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 张木生 杜 鹰 谢 扬
包干到户以后，新的联合的产生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和议论。最近，我们赴安徽省滁县地区进行了专题调查。在近1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在嘉山县桥头、太平、大郢3个公社和凤阳县考城公社作了重点调查，同时对全地区面上的情况进行了了解。
一、现况及产生的原因
滁县地区的包干到户实行较早，发展很快，到目前为止，实行包干到户责任制的生产队已发展到97%。由于联产责任制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全地区7个县，县县连年大幅度增产，初步扭转了该地区的“三靠”局面。
随着生产关系方面的调整，在农村经济生活中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农户之间自发地形成的新的协作关系和在自愿互利基础上组成的各种经济联合。据滁县地委今年5月份的不完全统计，除大量季节性、临时性的农户之间的简单协作外，全地区在14种经营项目上比较固定的经济联合组织共有6114个，参加农户总数达26865户，占全地区总农户的4.5%，直接从事联合体经营的有23441人，占全地区农业总劳动力的2.1%。平均每个联合体的参加户数为4.4户，直接从事经营的人数为3.8人。
一般说来，凡是单家独户能够胜任的事情，农户之间就不采取联合的方式，例如在宜于家庭从事的饲养业和个体经营的服务业上，联合体就很少或根本没有。因此，包干到户以后的联合经济与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特别是与社队企业，是并存的，它们在不同的层次上担负着不同的经济职能，这些职能在不断地分化和融合。
新的经济联合组织在滁县地区的分布是很不平衡的。一般说来，集体经济水平愈低的地方，包干到户以后，新的经济联合产生的愈多。在这样的地方，原来的集体经济在农民不得温饱的情况下，无力去利用本来可以利用的自然资源和生产条件去广开生产、生活门路；集体经济原有的分工体系中的职能部门有限，在数量上、质量上一般仅能够对付维持简单再生产和最低生活标准，商品经济和基础建设很不发展，滁县地区北部的定远、凤阳、嘉山县即属于这类地区。南部4县（天长、来安、滁县、全椒）的经济水平、基础建设都要好于北部3县，但是，由于北部3县税收和征购基数低，生产费用少，经济作物种植较多，以及复种指数偏低，需要投入的活劳动较少等原因，近两年来收入水平高于南部4县。而恰恰是在这样一些地方，新的协作和联合层出不穷。而南部4县包干到户同样也搞到90%以上（据3月份统计，4县平均88.54%），但新的协作和联合就较为稀疏。据嘉山县34个公社的不完全统计，到8月初为止，已经组成的经济联合体在23种经营项目上的分布。
根据对狭义农业的相关程度，嘉山县新的经济联合体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狭义农业直接生产过程和多种经营中的联合体，占联合体总数的87.3%，参加农户占联合体总农户的91.7%。第二类是制造业和对农产品进行初级加工方面的联合体，占联合体总数的10.5%，参加农户占联合体总农户的7.2%。第三类是服务行业的联合体，占联合体总数的2.2%，参加农户占联合体总农户的1.1%。新的经济联合体的产生，在时间先后上，也是从第一类逐步扩展到第二类、第三类的。这说明，包干到户以后，协作和联合的需要首先是在农业直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以后才产生了为满足生活方面的需要而组成的联合体。同时，它还表明在经济联合体产生的初期农村中剩余劳力和闲散资金的流向。
到目前为止，参加各种联合体的农户已达到全县总农户的24%。
目前，滁县地区的协作和联合，由于经营项目不同，具体做法有很大差异。农业生产过程中的都带有季节性等农业生产特点；而从事工副业等行业的一般都具有企业经营的特点。它们的一般做法是：
（一）农业生产中的协作和联合
以技术协作为内容的联合。如联户制种、催芽、育苗（烟、棉、山芋）、植保等。具体做法是，各户的承包田仍由各户独立经营，在技术性活路上实行协作，联而不合。技术协作中必需的投资，如建蒸汽催芽室、烟炕，购置农药、植保机械等，由各户按田亩分担。操作由技术能手统一负责。点田、用工，以换工形式解决，或付给一定报酬。对联合小组以外的协作，收费标准一般高于组内。
