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日本企业界的权威所说，企业在顺利的时候，总经理只要下令前进，公司的全体员工就会有条不紊地生产；但当企业碰到经济萧条的时候，企业究竟怎样对付经济不景气，就是企业经营者所要时刻思考的问题了。如果我们仍然以东芝公司作为个案分析的对象，那么，从对20世纪60年代中期经济萧条的应对情况，大概可以看出日本企业对付经济危机的主要策略。
一、怎样渡过危机
20世纪60年代经济萧条的出现，是由1964年的“经济衰退”所引发的，而“经济衰退”现象很快渗透到日本产业的各个生产部门。到1964年底，大部分的工商企业都受到严重的影响。不兑现的支票满天飞，破产案逐日增加，破产企业债台高筑，社会经济秩序因资本结构的恶化而陷于混乱。更为严重的是，作为国家经济支柱的民间大企业的破产，将对国家经济基础造成动摇。1965年前后所展开的大规模国际贸易活动，国内市场销售疲软的损失，则从大规模的世界市场贸易中补偿回来。不过，这种情况可能大多出现在像东芝这样的大型企业，一般中小企业很少有能力单独进行国际贸易活动。
但从经营方法的角度来看，东芝公司对付经济萧条的办法，并不是像日立公司那样收缩生产规模、一定程度地减少从总经理到职员的工资和奖金、让职员度假、减少投资，等等。东芝反其道而行之，在经济萧条时扩大设备投资、增加生产规模，积极为经济的恢复做好准备。但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在经济萧条时期如何保持利润和保住市场，是每一个企业经营者都要面临的难题。
在1962-1965年的经济萧条时期，东芝公司是采取积极投资的方式来保住市场的，但对于东芝的这一经营策略，却有截然不同的评价。例如，1966年1月的《钻石》周刊在评价东芝公司成本提高的原因时，就批评东芝公司在经济萧条时期“设备投资抓得不紧”，此外，还有“运用资产方面做得不好”，“协作公司和承包体制软弱”等。显然认为东芝在采取积极投资的基本策略方面还应加大投资力度。
一直作为东芝竞争对手的日立公司，则批评东芝公司的成本提高是在萧条时期时加大投资造成的。日立公司认为，萧条时期的过量投资，不仅会增加资本回收费用的负担从而提高成本，而且为了不使新设备闲置，只好不惜工本地接受订货，从而导致利润下降。按照日立公司的经验，当经济萧条时，企业要停止设备投资，以制止恶性循环。按日立的说法，是采取“让肚子瘦下去”的策略。萧条期将至，公司就让工人回家，只发97%或98%的工资，不发奖金。这样做虽然省不了多少钱，但这却是极有效的“精神刺激疗法”，目的是让公司职员有强烈的“危机感”，待危机过去，可以在恢复期收到快速的效果。这种随着市场变动而采取的“紧缩经营”策略，可以说是以日立公司为代表的日本产业界所普遍采用的方法。
应该承认，东芝公司并不是不注意“紧缩经营”策略的应用价值，因为对于积极投资来说，“紧缩经营”可能更容易些。在战后的“黑暗东芝”时代，石坂泰三为了使东芝在混乱的困境中重新站起来，曾经按西方企业的经营标准，在东芝公司的22200名职员中解雇4581 人，这是日本私营企业史上的第一次大裁员。尽管违背日本企业终身雇用制的传统，同日本企业的传统“慈爱精神”相悖逆，但却是当时东芝公司所唯一能采取的正确决策。即便在现在看来，当时如果不遣散没有工作可做的4581人，东芝就无法回到合理运转的轨道上来。作为大企业的东芝，“紧缩经营”只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
由于东芝与日立采取对付萧条的方法不同，在经营业绩上也开始逐渐拉大距离。到1974年石油危机后，萧条的影响还依然存在。据1975年9月中期决算的统计，东芝公司的销售额下降了49%，即减少到28亿日元，1975年底虽然有所恢复，但只恢复到1973年下半年的40%，直到1976年才开始转入恢复阶段。与此同时，日立公司的销售情况则较东芝乐观，因为下降的幅度不大，所以恢复的速度也比较快。如果仅就萧条时期的经营业绩而言，日立公司的做法显得更为稳妥，但是以长期发展的眼光来评价东芝公司的扩大投资策略，不用说东芝公司的销售额和利润的下降仅是暂时的现象。因为公司在萧条时期更新了设备，并且有目的、有计划地为经济恢复进行了技术整备，在技术力的整体发展上，具有较其他同类公司更强的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东芝公司对付萧条的办法，对于着眼于未来发展的大企业来说，未尝没有可借鉴之处。
