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澳大利亚表面上虽是个主权国家，但外交与国防大权均操在英国手中。澳大利亚开始考虑自己的外交与国防自主权，是在二战期间的太平洋战争前夕。这时，澳大利亚才自主地向美、中、日派出全权大使或公使。史家称这一举动为“大转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从此，澳大利亚开始重视亚洲和美国。
二战后，澳大利亚仍以美国和亚洲为自己的外交重点。本文试图对它战后的亚洲政策，谈一点拙见。
一
战后澳大利亚的亚洲政策的显著特点是紧紧追随美国的亚洲政策。美国为了推行其霸权主义，除欧洲外还把亚洲作为一个重点，提出了所谓“扼制共产主义”的战略，要在亚洲打“一个战争”。为了推行其战略方针，它在这里主要搞了两方面的事情：一是进行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二是搞军事同盟。而澳大利亚在这两方面都甘愿作美国的马前卒。
澳大利亚之所以甘当不体面的马前卒的角色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世界形势处于东西方对峙，冷战盛行，而亚洲是对峙和冷战的焦点之一；另一方面是由于它的当权的政治家们对世界形势，尤其对战后的亚洲政治形势发展的错误看法所致。主要有三种错误看法：第一，认为亚洲诸国除日本外几乎都是贫穷落后之国，而贫穷落后之国正是“共产主义扩张”的目标；第二，认为战后亚洲各国兴起的民族独立运动是共产党搞的，其幕后操纵者是莫斯科与北京，就是说民族独立运动是一种“共产主义扩张”，必须予以“扼制”；第三，认为当亚洲被“共产主义扩张”之后，共产主义必然像当年日本那样南下，向澳洲大陆扩张，因此他们很害怕中国革命的胜利。澳大利亚这些不正确的看法正和美国在亚洲推行的“扼制共产主义扩张”战略相吻合。这就是它甘当美国在亚洲推行霸权主义政策的马前卒的根本原因。
1950年6月25日，美国为“扼制共产主义”，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发动了朝鲜战争。战争爆发后不久，以孟席斯为首的澳大利亚政府就宣布派遣一个海军分舰队去朝鲜，交由美军侵朝司令部指挥，紧接着又宣布澳国驻日本的一个空军中队亦交由美军调遣。孟席斯总理不唯如此，还竟然号召澳大利亚青年志愿者参加澳大利亚陆海空三军去朝鲜充当炮灰，并有这样一些话欺骗青年人：“我们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相信人类的兄弟情义，渴望和邻国和睦相处。如果他们没有我们那么幸福，我们不惜做出特别努力去帮助他们。”孟席斯所说的“不惜做出特别努力帮助他们”是让澳国青年为美国霸权主义卖命，去屠杀朝鲜人民。到1953年7月在板门店签订停战协定时，已有281名澳军士兵白白为美国侵朝战争送掉性命。
澳大利亚追随美国充当侵略亚洲的马前卒，最典型的表现莫过于参加越南战争了。1954年7月日内瓦停战协定的签订，表明法国对越南的殖民主义政策彻底破产。然而，美国并没有从中汲取教训，相反却下决心干涉越南内政，不久发动了对越南的战争。
澳大利亚积极地支持和参加了越南战争。1962年5月，美国要求澳政府派遣军队去越南，孟席斯政府立即答应了这一要求。澳国防部长阿·唐雷宣布派遣30名军事教官去越南帮助训练军队，借口说是根据《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才这样做的。这显然是一个虚伪的口实。因为条约规定，任何缔约国派遣军队援助某一缔约国，事前必须和其他盟国磋商，而澳大利亚政府并没有这样做。就这样，澳国开始陷入了越南战争的泥沼。
1964年8月5日，美国借口北部湾事件下令轰炸北越，从而把战火扩大到全越南，美国在越战泥沼中越陷越深。作为美国在亚洲“扼制共产主义”马前卒的澳大利亚亦如此。早在1964年6月，澳国防部长帕特里奇应美国请求宣布将澳在越军人扩增1倍，即由30人增加到60人。1964年10月，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而美军在越战中连连失利。孟席斯政府对此大为惊慌，遂于1965年4月29日宣布再派一营士兵去越南，同年5月和6月又派去约1 500人，编入美军第173空降旅，驻守边和。
孟席斯政府的行径触犯了澳大利亚国家的利益，因此，澳大利亚工党和共产党强烈谴责政府派军去越南的行径。工党领袖卡尔韦尔指出，澳大利亚派兵去越南必然要削弱本国的防务力量，但自由党-乡村党联合政府却一意孤行，不听从正确意见。
美国在越战中日益困难，又遭受国内外舆论谴责，日子十分难过。在这种背景下，1969年2月美国副总统汉弗莱访问澳大利亚，目的是要求提供更多的军援。接替孟席斯出任联邦总理的赫尔特迅速对美国的要作出反应，于3月8日宣布澳在越南的兵力增加两倍，达到4 500人。赫尔特的举动立即引起澳大利亚各阶层的抗议与谴责。共产党人、激进分子、和平主义者、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纷纷举行了抗议活动，发表反战演说，举行游行示威；工党亦作出了强烈的反应。这样，在澳大利亚兴起了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
