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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术、势相结合的法制思想：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法、术、势，分别是战国前期法家思想的三个代表人物商鞅、申不害、慎到提出来的。商鞅重“法”，他认为治国的根本在于严明的法令与奖惩合一的刑赏制度，在于在全国确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申不害重“术”，即权术。他认为国家的稳定与发展的关键在于君主的统治之术，这就要求君主必须要有能力驾驭群臣，有能力和手段使大臣为自己服务。“法”与“术”不同，“法”是全民的规范，是应该公开的、明确的，要使人人都看得到；而“术”则只是管理者一人的秘密武器，即便是最亲近的人也无法知道，这就是“其用人也鬼”。慎到重“势”，他认为君主必须要“抱法处势”，拥有绝对的权势地位，方能令行禁止，治理好天下。
（2）《五蠹》：韩非说理散文的代表作品，全文长达七千余字。《五蠹》一文将儒家、侠客、纵横家、患御者、工商者等五种人比喻成社会上的蠹虫，认为他们是危及新兴地主阶级统治的五种社会势力，应该对他们给以严厉的打击。文章还表现了韩非进步的历史观，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法制思想，也体现了他反对复古，反对因循守旧，主张变革的政治观。就艺术而论，它也代表了韩非散文突出的艺术成就。文章中心明确，逻辑严密，比喻巧妙，深入浅出，说理充分，具有极强的说服力。该文也典型地体现了韩非散文冷峻峭拔的风格特征。
寓言是一种具有深厚群众基础和悠久历史的文学体式，常常通过劝谕性或讽刺性的小故事寄寓某种事理。它常采用夸张、象征、比喻、拟人等手法来叙事写人或绘景状物，从而表现出深奥的生活哲理和道德教训，短小精悍而又明白易懂。
先秦寓言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易经》爻辞已经出现了寓言的萌芽，至春秋末期及战国初期，寓言开始在民间广泛流传，形成了中国古代寓言创作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的寓言内容丰富深刻，艺术形象生动，表现方法多样，不仅成为中国寓言文学的鼻祖，也成为先秦文学的一颗璀璨明珠。
寓言一词最早见于《庄子·杂篇》。《寓言》篇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习淇父者也。”清人王先谦注曰：“寄寓之言，十居其九，意在此而言寄于彼。”王夫之指出：“庄子于此发明其终日言而未尝言之旨，使人不泥其迹。此篇与《天下》篇乃全书之序例。”《说文》：“寓，寄也。”成玄英作《庄子疏》云：“世人愚妄，妄为猜忌，闻道己说则起嫌疑，寄之他人则十言九信。”可见，“寓”即寄托的意思，就是把自己想要表达的思想借助于他人之口，或以他事、他物的形式表达出来，从而使所要表达的道理更具有说服力和可信度。
可见，在先秦时期，寓言是一种文体或更多的是一种修辞手法，其本质在于比喻。它以寓意为本体，或借此喻彼，或以古喻今，或以小喻大，或以人喻物，把抽象深刻的道理寄寓在生动形象的故事之中，从而表达出言外之意。黑格尔在《美学》中对寓言的作用也作了明白的阐述：“人们对于寓言都习以为常地首先想到道德教训，所叙的事件本身只是一件外衣，只是为阐明教训而完全虚构出来的。”因此，寓言要具备虚拟性、短小性、故事性、训诫性、比喻性五个特征。虚拟性与历史性相对而言；故事性保证了寓言的趣味性，同时又不违背生活常识及生活逻辑；短小性使得寓言的情节简单，叙事简短，中心明确；训诫性使寓言具有深刻性；比喻性则使道理的表达含蓄生动。
一、先秦寓言的产生
中国寓言产生的具体时间已无法确考，大体应该在殷末周初，约公元前11世纪左右。《尚书·商书·盘庚中》中的这段文字就可看作寓言的早期资料：
尔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尔忱不属，惟胥以沉。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这是殷帝盘庚在动员臣民迁都时的一段讲话，旨在讽喻那些不愿意迁都的民众，认为这些人的行为是自讨苦吃，如果不愿意迁都，就如同人已乘舟却不愿渡河而等待船朽烂一样，不仅自己会沉没，大家都会跟着淹死。这段话用了比喻词“若”，带有比喻的性质，但其生动的故事性及明确的寓意完全可以被视为初期的寓言作品。