至于在短期内东芝同其他企业如日立公司的差距，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一点，正如东芝公司前副总经理大谷在1965年1月出版的《钻石》周刊上发表的一段谈话，很能说明因策略不同所产生的不同结果问题。大谷说：“我不认为东芝比日立落后一大截。至少在电机方面，东芝现在还是比日立略胜一筹，不次于它。”由于东芝公司长期以来是在基础能源工业上做文章，所以想在短期内收到较高回报率也是不现实的。这正是东芝暂时落后于竞争对手日立公司的原因之一。但是，日本的能源产业必将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所以大谷认为“电的消耗量今后会稳步增长，向电力公司提供火力发电设备，东芝公司则占全国的40%，居于绝对优势。”而在家用电器方面，东芝也是日本家电产品的主要生产厂家之一。大谷认为东芝完全可以指望家电生产有稳步的发展，因为在这个领域，“东芝公司和松下公司都具有强大的地盘”。正因为如此，即便是在经济不景气的逆境之中，以最富有发展前途的能源产业和电子技术产业为主体的东芝公司仍然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这是其他企业所难以与之抗衡的。
二、企业与金融危机
当年，随着泰国金融信用危机的加深，泡沫经济随之破灭。泰国企业一方面要面临金融风暴的考验，各自去解决因金融危机冲击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由于企业对于金融变动反应最为敏感，以致在经历金融危机三轮冲击波后，不少华人企业也开始积极谋求防范金融风险的途径。
泰国华人企业之所以受金融危机冲击的程度不同，与泰华企业的经营传统、企业类别有很大关系。在泰国，泰国华侨华人企业集团分为“老一辈贵族化资本集团”和“新生代资本集团”两种，这些企业集团分别控制泰国部门经济的运行。其中知名的贵族化资本集团有沙拉信、蓝三、乍迪甲哇匿、夤利、叶贤才、披隆博里、皆勒、他威信、那隆勒、巴蜀莫、云达军、干那戍、诗威军、奥沙他努鹄，南他披越汶嵩、三诗、林曼夏民、提哇军、巴莫等，主要在传统经济部门活动；而“新生代资本集团”，主要是指谢国民正大集团、读信、宾、阿南、颂铁林明达等金融、房地产及新兴工业部门。自1997年泰国政府宣布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后的3个月，泰铢由原来的每美元值25.5铢下跌到41铢多。从道理上说，新老华人企业资本集团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亏损的额度也各不相同。按杨作为在泰国的调查，可以认定以向外国借贷最多的企业所受损失为最大。如泰国最大的企业——泰水泥集团，根据里昂纳斯公司的最新评估，以1美元兑40泰铢的汇率计算，该公司的亏损将近300亿铢。至于基础工业受创更为严重。如廖派力家族的TPI公司和TPI坡林公司因汇率的亏损甚大，该集团负有外债约500亿铢，其辖下国泰金融证券公司已暂时停业，同时在基础工业的全部投资计划已停止。各行业中受影响最深的是房地产开发业，如泰国最大的土地开发商玲英豪集团即负有76.83亿铢的外债。据当初统计，那次金融危机受到冲击最大的行业是能源、石化、电子、建材工业等，其负外债总额为4000.99亿铢。其中能源为863.46亿铢，石化为673.3亿铢，电子业为44.77亿铢，建材业为2419.46亿铢。以现行汇率换算，其亏损是相当大的。
此外，从泰华中小企业的情况来看，由于举借外债额度有限，所受金融危机影响比大企业轻。危机发生后，泰华酒店业和零售商业中有影响的企业如奥沙塔努诰家族的德恒裕集团、紫拉提越家族的中央洋行集团宣布停止新计划的投资；经营酒店业的比业伟家族的律实集团为了应付金融危机而出售股份给哥曼澈投资银行，而触越那家族的协成昌集团则因泰铢贬值而寻求拓展出口市场。当然，在泰铢贬值的风暴中，也有不少泰华企业似乎没受多少影响。如在通讯业，引人注目的是班乍隆卡军家族的裕康集团的最高领导人许雯财、读信·秦博士创立的秦那越集团表示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多大冲击。至于金融业，由于商业银行在向外国贷款时已做过汇率变化保险，所以受亏面不大。
