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要看到的是，余光中的乡愁诗，绝非一般的思乡哀苦之作。诗人对故园的思念，也不仅止于对故乡山水、江南旧影等“乡国记忆”的浓情抒写，更多的是表现了对潜藏于这些陈踪旧影的影像背后的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留恋皈依，体现在他躲藏于民族文化的温甜里的自我流连。他更多的是把乡愁当做一种悠远的文化记忆来表述的。正如他在诗集《隔水观音。后记》中所说，这种表述源自于他的“一种情不自禁的文化孺慕，一种历史归属感”。在他沉醉痴迷地描述的古中国陈旧的影像世界里，他往往借助于对古国优质文化的自炫自傲，来抵御置身于西方文化中的自我内心虚空无奈的哀楚，来平衡在异国他乡失重的内心。让跌落的灵魂翔舞，让惆怅的心灵飞扬。
林平乔：《余光中诗歌的传统文化内蕴》，载《求索》2008年 12月。
单纯的抒情，凡诗人都会，但是怀古咏史，评断人物的诗，则于抒情之外还要有见识，才能把一个人物放在他时空交织的文化背景上来评价。一味直接的褒贬，会失之武断和浅露，真正的高手应该知道如何即景、即事、即物，左右逢源，前后呼应地把描写和叙事穿插得生动感人。行有余力，诗人还可以加上幽默、调侃的谐趣。杜甫写武侯、李白、曹霸、公孙大娘、饮中八仙、“三吏”、“三别”等杰作，对象与风格各异，是开人物诗之洋洋大观。苏轼推崇韩愈、调侃陈慥之作，有庄有谐，而《读孟郊诗二首》与杜甫《戏为六绝句一样》，同为以诗论诗，也是题咏人物诗的变体。
郭虹：《拥有四度空间的学者——余光中先生访谈录》，载《文艺研究》 2010年第 2期。
余光中先生是一位儒道精神极为浓厚的诗人和学者，在其一生的创作中，即使在最为“西化”的时期，他的思想与精神也没有真正地在西方文化中“错位”，而是在“西化”表象之路上不断抛却，突破西方文化语境，让母体文化沉湎于自己的创作之中。传统的儒家人格和道家理想使他的文学创作迅速摆脱了前卫实验的神秘趋向，回归到民族的、乡土的、传统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并不是一条“复古”之路，而是余光中将现代性和传统性作了最精当的契合之后，达到十分完美的、创造性的、具有独特韵味的创作之路，为当代中华民族文学的发展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中华传统文化核心的儒道精神自始至终渗透于余光中的作品中，主要表现在：忧郁的民族意识与沉痛的民族自尊，真诚的灵魂袒露与理想的人格追求，浓厚的故园意识与逍遥的人生情怀。
潘先伟：《论余光中与中国传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