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统治阶级为了镇压起义军，长期以来采用“剿”与“抚”两种方式，有时主剿，有时主抚，经常是“剿抚并施”。他们采用“招抚”这一手，主要是兵力或财力不足，不能够全用“剿除”的一手来达到他们消灭农民军的目的。
许多饥饿的农民和士兵为生活所迫走上起义的道路。他们知道怎样从豪绅地主富户手中夺取必要的生活资料，但往往缺乏进一步的奋斗目标，除掉一部份坚定分子外，多数人并无长期作战，与明封建统治阶级斗争到底的认识和决心。这些人很容易被明廷的“招抚”政策所迷惑，中途放弃了战斗，这也是封建统治阶级所以要搞“抚”的一手，或“剿、抚并施”的理由。
自从崇祯二年后金军入塞以后，直隶和近畿许多州县遭到残破，明廷损失很大，愈加兵、饷两缺。在陕、晋地区，明廷要进“剿”农民军，存在着不少困难。陕抚练国事在崇祯四年正月奏道：“边饷无所出，又虑甘肃，宁夏军心动摇，番虏难防，全陕之祸莫知所底，乞发数十万金以济之”。职方郎中李继贞上疏主张“招抚”农民军，以米三十万石之价就近购粮，“尽心赈济，贼之就抚者推诚安插，如此则民之为贼者还化为民，而未为贼者，永不为贼，贼党既散，其势自孤，必有斩元恶以献者矣”。
这月崇祯在平台召对山西按察使杜乔林和陕西参政刘嘉遇，问杜乔林关于农民军的情况，杜乔林说：“寇在乎阳，或在河曲，近闻渐已渡河，河曲尚阻，须大创之，但兵寡饷乏耳”。崇祯又问刘嘉遇，刘嘉遇说：“兵饷不足，故难剿。且寇见官兵既散，退后啸聚”。崇祯说：“寇亦我赤子，宜抚之，不必专戮”，刘回答：“今正用抚”。
在“兵寡饷乏”的情况下，崇祯也公开表示要对农民军进行“招抚”，不专搞“剿”的一手了。崇祯派御史吴行甡领帑金十万两往陕西“赈济。
负责镇压农民军的陕西三边总督杨鹤，在崇祯三年时，已经推行“招抚”之策了，但那时杨鹤还不敢大干，大将杜文焕不同意招抚神一元这一支，与杨鹤“剿、抚异见”，杨鹤“招抚”的范围有限，只“抚”了王左掛及其部众王虎、小红狼，一丈青，掠地虎，混江龙等头目，“抚”了苗登雾，苗登云、王子顺、姬三儿、张述圣等以及张献忠的一部分队伍。农民军的四大支基本上没有动，继续在同明军备战。当杨鹤在崇祯四年听到皇帝也主张“招抚”，他就放手来搞“招抚”的骗局了。
杨鹤在清“招贼”疏中说：农民军除“土贼”、“流贼”外，还有“四夷逃兵”。“剿不易结，必须抚之”，积极响应崇祯在召对时的谈话。
与杨鹤的意见有所不同的吴甡，上疏说：“王嘉胤纵横于延安，神一元跋扈于庆阳。州，中部，雒川，宜川之间向受回贼之害，近又乘衅而起，众至数万，如耀州、泾阳，淳化、三水、白水、富平、郃阳，澄城，韩城等为西安门户，无处不可拦入。捍御止恃屯兵，乡兵，无战马，无盔甲，无钱粮，何以施力，非独延（安）、庆（阳）危，西安未尝不危也。嘉胤诸贼实为祸首，不可言抚，以损国威”。吴甡并未言“抚”，并且认为王嘉胤等农民军首领不能“抚”。在别的奏疏中他主张“招抚”不宜过早。但他指出这时在陕西和农民军作战的明兵，主要都是缺乏装备的屯兵，乡兵，不足以镇压农民军，连西安都处在危急之中，这无形中也为“招抚”制造了气氛。
在陕、晋农民军的四大支中，王嘉胤率领的一支坚持斗争，是反对招抚的主力部队。还有回、土农民军也有一些首领拒不受抚，对明军英勇作战。杨鹤对这些农民军搞不成“抚”局，仍然是采取进“剿”的办法，他招抚的对象主要是保安神一元的一支和回、土农民军中的许多首领人物。杨鹤在大搞“招抚”时期，实际上是以“抚”