以利用自然资源为内容的联合。如联产养鱼、造林、开石头等。以养鱼为例，做法是，水跟田走，人跟塘走，塘下的田由哪几户承包，塘就由哪儿户联合养鱼。鱼苗费按人摊，收入按人分，管理大家负责，或固定专人管理，用工换工。
以购置使用农业机械为内容的联合。一般做法是，几户社员按承包田亩或按能力集资购置拖拉机，每个小组都固定一、两个人专门开机。各户土地仍然分开种、管、收。耕地、运输、脱粒、加工等由机手负责。不开机的以工换工，或付给一定报酬。燃料、维修等费用由各户按田亩负担，或分别结算。对外加工、代耕、农村短途运输的收入，扣除成本后，实行按劳、按股分红。除此以外，还有“帮机腿”等形式，这是以前“帮牛腿”形式的发展。
（二）农业生产以外的联合
这包括农副产品加工业、农村建材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等。一般做法是，创办时，或等额投股带等量从业人员，或按资金能力投股、按生产需要确定从业人员。企业自己联系业务，自采原材料，自产自销，自负盈亏。有些还建立了民主管理等规章制度。收益后，一般先还本，后分利。分配时，大多以按劳分配为主，以按股分配为辅。除农户自办企事业外，还有农户向社队企业投股联合经营的形式。
滁县地区新的经济联合之所以发展较快，涉及面广，有以下原因：
一是政策放宽，农民有了自主权。目前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取消了一系列不必要的限制和禁令，农民常年被束缚的手脚放开了。过去在极左错误的影响下，山多林少，水多鱼少，地多粮少，资源多利用少，开口割资本主义尾巴，动辄帽子、棍子横飞。嘉山县大郑公社养鱼能手唐道金，1962年养了点“救命鱼”，“文化大革命”中被说成是资本主义鱼，挂上黑牌子挨队游斗，他说，这真是“失火打板子，双灰（晦）气”。古沛公社古沛大队地少人多，地处集镇，社员搞多种经营和工副业，却横遭禁止，说什么“五队鸭子，东风队的羊，中心队板车排成行，前进队油坊呼呼淌，朝阳队粉丝扯多长，西山队油条去串乡，资本主义活动很猖狂”。风阳县考城公社社员采石，结果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公社一下就没收了45辆板车。滁县地区的农民群众对极左错误有着切肤之痛，对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农村政策个个称道。现在不仅取消了私人不准买机械的限制，而且还采取分期付款的办法；不仅允许搞多种经营，而且还允许开商店、办工厂。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滁县地区各种新的经济、联合才有可能涌现出来。
二是有了剩余劳力和闲散资金。包干到户以后，农村劳动力结构的变动趋势是“三增三减”，即：有效劳动增加，无效劳动减少；兼业劳动增加，农业劳动减少；辅助劳动增加，妇女劳动减少。被“大呼隆”掩盖的农业剩余劳力问题显露出来了。以经济联合较多的风阳县考城公社、嘉山县桥头公社为例：考城公社共有7200个整劳力，平均每个劳力负担耕地4.4亩。根据我们按各项作物每亩投工计算，全公社3万多亩地，需劳动力2700个，按典型户统计调查推算，家庭副业需劳动力1200个，剩余劳力约占45%以上；桥头公社的剩余劳力也占1/3以上。
包干到户以后，由于生产发展了，社员收入大幅度增加。桥头公社原是全县最穷的公社，去年粮食总产1104.9万斤，比1979年增长63.7%。社员分配收入由1979年的人均60.47元增加到101.53元。据我们调查，实际数字远远不止于此，大约在200元左右。全公社纯收入2000元以上的农户有198户，占总户数的10%。去年年底社员存款余额为7.72万元，比丰收的1977年的1.5万元增长4倍多。考城公社以前年年吃返销粮，最好的年成人均产粮585斤；包干到户后，1980年人均产粮1072斤，今年一季小麦总产1250万斤，是高产的1977年小麦总产的5倍。1980年人均收入从过去的60元~70元增至290元，其中人均收入500元以上的农户占25%。社员收入增加后，首先是用来改善生活，盖房、置衣被、买缝纫机等。其次用于购买扩大再生产所需的化肥、小农具等生产资料。除满足以上两项开支外，仍有用不掉的余钱的农户约占10%左右。这个公社西泉大队汪郑生产队的“冒尖户”夏志友说，现在钱多了不能买田、不能放债，盖房买不到砖，买缝纫机、自行车搞不到供应票，钱多愁着用不掉。
