的概念来认识事物。平心而论，在这场推翻洪宪帝制、再造共和的运动中，孙中山并未成为实际的领导者。这只要对两件具体事实进行分析，就可得出这一结论。作为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的代表吕志伊，奉命赴滇后，其倒袁作用仅只做了两件事：一是在滇军中下级军官中开展一些倒袁的联络和发动活动；二是当唐继尧明确表态倒袁后，吕被派往海外筹备经费。由此可知，吕志伊并未成为护国的实际领导者，而其身份只能是参与者。当唐继尧下决心倒袁后，曾派李宗黄找到了上海孙中山的代表陈其美，转交了致孙中山的信函，请求孙中山来领导这一运动。然而，这一愿望并未成为现实。运动爆发时，远在日本的孙中山，仅只是表示祝贺、支持而已。据此，孙中山为护国领导的立论无法成立。
那么，孙中山在护国运动中处于什么地位和作用呢？应该肯定，护国运动是在他的发起和倡导下产生的。他应是这一运动的发起人和倡导者。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作为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十分谦和，尽管护国运动是在他的倒袁号召下发生的，但他始终未以护国的领导者自诩。
梁启超？
在护国领导问题上，与孙中山迥然不同的是梁启超，实在缺乏自知之明。护国实现后，他在《盾鼻集》、《护国之役回顾谈》、《五年来之教训》、《国体战争躬历谈》等著作中，都一再宣称：云南护国起义，是他令蔡锷为之；又云“云贵首义之中心人物蔡将军锷者，时方在京师，当筹安会发生之次日，蔡君即访余于天津，共商大计”，“一面密电云贵两省军界，共商大议，又招戴戡君来京面商，时决议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响应”。“此余与蔡、戴两君在津之成算也。其后因有事故障碍，虽然不能尽知前策，然大端则如所预定也。”还说：“护国之役，吾所指使也。云南何有焉？”梁启超的这番话，显然把他自己定为护国策划者、领导人了。但是，1916年12月，他在为《再造共和唐会泽大事记》一书所写的序中又说：“帝制议起，国人劫于淫威，含怨蓄怒，侧目结舌，莫敢出气，首发难自会泽会泽指唐继尧，因他是云南会泽人。，黔、桂、川、粤、湘、浙望风嗣响，曾不旬月而雄奸陨国体复。”甚至早在该年的四五月间，商议护国军军务院抚军长人选时，梁启超就曾多次致电唐继尧，推唐任该职。其中一电文即称：“我公再造国家之功。薄海宗仰，务乞俯肩大任，济以时艰，大胜大幸。”这段材料说明，梁启超又承认护国运动是由唐继尧领导干起来的，再造共和之功非唐莫属，唐出任军务院抚军长是顺理成章的事。
梁启超在护国的领导问题上，一时宣称由他所“指使”，一时说“首发难自会泽”。这种自相矛盾的言语，本身就说明他最终还是不敢贪大功为己有的，无论如何也否定不了唐继尧“再造国家之功”。
其实，姑且不谈其他因素，只要从“人”和“力”的角度来考察，梁启超就担负不了护国领导的责任。所谓“人”，指的是所指挥的人马、势力，梁启超的进步党人，在云南势力微乎其微，根本成不了气候，领导护国，根本就没有基础。所谓“力”，指的是实力、军队。梁启超在云南乃至在中国的其他地方，都没有一支可依靠的军队，护国之役从何发起？
由此可知，梁启超的护国领导地位，不论其如何大吹大擂，都是无法成立的。
李烈钧？
李烈钧的护国“三杰”地位是肯定了的。他很有自知之明，能客观地看待自己在护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