为主，“剿”、“抚”并用，有的地方是先“抚”后“剿”，有的地方是先“剿”后“抚”。
崇祯四年正月，明副总兵张应昌、左光先进攻保安，神一元和高应登等首领战死。农民军又拥护神一元的弟弟神一魁为首领，继续统领这一支农民军与明军作战，神一魁约合河套蒙古部落千余骑到保安共击明军，把明军打得大败。但蒙古部落进保安城后，“大掠而去”，神一魁只好弃城南走，率领数万农民军去攻宁夏，击溃明都指挥使王英部队，明总兵杜文焕和贺虎臣不能抵挡，各自退兵。
神一魁又率农民军进攻庆阳，攻破合水，宛如“破竹之势，其锋不可当”。杨鹤深恐丢失庆阳获罪，带了不满三百明兵进驻宁州。起初他只是因无法对付农民军，被迫派人进行“招抚”。后来，他看出神一魁思想上有动摇情绪，决计在神一魁身上多下功夫。
鹤向明廷奏道：
“贼首神一魁，即保安之贼也。臣意欲收而抚之，使之就我絛笼，结保安未结之局，去三秦心腹之忧。盖此贼与河曲之贼，皆东西两路惯战边兵，攻一城即破一城，破一城即据一城。不比、延腹里之贼，止于弄兵潢池，犹易收拾，然可以不战而屈，未可以兵威也”。
神一魁率领的农民军是有实力的，因此，杨鹤认为“未可以兵威，”不能用“剿”，而“招抚”却可以起“剿”所起不到的作用，诱使农民军“不战而屈”，“就我絛笼”。为了“招抚”这一支农民军，杨鹤在奏议中又说：
“贼亦有宜抚者四：盖边兵生于塞上，舍从军别无事事，父兄子弟死者阵亡，生者补伍，冲锋陷阵，常悬带血之刀，卧雪眠霜，半作沙场之骨。援辽之后，从来征战几人回，此边兵所共苦也。臣防秋出塞，视见延西一带，极目黄沙，比之中东二路更苦。从前历过月饷，实是缺乏四年。地本不毛，一物不产，频年亢旱，粟贵如珠，欲其不作贼不可能也……此其情有可抚。
乃（神）一元既死，而贼中复奉神一魁，业已俛首就降，众议纷纭不定，因之不果，自是贼知必死，用金帛句（勾）边而来。
二月初八日，背（保安）城一战，其锋不可当，官军望风奔溃，釜底之鱼终于出柙。今（庆阳城围既解，若再贪功妄杀，是速之祸也。此其势不容不抚。
臣受事以来，前后剿贼，据报斩获不下万余级，贼党尽矣。
何以愈剿愈多，盖贼皆习战晓兵，往往胁从当先，而自处于不败之地，胜则长驱，不胜则疾走，官兵虽斩级累累，不知多少无辜死于锋镝之下，而精兵健马之贼，十不得其二三，剿者自剿，乱者自乱，剿法穷矣……其局不容不抚。
皇上发帑金十万两，遣使赈济饥荒，招抚流贼。顷者御史吴甡奉命入关矣。若一面解网放魔，一面禽狝草雉，是谓春行冬令，佳兵不祥。且今岁雨雪应期，臣道路所经，见麦垄青青，似丰年之象。若及今令群盗解散归农，犹有太平之望，不然乱无日矣。此其时不容不抚。
贼有此四可抚，故臣抚之也”。
这四“宜抚”的内容是四“不容不抚”，因为农民军“愈剿愈多”，明陕西当局业已“剿法穷矣”，“若再贪功妄杀，是速之祸也”。在申述“宜抚”的理由时，奏议也反映了一定的实况，如边兵生活的悲苦，封建剥削的惨重等，神一元是从辽东战场上溃逃回来的延绥边兵，所以杨鹤有“援辽之后。从来征战几人回”等语。杨鹤提到崇祯“遣使赈济饥荒，招抚流贼”，这是企图用皇帝的旨意作为自己建议的根据。杨鹤借“雨雪应期”，描绘了一幅“招抚”后有“太平之望”的前景。崇祯对奏议的答复是：“剿逆抚顺，谕旨屡颁”，“杨鹤相机招安，允协朕意”，完全肯定了杨鹤的主张。
