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439年北魏统一河西后，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经营开发，河西已成为了一个农牧并举、特色鲜明的新兴经济区。至西魏北周时期，虽经历了一系列动荡，但很快得到了安宁。西魏北周继续沿袭了前代经营河西的传统，推行务实的经营方略，使社会经济逐步复苏并得到了发展，在许多方面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
一、均田制的实质性推行
西魏、北周时期，均田制在河西的普遍推行是当时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均田制首创于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公元485年），颁布实行。北魏均田令规定：“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及还受之盈缩。”同时还规定了桑田以及非桑之土给麻田的数量；宅田的分配及标准；对老小、残疾、寡妻妾受田；年度内土地还受的时期；宽乡狭乡的区别；露田、倍田的位置安排；罪流及绝户的土地处理；进行受田，公田分配中先贫后富，先亲后疏的差别，以及地方官的公田等等。其目的就是国家通过给农民以土地使用权的办法，将农民规定在农业生产上，将均田农民作为赋税征发的对象。
北魏时期均田制已在河西得以推行。但是由于缺乏史料，我们无法得知北魏在河西推行均田制的具体情况。西魏、北周时期，均田制继续在河西推行。敦煌遗书中就保留有西魏大统十三年（547年）河西瓜州地区的百姓受田的文书残卷（S.0613号）。此残卷经日本学者曾我不静雄、杨连升、菊池英夫、西村元佑、铃木俊、堀敏一、越智重明、佐佐木荣一、池田温及我国众多学者的考释研究，已从多个方面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此卷池田温先生定名为《西魏大统十三年（547年）沙州效谷郡（？）计账》。文书背面为书写的佛经，正面分别记载了沙洲效谷郡某县百姓刘文成，侯老生、其天婆罗门、叩延天富、王皮乱、白丑奴、广地（此为户主姓名未完整者）等十三户户籍。内容包括户主姓名、户等、受田资格者、应受田及已受田数额、宅园、纳课等。如叩延天富一户：
户主叩延天富壬辰生年叁拾陆 白丁 课户中
母白己升水亥生年陆拾伍 死
妻刘吐归丁酉生年叁拾壹 丁妻
息男黄甲子生年肆 黄男
息男黄甲子生年两 黄男
凡五一出除不课 老女死
四见在二不课，一小男年四，一黄年二
二课见输一丁男，一丁妻 计布一匹 计麻二斤 计
租三石五斗二石输租、一石五斗折输草三围 计受田
二一丁男 一丁妻
应受田四十六亩；廿六亩已受（十五亩麻、十五正、一亩园、二分未足）、廿亩未受
从其内容看，它真实记录了西魏在河西推行均田制的具体情况。
虽然史书没有记载西魏均田具体法令，但从这批文书看，西魏仍延续了北魏传统。文书中所涉及的三十三户百姓，有六户按照政府规定的正田（露田）、麻田、宅田数额如数占足，有六户实际受田数额只有法令规定的三分之二，另十二户只受田二分之一，其余七户受田三分之一。同时，仍以河西为麻布之乡。具体到沙州，因为人口众多，土地稀少，属于所谓狭乡之地，因此，大多数农民很难按法令规定，占足土地。按平均数看，每个男丁约受正田二十亩左右，麻田十亩左右。每个女丁约受正田十亩左右，麻田五亩左右。双丁人家，总共受田不足四十五亩。但是，每户农民所承担的田租，户调都有按法令规定如数缴纳。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此文书得到另外以下几个方面的信息。其一，从残卷所记诸户主与妻室姓名以及各户四至的主人名字，可以看出，敦煌地区广泛存在汉胡杂居。户主刘文成、侯老生与少数民族户主其天婆罗门、白丑奴等便是明显的事例。其二，少数民族家庭，如户主王皮乱，其妻阿雷处姬，还有两个女儿分别出嫁给（寿）昌郡民泣陵申安和效谷县斛斯已奴党王奴子，其家庭成员和亲戚均是少数民族，他们和汉人同等受田，同样交纳税役。其三，按各户受田状况，说明它不是按北魏太和均田令实施，同样也不符合北周的田令规定，而是在西魏新统治区内按当地实际情况所采取的权宜措施，以利促进社会安定和加强统治。
