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后就要挨打。近代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无论在经济还是军事能力上，都不堪一击。当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忧郁的道光皇帝是否能记得，仅仅在五十年前，他出生的那个年代，乾隆年间，中国还仍然是世界各国向往的天朝，受到西方人的追捧？这一期间，欧洲的先进技术、文化都曾纷纷涌入，可惜的是，中国并没有抓住这些发展的极好机会。
让我们退回五十年前，此时正是中国“康乾盛世”的末叶，在世界各地，流传了几百年的关于富裕、神话般的天朝故事，还有伟大智慧的中国皇帝。欧洲人的视野开阔起来，他们想与东方的中国进行交往，尤其是刚刚成为欧洲“新霸主”不久的英国，对东方充满了期待之情，派遣特使越过茫茫大海，带上珍贵的礼物，来到中国，希望通过谈判开展贸易。
公元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特使马嘎尔尼率领三艘战舰，肩负着使命，信心满满。这次访华，英国派出的代表团人数高达七百多人，包括贵族、传教士、学者、医生、画家、作家、乐师等等各色人才，还携带了许多礼品，代表着不列颠帝国的最新科技：望远镜、热气球、蒸汽机、榴弹炮、连发手枪等等，可谓对这次访华的重视程度。英国人相信，以自己的诚意和新式发明，一定能赢得中国人的信任，与他们互通贸易。
然而，九个月后到达中国，英国人却感到非常的失望——中国政府一厢情愿地认为英国乃边陲小夷，此次前来不过是“朝贡”，尤其是乾隆皇帝要求英国特使行三跪九叩大礼，以表“臣服”，这让抱着平等交流愿望的英国人无法接受。
然而对于乾隆皇帝来说，这些长着蓝眼睛高鼻梁的蛮夷们实在不懂规矩，他们的书信中竟自称“大英帝国御使”，敢与大清平起平坐，还要求开放通商口岸，进行平等贸易之类云云，蛮夷小国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也！
“天体运行仪，这是天文学和机械学最佳结合的产品，是我们英国最先进的制造，也是整个欧洲最精美的仪器，该仪器准确地模仿地球的各种运动，月球绕地球的运行……”在英国特使马嘎尔尼的信中，向乾隆皇帝详细介绍了自己国家最引以为豪的科技。马嘎尔尼相信，这样精密的仪器一定会得到中国皇帝的喜爱。
乾隆坐在龙椅上，一边似懂非懂地看着这些奇形怪状的礼品，一边转过头去询问翻译大臣：这些玩意叫什么名字？大臣为了缓和气氛，把“天体运行仪”的名称翻译成“天文地理音乐钟”。
音乐钟？乾隆皇帝仔细打量过后，显得有些生气。不就是个大钟表吗？此等奇巧淫技，也值得吹嘘？这个“英吉利国”实在是夜郎自大，把自己介绍得玄乎其玄。乾隆帝御批：单内所载物件，俱不免夸大其词。此盖由夷性见小，自为独得之秘，以夸炫其制造之精奇。
英国人显得有些失望，他们之前满怀信心，带来最先进的科技，竟然不被中国皇帝接受。更让他们感到难堪的是，之后虽然又在圆明园展出了地球仪、天球仪、分支吊灯、气压计等诸多仪器，但中国官员和百姓们围观表现的仅仅是看热闹，很快就冷淡下来，继而露出不屑的神态。英国人发现，天朝的臣民都颇有优越感：各国来使无非是羡慕我中华富贵，想用些稀奇玩意来赢得好感，讨好我天朝罢了。
英国人不愿接受来访失败，他们转动脑筋，又想把最新研制的连发手枪介绍给中国军队，希望得到将领的推荐。可是军机大臣福康安冷淡地说：“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罕。”拒绝了英国使团警卫队邀请的演习观摩。
之后几天，马嘎尔尼与一些皇亲贵族聊天游玩，当时的这些亲贵多从武事，所用兵器还都是弓箭刀枪等冷兵器，马嘎尔尼于是直白地说：“贵军作战虽然勇敢，但武器需要改良。我们欧洲以前也用刀剑，现在都换成了火器。”清廷官员们听了很惊诧，停顿片刻，都大笑起来，说弓箭是好东西，打起仗来少不了的。这让马嘎尔尼对中国产生了鄙夷情绪，在日记里写到：“一群笨蛋！他们一生中从未见过连发枪，中国军队还在用火绳引爆的枪。”