封建史家说神一魁“本愚夫”，他根本不懂杨鹤这一套“招抚”的欺骗手法。杨鹤在二月下旬到宁州，密檄宁州知州周日强派人到神一魁处“招安”。三月一日，神一魁便派小头目刘恩、王从仁来接洽。杨鹤“手书示谕”，遣舍人刘可观同这两个小头目一起去神一魁营中。神一魁从庆阳退据合水后，杨鹤引诱神一魁的女婿到宁州来；“与同卧起”。于是神一魁再派头目刘金、刘洪儒同杨鹤舍人刘可观来宁州谈“抚”，杨鹤又“反复开谕”，做成了这笔“招抚”勾当。三月初九日，神一魁遣孙继业、茹成名等大小头目六十余人到宁州杨鹤驻地，送回被掳的明合水知县蒋应昌和保安县印等。孙继业等大小头目按照杨鹤安排的一套封建仪式，接受“招抚”。由杨鹤发给免死牒还乡。四月，神一魁亲自到宁州投降，杨鹤责问他破宁塞、保安、新安、合水、围庆阳和杀明参将陈三槐等十罪，“宜赦”
后，授予神一魁守备职衔。杨鹤命延绥巡抚洪承畴将神一魁及其部众四千人安置在宁塞，派参将吴弘器领管，并将神一魁率领的六七万名起义战士解散归农。这一支的重要头目郝临庵等虽仍聚众不散，但很多农民军却在顷刻之间被杨鹤的“招抚”一手瓦解了。
神一魁的投降，有一些处境上的困难，如围攻庆阳未下，缺乏适当的固守地区等等，但他统领着农民军六七万人，能打败来犯的明军，不愁没有出路。这主要是他缺乏坚强的革命斗志，看不清明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本质，误以为一经“招抚”，就可以使他和他率领的农民军战士获得一条生活的道路，不知道这是进入敌人的絛笼，走上一条死路。如果他坚持战斗，同王嘉胤和回、土农民军密切联系，互相配合，陕，晋地区的农民战争有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后来杨鹤被逮下狱，洪承畴曾上疏明廷道：杨鹤“驰赴庆州，彼时贼众数万，狂焰弥天，若非督臣身逼敌垒，督兵解围，贼众乞降，从权招抚，将各贼乘势长驱，不知地方如何残害”。这说明神一魁当时并不是山穷水尽，而是大有可为。
神一魁的投降，不仅解除了庆阳之围，而且大大削弱了农民军在陕西的力量，使明军获得有利的军事地位。
在杨鹤招抚神一魁期间，陕、晋农民军继续与明军战斗。王嘉胤正月曾率众进攻菜园沟，失利退回，固守河曲，与明将曹文诏对敌。刘道江（刘五）、可天飞据铁角城，进攻平凉、固原；混天猴、独行狼等聚芦保岭，进攻耀州、泾阳、三原，各万余人。可天飞率众到宁州，分击环县。点灯子领万余农民军进攻韩城、合阳、淄川镇。明军对各处农民军分别发动了袭击。
攻剿了一阵，杨鹤又刮起“招抚”风来了。
明关内道瞿师雍因手中无兵，不能同屯驻在马兰山的合水农民军田近庵部作战，被迫进行“招抚”。
接着延庆道周日强“招抚”了刘五（刘道江）、刘六（刘道海），将他们安插在铁角城，又“招抚”了环县白柳溪等。雒川知县刘三顾“招抚”了独头虎等。点灯子也在清涧受“抚”了。榆林道张福臻“招抚”了一字王、豹一、金翅鹏、过天星、满天星、金龙、强虎、钻天鹞、云交月和贺得清、刘诏等。一度受“抚”的还有郝临庵、刘五和谭雄等。除了可天飞、上天猴（刘九思），独行狼和青背狼等外，神一魁的一支和回、“土”民军大部分都被“招安”了。“招抚”后解散的农民军大约有十几万人。
