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企业作为一个组织形式与利益主体，从微观角度研究银行内部的组织形态和经营管理，仍是业界与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领域，而在BaselⅡ下的风险管理问题一直是近年银行风险管理的热门话题，风险管理既是商业银行内部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银行监管的应有之义。
（一）商业银行公司治理
1994年起，四大国有银行开始向商业银行转变，1998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开始实施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由此，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问题开始凸现。2006年主要国有商业银行成功上市，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进入新的阶段。
1.公司治理结构
杨洪波梳理了近年来有关银行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文献，发现大多研究都突显银行的特殊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特殊公司治理对银行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一味强调监管和加强投资者保护似乎无法带来预期效果，而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充分发挥私人部门专业化的自选择机制对于完善银行内部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吴栋等通过考察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与银行效率的关系，探讨了我国商业银行股权结构的选择问题。他们采取SFA方法估计了我国14家商业银行1998～2005年成本效率、标准利润效率和可替代利润效率，考察这些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与银行效率的关系，结果表明，国家在战略性地调整商业银行股权结构时应采用国有法人股的方式，而不是国家直接持股的方式，允许具备一定条件的外国战略投资者充当商业银行的第2和（或）第3大股东在减持国有股过程中，相当多因素未清楚前，国家对4大国有商业银行仍应绝对控股，控股比例最好在58%～74%，对其他商业银行持股比例最好不要在10%～12%，以避免银行效率陷阱。
郑志刚等从法律监管、市场竞争、公司控制权市场、媒体作用和税务实施等外部公司治理机制和大股东作用、董事会和监事会、薪酬合约设计和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平衡等内部治理机制两方面对国有商业银行治理机制的有效性进行简单评估，表明国有商业银行无论是外部治理机制还是内部治理机制都存在巨大的改进空间，它们在股权结构、董事会和监事会、薪酬合约设计和职业关注以及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平衡等各个方面或者与所有行业公司治理平均水平持平，或者低于所有行业的平均水平。
2.激励机制
易行健等对我国银行业客户经理绩效评价和机理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模拟利润考核是否有效的关键在于模拟利润是否能够准确反映客户经理的各项活动对银行利润的贡献。理论上，如果模拟利润完全反映了商业银行的真实利润，那么可以实现对客户经理的最优激励。但事实上，由于提高模拟利润的精确性需要商业银行支付信息搜集和处理成本，因此模拟利润通常只是真实利润的一个近似反映，这时就会存在模拟利润的激励扭曲效应，导致最优激励的无法实现和客户经理努力的无效配置。因此，给定我国某一商业银行信息搜集和处理能力以及信贷风险管理能力，可能存在一个最优的模拟利润精确度水平，也可能无解，即目前我国某些商业银行目前并不适合选择模拟利润作为考核客户经理的绩效指标。利润模拟的方式多种多样，存在不同的技术水平，国内银行应该在考虑自身信息搜集和风险管理能力的基础上采用合适的方法，而不应该一味追求先进。从长远而言，我国商业银行提高信息搜集和处理能力以及风险管理能力是确保客户经理模拟利润考核有效性提高和减少客户经理努力无效配置的关键。
卢唐来等认为股权激励有可能出现失效问题，即如果对商业银行股权的评价标准选取不当，可能会使管理者无功受禄，侵蚀银行的股东权益，激化管理者与员工的矛盾，但若对其进行完善，它仍不失为一种商业银行长期激励的好办法。由于银行是经营货币的特殊行业，本质上是经营风险，为此，考虑到一般期权激励中存在的问题，作为衡量商业银行绩效的指标至少应扣除资本成本和风险成本，EVA正是这样一个反映了商业银行真实业绩的指标，因此他们建议建立以EVA为核心的商业银行股权激励机制。商业银行EVA=税后净营业利润-经济资本×经济资本目标回报率。这里的经济资本也叫风险资本，是一个风险概念，具有下面一些特点：首先，经济资本是银行管理层为评估业务风险而设的一个虚拟资本，只是一个管理参数；其次，经济资本是一个抵御非预期损失缓冲器；最后，经济资本的风险敏感性高，银行对经济资本的要求会高于法定资本及监管资本计算出的资本要求。