北周时期，均田制继续推行。《通典》卷2《食货二·田制下》：“后周文帝霸政之初，创置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以上宅五亩，七以上宅四亩，以下宅三亩。有室者田百四十亩，丁者田百亩。”在北魏太和令的基础上进行了必要的修订，目的就是鼓励均田百姓开垦荒地，发展生产。河西作为北周政府重点经营的地区，均田制必然一如既往地实行。同时，为适应消灭北齐，统一北方的需要，北周政府还将作为麻布之乡的河西均田农民的户调由原先一户缴麻二斤增为十斤，田租由原按户等应缴的基础上增至五斛（五石）。直到隋朝取代了北周后，苏威才提议“奏减赋役，务从轻典”。
西魏、北周时期均田制在河西的普遍推行，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河西经济的进一步经济发展。
二、人口的稳步增长
北魏后期，动乱频仍，加之突厥、吐谷浑等“芟夷我菽麦，虔刘我苍生，”劫掠侵扰，致使河西人口大量流散。据《魏书》卷106《地形志》：“凉州，领郡十，县二十，户三千二百七十三。”偌大的地域人口不及西汉时武威郡“户万七千五百八十一，口七万六千四百一十九”的五分之一。其中有的郡县户口少得惊人。如泉城郡，虽领一县，但却只有七十二户；番和郡，领彰、燕支二县，有户也才一百三十九，每一县平均还不足七十户。即使是处于中心地区的武威郡，虽只领二县，但也只有三百四十户。如此偏低的人口数量甚至让人怀疑《魏书》记载是否真实可靠，但这一时期河西地旷人稀的状况应是可信的。至西魏以降，这种情况略有改变。大统十二年（546年）平定凉州宇文仲和之乱后，西魏政府从凉州“虏其民六千户，送于长安”，说明凉州人口开始有了一定幅度的增加。在整个西魏北周时期，有关河西地区的人口，史书没有记载。但《隋书》记载隋代：武威郡户一万一千七百五，张掖户六千一百二十六，敦煌郡户七千七百七十九。除去敦煌郡不计，仅武威和张掖二郡户口总数达一万七千八百三十一，隋代此二郡所辖范围大体相当于北魏时凉州的范围，而户口却比北魏时增加了五倍多。这一数字虽只相当于西汉武威一郡的户口，然相比较而言，还是说明了河西人口在西魏北周时期的有较快增长。如果再加上敦煌郡，隋代整个河西的人口达二万五千六百一十户，估计西魏北周时期，河西人口比隋代不会相差太大。
西魏北周时期河西人口的稳步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这一时期普遍推行均田制的结果，反过来说，这也是这一时期河西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体现。
三、民族贸易不断发展，民族交往逐步深入
西魏北周时期，西北民族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突厥、吐谷浑相继崛起于北方和西北方，势力日益增强。他们不但“分领羌、胡之国”，控制西域，而且不断寇边，侵扰内地，造成“中国惮之”的局面。河西地处西北边陲，丝绸之路要冲，是突厥、吐谷浑等进犯的重点地区。但是，由于西魏北周针对这一形势采取了积极的防卫措施，加之河西地方官吏大多晓习边事，基本上保障了这一地区的安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突厥、吐谷浑的进犯。如西魏大同中，吕夸通使于东魏，为凉州刺使史宁所败。其后，吕夸率部复寇凉州，刺史是云宝战没，西魏派贺兰详等率兵讨之，大破吐谷浑。不过，尽管如此，这一时期丝绸之路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并未因此而完全中断，以河西为中心的民族交往和民族贸易仍然不断深入和发展。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通过河西与西域之间的贡使往来频繁进行。据《周书·异域传》《北史·西域传》等记载：西魏大统十二年（546年）中亚嚈哒国遣使献方物；废帝二年（553年）、北周明帝二年（558）再次来献；废帝二年西亚波斯国遣使来贡；北周武成元年（559年）高昌遣使来贡；保定元年（561年）龟兹遣使来贡；保定四年（564年）粟特遣使献方物，焉耆献名马；天和二年（567年）于阗遣使献名马；等等。另外，据西亚有关史籍记载推算，西魏北周也曾遣使到过西亚。马尔柯姆《波斯史》记波斯王库思老一世（531—579）在位时，中国曾遣使献珍珠络成豹一只、天青色棉袍一件。有学者推测“波斯与中国之宇文周是时互通使节”。