护国运动后多年，他对护国领导如是说：“云南当年起义，如果不是唐继尧先生主动，他就不会让我和松坡进云南去，即使我们贸然进去了，他也可以把我们缚而囚之，献给袁逆。唐先生只要肯这么做，他立将发大财、封亲王（袁托英使朱尔典电英领事转达唐，若能杀蔡，即封亲王，并立由汇丰银行汇款三百万元以犒军，唐皆一笑置之）。我必须强调，设如当时唐先生不是早下决心，预有准备，我和松坡到达昆明前后仅一周之间，怎能就做到：大军陆续进发，草檄讨袁，布露天下？哪怕是演一出戏也嫌急促，怎会真刀真枪地干起来？世间没有这种容易事，即使再蠢的人，也能把这事判断得明明白白。在云南首义这个重要关头，唐先生首先发难，担重任，我和松坡不过是远道而去，适逢其会而已。承唐先生不弃，让我们帮他共襄义举。认真要在民国的功劳簿上记一笔，那么就应数先生居首功，松坡次之，至于我呢？确实毫无功绩。”
李烈钧的话，是比较客观的。只是对他自己，却过谦了。他的“三杰”地位，是历史已作了结论的。长期以来，史家把他的护国“三杰”地位列在“二号首长”的位置上，他却不为然，自认为在唐、蔡之下，这是诚实的态度。李烈钧的这一自我客观评价，应该说是与他谢世比蔡和唐较晚，又经历了更长的沧桑，对事物认识更深刻得多有关。
滇军中下级军官？
把滇军中的中下级爱国军官视为护国运动的领导者，这种观点也是不无道理的。袁世凯复辟称帝不得人心，全国各种有良知的政治团体和个人，都坚决反对袁世凯“变更国体”。但是，首先点燃反袁复辟烈火的，为何不在他地，而在边陲省份云南？除其他因素外，一个最根本、最重要、起着决定性因素的条件，就在于辛亥革命在云南搞得比较彻底，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群众基础好，特别是有着一支经过辛亥革命战斗洗礼的武装力量。虽然随着时代的变化，这支军队也在变化。但是，在护国运动开展之前，应该说这支军队仍然是一支革命的军队。这是因为：第一，它的领导权由反对复辟帝制的地方实力派掌握。第二，这支一万四千多人的部队，广大士兵是爱国的，其中下级军官中的大多数也是爱国的。第三，袁世凯虽然派了一些人，或培植了一些人在这支军队中进行控制，但北洋军阀的势力一直未能有效地控制这支军队。有这样一支武装力量的存在，就为反袁复辟的护国之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严格说来，云南的护国运动就是由这支军队的中下级军官率先搞起来的，是他们促成了云南护国运动的兴起。当袁世凯的复辟活动已经公开化，而唐继尧尚未公开表态之时，这支军队的中下级军官，如罗佩金、赵又新、邓泰中、杨蓁、董鸿勋等人，就曾多次与返滇开展反袁活动的中华革命党人吕志伊等密谋反袁。经过反复磋商后，在尚未摸清滇军统帅唐继尧的底细之前，他们已经形成共识，作出了以下三条决定：（1）在适当的时候要求唐继尧表态，如唐反对帝制，则拥护他为领袖；（2）若唐宣布中立，则将其礼送出境；（3）如果唐继尧赞成帝制，则杀之，拥罗佩金为领袖。
上述史实表明：第一，在唐继尧态度不明朗之前，滇军中下级军官中的爱国者实际上已经在开展着倒袁活动。第二，无论唐继尧的态度如何，滇军中下级军官都是下定决心要倒袁和维护共和的。第三，如果没有唐继尧来领导，他们也要推举另外的人来领导，他们确定了这位领袖就是罗佩金。第四，出于对唐继尧的了解，以及他所处的重要性，为了防止分裂、内讧，为了团结一致对外，集中全力打倒袁世凯，广大中下级军官对唐继尧寄予期待。
这是大家都公认的客观存在着的事实。这证明护国运动的早期活动，的确是由滇军中的中下级爱国军官实实在在的领导下进行的。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客观事实。
