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
上海是水性杨花的城市。上海的秘密就在于它没有历史。在这个失忆的消费天堂，记忆不过是异乡人的病态反应而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一个遭到简单曲解的时代，需要动用内在的生命经验来加以修复。这是我折回历史的原因。
其实我已无法记住第一本有字读物的名字了，但八岁时的日记表明，那年我读了长篇小说《红旗插上大门岛》。这本现在看来很乏味的书当时就是我的启蒙者，它是一个犀利的咒语。在儿童读物和连环画之外，我意外地抓住了大人世界的把手。那种狂欢式的喜悦真是难以言表。但就在那年，我的读书蜜月刚刚开始，革命突如其来地蒙上了我的眼睛。除了毛的语录和选集，中国不再需要其他思想。
我有几本非常好玩的书，来自女同学俞欣。她是那种典型的迷你资产阶级，身材纤细小巧，肤色白皙，声音轻柔得宛如耳语，而家里的花园却大如操场。我们是莫逆之交。念小学一二年级时，每天她都到我的窗下叫我一起上学。她的叫声细弱得像蚊子，但我却能清晰地听到。
“老大可！”她形销骨立地叫道。
“来啦，老俞头！”我在窗口吼道。
我们那时流行互相在名字前加个“老”字。那是童年友情的伟大标志。但她偷着亲我的时候更像是我的妹妹。我喜欢她脸上的“百雀灵”护肤霜的香气。我们差一点就成了夫妻。她好几次对我说要和我结婚。我们好得形影不离，连小便都互相密切跟着。
小学三年级才开学，她就塞了几本书给我，说是她最心爱的，问我想看吗。我欢天喜地地拿回家去了。它们是一套《安徒生童话集》和一本叫做《一千零一夜》的怪书。但还没有来得及归还，她就从我们班里突然消失了。老师说她家搬走了。我为此伤心了很久。后来我才知道她父母被打死，而她则被送到苏南的一个小城，与老祖母相依为命。这书是她预先藏在我这里的。她年幼的心灵仿佛预见了巨大的灾难。我的童年自此揭过了最黑暗的一页。在她离去之后，我沦为一个性别自闭症患者，几乎无法再与其他小女生说话。
在抄家风炽盛的一九六七年，父亲在家里开始了秘密的烧书行动。为了掩盖私藏反动书刊的罪行，父亲把门窗紧紧关闭，拉上窗帘，把四大名著和许多珍贵书籍付之一炬，这其中包括那几部封面华丽的童话。灰烬被抽水马桶反复地冲走。母亲和我则是销毁罪证的帮凶。
屠书行动整整耗费了几天时间，它看起来很像是电影里常见的那种场面：地下革命者在紧急烧毁译电码和机密文件，而其实正好相反：我们在消灭那些最危险的思想。火焰吞噬着书页，文字从空气中迅速蒸发了，脸盆里只剩下黑色而轻盈的灰烬。而此后的许多天里，屋里都萦绕着书的尸骸的焦味。书的这种易燃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在此后很长时间里我都以为，书就是那种专门用来焚烧的事物。
但还是有一些图书残留了下来，放在储藏室的架子上。父亲是历史教师，他偷藏的大都是与此有关的书，其中包括吴晗的《朱元璋传》、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和胡绳的中共党史等等。这个书目篡改了我童年的精神程序：我绕过童话，直接到达了历史。就小孩子而言，“文革”是童话的最辛酸的敌人。
密闭的储藏室既没有窗户，也没有电灯（我很奇怪二十年间父母竟没有想过要去装一盏电灯），在其间找书必须先点燃一盏带玻璃罩的小煤油灯。储藏室里除了浓烈的煤油气味，就是书的霉味，它让我呼吸到了距离久远的年代。微弱的灯火闪烁着，燃烧在我手里，在石灰墙上张贴着庞大的影子。每次我都会产生一种幻觉，仿佛进入了一个藏宝的密室。这种神秘性所带来的快感真是难以名状。在整个少年时代，这个小室成了我从事阅读阴谋的营地。与喧闹的钢琴截然不同，它是永久缄默的，恪守着家庭的细小美妙的秘密。