为了骗取受“抚”人员的信任，杨鹤下令给他们“赏花红，鼓乐迎导，造花名册，予路费钱”，独虎受“抚”后，已经离开韩城，潼关道胡其俊还遣官追送路费钱九十万，“贼复索粟米酒肉，一一供给惟谨”。这样做无非是促使他们早日解散还乡，达到明廷瓦解农民军的目的。有些人被明督抚道臣编入明军，替明廷镇压继续作战的农民军，如满天星等，“榆林道抚之，收入行伍，随从征剿”。
将农民军转化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帮凶。
对于坚持战斗，拒不受“抚”的农民军，明督抚们还是搞“剿”的一手。
平凉、固原回族、罗罗族起义军会合临洮、巩昌、延安、庆阳等地的农民军据险战守达二三年。崇祯四年三月，明道臣王振奇、徐如翰和明将吴三畏、赵光远乘神一魁的大小头目受“抚”，这些农民军缺乏声援之际，进行合“剿”。这支回、“土”农民军被击溃了。
河曲方面，王嘉胤在明将曹文诏、李卑、马利、曹变蛟、艾万年等进攻下，经过激烈战斗，于四月退出河曲，向东行进。明大同巡抚调兵阻击，王嘉胤又率领农民军转向晋南一带发展。
上天猴从二月由山西返回陕西后，驻扎在宜川、雒川，州等地，被明将张金昌、赵大胤袭击于梁家岭。四月，上天猴在甘泉与明总兵王承恩军作战。这营农民军在五月擒获宜川知县于云岩、挟入县城。上天猴坐在公堂上，下令城民三户供养一个农民军战士。明总兵王承恩率兵来攻，上天猴领农民军由澄城南至宜君县的金锁关，杀明都司王廉。在明军的合击下，上天猴败走。
不沾泥率农民军于四月进攻米脂、葭州。明榆林道张福臻调总兵王承恩、副将侯拱极，都司艾万年、唐通等至葭州王家庄，延抚洪承畴和总兵张应昌也领兵到达。不沾泥分农民军为两营，连战两日夜后退走。明军追至西川双湖峪。峪中有天险窑砦六十四处，明军处处堵截。不沾泥止领二十七骑过河。不久，又受“抚”于明延抚张福臻。
农民军领袖王嘉胤率众十六万人到达高平、沁水等地。六月王嘉胤在阳城县山中酒醉后被人杀害。这支农民军共推紫金梁（王自用）为领袖。在紫金梁统领下的各部农民军号称山西三十六营。重要首领有高迎样（闯王），老回回（马守应），曹操（罗汝才），张献忠（西营八大王），过天星（惠登相）、扫地王、整齐王，闯将李自成，蝎子块（拓养坤），邢红狼，闯塌天（刘国能），射塌天（李万庆）、阎正虎，一字王（刘小山），破甲锥，乱世王、混世王等。许多晋、豫起义农民都汇合到这支农民军中来，使紫金梁统领的农民军队伍达到二十万人。在实行以“抚”为主，“剿”、“抚”并施的策略后，杨鹤于七月曾一度自吹自擂地向明廷奏道：“王加印（嘉胤），神一魁业已收拾，其余自是幺么”，关中已到“转乱为治”之时，但是只过了二十天，他就唉声叹气起来，供认“贼平无日”，接着又上疏说自己“焦头烂额”、“万苦堪怜”，希望回籍养病。原来他的一切打算都破产了。
“招抚”成为一种骗局，不仅在于它瓦解了许多起义队伍，扑灭了陕西不少地区农民战争的烈火，使明军在军事上获得有利的地位，还在于明廷无法安插这些被解遣归农的受“抚”人员，“招抚”本身就是一句空话。杨鹤在奏疏中说：他将受“抚”的首领和部众“收之笼槛之内，交还典守之人”，这些受“抚”人员的笼槛生活比起他们起义前的困苦日子来，不是改善了，而是恶化了。
