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可谓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奇人，他精通九种语言，学贯中西。20世纪之初，当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们大力宣讲西方文明的时候，他却用西方人的语言倡扬古老的东方精神，他的思想和文笔在极短的时间内轰动了整个欧洲，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成为当时访问中国的外国作家、政治家、记者们的口头禅。他创造性地向西方译介了“四书”中的三部，即《论语》、《中庸》和《大学》。英文著作有《中国的牛津运动》、《春秋大义》等。他保守的思想、古怪的言行也国内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作为第一位致力于向西方介绍中国典籍、中国精抻的人，辜鸿铭是应该被历史记下的。
晚年的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主讲英文诗。他在讲台上说：“英文诗分三类，国风、小雅和大雅。国风中又可分为苏格兰风、威尔士风等七国风。”他还让学生练习翻译《三字经》、《千字文》。这位民国时代仍穿长袍、拖长辫的古怪老头成为北大一景，也吸引了许多外国著名人士慕名拜访。英国作家毛姆、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印度诗人泰戈尔及日本首相、俄国皇储都先后登门。他毫不客气地凭其渊深的西洋学术涵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令来访者钦佩不已。与此同时，胡适、陈独秀等人也把守旧的辜鸿铭立为论战的靶子。1928年4月30日，潦倒的辜鸿铭在北京病故，结束了他奇异的一生。誦辜鸿铭堪称北京城里最后的“辫子一位文化辫帅。
他死后，围绕着他的绚丽光环与“落伍、倒退”的声名也几乎同时消逝了。近年来，辜鸿铭的著作被重新发现，人们将负载着中国精神的洋文重又译回中文。然而热闹的同时，又似乎过分执著于他留辫子、穿长袍的古怪形象和对小脚、蓄妾的赞美，却忽视了他的精神。林语堂曾评价他说：“辜作洋文、讲儒道，耸动一时，辜亦一怪杰矣。其矿达自喜，睥睨中外，诚近于狂。然能言顾其行，潦倒以终世，较之奴颜婢膝以事权贵者，不亦有人畜之别乎？”而一位外国作家也曾说过：“辜鸿铭死后，能作中国诗的外国人还没有出现。”看来西方人也是当他为同类的。
辜鸿铭曾受张之洞赏识，先后在两广总督署和湖广总督署倣幕僚，后又去外务部，由员外郎升郎中，直至左丞，也算是青云直上了。大清帝国寿终正寝，他却衣冠不改，依旧蓄发梳辫，戴红顶瓜皮小帽，穿绸长袍缎马褂，并且公开声明效忠清室，宣扬复辟帝制。张勋复辟时，辜鸿铭为之鼓与呼，因而列名为外交部次长。《清史稿》云：“汤生好辩，善骂世。国变后，悲愤犹甚。”可见他是以谩骂来斗争的。他不会轻易去死，因其不甘示弱，宁愿拖着根灰白色长辫招摇过市，坚持不懈地做前清的“形象代言人”。
蔡元培受孙中山之命接管北京大学，既广纳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激进革命派，对政治上保守但学术上有实力的旧式学者也不摒弃一一诚邀辜鸿铭来北大教授英国文学和拉丁文。胡适对此提出异议，蔡元培则替辜鸿铭开脱：“我们尊重的不是辜鸿铭的辫子，而是他的学问。”使遗老遗少也人尽其用。
辜鸿铭被世人视为守旧的遗老，不仅在于他自己留辫子，还在于他主张女人缠小脚（三寸金莲在其眼中有一种销魂的美），主张男人纳妾（也就是娶小老婆）。
有洋女士反驳其一夫多妻的观点，说未尝不可实行一妻多夫制，辜鸿铭悠然道出其著名的“茶壶理论”：一把茶壶可配四只茶杯，未尝见一只茶杯配四把茶壶的。他某些观念颇像封建社会的大地主，令人难以置信他居然留过洋，并且精通西学。但若认为他完全受儒家传统熏陶，他也会说一些让孔夫子汗颜的话，譬如他曾跟英国同行大肆鼓吹中国的妓女：“一个人要想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精神，他必须去八大胡同亲眼看一看那些歌妓的优雅、殷勤及其妩媚娇柔，但又不失尊严的风度，特别要注意污言秽语会多么让她们脸红……”连来自自由社会的西洋人，都震惊于这位旧中国遗老思想上的开放与新潮。
辜鸿铭是铁杆保皇派，他一有机会就大肆宣传忠君思想，几乎达到了不择手段的程度。譬如五四时期蔡元培校长曾有辞意，北大教授们开会挽留。轮到辜鸿铭发言时，他讲出的道理最简单，也最另类：“校长是学校的皇帝，所以非挽留不可！”其他教授听了，目瞪口呆，怎么也弄不明白：教育与帝制有什么关系？居然被老辜一线相牵。
辜鸿铭挽留不了帝制，只能苦苦地捍卫着自己的辫子。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不硷財涌不會夬之介访华，国际通讯社的约翰斯为之导游，称来北京不看紫禁城没关系，但不可不见辜鸿铭。芥川去辜宅时，恰巧穿了一身中式服装，给主人留下颇佳的第一印象：“你不着洋装，难得！”辜鸿铭继续打量，又觉得少了点什么，于是不无遗憾地说：“只可惜没有发辫。”弄得日本客人啼笑皆非，下意识地伸手摸自己脑后：“约翰斯真不欺我。此公确是个人物！”（引自靳飞《辜鸿铭其人其事》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