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前3727—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今山东邹县)人。受业于子思门人。游学于齐、宋、滕、鲁、梁诸国,未见用。晚年退居讲学。著有《孟子》。其书旧以汉赵歧、宋朱熹、清焦循注本最为通行。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杨伯峻《孟子译注》较为流行。
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敢问夫子恶乎长?”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鉴赏”
这段文字节自《孟子·公孙丑》,是孟子答弟子公孙丑所问,是在谈话中辩明道理,其特征,就在一个“辩”。其实整个《孟子》的特征也在于“辩”。孟子自己说过,“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说明孟子以辩才闻名,体现在文章里,就是雄辩。但孟子的雄辩绝不是拉大旗,作虎皮,故作声势并以势凌人,而是将其论点出之于平易的叙述和巧妙的表达,循循善诱,以理服人;且不乏生动形象的比喻,经常是寥寥数语,言尽意明,使人不得不服。所以后人评价说:“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而孟子的好辩之所以能在先秦诸子中独树一帜并为后人所重,就是因为他掌握了高明的说理艺术。这段阐说浩然之气的文字就是如此,先说气为何物以及由何而来,再说如何养气,这时用了一个精妙的比喻,即揠苗助长。有了这个比喻,就什么话也不用再说了,要讲的道理已一目了然。整个这一段议论也因这个比喻而力量陡增,原来平平常常的语言看上去真是不可冒犯了。更重要的是,“揠苗助长”之譬的意味远远超出了眼前所说的“养气”的道理,而具有更多、更深的内涵,这也来自孟子好辩及其辩才中的智慧。
顺便一提,孟子的养气之说,虽是谈论人的修养,却对以后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产生了深刻影响,如刘勰讲“务盈守气”、韩愈讲“气盛言宜”、苏洵讲“文者气之所形”,都可溯源于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而孟子其人其文也真正体现了气的妙用。
(张方)
五亩之宅
王曰:“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鉴赏”
此则选自《孟子·梁惠王上》。
这则文章是孟子晚年第二次到齐国和齐宣王的谈话记录。主要阐发他的仁政王道思想。其中心论点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意思就是说:对人民施恩,就能长久维持统治。围绕“保民”这一点,他谈了仁政王道的基础、效果、措施三个方面。
孟子认为称王与称霸,不仅是两种不同的统治方法,而且有相反的效果。齐国的力量,与其他各国比较,只占九分之一。以一敌八,是无法征服别国的,用武力称霸的结果,只能被别人打败。如果施行仁政,就能获得天下人的拥护。天下的仕者、耕者、商贾、行旅,都愿到齐国来效劳,这样一来,齐国的力量将无敌于天下。
孟子说明了仁政易行有效之后,又提出了具体措施:制民之产。要富民,教民,不能罔民。要让人民有温饱的生活,在此基础上,“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他更具体地设想,八口之家,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就可以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达到称王的目的了。
孟子的仁政思想,概括起来就是:推恩于民,让人民有温饱的生活,获得人民的拥护,要用孝悌礼义教育人民。这就是儒家以礼治国的政治路线。这与孔子在《季氏将伐颛臾》中所说的反对征服,提倡“修文德以来之”的观点是一致的,而且是它的进一步具体化。
(邱崇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