除了历史，我家的储藏室里还有少量漏网的小说，如被查禁的欧阳山的《三家巷》和《苦斗》，以及《红岩》、《青春之歌》和《把一切献给党》等等。由于无法进行选择，我陷入了一种混乱的阅读。在我的书单里既有各种地下手抄本，也有官方内部发行的供批判用的“反动作品”（如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但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我在十六岁到十九岁期间所读的那些书：雪莱的诗剧《钦契》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等等。我对他们的崇拜，曾经到达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前者的清纯与后者的疯狂，都令我窒息和喘不过气来。
那时许多小说书有一个共同外观，就是书页发黄，没有封面和封底，也没有开头和结尾，页码总是从“10”以后开始。我既不知道书名，也不知道作者。无数传阅的脏手毁损了它们，令其呈现为一个衰老和残缺的面容，其上不时出现血斑、头发和污迹。这种肮脏的“盲读”令我生气，因为书页总是在结局呈现之前消失，留下可恶的悬念，逼着我猜测故事的结尾。后来我就能准确预言几乎每一部好莱坞电影的结局。革命把我训练成了阅读的高手。
我受到的另一种监狱式训练是快速阅读。一部好书必然面临排队轮候和漫长的旅行，如《苦难的历程》（阿·托尔斯泰）、《静静的顿河》、《基度山恩仇记》和《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样的多卷巨著，在世面上就像钻石一样珍贵。通常在晚上八点左右，书被一个人送达了，而次日早晨八点，书将被另一个人取走。许多人在书上留下不可捉摸的痕迹。我只有十二小时的阅读时间。我的眼睛开始高速扫描起来。亮度为十五支的灯光照在书页上，昏黄而黯淡，屋里漂动着感伤的气息。下半夜之前，我总是能够先把全书浏览一遍，而后用剩下的时间细读那些重要的章节。母亲也加入了我们的轮读行列。天亮的时刻，我交出了上百万字的大书，犹如交出一个被榨空的钱袋。我筋疲力尽，但心情很愉快，头脑里布满了清澈的文学阳光。
而在短暂的高速阅读之后，我便长时间地沉浸在对书的回味之中，这形成了时间上的鲜明对比。我事后躺在床上，在黑暗里回味那些热烈的意义。记忆仔细碾过了每一个发亮的细节。那时，克利斯朵夫的天才生活就是我的明灯，我把那本只在我手中停留了一夜的书变成了自己的圣经。也许，它还是“文革”后期整个上海西区“音乐帮”的公共指南。书里的浪漫主义气息像瘟疫一样四处传播，把我们大家都搞得小资兮兮的，说话举止都很克利斯朵夫。这种危险的情调滋养着我们的信念。我们借此开拓着世界的未来面貌。在很多年以后，当我回忆那个满含泪水的岁月时才懂得，我从来没有被八十年代塑造过。平庸的大学生涯只能把我毁掉。我身体的摇篮是五十年代，而我的精神摇篮则是光华四射的七十年代。我和许多人在那时就已经做好迈向文化新纪 元的全部准备。在一个貌似压抑和黑暗的时代，我们茁壮成长，并在残缺不全的阅读中找到了自己的神性。
在中学一、二年级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照亮我的头脑。我尤其喜爱《共产党宣言》和《法兰西内战》。在精神早熟的前夜，大革命预言家为我勾勒了一幅自我解放的激越场景。马克思的思想有助于平息我的小资情调，并且激励起我对于真理的无限思念。今天，即使红色乌托邦早已破灭，他的激辩气质仍然镶嵌在我的骨头里，像一颗隐隐作痛的子弹，提示着一种反叛者的热烈意义。我始终是这个人缄默的信徒。
中学二年级时我们下乡劳动，向农民学习无产者的真实经验。全班二十几个男生一起住在农民家的客堂里，泥地上铺着潮湿的稻草，昏暗的电灯鬼魅似的在高高的房梁上闪烁，木织机的咿呀声从远处断续地传来，稻草人正在守望着沉睡的田野。我信口讲起了福尔摩斯的故事，四周鸦雀无声，连呼吸都被恐怖的叙述淹没了。但这个故事会立即成了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罪状。第二天我就在大会上遭到点名批判。本来他们想把我拎到台上斗争一番，后来因我母亲的缘故放过了我（她那时在同一所学校教书）。但从此我暴露了隐藏很久的“本来面目”。