由此可见，我国寓言的萌芽状态至少在殷盘庚时代（约公元前14世纪）就已经出现了。此后，直至公元前11世纪西周诛灭殷纣而成为天下共主，周公执政后为稳定天下，仍以征伐为事，诛武庚，平管、蔡，伐淮夷，灭奄国，国家遂趋向安定，出现了“成康盛世”。这一翻天覆地、改朝换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就促使那些思想家、政治家以及文士们对此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总结，这也就为以表现生活哲理为主要内容、以讽刺劝诫为基本特征的寓言文学提供了温床，寓言在这个时期开始发展，并逐渐趋向成熟。这一时期的典籍中就保留了人们深入思考的思想成果，其中有些就可以视为这个时期留存的寓言资料。如《尚书·周书·牧誓》：（武）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
这段文字记录了周武王讨伐殷纣时的动员令，即借母鸡司晨导致家境破落的古代传说来比喻殷纣王宠信妇人致使朝政混乱，国家衰败。从而说明讨伐殷纣是符合天理的。
再如，《周易》卦、爻辞中约有三四十则寓言，大都言简意赅，意味隽永：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人，凶。武人为于大君。——《履·六三》
这则寓言讲一个人眼盲脚跛，勉强视物行走，结果踩到了老虎的尾巴上而被虎咬死，以此来比喻一个人如果没有做君主的才能而强做国君，不会有好下场。
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大壮·上六》
这则寓言讲一只公羊的角被篱笆绊住，进退两难，比喻人陷入两难之境，将人们常常遇到的这种情境表现地形象且生动。
《诗经》也零星地保留了这个时期的一些寓言，如《周颂·小毖》、《大雅·卷阿》、《豳风·鸱》等几首。试读《鸱》：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谯谯，予尾翛翛。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
此诗传为周公所作，是一首鸟言诗。全诗采用拟人化的方式，以一只老鸟自道其艰辛困苦来寄寓诗人对当时处境的感慨。诗中，老鸟诉说了自己如何辛苦经营巢室、卫护小鸟、勇敢御敌的经过，表白其忠诚之意及深忧危苦之情，十分感人。
可见，这一时期的部分寓言作品已经从比喻中脱离出去，这些寓言或独立成篇，或在文章中作为说理的例子。它们或取材于生活故事，或取材于动物故事，或采用客观叙述方式，或采用独白方式，或拟人，或夸张，均寓意深刻，形象生动。这说明寓言在这一时期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式，为寓言文学的发展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二、先秦寓言的发展
西周“成康盛世”到春秋后期是寓言的发展期，这一时期的寓言作品大多保留在《诗经》、《左传》、《国语》中，此外，也有少数留存在《公羊传》、《梁传》及《孙子兵法》等典籍中。与殷末周初相比，这一时期的寓言作品表现出新的特点。
首先，寓言更广泛深刻地关注及反映现实生活。试读《诗经·小雅·黄鸟》：黄鸟黄鸟，无集于谷，无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谷。言旋言归，复我邦族。黄鸟黄鸟，无集于桑，无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与明。言旋言归，复我诸兄。黄鸟黄鸟，无集于栩，无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与处。言旋言归，复我诸父。
此诗将统治者比作贪吃谷物的黄雀，以形象的比喻刻画了统治者贪婪自私、不知体恤民众的丑恶面目，反映了劳动人民反抗不合理社会制度和追求美好生活的意识和愿望。从立意上来讲，此诗与《魏风·硕鼠》、《大雅·荡》、《邶风·新台》等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揭露统治阶级不劳而获、荒淫无耻、卑鄙阴险的丑恶本质。