他们回乡时沿途的情景，据奉命查勘的明御史吴甡所奏：杨鹤曾出告示一道说：“近闻解遣饥民归回原籍，经过镇店乡村，多被居民复行劫杀，以致见在饥民闻而惊疑，迟聚不散，或饿毙中途，凡此举动是绝其生活之路，坚其从贼之心，地方之人未厌祸乱，解散归农何日之有？合亟申禁。为此仰本道地方官吏即便严行所属州县，禁谕军民人等，但遇归农饥民，安静无扰，两平买食者一体交易，不得闭粜勒，有妄行劫杀即照杀降例究罪抵偿，如解散之众不改前非，仍行抢劫，果有实迹者，许地方人等杀死勿论”。还没有回到乡里，很多受“抚”人员在半道上就被地方上的豪绅地主和恶棍们任意杀害了，或饿死了。告示说：“不得闭粜年掯勒”，这一定是发生了“地方之人”对回乡人员不卖粮食和进行勒索的事情。不少受“抚”
回乡人员由于买不到粮食，或者根本就没有钱买粮食，才悲惨地“饿毙中途”。
回乡以后，又是怎样的情况呢？明官吏多说归农的人数太多，无法安插。杨鹤在奏议中也供认：
“抚臣洪承畴谓，解散安插言之甚易，行之实难，以数千之众，村落尽行丘墟，无居无食，何以度生，押回未必尽回，散又无处可散，诚是千难万难，然虽心知其难，而正经道理不得不如是实行，一面真心招抚解散，一面着实整兵备御，果实解散，则兵径可不用，倘仍聚仍抢，则剿不得不立继之”。
被解遣归农的受“抚”人数达十几万，由洪承畴负责安插在宁塞的几千人，只是神一魁及其一部分属众。这段话很清楚地说明受“抚”人员回乡后“无居无食”，不能生活。所谓“安插”不过是说说而已，实际上明官府什么事也不愿做。杨鹤在四年正月曾疏言：“抚非空言也，即如杜文焕招抚过一千九百人，无一飡之饱，从何处安插？况后来尚不止此，若徒以抚愚贼，即以贼自愚，此不终日之计也，此抚之局不易结也”，这段话用来指责他自己同样适合，他也是一片“空言”，“以抚愚贼”。
许多农民军人员不愿返回陕北故土，因为那里的豪绅地主恶霸要凌辱和残害他们，但杨鹤还是遣送他们回到陕西原籍。杨鹤说：“欲设法解散饥民，曾有移民就食之说，乃秦中士庶恐引贼入室，未救延安之饥，先酿西凤之乱，臣又不敢言”。这里有秦中封建地主的作梗问题。
受“抚”人员在起义前一般还会有一两间破屋和小农具之类，现在变成一无所有了。地方上豪绅地主恶霸残害他们的事件不断发生。受“抚”人员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归农生产呢？封建统治阶级只知道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农民，不会为受“抚”回乡人员提供必要的生活和生产条件。作为这次“招抚”负责人的明总督杨鹤，明明对安插一事“心知其难”，解决不了回乡人员的吃、住等生活问题，可是他还是哄骗他们走这条饥饿和死亡的道路，胡说什么“正经道理不得不如是实行”。这种正经道理不过是要把受“抚”人员活活饿死冻死的道理。如此“招抚解散”还谈得上什么“真心”吗？杨鹤“着实”要做的是“整兵备御”，一旦这些“收入笼槛之内”的受抚人员不愿活活饿死和冻死，想冲出笼槛，重新起义，杨鹤等督抚将帅们便立刻进“剿”，大杀出手了。
吴甡曾在四月带了帑金十万两到陕西来“赈济饥荒，招抚流贼”。陕西那么多的饥民和“流贼”，用这区区十万金来行赈，谁都知道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吴甡到西安后就请加赈，明廷不同意。
他从宜君、中部往北散赈，向明廷奏道：“今委十万金于延绥十九县之间，人仅得涓滴之润，而贼之攻掠自若”。领不到赈金之人固不用说，领到赈金的人也只是六七钱银子，买米不过一斗，能糊口几天呢？地方官吏还趁火打劫，要这些饥民用赈金来偿逋赋，自己从中渔利。这次散赈根本达不到“招抚”的目的。