刘斌等探讨了银行家、企业家精神与商业银行成长之间的关系。他们首先从企业家理论和货币银行理论两个维度对银行家的内涵进行了界定，认为银行家首先是企业家，如银行家是市场机会的发现者、是社会资源的整合者、是金融创新的促动者、是社会风险的管理者、是商业银行的卓越领导者，然后由于银行业的特殊性，银行家还具有一般企业家所不具有或少有的一些特征，如银行家是社会信用的人格象征、是市场经济的守门人、是风险管理专家、是社会责任的承担者、是理性的创新者、是政治和经济嗅觉敏锐的思想家。接着讨论了银行家能力、企业家精神与商业银行成长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揭示了银行家对于商业银行成长的重要作用。企业家精神对于商业银行成长的促进作用包括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最后，指出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并不是完全导源于企业家个体的天赋，企业家精神的形成还受制于经济体制、法律框架与社会文化等制度环境。中国银行家及企业家精神缺位因素包括体制性因素、产权因素、管理因素、市场因素和激励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银行家及企业家精神培育的策略选择：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进一步完善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建立银行家产生的体制基础；建立和完善银行家的激励机制，包括产权激励、薪酬激励和声誉激励；完善对银行行长的约束和监管体系；全面提升银行家素质。
（二）风险管理
1.风险的评估与管理
王占峰等针对现阶段中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体系上的弱点，提出商业银行“多维度”风险管理的概念与方法，通过构建风险关联度和风险变动关联度的矩阵，尝试用多属性效用最大化方法来合理计算信用风险、利率风险、操作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之间的关系，并应用于商业银行财务指标的分析之中。总体看来，这种“多维度”风险管理方法比全面风险管理方法，更加实用，值得推广。
蔡明超等运用比例风险模型，采用调查收集的我国800例十年期以上住房抵押贷款数据，对我国商业银行开展消费信贷中的提前偿还风险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贷龄四年内年均提前还款的比例在8%左右，第五年开始还款速度加快。影响提前偿还的显著因素包括主贷款人的收入、婚姻状况和工龄，并提出采用延时服务替代目前征收罚息的建议。
许友传等探讨了不同性质交易头寸的市场风险测度方法。基于对称分布假设的市场风险测度方法不对交易头寸的性质进行区分，这种测度方法严重忽视了多头、空头市场风险的差异性和对市场因子不对称尾部特征的专门拟合，针对这一不足，许友传等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为例，给出了不同性质交易头寸的市场风险测度方法，用基于广义误差分布假设的ARMA-GARCH模型分别拟合了同业拆借市场利率不对称的尾部特征，测度了我国各类商业银行该项业务的市场风险和风险结构。
夏和平等探讨了隐含期权对我国商业银行利率风险的影响。他们采用1995年7月1日到2006年4月28日期间贷款利率与1990年4月15日到2006年4月28日期间存款利率数据，构建存贷款基准利率跳跃模型，运用蒙特卡罗模拟方法对隐含期权存贷款进行数值定价和风险度量，并基于久期-凸性缺口模型研究存贷款业务中的隐含期权对我国商业银行利率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存贷款中无隐含期权时，久期匹配策略能够使银行有效地规避利率风险；存贷款中存在隐含期权时，无隐含期权时的久期匹配策略使银行同时面临久期不匹配和凸性不匹配风险，但后者相对前者并不重要；存贷款中存在隐含期权时，有效久期匹配策略只能对冲久期不匹配风险，隐含期权的确通过负的凸性缺口给银行带来了额外的隐含期权利率风险。
魏钧等从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现状出发，在全国性样本调研的基础上，探索了风险经理这一金融风险管理核心岗位的行业胜任力模型。他们通过因子分析得出4类胜任力——沟通内控、风险意识、分析判断、调查印证，研究得出的4类16项胜任特征及其层级结构，为促进我国风险经理制度的建设，以及中国银行业确立风险管理者职业资格鉴定标准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梁伟等探讨了我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评级问题。他们采用网络分析法对操作风险进行评级，建立了关键风险与风险诱因指标体系，并对我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进行评级，并分析其成因，研究表明：无论长期内还是短期内，公司治理结构都是操作风险最关键的风险因素；组织文化是操作风险的重要成因；内部控制是操作风险的长期风险因素；薪酬结构在短期内是操作风险的重要因素；竞争程度也是风险因素之一。
赵俊强等对美国信用衍生产品对银行风险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利用美国信用市场面板数据，考察了CRT（Credit Risk Trasfer）交易对银行贷款规模、风险水平与收益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CRT交易提高了适度参与型银行承担风险的意愿，而对市场主导型银行的影响并不显著，即CRT交易规模的提高并不会带来银行贷款规模的持续扩张，这与已有理论研究结论不同；由于存在双向作用，CRT交易并未带来银行收益水平的显著改善，对银行风险水平也没有明显影响。