《国语》也从各个方面反映及批判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人和事，如《国语·晋语八》中的“晋平公射鴳”：平公射鴳，不死，使竖襄搏之，失。公怒，拘将杀之。叔向闻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杀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为大甲，以封于晋。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鴳不死，搏之不得，是扬吾君之耻者也。君其必速杀之，勿令远闻。”君忸怩，乃趣赦之。
这则寓言是一篇描写机智人物的小故事。寥寥数语，便将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以及人物的性格心理、举止言谈等等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既可以感受到晋平公的喜怒无常，又可以感受到叔向的巧智过人。叔向巧妙地运用正话反说、旁敲侧击的论说法，表面上是劝晋平公杀竖襄，以免丑闻传扬，实际上却暗示若杀此人，则将是更大的丑闻。他首先装作与晋平公站在同一立场上，然后以唐叔射兕与平公射鴳进行模拟，以唐叔的英武与平公的狼狈相比，故意将丑行美化到荒唐无理的程度，令人于捧腹大笑中体味事理。
这一时期，《左传》也表现出了对社会生活深刻的批判意识。如“内蛇与外蛇斗”：郑厉公自栎侵郑，及大陵，获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请纳君。”与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杀郑子及其二子而纳厉公。初，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六年而厉公入。公闻之，问于申繻曰：“犹有妖乎？”对曰：“人之所忌，其气焰以取之，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厉公入，遂杀傅瑕。（庄公十四年）
此则寓言借用“内蛇与外蛇斗”这一故事形象而含蓄地抨击了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残酷性。
再如，《左传·昭公二十二年》所载的“雄鸡断尾”的故事：
王子朝、宾起有宠于景王，王与宾孟说之，欲立之。刘献公之庶子伯蚡事单穆公，恶宾孟之为人也，愿杀之。又恶王子朝之言，以为乱，愿去之。宾孟适郊，见雄鸡自断其尾。问之，侍者曰：“自惮其牺也。”遽归告王，且曰：“鸡其惮为人用乎？人异于是。牺者，实用人，人牺实难，己牺何害？”王弗应。
周景王的宠臣宾孟在郊外看见一只公鸡“自断其尾”，问侍者是什么原因，侍者回答说：“这是它害怕自己成为祭品。”当时周景王打算立儿子子朝为太子，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宾孟回去后，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周景王，企图说服周景王要实现自己的愿望，就不要害怕付出代价，从而暗示周景王杀掉阻止子朝成为太子的人。
此外，还有“牵牛蹊人之田”（宣公十一年）、“石言于晋”（昭公八年）、“鼠昼伏夜动”（襄公二十三年）等故事，或批判了当权者奢侈享乐的生活方式，或揭示了一些国君懦弱无能的真实面目，这些寓言针对性强，具有讽喻及批判功能，表现出寓言文学独特的社会功能。
除了讽喻和批判之外，这一时期的部分寓言作品也表现出明显的歌功颂德的特点，以积极的形象及故事来体现生活哲理，具有很强的启迪教育作用。如《左传》中的“子罕辞玉”：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弗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稽首而告曰：“小人怀璧，不可以越乡。纳此以请死也。”子罕置堵其里，使玉人为之攻之，富而后使复其所。（襄公十五年）
这则寓言塑造了一位廉洁清正的官员形象，宋国子罕为官多年，不贪不占，深受百姓爱戴。一日有乡民送来一件璞玉表达对子罕的敬慕之情，并告诉子罕此玉为价值千金之宝玉，子罕却拒绝接受。乡民才道出实情，告诉子罕怕自己手持如此贵重之物而招致杀身之祸，故而将其献出，请子罕保管。子罕听后，找玉工将此玉打造成工艺品，并将所卖之钱交给了持玉者，让其回乡过日子。“子罕辞玉”作为廉洁正直的佳话就一直流传下来，为人们所传颂。这则寓言告诉我们应该保持品性不变，不应贪婪，这样才能得到最宝贵的东西。
其次，寓言篇幅加长，故事性增强，情节更为完整生动，人物形象更为鲜明清晰。这说明这一时期的寓言更加成熟了。如《左传》“老人结草抗杜回”的故事：