由于泰华企业经历过1985年泰国金融危机，所以不少企业在那次金融风暴中多少形成了防范能力。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应变措施：
（1）对企业来说，金融危机中最感困难的是需要大量的周转资金。当时采取两种回应方法：一是通过出售土地换取现金周转；二是增资，即由该集团的原股东增加认股。
（2）停止新投资计划，减缓在建项目，以偿还债务作为企业的要务。如前述泰水泥集团，其下辖有239个企业，而该集团的外债结构是美元贷款占80%，马克占5%，日元占15%，美元贷款总额为42亿美元，其中短期贷款为11亿美元，长期贷款即5年期贷款为31亿美元，而1997年贷款须偿还债务3亿美元，明年偿还7亿美元。按此债务额，该集团是有按期偿还能力的。
（3）在金融业，由于金融自由化、国际化进入程度的不同，金融危机防范结果亦各异。如陈有汉的盘谷银行，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便开放机会由荷兰著名的ABN AMRO银行参加亚洲金融证券公司的持股，同时有意让外国金融机构参加盘谷银行下属亚洲商业金融证券公司和友联财务公司的持股，所以受冲击不大。而丘细见家族辖下的杰那钦金融证券公司则因金融危机而被勒令停业。所以说，由外国金融机构持股，是金融业防范风险的有效措施之一。
（4）由于有外商参股和增资金融业的经验，不少企业开始寻求外国盟友参股或增资。如拥有夜功和金凤酿酒专利的TCC商业有限公司，就是在金融危机冲击后改变经营策略的。又如从事汽车产销业务的陈龙坚家族辖下的暹罗机器集团和攀戚家族的实铁蓬摹打集团，因该行业已衰退，缺乏金融机构的融资支持。此次金融危机后，企业的经营策略即确定为减低生产力和精简机构，同时侧重于加大出口，并争取得到日方盟友在汽车卖赁融资业务方面的支持。
（5）由传统行业向新兴工业转化的企业，当时开始出现返回旧有行业的趋势。如正大、顺和成和汇川集团，即已开始重返农业产销和加工工业。因为在其新兴产业中如亚洲通讯集团约有258.57亿铢的外汇亏损，所以希望因泰铢贬值而在农产品出口方面得到一定的补偿。在转向多元化经营方面，由传统的低效益产业向高效行业移行，也是泰国华人企业的新动向，如喃能仓哇匿家族的顺和成集团原是泰国最大的大米出口商，危机后开始全力发展造纸业。这一迹象表明，在当时泰国经济变化的压力下，民营华人企业的产业结构出现新一轮的调整。
三、中国金融风险防范
就目前中国金融运作的实际状况来看，有关学者认为应采取谨慎的政策。按日本学者的看法，中国的经济改革虽然取得很大的成功，但在国际金融的运作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一是金融、证券市场起步较晚，所以相当缺乏国际金融情报分析、实际运作的经验；二是没有培育出熟悉欧美、亚洲国际金融市场的高级人才，特别是在政府决策层缺乏总体策划及组织实施的人才。如果贸然过多过大地参与国际金融经营活动，就很容易产生失误。在中国经济状况稍有好转的时候，这种失误是承担不起的；三是证券、股票市场也不宜发展过快过猛。在目前国际金融十分活跃、国际资本集团资金流动加速的情势下，如果股票市场、证券市场出现像日本金融机构那样的漏洞的话，就很容易被国际金融投机者钻空子，造成政策导向和经营错误。按比较保守或者说是稳妥些的做法，股票、证券市场应是以解决国内企业融资为主导，只有条件成熟时才逐步参与国际金融交易与竞争；四是应致力于解决国内企业、贸易与金融业的关系问题，这可以说是泰国金融危机提示的经验。如中小企业经营漏洞问题、“三角债”问题、金融机构及金融体制改革问题，以及国内储蓄出路问题，等等。如果国内经济问题得不到好的解决，一旦出现金融危机，就会漏洞百出。泰国金融危机后国内陷入混乱的现实，就说明其缺乏应变、保障、缓冲金融危机的制度，而国内经济整体发展的问题很多，也是其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