问题在于他们的领导作用只限于运动的早期，也就是尚未公开的时期。到了护国运动公开的时候，也即唐继尧公开表态之后，他们的领导作用就为唐继尧所取代了。这一变化，是由他们自身和唐继尧的地位所决定了的。人们可以作这样的设想：如果唐继尧不护国而拥袁，结果将会怎样？可以肯定，滇军中下级爱国军官是一定会开展护国运动的。但后果如何呢？有成功的可能吗？运动会不会护国不成，反而爆发内战？一旦发生内战，护国心血岂不付诸东流？正是这些诸多因素的制约，滇军中下级军官把由他们策划、发动并实际上在领导着的护国运动的领导权，寄托在唐继尧身上，给予他期待。当唐继尧公开表明态度后，运动的领导权由中下级军官手中转移到唐手中，便是历史的必然了。
唐继尧？
关于唐继尧是否应成为护国运动的领导人，史学界并无异议，都公认他是领导人之一。问题在于他在护国领导中的地位，是第一，还是应排在第三。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在《护国运动建奇勋》中，已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基本观点大致如下：
1.1913 ～1916年间，可以说是唐继尧在中国近代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他由拥袁转向倒袁，由镇守一隅的都督成为闻名全国并永载史册的“再造共和”领袖。
2.在袁世凯的“庐山真面目”尚未彻底暴露之前，唐继尧与蔡锷一样，对袁都持拥护态度，对袁世凯的指示是照办的。但是，当唐继尧逐步认清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狼子野心后，在孙中山号召和部属的推动下，唐继尧便毅然肩负起了护国反袁的领导责任。
3.唐继尧反袁经历了一个由犹豫顾虑到坚定，由秘密隐蔽到公开表态为人拥护的过程。这是由他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
关于唐继尧在这场斗争中的最初态度，当时唐的贴身侍卫、上尉副官邹若衡在《运动护国战役亲历记》一文中，有如下论述：
当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消息传到云南时，军中以杨蓁、邓泰中为代表的军官们义愤填膺，强烈要求倒袁。杨、邓当时分别为步七团、步一团团长，所部实际上是唐继尧的两个警卫团，杨、邓二人为唐的心腹和左右臂。他们利用随时可以见到唐继尧的特殊关系，要求唐反袁。
“有一次，杨来见唐，唐入小客室，杨敬礼后，唐央（让）坐……杨说：‘报告将军，现有消息，北京成立筹安会，硬要将帝制拿出来，你家看如何？’唐笑笑，杨又说：‘现带兵将领人人摩拳擦掌，愤慨万分，勇气百倍，我们应注意。’唐答：‘我认得，你将军队好好掌握起。’后杨又来见唐，对唐说：‘袁世凯要当皇帝，云南统兵官们纷纷愤恨。’唐笑笑未表示。杨又说：‘历代古人干事，决定于该做不该做，不计成败，只要应该做，纵虽失败，也要干，古今道理一样。’唐哈哈大笑。”
除此之外，唐继尧在这段时间里，还亲自挑灯审讯并下令枪毙了一个自称奉孙中山之命来滇策动反袁的国民党“司令”；并接受了袁世凯所封的“一等侯”爵位，对袁派来的授勋专使何国华，唐亲自到火车站隆重欢迎。另外，筹安会出笼之际，蔡锷写信给唐继尧，反对帝制，唐派杨纯五送去复信，信中无肯定表示，含糊其辞。
这一切都给人一种感觉：这时唐不但不反袁，反而处处服从。因而，后来有人据此说唐反袁是被其部下胁迫的，是被动的，唐不是护国领袖。实际上，这是复杂的斗争环境中的一种假象，甚至可说是一种伪装，是为了迷惑袁世凯。因为处在唐继尧那样的地位，在未作好周密安排、充分准备之前，就像杨、邓那样慷慨激昂，行吗？一步不慎，便将铸成大错。别的不讲，只要袁世凯一声令下，下道公文免去唐继尧一切职务，后果将会怎样？这是有点政治头脑和历史常识的人都清楚的事。
4.唐继尧反袁的决心早在筹安会成立时就定下了。这可从其暗中所进行的对外联络、筹备经费、军事准备、组织策划等方面找到根据。只是由于其特殊地位，要谨慎行事，在计划未安排妥当之前，对友好、对心腹部属，都只能严守机密，甚至要忍辱负重，冒“被杀”的风险。