那些精美的仪器作为“贡品”留在了圆明园。事实上，圆明园里到处都是西洋的艺术、科学珍品，被乾隆皇帝当做“猎奇”的玩意陈列起来。半个世纪后，当英法联军闯进这座东方殿堂时，惊讶地发现，他们当年“朝贡”的各种手枪、步枪、榴弹炮、望远镜、地球仪原封不动地摆放在那里，落满灰尘，早已被中国人遗忘。
1793年的这次访华使命宣告失败，马嘎尔尼被乾隆皇帝以“温和”的方式驱赶出境。乾隆对这个“英吉利”非常反感，更对他们“供奉”的各种玩意不屑一顾，在写给英国女皇的信中，乾隆态度鲜明：“我天朝物产丰盛，无所不有，不需与外夷之国进行贸易。这些奇珍异宝早已司空见惯，只是些奇巧淫技罢了，反倒是你们需要我们的茶叶、丝绸，我天朝特此优待你们。至于你们要求开设口岸，长驻中国，更是万万不行。西洋国多如牛毛，不止一个英吉利，如果都纷纷效仿，留居北京，岂不人满为患……”
上天不是没有给中国机会，相反，上天异常厚爱中国。从十七世纪明朝末叶到十八世纪后半叶，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西方的传教士们纷纷前来中国，带来了当时欧洲最先进的科技：算术、天文、物理、航海技术、军事技术……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等一批富有先进科学思想的人才汇集中央枢纽，直接影响了当时朝政。
明朝末年，西学东渐，人们开始关注西洋的学术思想。当时任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的徐光启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师，他身居要职，将西学大量引入，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译了西方著作《几何原本》，详细介绍了当时西方的数学思想，中西汇通，加以整理。
除此之外，在西学东渐的交流中，许多中国人原创的自然科学书籍、西方传教士翻译的欧洲著作等都已经出现，如中国人方以智写的《物理小识》、陆仲玉的《日月星晷式》、孙元化《太西算要》、利玛窦《乾坤体义》、汤若望的《远镜说》、罗雅谷《五纬历指》等等，都详细阐述了当时最先进的物理学、天文学原理。虽然这些书籍只是如沧海一粟，在浩渺的中国大地上微乎其微，但显然说明，当时已经有人开始关注西方思想了。
与清末的道光、咸丰相比，明末的崇祯皇帝虽然治国无方，但在对于西学态度上向来宽容，加上大学士徐光启的推荐，很快重用了欧洲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等人，令其主持天文、历法、火器铸造等工作，最早的“红夷大炮”就建造于此时，后被袁崇焕用于辽东，击伤努尔哈赤。
1629年，明崇祯二年，在崇祯帝的批准下，徐光启主持编译《崇祯历书》。书中涉及开普勒的《宇宙和谐论》、《哥白尼天文学纲要》、《丹麦天文学》等最新思想，使用了哥白尼和开普勒的近代几何学方法，并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介绍第谷的太阳系结构系统，可谓是当时中国集天文、历法、水利、测量、数学为一体的“百科全书”。
也正是在这一年，徐光启向崇祯皇帝上奏折《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论述了“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是把数学作为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来看待。崇祯皇帝对西学非常支持，下旨批示“度数旁通，有关庶绩，一并分曹料理”。
明朝灭亡后，西学思想在清初仍然受到朝廷重视。清军攻陷北京，有意识保护了传教士汤若望，后来顺治帝重用汤若望，主管天文历法，纂写火炮铸造等书籍，顺治帝临终立皇嗣也是征求了汤若望的“天花”建议，最终立玄烨为继承人。
康熙帝即位后，更加重视西方传教士。在清朝帝王里，康熙帝无疑是最值得称赞的，他不仅精通儒家经典，还钻研西方的算术、几何、物理等科学，与汤若望、南怀仁等欧洲传教士关系密切，向他们学习西方科技，乃至令当时的欧洲人对中国的皇帝充满敬佩和向往之情。