反战运动到1967年因两件事的发生而被推向高潮。一件事是南越“总理”访问澳大利亚，引起人民的抗议示威活动。另一件事是赫尔特政府宣布再派1 700名士兵、一个坦克队和大批飞机去南越，从而使澳在南越军队达到8 000余人。这两件事极大地触怒了人民，纷纷起来与之斗争，甚至连十分保守的《悉尼先驱晨报》都不得不对政府的所作所为嗤之以鼻，说这是给因越战失利而在美国威信扫地的约翰逊总统的一种支持。
应指出的是，这时澳大利亚国内反战运动出现了新的动向，青年逃避兵役者日益增多，并得到数以百万计的广大群众的掩护。这个动向说明反战运动已有了深入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赫尔特政府于1968年5月制定惩治逃避兵役者的严苛法律：凡逃避兵役者和帮助者均处以两年监禁。这无疑是火上加油，引起人民更加激烈的反抗，反战的示威游行屡屡发生，愤怒的群众甚至放火烧了陆军总部。
在支持和参加美国在亚洲发动的这两次战争的同时，澳大利亚还积极参加美国在亚洲策划建立的旨在反对亚洲进步势力的军事集团的活动。
1951年7月，澳大利亚外长凯西同美国与新西兰两国外长就结盟问题进行谈判。同年9月1日，三国代表在旧金山签订了《美澳新安全条约》。条约规定，当澳大利亚或新西兰遭到大国攻击时，美国将给予援助。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军事同盟条约。根据条约还设有“军事代表会议”。那时在美国的宣传下，澳大利亚非常害怕中国，后来历史证明这种恐惧毫无根据，纯属庸人自扰。
澳国会在辩论《美澳新安全条约》时，工党领袖华德指责这个条约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文件”。他说条约的条款的语言含混不清，如果将来澳大利亚真的遭到攻击的话，美国政府将会根据那时本国的利益来解释条约。但是孟席斯政府拒绝听取工党的意见，通过国会批准了这一条约。从此，澳大利亚正式地被捆在美国的战车上了。
签订《美澳新安全条约》后不久，美国又提出针对中国的所谓“共产党侵略”的观点，澳政府又不加分析地接受了这种不值一驳的观点。美国的目的是把美澳新军事同盟扩大到亚洲，建立一个对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呈包围态势的更大的军事集团，与“北大西洋公约”军事集团相呼应，以实现其全球霸权主义战略。从亚洲角度言，美国利用这样的军事集团来打击中国和其他共产党执政的亚洲国家。而澳大利亚再一次积极参与这一活动。经过一段时期的幕后与公开的活动，1954年9月8日，美、澳、新、英、法、菲、泰、巴诸国代表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1955年又建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其总部设在曼谷。就这样，在澳大利亚积极参与下，一个新的军事集团又建立起来。实际上，东南亚军事集团是美澳新军事集团的扩大与亚洲化。
总之，澳大利亚在本世纪50～60年代充当了美国霸权主义的马前卒。导致它扮演这一角色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澳大利亚的一些政治家对那时的亚洲，以至整个世界形势的分析、判断失误和推行民族利己主义的对外政策的结果。
二
澳大利亚在军事上追随美国，在政治上亦追随美国。美国在亚洲推行“扼制共产主义”的政治方针，而澳大利亚亦推行这种方针。在这方面，它也扮演了不体面的角色。澳国的“扼制共产主义”的政治方针主要表现在对日和约、科伦坡计划和印尼收复西伊里安等问题上。
二战刚结束时，澳大利亚的亚洲政策的重点是防止日本东山再起。1947年，工党政府的外交部长伊瓦特在堪培拉召开的联邦会议上力主在对日和约问题上采取严厉的方针，因此他起草了一个严厉的对日和约草案。后来，到50年代初，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澳大利亚改变了方针，由严厉方针转变为宽松方针。从国际上说，美国改变了对日方针，由抑制日本改变了扶植日本，这与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朝鲜战争的爆发有密切关系。从澳国国内说，形势亦有很大的变动：工党下台，保守的政党上台。这种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影响了澳大利亚的对外政策，其中包括对日政策。
孟席斯总理一上台就完全按照美国外交家杜勒斯的观点行事。杜勒斯认为日本已不可能再是西方的敌国了，而变成了西方国家扼制苏中的盟国，因此必须采取增强日本实力的政策，如果有必要的话，还要重新武装日本。在这种观点指导下，1951年9月，澳大利亚同日本签订了合约。