二是河西民族贸易一如既往地开展。这一时期，“胡商客贩，填委于旗亭”。西域胡商来河西进行贸易者频见于史书。如废帝二年（568年），凉州刺史史宁袭击吐谷浑于州西赤泉，“获其仆射乞伏触状、将军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韦瑱任瓜州刺史时，“州通西域，蕃夷往来，前后刺史，多受赂遗……瑱雅性清俭，兼有武略。蕃夷赠遗，一无所受。”韩褒任西凉州刺史时，“每西域商食至，又先尽贫者市之。于是贫富渐均，户口殷富”。这说明，当时河西境内胡商、胡货很多，有的胡商还通过贿赂地方官来获取利益。民族贸易并未因时局的变化而受到大的影响。
三是民族交往进一步深化。自魏晋十六国北魏以来，经过长期的民族冲突和斗争，至西魏北周，民族之间的对立隔阂日渐消散，相互间的联系日益密切，民族融合的趋势呈现多样化。河西作为众多民族竞相角逐的舞台，曾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话剧，也留下了一幅幅民族交融的动人画卷。至此时，河西民族间的交往也随着刀光剑影的渐渐消退而呈现出友好和睦的新气象。具体表现在大量的胡人定居河西，汉胡之间相互通婚，与汉族一样成为政府的编户齐民。前引S.0613号《西魏大统十三年（547年）沙州效谷郡（？）计账》残卷，就生动的说明了这一点。兹抄录几户分析如下：
户主侯老生 水酉生 年伍拾伍
妻叩延腊腊 丙子生 年伍拾两
息男阿显 木未生 年两拾壹
息男显祖 辛亥生 年拾柒
息女显亲 乙卯生 年拾叁
息女胡女 戊午生 年拾
息男恩恩 甲子生 年肆
此户主“侯老生”，为汉人，妻姓“叩延”当为胡姓，而以其女称“胡女”，正说明其母是胡人。
户主其天婆罗门 戊辰生 年陆拾
妻白丑女 辛巳生 年肆拾柒
息男归安 水（癸）丑生 年拾伍
息男愿英 戊午生 年拾
息男回安 已未生 年究（玖）
此户主“其天婆罗门”，应为天竺人，其子名“归安”、“回安”，似意为从西域东徙而来。
户主王皮乱 己巳生 年伍拾玖
妻那雷处姬 辛卯生 年叁拾柒
息女女亲 辛丑生 年两拾柒 中女 出嫁受（寿）昌郡民泣陵申安
息女丑婢 丙辰生 年两拾 中女 出嫁效谷县斛斯已奴党王奴子
此户主王皮乱，其妻阿雷处姬，均为胡人，两个女儿分别出嫁给（寿）昌郡民泣陵申安和效谷县斛斯已奴党王奴子，从其姓氏判断，也都是胡族，故其家庭成员和亲戚均是少数民族。
这些真实的历史现象说明，在当时的敦煌，不但有大量的来自西域不同地区的胡族定居，而且与汉族以及其他民族相互通婚，和睦相处，正如敦煌文书P.3636《杂抄》所谓“胡女嫁汉，汉女嫁胡，两家为亲，更不相夺”，大大推动了民族间的深入交往和融合，对河西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特殊意义。
四、以佛教为主要内容的河西文化生生不息
439年，魏武平凉，“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使十六国以来繁荣昌盛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河西文化”一度陷于沉寂。然而，河西作为佛教东渐的桥头堡，长期以来，一直是佛教的昌盛之地。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已深深植根于河西民众之中。因此，普通民众对佛陀的信仰、佛经教义的虔诚、开窟造像以求功德的热忱，并不因大德高僧们的远离而从此消逝。相反，伴随着河西各民族交往的日益深入，社会环境的相对安定，以敦煌地区为中心的佛教事业仍然相当的兴盛，并产生了不同以往的新内容。