一个受“抚”归农的人要进行生产和维持生活，总得准备半年粮才行，否则就过不下去。崇祯愿意每年发给朱姓宗室禄米八百五十万石，养肥这些什么事也不干的寄生虫，却不愿化几分之一的钱，或扣除一年禄米的五十万石尾数来维持饥民和受“抚”回乡人员的最低生活费用。练国事请发赈金数十万两和李继贞请发粟米三十万石的建议都被崇祯拒绝了。回乡人员除粮食外，还有住屋、农具和种子等问题，这些事就更加不能解决了。
杨鹤的“招抚”办法促使大批解遣归农的受“抚”人员饿死、冻死和横遭杀害。甚至像神一魁这个最重要的“招抚”对象，经明廷授予守备职务。应当没有问题，也狼狈不堪。首先是他“降后颇窘用”，生活上有困难，更重要的是他受封建势力的压迫，“为伍陌所困”。他不得已“列上若干人于制府，伍陌辈怨之。庆阳推官马一荀遣二隶送牒，是日至省城北，以红旗二报贼纠众四十万声期攻省城，欲激变以纾愤”。所谓“伍陌”，一般都是封建地主分子这类人，不是一般老百姓。他们故意与神一魁作对为难；使神一魁陷入困境，神一魁上告到杨鹤处，这些“伍陌”又串通明官僚派衙役布谣言，说神一魁要进攻庆阳，企图利用谣言来激变，制造他们屠杀神一魁等人的口实，发泄他们对神一魁，这个曾经是农民军首领的仇恨。
这是一桩阴谋迫害案件。明总督杨鹤虽然并不相信这种谣言，并加以驳斥，但他也没有惩处这些为非作恶的“伍陌”和衙役，设法改善神一魁的处境。因此不久又发生了另外一起事件。
神一魁受“抚”后，曾三次“击虏立功”。他的部下茹成名求赏不得，殴打了领管神一魁等的明宁塞参将吴弘器和中军官范礼等。这是吴弘器等人歧视神一魁等受“抚”人员的结果。在明军同蒙古部落打仗时，吴弘器驱使神一魁和茹成名等人上阵拼命，有了战功，只赏明军将卒，不赏给受“抚”人员，自然会激起神一魁部下茹成名等的忿怒。如果杨鹤能据实处理，这件事不会发生很大问题。但站在明封建阶级立场上的总督杨鹤，不能这么做。他一点不责怪吴弘器等，却十分仇视茹成名。他密令神一魁派茹成名去见杨鹤，茹成名一到总督驻地，杨鹤立刻把他抓起来，残酷地磔死，这件事使神一魁的部下张孟金、黄友才等都疑惧不已，他们不但憎恶杨鹤，而且不满意神一魁。神一魁的处境更加困难了。
神一魁是杨鹤“招抚”的主要人物，他和茹成名尚且遭到这样的歧视和残害，其余受“抚”人员就更不用说了，例如刘六在受“抚”
后进入环县城内，“土民”竟“合谋诛之，脔食其肉殆尽”，这对他的哥哥刘五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惨痛的事实教训终于使受“抚”人员惊悟过来，重新又走上起义反明的道路。
起初他们进行的是一些分散的夺取豪绅地主粮财的活动，如解遣回延安的受“抚”人员因无法生活，“屯掠自如”，延安以北的“延川、安定、清涧、绥德、米脂、吴堡、葭州，虽散原籍，仍乡村流刦”，明官僚说：“于是有官贼之谣，人人恨招抚矣”。他们逐渐公开反对明官府，与坚持斗争的农民军聚合到一起了。
受“抚”人员郝临庵等五月进“掠”环县、真宁。点灯子率千余人乘夜浮水渡过黄河，受到洪承畴和褕林道张福臻、副总兵曹文诏的追击，这支部队在“旋抚”后又“旋叛”了。
农民军首领青背狼、憨头狼、
插翅虎等进攻清涧、甘泉，在明总