三是市场条件的变化。生产发展了，收入增加了，农民在生产资料、消费资料和生活服务方面的需求骤增。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关系方面的调整、原来集体经济中许多基础脆弱，“官工”、“官商”气十足，经营效果很差的社队企业，纷纷陷于瘫痪和停顿状态，生产领域供给不足，流通渠道梗塞不畅，供求之间形成尖锐的矛盾。这种状况对农户投资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们希望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多渠道流通和开拓新的生产门路。
具备了上述条件，仅仅是具备了联合的可能性。那么，联合的内在根据是什么呢？
其一，当扩大再生产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发展时，首先碰到的是“小资金”和“大技术”、“小生产”和“大市场”的矛盾。一家一户有了闲散资金，但仍不足以购置拖拉机、办加工厂、开商店等等，并且在技术、经营能力上也有很大的局限性，而联合起来办，不仅可以解决上述困难，同时还会得到由于协作而带来的好处。
其二，一户办不合算的事也要联合起来办。例如烟叶生产，一家一户建烤房不合算，几户合办，就可做到育苗、管理和采烤时间大体一致，以种烟能手为核心，把若干户联合起来。
其三，分工协作是包干到户后的要求。包干到户后，如果让每户独立完成农业生产的全过程，势必要碰到一些困难。例如一些技术性操作，制种、浸种、育苗、防虫、用药等等，多数农户不会搞；又如杂交稻育种需要一定范围的作物隔离区，农田基本建设需要大规模协作，也根本不可能独立作业。因此，便产生了某些生产环节上进行协作的要求。
无庸置疑，新的协作和联合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包干到户。正是因为包干到户责任制的实行，农民才有了自主权，才有了剩余劳力和闲散资金，才有了多方面协作和联合的需求。包干到户的普遍原则是承认个人利益，新的经济联合的原则正是包干到户的普遍原则的延伸。两者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包干到户是适合于种植业特点的劳动组织形式，它较好地解决了生产发展的动力问题，但是面对农村宏观经济问题，包干到户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药方，它自身仍有一个不断地克服局限性，不断地加以完善的过程。滁县地区的同志们说，新的经济联合是扬包干到户之长，补包干到户之短，这是很有道理的。包干到户所体现的个人利益一旦取得了丰富的经济联系，一旦取得联合组织这样有利于其经济利益实现的劳动组织形式，它便造就了我国农业经济发展链条中具有关键性意义的一环。
二、社会经济效果
滁县地区各种形式的生产协作和经济联合都有实在的整体利益，它与每个参加者的个别利益又直接结合在一起，使联合组织具有内在的冲动和活力，因此都取得了较好的微观经济效果，同时，新的经济联合作为一种崭露头角的经济组织形式，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又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和研究的新课题，并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第一，在种植业中，发挥了个体和联合两种积极性。如何找到个别利益和整体利益结合的尺度？这是过去一直未能解决的难题。在“大呼隆”时，社员的劳动贡献与劳动报酬之间的联系是以工分为媒介间接实现的，但是工分只是对潜在劳动的评价，它不能行之有效地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这一方面泯灭了社员个人劳动积极性，另一方面，又使共同劳动应有的协作生产力无法得以施展。包干到户责任制有效地解决了前一个问题，但是又产生了单家独户经营与协作劳动的矛盾。经济联合的实践解决了上述矛盾，它在不打破包干到户的形式（而且恰恰是以包干到户为基础）的情况下，同样收到了协作劳动、扩大再生产空间、缩短劳动时间，节省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之效。它的基本原则是，宜分则分，宜统则统。如嘉山县太平公社的拖拉机联合小组，在粮食生产的种、管、收等环节上仍由各户操作，而在耕地、耙地、运输、脱粒等使用机械更为有利的生产环节上实行协作。又如苏巷公社867户社员，自筹资金购买植保农药和机械，组成了109个联合病虫害防治小组，这些小组就在植保这一个环节上发挥其效能。一个农户有可能参加若干个种植业上各类联合小组，而这个小组又同时与若干个农户发生联系，形成了互相交错的网络。