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我的时代那样，在书和生命之间建立了最深切的联系。我嗜书如命，蛀虫般的贪婪。我们这帮人有时也聚众打架，不为了别的，就为了一个人不还另一个人书。这样，在书的道义呼声中出现了隐形的帮会。最激烈的一次，我们甚至动了刀子。对方落荒而逃。第二天，书被中间人送了回来。我们得意洋洋，到处炫耀着战果。一九七二年，我们那里还发生了一件事：有个女孩遗失了别人借她的书，她唯一赎罪的方法就是从楼上跳下去自杀了。在她死去的现场，逼债的男孩被人痛殴，打断了腿骨。女孩肝脑涂地的画面变成了一场噩梦。我惊骇地发现，书不仅刺痛了我们的眼睛，而且开始杀人，它看起来比刀子更危险。而书就这样用暴力建起了与生命的血的联盟。
当手抄本风靡起来时，我曾经读过至少十几个不同版本的《少女的心》（拙劣的和比较不拙劣的）。其中有的居然被加上“毛选”的塑料封套，伪装成革命圣典。这些版本因抄写者加入了自己的感受与想象而变得面目全非。在图书严重匮乏的年代，抄书的风气像伤风一样在我们之间互相传染。有人抄《唐诗三百首》（编注者是另一个叫“朱大可”的老先生），也有人抄《中华活页文选》。但我从不抄书。我只抄写词和句子，在把各种人物描写景物描写加以归类后，偷偷搬到老师布置的作文里。
尽管《少女的心》、《第二次握手》和《塔里的女人》是截然不同的书，但它们都毫无例外地指涉了情欲。这个“文革”的内在动力，最终竟然成为造反者的死敌。许多人因“非法阅读”而付出沉重代价。我的一个同学，在看了《少女的心》后就出现严重的中毒症状：凶猛地追求他自己的亲姐。他姐哭着把他送进派出所。他在挨了一顿毒打之后被放了出来，当晚就把刀捅进了姐姐的肚子。他被枪毙前在学校操场开了公审大会。我们平生第一次目睹这种肃杀可怖的场面。公安和民兵荷枪实弹、如临大敌，高音喇叭里声色俱厉地宣读着罪行。而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在惊悸地倾听。他的死是一个信号，显示书所能达到的那种摇撼人心的力度。很多年以后，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他受死前的表情：小流氓在人群里仔细搜寻着我们班的位置，然后冲我们放肆地一乐，露出了黄黄的牙齿。
残酷的青春降临了。我们被逼到精神世界的尽头，并且要穷尽一种无望的希望。一个秘密读书公社就这样诞生了。那是一些令人颤栗的黑夜，城市电力不足导致的供电障碍，带来了漫长的黑暗。几个中学生在小屋里点燃蜡烛，就着迷乱的火焰，朗诵诗歌或小说的片段。然后是一阵长时间的激辩与和解。我们读过雪莱和莱蒙托夫的抒情短诗、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白痴》和托尔斯泰的《复活》等等，试图逃到光线的最深处。世界躲藏在那里，向我们发出亲切而倦怠的微笑。读巴尔扎克《农民》的时候，我做了一份两千多字的笔记，把它写在一个小纸卷上，看起来像支香烟，但展开后却成了思想。这份幼稚的笔记被人在圈子里传阅，犹如散布一条叛逆的真理。阶级异己分子终于走出了童年。
灵魂的对白总是在夜深的时候达到高潮，我们沐浴在难以名状的激情之中。直到现在我都无法确切地描述那种奇异的经验。在冬天，我们为每本书仔细掸去历史的尘土，探求它们的诸多含义：苦难、爱欲、孤独和道德净化，如此等等。文学之爱与现实发生了微妙的融合。这是由几个男孩结成的情感与知识的坚固同盟。我们野心勃勃、因拥有内在的思想而蔑视女孩。友谊在我们中间流动，犹如温暖的呵气。
其中那个叫K的男孩，是我最亲密的兄弟。他有一个圆圆的脸和略带忧伤的眼睛。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几乎天天来我这里，我们促膝而谈，互相凝视着对方的眼睛。我爱他爱得心痛。我们彼此可以为对方两肋插刀。当我们对话时，我感到四周停顿和沉默下来，整个城市都在倾听。幸福像不可捉摸的雾气一样笼罩在四周。这茫茫黑夜就是我们的最高光明。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是典型的青春期同性恋症候。在一个严酷的时代，我们靠这种温情涉过了早年的河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