康熙年间，由于平叛三藩、征降台湾的需要，在南怀仁的主持下，清廷制造了上百门“红夷大炮”，这些炮种类齐全，适应不同的山地、海洋、平原等作战要求，达到了整个清朝火炮技术的最高水平。除此之外，南怀仁又著《坤舆图说》一书，向康熙帝介绍了地圆说、潮汐理论、赤道南北半球等当时最新的理念，以及亚洲、欧洲、北美洲的地理概貌，可以说，在康熙前期，西方科学思想对中国、至少是清朝中央政府有极大发展作用的。
但我们可以发现，从明末崇祯到清初康熙，西学的传播已然发生了变化：
明末由于社会动荡，言论、著书等愈发自由，西学思想受到上层士大夫的追捧，许多学说是在自由环境下自发产生；而清初由于皇权强大，清廷对全国言论的控制严格，西学思想、技术仅仅在皇帝本人身上才得以体现，在社会上并未产生影响。
康熙皇帝一生好学，精通中西文化，但康熙的局限在于，他只将这些先进思想用于自己个人、中央枢纽，禁止把西学思想传播到整个社会，害怕引起民众的思想革新；与康熙帝一样，乾隆也青睐西方画家郎世宁等传教士，把西洋技术用在了建造圆明园、供自己享乐的基础上，去本求末，追求“雕虫小技”，乃至当八国联军闯入圆明园时，惊讶中国竟早就有如此先进技术，却不用于社会。
这是一种令后世人感到尴尬的态度：一方面，康熙帝的好学精神、乾隆朝的圆明园集西洋科技之大成等现象，都让国人在直观上感觉到，清朝统治者对欧洲思想并不排斥，甚至相当欣赏；另一方面，文字狱、禁书毁书等一系列遏制社会思想的举措也愈发严格，许多自然科学书籍被认为是“异端邪说”，或是在民间失传、或是成为禁书，整个中国依旧遵循着古老法则“存天理、灭人欲”，没有任何革新——这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统治者的心理常常显得很微妙，当年慈禧太后将《红楼梦》列为禁书，但自己却对此书爱不释手。对于学习西洋科学，康熙帝自己的解释是：“朕幼时，钦天监汉官和西洋人不睦，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而愤而学焉。”康熙学习科学目的在于使自己头脑清晰，明断是非，能够驾驭汉官和洋人。与康熙接触最深的传教士南怀仁曾说“他（康熙）通过这件事，便在其周围的贵人面前，能夸示自己的学问而得意！”据大儒李光地记录，（康熙）说“你们汉人全然不晓得算法，惟江南有个姓梅的他知道些……”种种言辞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康熙的微妙心理，他把这些学问当做帝王个人素质的提高、乃至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资本，这固然说明康熙是一个优秀图强的君主，但也从相反证明了他对西方技术的看法仅限于这一点。
正是在同一时期，俄国的彼得大帝也在学习西欧科技。与康熙一样，年轻的彼得也爱好“微服私访”，他化名前往英国学习造船术、到普鲁士学习火枪射击，走访了英、法、荷等国的工厂和学校，甚至连军火库和议会也进去过。彼得学习科学与康熙不同，彼得为的是让整个俄罗斯民族得到提高，从西欧回来后，彼得大帝立刻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西化”改革，创办学校和报社，鼓励国民学习科学，并将首都迁往临西欧最近的圣彼得堡，从而打开了“瞭望欧洲的窗口”，俄国一跃从落后的农奴制国家成为当时世界列强之一。
相比之下，康熙帝在这方面显得逊色很多。在平定吴三桂、收复台湾后，康熙出于防范汉人的心理，没收了一些汉臣大权，并限制红夷大炮等武器的发展，曾下旨：“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此事不准行。”火炮只是八旗军“御用”武器，地方各省不能建造，日久失传，加上八旗军后期腐化严重，对于火器技术的丧失那是可想而知的。
洋人教师张诚在日记里写道：“他（康熙）告诫我们不要在我们所去的衙门里翻译任何关于我们的科学的东西，而只在我们自己家里去做。”英国使节斯当东说：“据说中国有几位君主学习丰富的数学知识，但中国的政策不使这门学问普及到群众中去。他们怕知识普及后，本国人能算出日食、月食，能制出历本来，皇帝在老百姓中的威信就要降低了。”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清王朝无疑不能摆脱“家天下”的观念；作为深受汉文明熏陶的康熙皇帝，即使他再如何努力进取，也依然只能在“君臣贵贱”的观念中徘徊。这是中国两千年积淀下来的群体意识，根基深厚，影响了千千万万中国人，谁也逃脱不了，要想通过仅仅数十年的“西学东渐”来改变中国性格，那无疑是痴人说梦。即使是在今天，经历近代血火荡涤后的中国，也依然保持着千年来它所固有的特色。