秋七月，秦桓公伐晋，次于辅氏。壬午，晋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还。及洛，魏颗败秦师于辅氏。获杜回，秦之力人也。
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及辅氏之役，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杜回踬而颠，故获之。夜梦之曰：“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报。”（宣公十五年）
这个故事借助梦境说明了人应当具有感恩报德的美德，同时还告诫人们“善有善报”的道理，主张人们积善行德。
三、先秦寓言的繁荣
寓言经过近千年的漫长成长、发展过程，到了战国中后期，寓言文学终于形成了高度成熟、繁荣兴盛的新局面。寓言文学的创作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当然，这一局面的出现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及文学自身发展的原因。
从社会层面来讲，春秋末期到战国中后期的社会环境为寓言文学的繁盛提供了客观条件。首先，这一时期处于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新旧制度交替时期，激烈的社会斗争促进了思想大解放，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政治局面，也滋生了策士们纵横驰骋的游说之风。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知识渊博的士阶层的迅速壮大，为寓言的繁荣准备了大量人才。先秦诸子为了让社会接受自己的观点，在论辩中常常借助寓言故事，深入浅出地阐述自己政治观点，他们有意去收集、记录和创作寓言，使寓言创作进入了有意识创作的阶段。其次，积累了近千年的民间传说、历史故事和历史著作大量出现，为寓言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经验。再次，人们更加重视寓言劝谕讽谏的社会作用，学习及运用寓言的热情高涨。孔子提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论语·雍也》），《墨子》亦提出“譬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也”（《小取》篇），庄子更是在《寓言》篇中明确提出了“寓言”的概念，可见人们对寓言功效认识的不断提高，这也促使人们更多地学习和使用寓言。这个时期的理论著述，如《论语》、《墨子》、《韩非子》、《孟子》等书无一不有寓言，且显示出强烈的喻理性和论辩性的特点，使寓言这一文学体式作为一种言理达意的手段在当时的政治斗争、外交斗争、学术交流、百家争鸣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来说，寓言已经经历了近千年的酝酿、产生、发展的时期，已经达到了技巧娴熟、手法丰富、风格多样、形式也臻于成熟的新阶段。总之，战国中后期，随着诸子散文的进一步繁荣，寓言文学也出现了繁盛局面，形成了波澜壮阔的高潮，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这一时期寓言的数量空前。《庄子》约有寓言近200则，《韩非子》有320余则，《吕氏春秋》有近300则，《战国策》有50则，其他像《孟子》、《荀子》等著作中亦有不少寓言故事，另外已经散失的《申子》、《尹文子》、《公孙龙子》等书，从后人的辑本来看，其中寓言也应不在少数。总之，这一时期的著作中，几乎没有不涉及到寓言的。它以丰硕的数量成为先秦文学中引人注目的文化瑰宝。
第二，这一时期寓言涉及面之广前所未有，人物形象丰富多彩。就前者而言，这一时期的寓言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政治、军事、外交、农业、商业、手工业、畜牧业、渔猎业、医道巫术、音乐绘画、射御技艺、学习、交游、教育、婚丧嫁娶、抢掠偷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甚至还广泛地涉及自然界的方方面面，日月星汉、江河湖海、山林草木、风云雷电、虫鱼鸟兽，大凡自然界中的一切几乎无所不有。就后者而言，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也刻画出战国时代丰富的人物画廊，上至天子诸侯、公卿大臣、圣哲学者、隐士高人，下至木工石匠、庖丁庶民、乞丐丑女、畸形人等等，此外还有神仙鬼怪、神龟大鹏、巨木大瓠等等想象虚构之物，无所不包，无所不有，巨细无遗。而且这些东西经作者妙笔传神，形象生动，情趣盎然，不仅给人以思想的启发，哲理的启迪，而且也给人以无尽的美感和精神的享受。