它的经济效果是十分明显的。例如太平公社，往年午季麦收，尽管有外单位人力、机械的大量支援，但仍要延续十天半个月，遇雨地涝，每年都要烂掉几十万斤粮食，造成丰产不丰收。包干到户以后，从1980年春至今年7月份，这个公社联户购置拖拉机253台（其中大、中型拖拉机17台），是过去16年集体购置总和的1.91倍。这些拖拉机联合小组在麦收时发挥了威力，今年午季在没有外部支援的情况下，只用了三、四天就把麦子全部收完，避免了可能的损失。这样的协作是建立在等价交换基础上的，它一方面保持了包干到户有效地调动个体生产积极性的长处，同时在避免重蹈“大呼隆”旧辙的情况下，又具有分工协作的种种优点，使两个长处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这并不是某个人的发明，而是群众实践的创造。这说明，幻想出种种模式来建设社会主义是一回事，在实践中向生活本身学习，使所有的农民都愿意参加这种建设又是一回事。
第二，新的经济联合有利于种田能手和能工巧匠发挥技术专长，在包干到户的基础上逐步向专业化生产的方向发展。在原来的集体经济中，一方面由于平均主义和不能量才而用，束缚了有专长的人；另一方面由于社员之间的横向经济联系被割断，互相不承担任何经济责任，又人为地使某些技术性分工获得某种特权。如太平公社的群众把过去的拖拉机手称之为“高级社员”、“上大爷”。他们平时不关心爱机节油，有时为换个螺丝，也要花上几十元钱请吃请喝。这样一层“高级社员”无异是集体经济的赘疣，而普通社员虽不满意，却又奈何不得。包干到户以后又面临着新的问题，在种植业上，家家户户“小而全”，、束缚了技术能手各种专长的发挥。例如桥头公社前赵大队去年计划种烟60亩，采取撒胡椒面的办法，把任务划到各户，结果只栽了20亩。以种烟能手为中心形成联户种烟后，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种烟任务全部承包给联户种烟小组，既有利于种烟任务的完成，又使技术能手人尽其才。前东生产队种烟能手傅荣怀，仅为3个生产队育烟苗二项就可收入260元。他在育苗时，把泡过的种子放在塑料袋里，下地干活贴身挂在棉衣里，睡觉放在被窝里，芽出的齐，下田后又精心培育。他说，叫我专门种烟也敢干。随着农村经济政策的放宽和社员生活的改善，农村中的能工巧匠纷纷重操旧业。我们在工副业等的联合组织中都看到了这样一批能人，在各自的“英雄用武之地”上，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桥头公社锦王大队社员张保富、蒋守义等户自愿组成的建筑队，看到农村建房缺砖，便用碎石、碎砖、沙子、水泥按一定比例配料制成水泥砖，盖一间房子可降低成本110元，既结实又美观。这个公社岱东生产队社员解利平联户在涧边荒地建起砖窑，为节省开支，他们用废木料做成瓦托、模子，收购社员喂牛剩下的稻草代替煤炭作燃料，每烧一窑砖每人可得纯收入300元。这些经济联合体如能长期稳定地发展下去，不仅有利于技术人才的成长，同时也可能培养出一些新的管理人才，为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提供一定的条件。
第三，为人力、资金、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了一种可行的组织形式。包干到户挖掘了生产潜力，使剩余劳力和闲散资金不断产生出来，如何因势利导，将它们用于农业本身的扩大再生产和农村经济建设，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农村的干部和农民对此既是喜又是忧。因为，如果这些剩余劳力和闲散资金得不到合理使用，那末，它将在农村中沉淀和壅塞下来，造成无端的浪费，甚至构成潜在的危险。例如考城公社有的农民有钱没处花，便下酒馆，串赌，甚至放高利贷或坐上火车去蚌埠大吃大喝。可见，这是一个牵涉到社会稳定的大问题。一般说来，经营规模愈狭小，剩余劳力和闲散资金就愈容易产生，同时也就愈是处于离散状态。因此，包干到户又为资源的合理配置提出了具体条件下的特殊要求。我们看到，经济联合是一个好办法。一户办不成的事大家办，这些联合组织将农民手中数量可观的闲散资金和剩余劳力集结起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剩余劳力的出路问题和吸引着农村闲散资金从完全的生活消费转而投向扩大再生产。这在目前国家不可能增加农业投资的情况下，对于农村的经济建设和小城镇建设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资金积累渠道。