早在孝文帝时，任敦煌镇都大将的穆亮和后来任瓜州刺史的元荣、于义等几位来自中原的敦煌地方长官，都尊奉佛教。元荣、于义不但大兴佛事，抄写佛经（仅敦煌文书中就保留10余件），还亲自出资在莫高窟开窟造像。据唐武周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大周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并序》及其抄本文献，在记述了乐僔、法良禅师开窟营建事迹后，提到“后有刺史建平公，东阳王，后合州黎庶，造作相仍，实神秀之幽岩，灵奇之净域也……乐僔、法良发其宗，建平东阳弘其迹，推甲子四百余岁，计窟室一千余龛”。“后合州黎庶，造作相仍，”正反映了这一时期敦煌开窟造像的兴盛。根据研究，莫高窟现存北朝石窟按其营建时间先后可分为四个时期，268窟以南的265～251窟最早，为第一期；北边上层的442～431窟为第二期；北边下层285、288和南边的249～246窟一段以及底层的487、488诸窟为第三期；最后是北边上层的428窟和下层的290～305窟一段为第四期。如果按照时代划分，第一、第二期为北魏时期，第三期为西魏时期，第四期为北周时期。其中第二、第三期为东阳王元荣统治敦煌时期。
这一时敦煌所营建的石窟中，最为著名的当推东阳王元荣营建的第285窟，建平公于义主持营建的第428窟。
现存285窟是敦煌莫高窟最瑰丽杰出的石窟之一。整个石窟约为方型，覆斗式形窟顶，两侧有八禅窟。下面开三龛，主龛塑倚坐佛，两侧二菩萨。南壁绘有五百强盗成佛故事，北壁绘有许多供养人像，并署有明确纪年的题记。北壁上西起第5铺像下发愿文为“佛弟子滑安”于“大代大魏大统五年四月廿八日造”，此发愿文东侧供养人像列西向第1身题名：“清信士滑安供养像。”北壁上西起第7铺（无量寿佛）下发愿文为“佛弟子滑黑奴”于“大代大魏大统五年五月廿一日造迄”，发愿文东侧供养人像列西向第2身题名：“请（清）信士滑黑奴供养像。”又有“请（清）信士滑—供养”。姜伯勤先生即疑此供养人滑氏为滑国亦即嚈哒人。全窟均涂暖赭黄的浅底色，上面分别以粉绿、紫红等色彩绘出天神奇兽、坐禅佛像、佛教故事画、供养人像等各种图案，构成了一个富丽堂皇、美妙无比的艺术殿堂。
现存428窟是北周时期最大，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洞窟之一。从窟形结构来看，主室靠后设中心塔柱，塔柱四面开龛，龛内塑像塔柱前顶是仿木结构的“人”字披屋顶，四壁上部有影塑千佛。壁画有平棋、人字披等各种装饰图案，有佛传、本生故事，有供养人像、金刚力士等。其中典型是在东壁门两侧壁面上《萨埵太子舍身饲虎》和《须达那太子施象》两幅大型本生故事。这是莫高窟最大的本生故事画。画面都是长卷连环画的形式，分上、中、下三层。门南侧的《萨埵太子舍身饲虎》呈“S”型，门北侧的《须达那太子施象》呈“之”形。描绘了从施象到施子等十七个场面，人物形象，衣冠服饰均为中原式，山峦、树木、房屋等既是故事情节的环境，又是情节的间隔；既有装饰性又富有生活气息。同时，壁画中的妓乐飞天更别具特色，或弹琵琶，或弹箜篌，或吹横笛，或击腰鼓，形象生动，姿态优美。尤其是南壁西侧的一身飞天，双手持竖笛，双脚倒踢紫金冠，长带从身下飘飞，四周天花飘落，其飞行姿态，像一只轻捷的燕子俯冲而下，飘逸灵秀，是中原式与西域式飞天艺术的完美结合。此外，该窟绘有一千二百多身供养人像，这在莫高窟也是首屈一指的。
这一时期的石窟营建，在继承汉魏石窟艺术的基础上，大量融入了中原建筑、绘画、雕塑的艺术风格，不断创新。如洞窟平顶部位模仿中原木构建筑“交木为井，画以藻文”的结构方法绘制的藻井；连环画式的佛本故事画；中西合璧的飞天艺术等，为佛教石窟艺术增添绚丽多彩内容，开始形成具有敦煌特色的中国式佛教艺术体系。
在中国整个封建王朝历史演进过程中，西魏北周虽只存在了短短46年，不过是转瞬即逝的王朝，但却在古代河西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创新，民族的和谐，推动着社会的全面发展，成为连接两汉与隋唐两大兴盛高峰的又一中间环节，在古代河西发展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
（原载《河西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