兵王承恩等的夹击下，青背狼阵亡。
受“抚”人员满天星、一丈青六月“叛”明，进攻宜川、洛川。明榆林道张福臻、总兵王承恩领骑兵四千追击，满天星等奔向韩城。
明将马科和李卑七月初合击农民军首领混天猴于延川县的延水关，混天猴走河滨。
七月底，农民军首领李老柴、独行狼等进攻中部县，受“抚”人员田近庵，恶虎、翻山虎等群起响应，将中部城攻下。
中部占领后，明御史谢三宾立刻上疏弹劾杨鹤，说：“庆阳抚局既毕，贼散遣俱尽，中部之贼宁自天降？”杨鹤在奏疏中也承认“中部之失”造成了“封疆破坏”，承认“抚”局难以维持下去了。受“抚”人员起义反明的事件随着陆续增多。
庆阳刘道江（刘五）受“抚”八月屯余家岭“叛”明。杨鹤遣总兵贺虎臣攻“剿”，贺虎臣诱杀其部众于环县。
九月，神一魁为部属张孟金、黄友才等所挟，再次起义，占据宁塞，抓住明中军官范礼等人。郝临庵，刘五分其部众屯于环县北，合水西。合水受到明将张全昌的进袭。
受“抚”人员谭雄于闰十一月反明，占据安塞。明廷绥巡抚洪承畴率明将李卑、王承恩等前往攻击。
神一魁被部下黄友才所杀，黄友才将他的首级送往明营“乞降”，但仍据守宁塞，明总兵曹文诏、张应昌猛攻宁塞，黄友才率千人逃入铁角城。
受“抚”人员白柳溪在州反明，与刘民悦等袭甘泉县，夺得明河西道张允登所解饷银十万两，张允登被杀，把总杨勋堕城而逃。
洪承畴檄总兵王承恩进“剿”。白柳溪率众走雒河川。
被“抚”农民军首领和部众闰十一月全部重新反明起义，杨鹤的“招抚”计划彻底破产。
认为杨鹤“招抚”非策的明官僚在崇祯三年就向明廷揭告了。
但四年初，由于崇祯同意“招抚”，不必专“剿”，使主“抚”派杨鹤占了上风，到了四五月后，主“剿”派看到杨鹤无法安插这些受“抚”归农人员，加上豪绅地主有意破坏和制造事端，他们又纷纷指斥杨鹤了。中部县城被农民军攻占，给主“剿”派反击杨鹤以可乘之机，于是反对杨鹤“招抚”的舆论大起了。除谢三宾的奏议外，七月，明吏部给事中孟国祚，曹履泰各奏“抚”贼欺饰之弊。孟国祚说：“今日招抚，原迫于计之无奈，借此以宽目前，而贼势益横，有此处就抚，彼处猖獗，当事既言抚，不肯更局，必至身名俱败，贻误封疆”。曹履泰说：“偷旦夕处堂之安，无制服安插之策，则彼方为虎狼，我奉为骄子，祗有借抚以张贼之焰，以盖贼之名，官兵亦束手而不敢动，将草泽之雄窥见庙堂举动，如此天下事尚忍言哉”？福建道御史孙徵兰在题参杨鹤的奏疏中说：杨鹤“出示有敢言剿贼者斩，及传檄郡县，兵不许设哨马，城不许设守具”，明廷认为这是“纵贼撤备”，派御史吴甡往陕西调查。
吴甡查明后确定孙徵兰的话来自讹传，并非事实，但他在覆奏中也肯定了杨鹤“招抚”失策的议论，说：“诸贼既降复掠，将来事更破坏，为今之计，唯有调兵措饷，南北会剿，歼渠魁而抚余党，秦地尚可救也’”吴甡的覆奏宣告了杨鹤“招抚”策略的失败。
杨鹤一再疏陈自己是“剿”、“抚”并用，“招抚”有功，“剿”有战绩，但崇祯终于在十月将杨鹤逮系下狱。经过一番审查，杨鹤于第二年流戍到袁州卫。
升任陕西三边总督的原延抚洪承畴，在杨鹤下狱期间曾为杨鹤的“招抚”之策作过辩护，认为是：“时势不得不然”。而他在以后的活动中，完全按照主“剿”派的意见去做，摒弃了“招抚”之策，甚至杀害战俘和投降人员。他对农民军展开了猛烈的围“剿”，使陕西战场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