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骑在马背上的民族,满族及其统治者爱新觉罗家族囿于自身的局限,想要管理好这个国家,还缺乏足够的智慧。这就要求爱新觉罗家族去吸收那些原来统治阶级中的一些杰出人士,依靠他们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样就将更多的高门大族拉进自己的阵营,使统治进一步稳固。
清·黄玻璃菊瓣式渣斗顺治很明白,要想加速统一中国的进程,巩固大清江山,就必须依靠汉官。在他亲政以后,清廷中汉官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来清廷有一条旧规,汉官在各衙门中不能掌印,即不能当家做主。顺治亲政不久就规定,谁的官衔在前,谁就掌印。顺治十二年(1655)八月,都察院署承政事固山额真卓罗奉命出征,顺治即命汉官承政龚鼎孳掌管部院印信。龚鼎孳闻命后,诚惶诚恐,战战兢兢,以一向以满臣掌印上疏推辞。但顺治仍坚持让他掌印。从此以后,汉官掌印才正式作为一种制度确定下来。内阁大学士起初满人是一品,汉人只是二品,顺治十五年(1658)改为全是一品。六部尚书起初满人一品,汉人二品,顺治十六年(1659)也全部改为了二品。
汉族大学士洪承畴、范文程、金之俊等,既熟悉典章制度,又老谋深算,富有政治斗争经验。顺治对他们都很信任和重用。他亲政不久,就任命范文程为原先全由满人出任的议政大臣,使之得到了汉人从未得到的宠遇。他与范文程常在一起探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范文程告诉他统治者所实行的政策,要顺乎民心、合乎潮流,并提出兴屯日,招抚流民,举人才。他的不论满汉亲旧、不拘资格大小、不避亲疏恩怨等重要建议,大多被顺治采纳。他与范文程过从甚密,常在其陪同下“频临三院”、“出入无常”,宫廷内院几乎成了范的“起居之所”,连朝中一些汉官也为之不满,顺治却毫不在意。范文程在他手下屡屡加官晋爵,当范文程年老体衰、上疏乞休时,顺治仍然恋恋不舍,命他养好病后再加召用。
顺治重用和宠遇汉官,就是要“图贤求治”,使清王朝长治久安。但是,在他内心深处,仍存在着满洲贵族对汉人本能的一种猜忌心理。他最担心汉官结党,因此时时加以防范。顺治十年(1653年)四月,大学士陈名夏、户部尚书陈之遴、左都御史金之俊等27名汉官联名上疏,要求重治杀害妻妾的总兵任珍。顺治立即警觉起来,认为陈名夏等人是党同伐异,便令各部七品以上官员云集在午门外,对陈名夏等人议罪。结果,陈名夏等人分别受到降级、罚俸的处分。后来,大学士宁完我又以痛恨剃发、鄙视满族衣冠、结党营私、包藏祸心的罪名弹劾陈名夏,使他终被处决。类似这样的猜忌、防范乃至加害汉官的事时有发生,但总体来看,顺治对汉官还是信任和重用的,也正是由于这些人在他统治期间助了他一臂之力,才使这位年轻的皇帝尚能有所作为。
顺治八年(1651年),由大学士范文程引见,福临与汤若望相识了,这位年已59岁、学识高深的外国传教士很快就博得了年轻皇帝的好感和敬仰。这一年,汤若望被诰封为通议大夫,他的父亲、祖父被封为通奉大夫,母亲和祖母被封为二品夫人,并将诰命绢轴寄往德国。不久汤若望又被加封为太仆寺卿,接着又改为太常寺卿。
顺治十年(1653年)三月,又赐名汤若望为“通玄教师”。顺治皇帝不仅使他生前尊贵荣耀,连他的身后之事也考虑到了。顺治十一年(1654)三月,就将阜成门外利玛窦墓地旁的土地赐给汤若望,作为他百年后的墓穴之所。后来,顺治亲笔书写“通微佳境”的堂额赐给他悬挂在宣武门内的教堂内,还撰写碑文一篇,刻于教堂门前,赞扬他“事神尽虔,事君尽职”。在顺治的恩宠下,汤若望真可谓是爵位连进,尊荣有加。因顺治的母亲孝庄皇太后认汤若望为义父,他便按满族习惯尊称汤若望为玛法,即汉语的爷爷。
顺治对汤若望这种不同寻常的恩宠,原因究竟何在?他曾经对左右大臣这样说过:“汝曹月语我大志虚荣,若望则不然,其奏疏语皆慈祥,读之不觉泪下。”又说:“玛法为人无比,他人爱我,惟因利禄而仕,时常求恩;朕常命玛法乞恩,彼仅以宠眷自足,此所谓不爱利禄而爱君亲者矣!”