对日合约的签订，一方面再次表明澳大利亚决心跟随美国搞“扼制共产主义”；另一方面也是迫于美国的压力，对日本并不十分放心，仍忧心忡忡。负责主持对日和约事务的澳外交部长凯西就对日和约问题向日本新闻界发表的谈话，就表示了这种忧虑。他说：“日本人期望澳大利亚人很快忘掉过去，这是错误的。同时，我还要表达这样一个看法，如果日本将来用她的行动表明她确实永远抛弃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贪婪的目的，那澳大利亚人将会向日本人让步。”
澳大利亚积极参与“科伦坡计划”的目的亦反映了它的亚洲政策的出发点是基于“扼制共产主义”这一总战略上。1950年1月，英联邦成员国外交部长在科伦坡举行会议。澳大利亚外长斯宾德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重点讨论了对亚洲经济援助的问题。会议认为亚洲的贫穷、落后、愚昧和疾病会给共产主义向这一地区扩张提供机会，为此必须向一些亚洲国家提供经济援助。这样，在反共的旗帜下，英联邦成员国外长作出了共同努力促进亚洲工业化、发展亚洲的卫生教育事业的决定。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根据会议的精神制定出一个对亚洲的经济援助计划，其要点是：英联邦成员国对像印尼、泰国这种类型的不发达国家提供有关财政、技术和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的援助；被援国家要自愿接受援助；援助的项目是那些被援国易于偿还的项目，此即“科伦坡计划”。
与会英联邦成员国都表示支持这个计划。到1954年末，东南亚许多国家相继参加了科伦坡计划，其中有马来西亚、新加坡、北婆罗洲、沙捞越、文莱、缅甸、印尼、泰国、老挝、柬埔寨、菲律宾和越南。
孟席斯政府对实施科伦坡计划十分热心、主动，在头6年提供信贷达3 125万英镑，此外又拨款325万镑作为奖学金，资助在澳大利亚各大学、师范学院和专业技术学校学习的来自亚洲各国的大学生。
澳大利亚政府积极实施科伦坡计划，提供财政援助、为亚洲培养人才，无疑是值得赞赏的，但出自“扼制共产主义”的目的是错误的，应予以否定。
在印尼收复西伊里安问题上，澳大利亚也表现了屈从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方针。西伊里安，即荷属新几内亚，印尼称之为“西伊里安”。当地居民属美拉尼西亚种族，同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有较近的血缘关系，在种族上、文化上和历史传统上同印尼人无任何共同之处。1949年印尼独立后，荷兰殖民者仍控制着西伊里安。但印尼人一直把这一巨大的地区视为自己的领土，因此印尼与荷兰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自印尼独立以来，澳、印尼两国关系一直友好相处。但自印尼发起收复西伊里安运动以来，澳大利亚仍从“扼制共产主义”眼光注视着这个运动的动向，发现外有中苏支持，内有印尼共产党支持，因此决定采取两面政策，表面上持中立态度，暗中支持荷兰，不希望西伊里安落入印尼之手。孟席斯政府的打算是，如果荷兰抵抗不住收复运动，则极力设法使西伊里安自治，或由联合国托管，以免西伊里安落入印尼手中。1964年4月，孟席斯向来访的苏加诺特使表示不希望印尼与荷兰诉诸武力，双方应进行谈判解决。但有同年末，在联大辩论西伊里安问题时，澳大利亚驻联合国代表却反复说明澳政府希望西伊里安自治的立场。澳大利亚政府这种两面立场损害了同印尼的关系。
苏加诺看清了孟席斯的真面目，因而采取更加激烈的战略来收复西伊里安，即“总体对抗”战略。到1962年，荷兰在印尼强大压力下开始软化。与此同时，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也发生了变化。美国政府认为，如果长期地同苏加诺对抗，会导致苏加诺政权向中国和前苏联进一步靠拢，在国内会增强印尼共产党的力量。荷兰态度的软化和美国立场的变化必然影响到澳大利亚的立场，它也只好改变。同样，印尼于1963年收回了西伊里安，并把它划为本国的一个行省。
尽管在西伊里安问题上澳大利亚改变了立场，但由于澳政府的两面政策，两国关系蒙上了阴影。这种阴影又由于澳大利亚在马来西亚与印尼边界战争中站在马来西亚一边而加深加重了，只是到了苏哈托政权建立后，两国关系才日趋改善。
三
综观澳大利亚在50～60年代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亚洲政策，澳大利亚的政治家们，主要是孟席斯与赫尔特采取的不是睦邻政策，从而损害了澳大利亚同亚洲主要国家的关系，同时也损害了澳大利亚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形象。