马君潞等使用我国银行2003年银行截面数据，利用矩阵法估算了我国银行系统的双边传染风险，分析了不同损失水平下单个银行倒闭及多个银行同时倒闭所引起传染性，并进一步提出了对我国监管当局的指导意义。研究发现：在不考虑金融安全网的情况下，银行间市场渠道传染的银行危机的波及程度主要取决于诱导因素的种类、损失率的变化及银行间的相互联系。我国银行间市场交易总量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导致只有两家银行单独作为诱导因素能造成银行间传染，其传染程度受损失率的变化影响较大。多家银行同时破产会降低系统性危机发生的门槛，提高系统性风险发生的概率。如果银行系统受到宏观经济层面波动或者汇率制度变动等制度性因素变迁的冲击，可能造成一系列银行同时倒闭。此时，需要在每一个传染轮次累加各个不同银行倒闭对整个银行体系的损失，系统性银行危机发生的概率就会有较大程度的提升，增加幅度取决于同时倒闭的银行类型和损失率的大小。损失率的大小是决定传染是否发生及危害程度的一个重要变量。一般而言，随着损失率的增加，倒闭银行的净增加数目和损失资产的比例先加速增加，然后渐渐减速增加；损失率的变化还会带来传染轮次的“波动式”变化。如果纳入金融安全网，银行的谨慎监管在下述的几个方面限制了传染的危害：首先，银行监管使银行的经营更加谨慎，表现为第一轮传染导致银行破产的数量将减少；其次，如果有银行倒闭，监管者将快速做出反应，确保在损失进一步发生之前银行有充足的流动性，使损失率保持在较低水平；最后，银行监管会减少银行和债权人之间的双边风险暴露，这一点也会降低传染的可能性。纳入金融安全网以后传染的危害大大降低。而监管当局干预系统性银行危机发生、降低传染的风险主要存在三个时机：诱导因素发生前的预防、传染过程的干预和危机发生后对金融体系的调整。
庄毓敏等分析了在市场开放进程中，利润水平、收入结构和筛选成本三个竞争敏感因素对个体银行风险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在中国银行市场的开放进程中，市场竞争强度呈现上升趋势，按该趋势推断，我国原有的封闭性、高垄断性的市场可能会在5～10年内转变成为中高竞争度的市场。银行市场竞争强度的改变促使国内银行调整自身经营行为，进而影响其风险程度，样本期间内，我国的银行市场集中度和不良贷款损失准备比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银行市场竞争强度的增加提高了银行风险程度。银行市场竞争强度对银行风险程度的影响可以用利润水平、收入结构和筛选水平三个因素共同解释。对于我们所选择的样本，利润水平和筛选成本对银行风险呈现出正向激励作用，而非利息收入比例的提高降低了银行风险程度。因此，在开放银行市场的同时，监管部门应关注其对个体银行风险的影响，引导银行向良性竞争转化，在加强新型业务风险管理的同时，应通过服务与产品的多元化减轻价格竞争的压力。而银行自身则应着力于提高筛选效率，充分发挥筛选行为的风险控制能力。这样，就可规避它们对银行风险的效应，从而保证银行业的稳健运行。
2.BaselⅡ与风险管理
周玮指出由于各国、各地区间的市场环境、监管水平、企业文化、风险理念、技术能力的差异，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银行在IT技术和数据方面的缺失，使这些银行在实施BaselⅡ，特别是开展内部评级法方面与国际活跃银行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针对我国的实际，提出我国实施的思路：首先，在监管层面，中国境内的金融市场推行以BaselⅡ内部评级法为标准的资本监管办法的时机还不成熟，建议对在中国境内的商业银行统一按照BaselⅡ标准法实施监管，设立BaselⅡ内部评级法实施的宽限期，鼓励各家银行积极探索实现方式。这有利于简化监管难度，并在一段时间内起到制约外国银行、保护中资银行的作用，此外，对外资银行也要按照标准法实施监管。其次，银行层面，中资银行应当坚持“认真学习贯彻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精神，分层管理、按部实施”的原则，即总体上应执行“以标准法计量资本，以内部评级法提高素质”的两步走战略方针。
毛捷等建立了一个综合考虑信贷市场系统性风险、信用风险和最低资本金要求的贷款定价模型，讨论了采用两类不同的资本金弹性约束，会对商业银行的贷款定价产生何种影响。研究发现，由于忽视了信贷市场系统性风险和银行盈利能力，纯粹考虑信用风险的最低资本金要求会误导银行贷款定价决策，从而增加银行失败的风险。如果将银行盈利能力考虑进资本金弹性约束，从而采用兼顾信用风险和盈利能力的最低资本金要求，同样考虑信贷市场的系统性风险，银行的贷款定价决策将更为合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规定了更富弹性的最低资本金要求，该协议代表着国际银行业规范监管的发展方向，所以我国商业银行在不远的将来势必也会采用弹性的最低资本金要求，那么在考虑资本金约束的弹性时，不应仅考虑信用风险或其他风险因素，还须兼顾银行自身的盈利能力，做到在不影响银行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充分发挥银行资本监管的风险控制作用。
内部欺诈风险是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规定的七种操作风险类型之一，而内部欺诈问题是我国银行业的一个重要风险来源。詹原瑞等应用1994～2005年我国部分银行的内部欺诈损失数据，首次对我国银行业内部欺诈风险及其经济资本进行实证研究，表明内部欺诈风险是我国银行最主要的操作风险类型，风险水平远远高于国际银行业水平，对我国金融系统的稳定和安全构成重要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