对皇帝的知遇之恩,汤若望感激涕零。因而,他常常直言以谏,为顺治帝执政出谋划策,充当着心腹顾问的角色。顺治皇帝临终时议立皇嗣,还专门征求汤若望的意见。
顺治帝年幼时,由于多尔衮的漠不关心和有意放任,始终没有受到应有的教育。至他亲政时,对汉文依然十分陌生,甚至在阅读汉大臣的奏章时,往往茫然不解其意。为此,顺治帝在亲政以后曾以极大的毅力苦读汉文书籍。他把乾清宫当作书房,摆放了数十个书架,经史子集、稗官小说、传奇时艺等无不有之。殿中还摆列长几,放置商彝周鼎、印章画册等文物。他每天除了处理军国大事外,都读书至深夜。有时五更起床读书至黎明拂晓,直到能够流利地背诵,方始罢休。为了保证有充足的读书时间,他还规定每月中逢五为视朝之期。短短的几年,福临对先秦、两汉和唐宋八大家的著作,明朝各个皇帝的实录,以及元明戏曲、话本等,无不涉猎,学识不断长进。他对当时著名小说评论家金圣叹评点的《西厢记》曾写下评语:“议论颇有遐思、未免太生穿凿,想是才高而见僻。”足以显示福临对汉族文化的理解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平日,他也能够熟练地运用汉语批阅奏章,评定考卷了。
几年的读书生活,不仅大大提高了福临的汉文化造诣,而且使他体会到历代汉族皇帝的丰富统治经验,十分推崇并决心效法历史上的贤主明君。顺治十年正月,16岁的顺治帝到皇宫内院阅读《资治通鉴》,问身旁的大学士范文程、陈名夏等人:“自古帝王圣如尧舜。固难与比伦,其自汉高以下、明代以前,何帝为优?”诸臣回答说:“汉高、文帝、光武、唐太宗、宋太祖、明洪武俱属贤君。”他又问:“此数君者又孰优?”陈名夏回答说:“唐太宗似过之。”福临并不完全赞同,随即指出:“岂独唐太宗,朕以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何也?数君德政有善者,有未尽善者,至洪武所定条例章程、规划周详,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这充分表明,他要以明太祖制定的典章制度等作为自己的典范,以巩固清朝的统治。福临亲政后,正是在汉族的历史文化熏陶下锐意图治,才使多尔衮摄政时的草创局面更加巩固,这也深刻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
顺治帝十分懂得儒家“文教治天下”的道理,竭力以尊孔和提倡封建礼教来完善和巩固清朝的统治,使自己在人民心目中树立起传统道德捍卫者的形象。顺治八年四月,年仅14岁的顺治帝遣官赴山东曲阜祭孔,次年九月,他又亲自到太学“释奠先师孔子”。以后几年,他还大修孔庙,更定孔子的谥号为“至圣先师”。他命内院诸臣翻译“五经”,并亲自主持编纂《顺治大训》、《资政要览》、《劝善要言》、《通鉴全书》,提倡封建的纲常名教。同时,特命大学士冯铨等主编《孝经衍义》颁行天下,大肆旌表忠孝节烈。他还多次亲祭明陵,为崇祯立碑,赞扬崇祯“励精图治”,追谥为庄烈愍皇帝,并给为崇祯帝殉难的太监王承恩建墓立碑,赞扬王承恩“赴义捐躯”,“无愧臣节”,谥号为“忠”。又为明末“殉难诸臣”范景文、倪元璐等人“给谥赐祭”。这对于缓和汉族地主阶级与满族贵族的民族矛盾,起了显著的作用,为大清江山的稳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