但是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澳大利亚的政治家们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改变了战后以来推行的对亚洲的错误政策，对亚洲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完成这一历史性转变的是澳大利亚所有政党，其中工党起了特别重大的作用。
首先表现在澳大利亚退出越南战争、撤回全部军队。1969年7月，尼克松总统在关岛发表谈话，提出新亚洲政策，即尼克松主义。所谓“新亚洲政策”即从亚洲收缩兵力，提出“战争越南化计划”，宣布分阶段从越南撤走美军。接替戈登出任联邦总理的自由党领袖麦克马洪仿效美国，从1970年11月开始撤回澳军，但速度过慢，未能完全退出越南战争。
由于执政的自由党和乡村党因内外政策，尤其亚洲政策的连续失误，因而在1972年大选中惨败，工党获胜。澳大利亚政局的变动为它转变亚洲政策提供了机会和条件。惠特拉姆作为工党领袖出任总理。工党在野时曾一再批评政府的亚洲政策和美国的越南战争政策，上台后亦持批评立场。与此同时大刀阔斧地改变旧亚洲政策，推行新亚洲政策，遂于1973年初毅然作出退出越南战争的决策，宣布撤回所有在越澳军。这样，澳大利亚完全退出了越南战争。惠特拉姆的这一行动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欢迎。澳大利亚独立主权国家的形象在亚洲各国心目中开始树立，从而维护了国家的尊严。
澳大利亚对亚洲政策的重大变革还表现在对中国政策的重大转变上。1971年，工党领袖惠特拉姆率工党代表团访华。他于1972年12月22日，即出任总理的第三天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政府，两国互派大使，澳中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自中澳建交以后，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体育团体往来十分频繁，出现了中澳友好的局面。
澳大利亚还改善了同印尼、印度、缅甸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尤其在越南侵略柬埔寨问题上持正义立场，反对越南的小霸权主义，博得了亚洲以至世界人民的赞赏。所有这些，特别是退出越南战争和与中国建交表明澳大利亚放弃了多年推行的“扼制共产主义”的亚洲政策。这是澳大利亚外交史上的第二次大转变。
那么，为什么澳大利亚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会出现对亚洲政策的重大转折呢？概括地说，有下列几个原因。
第一，国际局势的缓和。进入70年代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调整了外交战略，采取了新的外交战略，即“三角外交”战略，同时也改变了军事战略。所谓“三角外交”，其显著特点是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而新军事战略，即由打“两个半战争”改为打“一个半战争”。美国依据新外交方针和新军事战略在亚洲做了两件大事：结束越南战争与美中复交，从而亚洲紧张了20余年的局面大大地缓和了下来。与此同时，美国抛弃了推行几十年的“冷战”政策，从而缓和了美苏紧张关系。此外，中日建交、中国同东南亚一些国家关系的改善、中澳建交、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以及亚洲绝大部分国家同声怒斥越南的小霸权主义，所有这些都表明亚洲的局势在70年代有了巨大的转折。
整个世界局势和亚洲局势的变化是澳大利亚调整自己亚洲政策的重要因素。
第二，亚洲日益成为澳大利亚对外贸易的最重要的市场。战后，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十分迅速，到70年代已发展成为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它国内市场狭窄，加之矿业和农牧业产品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和在对外贸易中比重较大，这就决定了它必须以国际市场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生命线。二战前，澳大利亚长期以英国为自己的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战后，英国经济发展缓慢，处于“走走停停”状况，尤其1973年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市场后，把着眼点主要放在欧洲。这对一向依靠英国市场的澳大利亚经济来说，显然是严重打击。它只好另寻出路。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同亚洲和美国的贸易却急剧增长起来。这必然使它在经济上转向亚洲和美国。