考城公社的183户农民，联合兴办粮油加工、电焊、商店等58个工商企业，购置47部拖拉机开展运输业，共投资18.87万元；太平公社仅农户联合购置拖拉机一项就投资40.22万元。不仅死钱变成了活钱，剩余劳力也大量被联合体吸收。如古沛公社包干到户后劳力剩余，1/3左右，现已有652人参加了各种工副业的联合，占剩余劳力的43%。与此同时，自然资源的潜力也发挥出来了。例如大郢公社由于农户联合养鱼，使水面利用率达到86%。又如考城公社各种联合形式的采石，大大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我们在西泉大队石料厂门口，看到交售石渣石料的车排成了行。经济联合确实是一种趋利避害，聚小成大的致富之路。
第四，新的经济联合促进了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为农村经济从基本上的自给性生产向商品经济过渡提供了阶梯。过去公社化体制下的农村，呈现出一幅有计划、有权威地（就一个集体生产单位而言）、同时又是封闭性地组织社会劳动的图景。集体经济之间从事着内容基本相同的单一经营粮食作物的经济活动，很少固定性、多样性的生产分工。同时，集体经济内部的分工，劳动者面对的又是一个有限的、相对不变的市场。例如一个生产队的木匠、铁匠等等，仅仅负责本生产队的农具修理，其余时间则务农。这种以生产队为市场边界的经济结构，被包干到户从根本上打破了，而新的经济联合又为新的经济格局提供了有益的雏型。数量众多的经济联合，不仅扩大了农业本身的再生产，还有相当比例的人力、物力、财力流向了多种经营和工副业。如桥头公社，联合经营投资的65%以上就用于后者。联户养鱼、造林、办孵房、牲畜防疫、粮油加工、农村建材等等联合经济组织，促进了农村经济从单一经营种植业向多样经营的综合性方向发展。流通领域也同样发生了变化。例如，考城公社的贸易货栈和联合商店，主动了解农民需要，及时组织货源，薄利多销，供销社不经营的他们经营，供销社怕麻烦不愿干的他们干。在目前农村流通渠道梗塞严重的情况下，这对形成多渠道、少环节的城乡物资交流，起到了货畅其流、拾遗补缺的作用。
第五，新的经济联合提出了进一步改革农村经济管理体制的要求。联产责任制的实行是农村经济改革的起点，新的经济联合的产生更是加强了这一趋势。如果说目前农业本身范围内的各种农户之间的经济联合尚在一定程度上包容在原来的集体经济体制内，那末，工副业等行业的经济联合组织则已经越出了三级所有的集体经济的框架。在滁县地区，甚至出现了跨队、跨社的农户经济联合组织。但是，无论是农业中的还是工副业中的新的经济联合组织，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集体经济了。它的存在和发展必然要求社会承认它，并加以制度化，这就为农村经济改革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当然，我国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改革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因此，新内容与旧形式之间必然要形成长期共存、互相作用的复杂局面。例如，桥头公社所在地，并立着两家粮棉加工厂，一个是农户联办的，一个是社办的。农户联办的加工厂虽然实力并不雄厚，但讲究经济效果，方式灵活，服务周到，重视信誉，因而在同社办厂的竞争中占了优势，客户盈门。而社办厂尽管厂房、设备优于民办厂，但由于管理不善，收入减少，工资发不出，被迫停工两个月。公社干部着急了：“难道公家还干不过私人？”最后不得不缩减一半人员，把大锅饭改为包干制。又如考城公社农户合办的商店、门诊所等与供销社、公社医院之间也展开了竞争。这个公社向社队企业投股的农户参加企业理事会，有了直接的管理权和监督权，这对于改善“官工”作风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样一种局面启示着我们，农村的经济改革有可能采取不直接改变旧体制的名称，而在实际内容上逐步演化这样一种以最小的社会震动取得甚大效果的方式，这对于改革当然是有利的。
三、发展趋势