第三，这一时期出现了寓言专集。战国中后期出现了专门从事寓言创作的作家，如庄子、韩非子、列子等人，他们均堪称世界一流的寓言大师。庄子大量创作寓言，如“庄子一书，寓言十九。”司马迁也说：“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庄子中的文章，有的全篇几乎是用寓言连缀而成。庄子一书，虽然不是寓言专集，但就其数量而言，不但在《庄子》中占了绝对大的比例，比起其他寓言作家来说，也毫无逊色。作家们不但积极创作寓言，同时，也出现了专门搜集、整理寓言的作家。如韩非的《说林》（上、下两篇）共载寓言60余则，《内储说》、《外储说》六篇载寓言210余则，加起来几近300篇之多。
第四，这一时期的寓言表现出不同的风格面貌，流派众多。《庄子》、《列子》等寓言，多受南楚巫风文化的影响，以富于想象而著称，诚如刘熙载《艺概》所云：“寓真于诞，寓实于玄”“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庄子的寓言又多取材于神话传说、动物故事以及超人奇事，想象丰富，情节奇特，具有浓厚的奇幻色彩，可称为浪漫主义流派；《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晏子春秋》等寓言，则多取材于生活故事和历史故事，经过作者匠心独运的提炼和加工，虽然亦不乏优美的想象、合理的夸张和渲染，但情节接近常人的世俗生活，有的甚至是我们在现实中可以看到的现象，可称为现实主义流派；《战国策》则是因为受到特定的时代、特定的人物极其特定的活动的影响，而形成了它的特色。战国时代是一个从后宫到战场、从林立的侯国，再到整个天下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激烈斗争的时代。而《战国策》所写的人物就是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士阶层，他们以自己的学识智慧全面地参与了这场斗争，或为后宫争宠出谋划策，或为贵族争权策划妙计，或奔走列国耸动诸侯、纵横捭阖，为了让别人能够接收自己的主张和策略，寓言常常成为他们说服对方的主要手段，因而使这些寓言充满了智慧、充满了谋略思辨的色彩。
第五，这一时期寓言的表现手法丰富多样，灵活多变。这一时期的寓言作者除了采用夸张、拟人、象征、比喻等传统的手法之外，还大量运用了心理描写、肖像描写、场景描写、气氛渲染等手法来刻画人物，突出主题，增强寓言的表现力。因而，这一时期的寓意鲜明而深刻，不仅可以给读者以思想启迪，而且可以使读者得到审美享受，大大地提高了寓言的艺术品位和美学价值。比如《列子·说符》中的“疑邻窃斧”即是通过惟妙惟肖的心理刻画，说明带着偏见观察事物，往往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从而告诫人们应该用客观的眼光去观察和审视人和事。这则寓言故事简短而精粹，寓意鲜明而深刻，其手法令人拍案叫绝。《庄子·逍遥游》中的“藐姑射之山神人”形象的塑造就运用了非常出色的外貌肖像的描写，庄子写她是“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在这一无与伦比的美的形象中，寄寓着包括庄子的人生观、世界观、处世态度等等丰富的哲理内涵。《庄子》中的许多著名寓言也都出色地运用了场景描写的手法，如“望洋兴叹”，场面宏阔，气势博大，不仅给人以视觉的冲击，也给人以精神的震撼。
此外，这一时期的寓言作品情节多变，波澜起伏，富有戏剧性，人物形象也生动可感，这集中体现在《庄子》、《列子》等作品的寓言中，如“汉阴丈人”（《庄子·天地》）、“盗跖与孔丘”（《庄子·盗跖》）、“愚公移山”（《列子·汤问》）等。这些，都可以看出先秦寓言不仅走向了成熟，也走向了高度的繁荣。
综上所述，战国中后期，寓言创作进入了全盛的高潮时期，成为先秦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先秦寓言亦以其作家、作品数量之众多，涉及内容之全面广阔，表现手法之丰富多彩，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占有令人瞩目的重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