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肯定是呆不下了，摆在商鞅面前的只有二条路，一是去东面的齐国，一是去西面的魏国。
其实不用费多大的劲，商鞅就有了自己的答案。
因为很明显，魏国是他心目中的圣地，这里有著名的西河群体，而齐国的硅谷效应才刚刚发芽。
于是，经过慎重考虑，商鞅出发了，出现在新长征的路上，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
和当年不安份的大多数一样，总之是不服气，商鞅才出现在路上，“埋着头，往前走”，自信，刚毅，坚决，激情。商鞅知道，他只有在路上，才能找到“我自己”。这就是历史在场。
所谓历史在场，就如八零后，九零后这些新潮名词，它是属于最时代的感觉。商鞅需要这样的感觉，正如酒鬼需要酒精的感觉一样。
这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同时也和不安份的大多数一样，商鞅能够引以为利器的，也只有赤手空拳。
当然，同样是手心手背，对于不同的群体，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普通人的手心手背就是手心手背，逃不出“都是肉”的物理范畴，但高人的手心手背则是属于哲学范围。因为这一群本事高强的人，他们拥有一个惊人的能力：只手乾坤。
商鞅有信心，凭借蕴含在他手掌心的巨大能量，开拓出一片属于他的根据地。
不过，在这些大有作为的情感中，商鞅还多了一份心情－－朝圣。在那里，商鞅将进一步接受深造，不断完善并且成熟心中的理想。
商鞅是什么时候来到魏国的，在魏国呆了多长时间，这些现在都成了历史疑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商鞅投身公叔痤的门下，大体在公元前362年到公元前361年之间。
因为魏惠王拜公叔痤为魏将，是在公元前362年，紧接着公叔痤就打了那场大胜战。只可惜，公叔痤的运气显然比较糟，就在同一年，与秦军大战少梁（陕西韩城）地区，兵败被俘。
至于公叔痤是如何逃回魏国的，也不得而知。《史记》只记载了二个字：取宠。我估计公叔痤这个人很有左右逢源的一套，拍马屁也能直接拍在马屁股上而不是马蹄上，深得秦献公的信任。由此来看，公叔痤很可能是大摇大摆地回到魏国，而不是那个仓皇越狱的逃犯。
不管怎么说，总之公叔痤是回来了。一年后，成功当上魏国国相。此时，商鞅是他手下的“中庶子”。
战国时期，“中庶子”是国君、太子、国相的侍从之臣。也就是说，“中庶子”的职位虽然比较低，但这个职位有一个巨大的优势：老在领导跟前晃来晃去，就有机会晃进领导的视野。
事实是，商鞅晃进了公叔痤的视野。
聪明的公孙痤知道，他的这个“中庶子”实在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表面上看，此人似乎心无杂念，平淡无奇，一心做他的杂役。但他的内心，其实是一座火山，只要时机合适，此人一定会一鸣惊人，掀起大浪。于是，打算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向朝廷推荐。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周显王八年（公元前361），公孙痤病得要死，魏惠王亲自前去探视。
魏惠王一脸悲伤地说：“国相如果死了，国有大事我问谁？”
公孙痤乘机说，问商鞅，我的这个随从虽然年轻，但此人胸有奇才，可以把国家交给他治理（举国以听之）。
魏惠王相当吃惊。他的意思我的明白：一个嘴上无毛的年轻人，如何担得起这么重大的责任？
公叔痤是相当清楚魏惠王的为人的，正如他相当清楚商鞅的本事一样。在公叔痤眼里，魏惠王是这样一个人：只对看得见的东西感兴趣，对于一时不可知的事物，基本上是一个白痴，完全丧失起码的判断能力。
公叔痤知道，魏惠王终究是不会用商鞅的，而商鞅这个人又是如此的可怕，与其……不如……公叔痤的脑海中迅即闪过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后来成为战国之世对待人才的通行法则。虽然公叔痤不是这一缺德行当的始作俑者－－吴起就是惮于这一法则的威力才屡次逃跑的。但毫无疑问，公叔痤是揭穿谜底的那个人，以至后来秦国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李斯，将这一缺德法则发挥得淋漓尽致，给众多无辜的人带来无尽的灾难。
这个极缺德的法则就是：能用则用，能为我所用则为我所用，如不为我所用，利剑刺之，省得回头祸害本国。
公叔痤建议杀掉商鞅。
人之将死，魏惠王不愿让公叔痤带着遗憾离开人世，遂口头答应了他的请求。
事实是，魏惠王一出门，立即毫不掩饰自己的愚蠢。他对手下人说：“国相确实是不行了，一会儿让我用商鞅，一会儿让我杀掉他，我估计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
等魏惠王走后，公孙痤就叫来商鞅，对自己的举动表示谦意：“我这也是没办法，我得先考虑国家利益，然后才能讲私人感情（先君后臣），你若想活命，赶快跑吧。”
令公叔痤大感意外的是，惊慌失措并没有出现在商鞅的脸上，商鞅没有领他的情，也没有选择逃跑。因为商鞅不是魏惠王，他有他自己的判断。
商鞅对公孙痤说：“魏惠王既然不肯听您的话而用我，又怎肯听您的话而杀我呢？”
事实证明，商鞅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的判断是对的，魏惠王并没有要杀商鞅的意思，当然也没有要留下商鞅的意思。
魏惠王自此失却最后的机会，多年以后，愚蠢的魏惠王将要为自己的愚蠢付出惨重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