滁县地区农民群众的实践，使我们看到，实行包干到户责任制的地区，通过各种形式的协作和联合，将有可能走出一条发展农村经济的新的道路。对此，我们现在只能作出大致的轮廓的描述。我们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包干到户在种植业中个体经营、分散作业的状况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动，即农户对承包土地的经营管理权的转移或土地合并不会大规模的发生。这不但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承认农民个别利益和自主权恰恰是协作和联合发展的内在根据。如果包干到户长期稳定，农村经济将呈现出这样一种局面：在种植业中，农户仍单家独户经营，在必要的生产环节上实行联而不合的协作。农业机械、农业技术、制种、催芽、植保等经济联合组织互相交错，形成网状地把各个农户联结起来，执行二、三十亩地、几个劳力无法执行的职能，在农户外围逐步形成固定性的专业生产服务单位。随着种植业分工的发展，一些农民将从单纯的农业生产逐步转向多种经营、工副业、运输业、商业和服务业，由于转移的形式不同，将形成经营方式不同的各种横向和纵向的经济联合体，构成种植业之外的又一层网络。这些不同范围、不同形式的劳动组织形式容纳着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水平，推动着农村经济向分工和专业化方向发展，那时在已有的经济联合的基础上又会产生出更高水平的经济联合，乃至跨部门的农工商联合体。那时，整个农村的面貌就会发生根本性改观。可以断言，在无产阶级国家掌握着主要经济命脉和充分肯定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面对着现代化的大城市和已经崛起的大工业体系，农村中这种包干到户加经济联合、依靠个体发展联合、依靠联合发展个体的经济形式，决不会重蹈西方在两级分化中发展商品经济的旧辙，从而为我国农村现代化建设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道路。
但是，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需要一系列的条件，决不可能一蹴而就。清醒地、冷静地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地指出现阶段农村中的生产协作和经济联合的性质，对于它本身的发展无疑是完全必要的。
政治经济学通常理解的联合，是指同商品生产的发展相适应而展开的各种专业化经济组织之间的经济联系。显然，目前农村中的经济联合并非生产专业化和社会化较高发展阶段的产物。我们沿用联合的提法，不过是入乡随俗的习惯称谓，实质内容比名词更为重要。我们这次在调查中看到的协作和联合具有如下一些特征：
1.恢复性。农民要求承认个人经济利益和发展商品生产的萌动，早在合作化初期就已经开始出现，之后包产到户曾在局部农村屡屡产生，但统统被作为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批判回去了。包干到户后，有了新的生机，但是左倾错误长期以来造成的生产力的停滞不可能马上扭转过来。这就使包干到户后短时间内的协作和联合必然具有一定的恢复性质。定远县二龙公社原有一个18户联办的商店，“文化大革命”中被砍掉，现在刚刚办起来，但还没有发展到原来的规模。不少的协作和联合，都或多或少带有满足基本生产、生活需要的性质。
2.对土地的依赖性。这里主要指的是不以土地为劳动对象或劳动手段的一类联合体。从参加联合体的农户来说从它仍然没有脱离土地，就是从业人员本身也没有完全脱离土地，即农业生产劳动。从目前情况看，农户整体向专业户过渡，或从业人员个体向专业工过渡，或者说，农户之间的分工与农户内部的分工，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首先，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概念具有时间的相对性。农业的劳动时间与生产时间的不一致性十分鲜明，季节性很强，加之我国农业主要农活需手工操作，因此，在农忙时节必须在短时间内投入大量活劳动。据嘉山县的估算，一般剩余劳动力在1/3以上，但在农活最紧张的3个月里，剩余劳动力不到10%。这一特点决定了目前农村中每个家庭的剩余劳动时间并不是在家庭成员之间划分的，而是在每个家庭成员的劳动时间里划分的，当然比例有所不同。因此，大多数联合体的从业人员在农忙时仍要返回土地。如凤阳县考城公社张军、王传儒两户合办的饭馆，他们一年中有1/3的时间要用于务农。嘉山县桥头公社刘金堂、路凤高两户合办的棉花加工厂，只是在冬闲的3个月里开工，其余时间则在家务农。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其次，农民脱离土地的一个前提是其兼业收入要长期稳定地超过主业收入。