以亚洲言，到70年代，它成了澳大利亚最大的市场，占澳国出口贸易总值50%的产品在这里销售。进入80年代，澳大利亚同亚洲的贸易仍占最大的比率，如1980～1981年度，同日本的贸易占澳出口总值的27.2%，同中国的贸易占3.5%，同东南亚的贸易占14.1%，合计高达44.8%。如果加上同南亚次大陆、西亚和东北亚诸国的贸易份额，便远远超过了50%了。
同年度，澳大利亚同英国、欧洲共同市场和美国的贸易份额分别为3.7%、8.6%和11.2%，三项合计也不过23.5%，还不如同日本一国的贸易份额多了。由此可见，从经济上说，亚洲对澳大利亚是何等重要！
再以同日本和中国贸易的产品种类言，澳国向这两国出口的主要是羊毛、铁矿石、铝土、铜以及小麦、糖、牛羊肉，而这些矿产品和农牧产品是澳大利亚国民经济中的支柱。1977～1978年，中国从澳国购买小麦高达460万吨，1977年购买蔗糖达27.2万吨。是年，中国从古巴进口蔗糖为22.8万吨，从而澳对华蔗糖贸易超过了古巴。由此可知，澳大利亚改变对亚洲政策的根本原因了。
第三，澳大利亚改变亚洲政策也是国内长期争论和斗争的结果。澳大利亚对亚洲的错误政策在国内不是一致的，是有争论和斗争力的，可以说从50年代初就一直争论到70年代初。以长期执政的自由党和乡村党为一方，以工党为另一方。双方争论的主要问题有三个：一是关于同美国结成军事同盟和参加越南战争问题；二是关于承认中国并与中国建交问题；三是关于废除“白澳政策”问题。
早在50年代初，尤其在60年代，工党就主张承认中国、退出越南战争和废除种族主义的“白澳政策”。总之，要求改变亚洲政策，进行外交战略的调整。工党的这些主张一直遭到自由党和乡村党的反对。但是到60年代末，自由党和乡村党开始意识到要进行改变旧政策，推行新政策。从这以后，双方基本上在对亚洲采取的政策上趋于一致。正是这种基本上的一致，才有70年代初的各党共同调整亚洲政策的局面，也恰恰因此，澳大利亚调整亚洲政策得以顺利实现。
一言以蔽之，本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对亚洲政策进行变革是必然的。但是还有些问题值得重视。
澳大利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仍然依重美国，和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仍然牢固存在，如《美澳新安全条约》规定无限期有效。又如，虽然东南亚条约组织于1977年6月宣布解散，巴基斯坦早在1972年就退出《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而法国从1967年起就拒绝参加该条约的部长级理事会，但是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却在1980年重申要恪守条约。这两件事说明，澳大利亚的亚洲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受到美国亚洲政策的牵制。美国一旦改变现行的亚洲政策，很难说澳大利亚的现行亚洲政策不会改变，此其一。其二，澳大利亚的外交重点是美国和亚洲，恐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改变这种格局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它对美国推行的是全方位的外交，即在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和经济上都依重美国，而对亚洲的外交则是以经济为核心的外交，可称“经济外交”。换言之，澳大利亚把亚洲首先看作是自己的市场。它对美国和亚洲虽同视为重点，但外交方针，两者有很大的差异。其三，澳大利亚虽然还同英联邦、英国和欧洲共同市场有各种各样的联系和交往，但把它的重心已从环大西洋地区转移到太平洋地区，这已是基本的事实。
总而言之，澳大利亚的亚洲政策有其稳定性的一面，也有不稳定性的一面，其将来如何演变，我们将拭目以待。我们热切地希望中澳友好长期地保持下去。
参考文献
1.A·W·斯塔加特：《澳大利亚的亚洲政策（1839～1972）》（Austra lia's Asian Policies，1939～1972），汉堡亚洲问题研究所，1977年版。
2.F·K·克洛雷：《新编澳大利亚史》（A New History of Australia），墨尔本：威廉·海恩曼出版有限公司，1974年版。
3.陈国庆：《战后澳大利亚经济》，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玛格丽特·A·富兰克林：《澳大利亚黑人与白人》（Black and White Australians），墨尔本：希恩曼教育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版。
（本文系与张晓虹合写，原载《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