当历史发展到乾隆时代，这位“十全老人”实则好大喜功，自负短浅，对自然科学毫无兴趣，他关心的只是西洋玩意，传教士们的知识全部用于建造圆明园去了。《四库全书》编成后，对许多自然科学书籍禁毁，乃至连国人自己的《天工开物》、《物理小识》等书籍都失传民间，两百多年间不为人所知，清初的红夷大炮、毛瑟枪等被收缴封存，到晚清时期竟然倒退到用长矛大刀。
一直到十九世纪初，西方人仍然对中国这个庞大的帝国充满向往，争先恐后地希望获得与中国贸易的机会，乃至于当时中国的贸易顺差剧增，全世界的白银大量流入，称得上富可敌国。
然而，清王朝的自大、短视必将带来惨痛失败。财富的增加下隐藏着忧患，人口规模暴涨，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康乾盛世”是以机械式的人口递增、土地开垦为基础的农业式扩张，帝国的运行依旧遵守两千年前的古老规则，无论是在科学技术还是政治体制方面，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的工业革命。
此时的西方已经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各种新式的火炮、枪支乃至军舰战舰都出现了，蒸汽机的发明使轮船走向现代化，海洋争霸赛已经在全球上演。
清王朝的遏制思想、闭关锁国给自己带来了恶劣后果。早在明末清初，中国人利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红夷大炮”，在著名的“宁远之战”、“松锦大战”中这些武器都有充分的展现，清朝在统一中国、平叛三藩、收复台湾的过程中也大量使用了这种西洋火炮，可谓丝毫不落后于当时的世界技术。但是，自“康乾盛事”之后，中国步入太平安乐，统治者们也“鸟尽弓藏，马放南山”，封存了所有火器、火炮，以免流入民间发生动乱，中国人在“天朝大国”的美梦中开始逐渐麻醉了……
当西方各国争相发展先代武器时，清朝中后期仅有的“红夷大炮”制造工艺显得落后于时代，没有任何技术革新，只是一味加大重量，以求增加射程。此时在欧洲，苦味酸炸药、无烟火药和雷汞开始运用于军事，炮弹的威力成倍增长。而清朝的火炮仍然使用泥范铸炮，导致炮身大量沙眼，炸膛频频，内膛的加工也十分粗糙，准心照门不复存在，开花弹也失传，缺少科学知识兵勇的操炮技术甚至比不上明朝！两百年前让明朝军队溃败的先进武器红夷大炮在两百年后已经风光不再，老态龙钟，无法抵御西方列强的入侵了。
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抗英，其好友龚自珍献出了先进的秘密武器，竟然是前明时的装备。
再后来，精通洋务和军械的大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武器专家丁拱振及其同僚居然都不知道明朝打死努尔哈赤的开花弹为何物。直到到19世70年代，左宗棠督师西征新疆，在陕西凤翔县进行了一次“考古挖掘”，竟从一处明代炮台遗址挖掘出开花弹百余枚，不禁感慨万千，叹道：“利器之入中国三百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
马嘎尔尼在出使日记中深刻地指出：“自从被北方满洲的满族人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中国只是一艘破船。如果说在已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间依旧能够航行，以一种貌似强大的外表威慑邻国，那纯属侥幸，这一切即将分崩离析，朝不保夕。即使不会马上沉没，也是像残骸一样随波逐流，最终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永远不可能在旧船体上修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