这不仅取决于农民的主观因素，如技术、驾驭市场的能力等等，而且取决于农户不能左右的客观因素，如市场需求的变化，国家计划和政策的变化等。因此，尽管有些参加联合体的农户在一段时间里其兼业收入已超过主业收入，但它仍然不敢冒此风险，将兼业变为主业。第三，在目前仍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情况下，农户过渡到专业户（非农业户），必须首先解决吃商品粮或口粮问题。对于农民来说，目前自己种粮比买粮更合算，而且在承包土地上还可以得到其它收益，这也是农民要仔细算的。最后，农民传统心理的作用。几千年来，农民生息在土地上，传统的生活方式与土地息息相关，重土轻迁，食先于货，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新的经济联合体仍然是农户，而不是专业户之间的联合体，是农民而不是专业工之间的联合体。这不能不影响到专业化趋势的发展速度和所采取的形式。
3.松散性。这主要表现在联合体的内部结构上。限于资金、劳力集中的规模较小，从业人员的文化水平和管理能力较低，劳动的复杂程度不高等特点，新的联合体内部的分工，业务管理，簿记和规章制度的建立，大部分没有，少部分有，尚处于混沌状态。桥头公社7户联办粮棉加工厂是比较成熟的联合体之一。从业的7个人中，有厂长、会计、出纳、开机等分工，但实际上并不固定；他们制订了考勤、财务、生产、值班、安全以及服务态度等方面的规章制度，但执行的并不严格。维系加工厂正常生产的，与其说是这些规章制度，不如说是从业人员自发的对整体利益的关心和生产的积极性，同时从业人员是亲戚朋友关系，互相信任，好说好商量，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但即便如此，能达到这种经营管理水平的联合体还是极少数。绝大多数集资单位平均只有两三户。因此它无须设置一个权威，其管理、监督、调节的职能也根本不可能分化出来，其纽带表现为血缘关系、乡邻关系。
4.不稳定性。桥头公社7户联办的粮棉加工厂在收益分配上采取的是先还股、后分利的方法。从去年10月1日正式开工到今年7月上旬，已收入7500元，扣除生产费用以及从业人员小额借款外，其余全部用来先还清股金，以后每月从收益中提20%的积累（实际上是用于维修机器、更换零部件），其余作工资分配。为什么这个加工厂急于先还清股金，而不提取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积累基金呢？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时，他们举了四条理由：第一，再添机子，就要盖房，但地皮问题不好解决，就是现在的地皮也还存在争议。第二，用电紧张。目前电已经不够用，逢集时，往往因限电而停工。第三，周围几个公社通电后，势必会随之出现一些新的同行，生意要减半。最后，怕政策有变。因此，只求把本捞回来，剩下能赚多少赚多少，对扩大再生产持着小心谨慎的态度，走一步看一步。凤阳县考城公社张汝进、王善典两户合办了一个商店，由于是农业户，上面不批给经营执照，因此，他们对于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十分敏感。嘉山县太平公社农户集资购置了大量拖拉机，但目前，一马力一季度只配给5公斤油，双抢季节只够三四天用的，于是农民纷纷跑到江苏去买高价柴油。那里的农民对不发给执照和买不到油这两件事反映最强烈。但在国家能源紧张的情况下，油的问题又得不到妥善的解决。上述问题是带有普遍性的，这是因为农民自发建立的联合组织都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在发展中也就必然要碰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例如，桥头及附近公社每年需加工的口粮上限为500万斤，只需磨面机和碾米机10台，而现在已投入生产和准备投入生产的已有32台，加工能力大大超过需求。又如太平公社，从整体角度看，机械能力已够用，但农民为了图方便等种种原因，购机的愿望仍然十分强烈。在这种情况下，一则会造成无端浪费，二则难以求得供产销的平衡和经济效果的稳定。外部市场条件的微小变化，对小本生意的联合体来说，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他们顾虑最多的还是政策是否允许这样干，是否能合法化。
