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历时近五年、经过七次不同程度修改的书稿，终于和广大读者见面了！感谢年近九旬的特别法庭“首席审判员”王文正法官，在病床上接受了我对这件命案的采访。感谢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认真负责地对书稿进行了严格的审阅；感谢当代中国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的支持与付出的劳动。
开国总理周恩来养女孙维世之死，是“文化大革命”中最悲惨最残酷最没有人性的命案之一。
孙维世一家满门忠烈。周恩来履行了对孙炳文烈士的诺言，将他的儿女抚育成人。在周恩来夫妇养育的众多烈士子女中，只有孙维世是以父（母）女相称。但是，在那个年代里，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却也没能保护住自己的女儿，在重重压力下亲自批捕了她。直到孙维世最后遇害，他也只能老泪纵横，叩问苍天。
也因如此，谣传、猜测、杜撰不断，真可谓风雨满楼。更有对孙维世毫无了解，而又不愿下工夫进行调查采访的无聊之人，任意造出了许多“情节”，让一个带着累累伤痕离去的冤魂，在天国都难逃人间给她的再次伤害。一些网络和报刊为吸引眼球，不辨真伪，不负责任，如获至宝，频频转载，推波助澜，在海内外搞得沸沸扬扬。良心乎？人格乎？
鲁迅先生在他的杂文《死》中写道：“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每个时代都有“新式的人”，但是，无论你多么“新式”，有着多么生动的“想象”，任何人也没有理由和资格任意地杀戮生命，任何人也没有权力为杀戮生命的凶手寻找托词！难道就因为有这些“新式的人”臆造出来的“故事”，人们就可以随意地放过甚至无视那些滥杀无辜的罪行吗？作为一名纪实文学作家，如果我们不去做“踏破铁鞋”式的深入调查采访，获取真相，又如何为人类树立起璀璨的正义之碑呢？
孙维世冤死狱中非一般人所为，其中既有历史原因，也有政治原因，更不能排除与林彪、江青、叶群——这些当时的“政治超人”之间的恩怨。我希望尽量客观真实地将这些鲜为人知的史实还原在这本？书里。
孙维世如同一棵高高的白杨树，亭亭玉立，迎风而傲。她的美丽在于她内心的纯洁。她生性刚烈，疾恶如仇，作为建国初期可以带上朋友自由进入中南海、可以在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家里吃上一顿便餐的年轻女性，她不慕王侯将相，不盼荣华富贵，追求的是事业与贡献。就连婚姻大事也有自己的主张，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年长十岁的“共产党的大特务”，夫妻双双为新中国的话剧艺术不倦地探求。如此佳人，当代演艺圈里能有几个？
孙维世身上有着其父一样不屈的傲骨。她在严刑逼供下不出卖同志，不出卖良知，不出卖人格，这种面对邪恶宁死不屈的精神，正是我们民族的脊梁。
孙维世是新中国话剧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是建国后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话剧理论引入中国的第一人。她所编导的反映大庆职工创业与生活的话剧《初升的太阳》，是新中国最早的原生态舞台艺术剧。
孙维世之死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悲剧，留给后人无尽的反思。如果我们在硕果累累的秋天里，在醉人的瓜果飘香中，在对美酒咖啡毫无止境的追求时，忘记了那个时代以及人类自身的缺陷所留下的“血”与“泪”时，那位白发苍苍的历史老人，就很可能在崎岖漫漫的山路上迷失方向。
四十年前的一个夜晚，在呼啸奔腾的金沙江畔，山巅上升起一轮明月，照着山间一排排作为“三线”建设职工临时宿舍的席棚。一位从遥远的东北来到这里的丁师傅，教我唱起了一首乌克兰歌曲：“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年轻无知的我问他，这动听的歌是何人所写？他告诉我说，这是话剧《保尔·柯察金》里的插曲，填词的人名叫孙维世，也是这部话剧的翻译和导演。
我至今还记得这位工人师傅说完这番话之后的情景，月光从山脊上倾泻下来，洒在他的脸上，冷冷的一片茫然。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可惜，她被人害死了。
他抬起头来，看着天上那轮又圆又大的月亮，仿佛在那里寻找着孙维世的身影。
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决心要追着历史的足迹，探寻孙维世早已远去的身影。整整四十年过去了，我搜集了不少资料，采访了一些知情人，终于让孙维世在这本薄薄的小书中“复活”。
孙维世是不死的女神。
当你翻开这本书的时候，一个圣洁而美丽的生命正向你走来……
沈国凡
2013年11月21日至26日于上海、常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