5.从起义后成立云南都督府领导成员安排上，也可看出唐继尧是处在主要领导岗位上的。那就是经反复协商后，决定以唐继尧为都督，留守昆明；蔡锷为总司令，率军出征，同时，对他们之间的指挥权宜作了三项决定：（1）关于军制军令凡涉总揽之事，只以云南军都督府名义行事；（2）蔡李应聘任，来往文书用咨函；（3）对外文告唐、蔡、李三人同署名。政协昆明市委员会、昆明地区革命纪念设施工作小组编。
根据这些材料和分析，笔者认为在护国运动时期，唐继尧在护国“三杰”中应处于最主要的领导地位，即“第一把手”的位置。
蔡锷？
当前，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观点认为：护国运动的最主要领导人是蔡锷；护国“三杰”的排列顺序是蔡锷、李烈钧、唐继尧。
这种观点在下列诸方面大量而集中地反映出来：一是专家学者的专著和论文中，二是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中，三是大中学校的教材中。
在纪念护国运动80周年的今天，在大量材料公之于世的今天，在学术讨论空气十分活跃的今天，这种传统观点有深入研讨的必要。本文的前部分已从李烈钧的评述、唐继尧的活动中，论证了蔡锷在护国运动中并未居于最主要的领导位置。现想就蔡锷自身的行动，来论述一下这一问题。
1.蔡锷被袁世凯采用明升暗降之计，调离云南，赴京任职后，其在云南的领导权自不复存在。当然，其影响仍很大。
2.进京后，蔡由拥袁到反袁，也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决心反袁后，由于被袁控制，身不由己，只能暗中活动。这当中，自然有与其恩师梁启超的密谋，也有与云南方面的联系。这些往来与联系，难构成导致蔡锷成为护国运动首义的领导因素。
3.袁世凯是抓枪杆子的北洋军阀头子，要反其复辟帝制，没有军队是行不通的。蔡锷本是带兵官，离滇后失去兵权，也就失去依靠滇军倒袁的资本。如果仅就有深远影响来谈领导权，那蔡锷、孙中山相比，恐怕孙中山的影响无论在云南和全国，都要比蔡锷大得多，以孙中山为护国运动主要领导人，也恐怕更会令人折服。
4.从整个护国运动的进程来看，蔡锷只能算是中途搭车的。从1915年9月11日至12月19日，蔡锷至滇之前，唐继尧已在军官中秘密召开过三次会议，策划、安排好了有关起义、联络他省和进军四川的事项。蔡锷至滇后，被邀请参加第四次会议，最后决定了举义日期及成立临时军政府事项。从参与的情况和所起的作用来看，蔡锷的首席领导位置也是难以确定的。
5.不仅起义前的策划、组织是唐主持，蔡、李等只是应邀参与；而且护国之役中，三军的协调指挥，兵源补充，后勤供给也皆由唐安排，而并非蔡统筹。故护国主要领导为唐，而蔡居次。
6.但是，由于蔡锷在云南辛亥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组成护国三军讨伐北洋军时，蔡锷的第一军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其功不可没。这也是应充分肯定的。
简短的结论
孙中山是倒袁的号召人和发起者，护国运动是在他的倡导下发生的。
梁启超是从袁世凯营垒中杀出来的反戈一击者，护国成功应有他一份功劳，那就是加速了袁世凯众叛亲离的作用。
滇军中下级军官中的爱国者，是护国成功的中坚力量，运动伊始是由他们发起和领导的；他们的义举，增强了唐继尧领导护国运动的决心和信心。
蔡锷、李烈钧、唐继尧都是护国运动的领导人，故有“护国三杰”的誉称。但传统的顺序应该改变。笔者认为应该改为：唐继尧、蔡锷、李烈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