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家族等级制度森严，但一切还是要根据当时执政政权的利益为准。曹太后虽然一直与养子赵曙不和，但赵曙才是皇权的现实代表，两宫之争，已见分晓。
赵曙本为宗室子继位，因此，他当了皇帝以后，就有一个如何礼遇其亲生父母的问题。两宫恩怨刚平，韩琦就重提旧事。于是，英宗朝上演了一场震惊朝野的追赠生父名分的闹剧。
当时，仁宗逝世已有14个月，赵曙批示，等过了仁宗大祥再议此事，也就是待到满24个月再说，这显然是赵曙为了减少追封的阻力而做出的姿态。治平二年四月，韩琦等人再次提出这一议题，于是，赵曙出诏将议案送至太常礼院，交两制以上官员讨论。由此便引发了一场持续18个月的论战，这就是北宋史上有名的“濮议”。
结果，以王珪为首的两制认为，濮王于仁宗为兄，赵曙应称其为皇伯；而以韩琦、欧阳修为首的宰执们则认为，赵曙应称其为皇考，他们还请奉赵曙将两种方案都提交百官讨论。赵曙和宰执们原以为大臣中一定会有人迎合他们的意图，谁知情况恰恰相反，百官对此反应极为强烈，大多赞同两制官员的提案。一时间，朝廷上下议论纷纷。就在这时，曹太后闻讯，亲自起草了诏书，严厉指责韩琦等人，认为称濮王为皇考不妥。
赵曙预感到形势的发展对自己不利，不得不决定暂缓讨论此事。这样，经过长时间的争论，赵曙和韩琦等人逐渐意识到，要想取得这场论战的胜利，曹太后的态度是关键，只有争取曹太后改变态度，釜底抽薪，才能给两制和百官以致命一击。治平三年，中书大臣共同议事于垂拱殿，当时，韩琦正在家中祭祀，赵曙特意将其召来商议，当时即议定濮王称皇考，并由欧阳修亲笔写了两份诏书，其中之一交给了皇上。到中午时分，太后派了一名宦官，将一份封好的文书送至中书，韩琦、欧阳修等人打开文书，相视而笑。这份文书正是欧阳修起草的诏书，不过是多了太后的签押。曹太后一直与养子赵曙不和，而这一次竟不顾朝廷礼仪和群臣的反对，尊赵曙的生父为皇考，确实令人费解。
不管曹太后的诏书是否出于情愿，却正合赵曙的心意，赵曙便立刻下诏停止讨论。虽则如此，御史吕诲等人却坚持不让步，并陈书指欧阳修等人“首启邪议，诖误圣心”。于是赵曙又将宰执们召来，商量如何平息百官的情绪，以稳定时局。韩琦对赵曙只说了一句“臣等是奸是邪，陛下自然知道”，便垂手不言。
欧阳修则非常明确地对赵曙道出了自己的观点：御史既然认为其与臣等难以并立，陛下若认为臣等有罪，即当留御史；若以为臣等无罪，则取圣旨。赵曙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同意了欧阳修等人的意见，将吕诲等三名御史贬出京师。赵曙明白这三个人属无过受罚，心中也很过意不去，特地对左右人道：“不宜责之太重。”同时宣布，濮安懿王称亲，以茔为园，即园立庙。
赵曙的这项决定，遭到了朝臣的坚决抵制，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台谏官员全部自请同贬，甚至赵曙在濮邸时的幕僚王猎、蔡抗均反对他的称亲之举，这是赵曙万万没想到的。在严厉处分吕诲等人的同时，赵曙又不得不拉拢反对派主要人物王珪，许以执政职位，可以说是软硬兼施。
为了生父死后的名分，赵曙绞尽脑汁，用了各种手段，耗费了18个月的光阴，才最终达到目标，赵曙笃孝的品行以这种奇特的方式体现了出来。其实，“濮议”并非单纯的礼法之争。司马光等臣僚坚持濮王只能称皇伯，是希望赵曙能以此收拾天下人心，维护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而韩琦、欧阳修等掌握实权的宰执们考虑的问题则更现实，他们深知仁宗已死，曹太后已无能为力，他们要一心一意地拥戴赵曙，毕竟赵曙才是皇权的现实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