我们认为，新的协作和联合在目前的发展阶段上还是很不成熟的。它是从自然经济走向商品经济过渡阶段初期、即专业化生产之前的经济现象。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有些同志，特别是赞同搞包干到户的同志，对当前新的协作和联合的发展阶段估计过高，因而存在着急于求成和盲目乐观的情绪。理论上的不清醒，必然酿成政策上的失误，这种教训我们不能不牢牢地记取。应该看到，以包干到户为标志的我国农村势在必行的体制改革才刚刚开始，它为这场内容极其深刻的改革选择了一个正确的起点和初始条件，它的生命力无疑将表现在一个相当长的、由若干阶段组成的历史过程中；继之而起的目前还非成熟的协作和联合是这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的第二步，它从一个侧面昭示着改革可能的发展方向。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地把握这一运动，改革的成功是大有希望的。反之，我们将丧失掉已经展现在眼前的极好机会和再次选择的可能。
四、几点建议
新的协作和联合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创造一系列的条件。以下是我们的一些不成熟的建议，供有关部门参考。
1.包干到户是新的协作和联合存在、发展的根本条件。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包干到户责任制形式要稳定，不要轻易改变。种植业中，哪些生产环节上由农户单独经营，哪些可以进行协作和联合，要本着自愿、互利和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原则，由农民自己在实践中去摸索和解决，不要人为地去组织协作和联合。对已有的协作和联合，不要硬性拔高，使之正规化，强迫农民去干他们不愿干的事。对它的发展，可以再观察一段时间，留有充分的余地。确有把握的，可以采取总结经验，作出示范的方法，加以引导，但切忌搞成轰轰烈烈的运动，一哄而起，一哄而散。
2.建立统计和监督，利用经济手段将其纳入宏观经济和国家计划指导的轨道。首先财政部门要为它们建立银行帐户，给予贷款和吸收存款。有关业务部门，要帮助它们建立起协作中的责任制、合同制，以及对有条件的联合体建立和完善内部的规章制度。有组织地培养管理和技术人才，逐步提高参加者的文化水平，培养文明商人。在税收上实行区别对待，低利低税，高利高税。对某些利润特别高的联合体，不但要收工商税，而且应该收所得税和累进税，但可以先松后紧。既使联合体有利可图，也使国家得到一定的经济收益。至于谁拿大利，谁拿小利，要根据联合体从事的经营项目对国计民生的作用，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加以确定。在经济立法上，应重新审查和修改关守投机倒把活动等规定，宣布一切盗窃公物、偷税漏税、雇工剥削、干部侵犯联合体利益以及破坏法律和逃避国家监督、统计的行为，必须受到制裁。
3.鼓励发展低能耗、劳动密集型、有较高商品率的联合体，如多种经营、农产品初级加工、农村建材、建筑、拾遗补缺的商业服务等。对于盲目发展的项目，或布局不合理的项目，特别是对于高能耗的项目，应采取税收、价格、信贷等经济手段加以引导和限制。如拖拉机发展过多的地方，可合理规定代耕、代脱粒的收费标准，使无机户感到合算，控制拖拉机进一步增长的趋势。应尽可能避免行政干预的方法，以免挫伤群众的积极性。
4.逐步缩小农产品统购统销的范围和征购的基数比例，向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逐步过渡。这有利于农户向兼业农户、进而向专业农户的发展。
5.加强对新的协作和联合的调查和综合研究。新的协作和联合，作为包干到户合乎逻辑的发展，无疑可以使人们反过来加深对包干到户的性质、利弊、前途的认识。因此，它引起了愈来愈多的人的关注。在农村里，广大农民从切身利益出发，对它采取支持和赞成的态度。但也有一些农民颇感忧虑，报上讲“联合是必然趋势”，他以为“政策要变”、“又要搞‘大呼隆’了”，因此存着一层戒心。城里人也是议论纷纭。但奇怪的是，无论是原来赞成还是不赞成搞包干到户的同志，却都认为新的协作和联合是一个可喜的现象。这说明在对新的协作和联合的性质的认识上的混乱。在实践中，新的协作和联合涉及面广，几乎牵扯到农村经济的每一个细胞和每一个方面，而它的发展又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应如何引导和控制，是个综合性很强的课题，因此必须加强在调查基础上的综合研究。在宣传上，应注意分寸，避免片面性，掌握主动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