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诗人中，昌耀的诗有独特的取材和风格，作品大部分与对青藏高原的体验有关。诗中揭示带着原始野性的青藏高原的性格，表达对“占有马背”
“敬畏鱼虫”“卵育了草原、耕作牧歌”的藏族牧民的敬意，歌唱这些“大自然的宠幸者”生命的勇武、伟力和韧性。昌耀的诗冷峻雄浑，流贯着英雄气概的血脉，有一种内在的刚硬的质感。他的诗的意象构成，一方面是青藏高原的历史传说、神话，另一方面是现实民族世俗生活的细节。在他的诗中，高原的自然图景、生活细节，不是以一种象征或寓言的形态存在，而是像“化石”一样保留着活的生命印记。在诗（许多的短诗和长诗的某些局部）的构思上，常常捕捉某一瞬间，构造具有雕塑感的空间，将时间空间化。昌耀诗的语言是充分“散文化”的，注重的是内在的节奏。为了表现诗的质感和力度，常有意采用奇崛的词汇，并将现代汉语与文言词语、句式相交错，形成突兀、冲撞、紧张的效果。昌耀对诗有一种“殉道者”“苦修者”的执著态度。四十多年来，他一直生活在青海，和社会、诗歌界涌动的潮流和派别纷争无关，始终处在局外、边缘的位置上。在一个很长时间里，也得不到诗界普遍承认，但是他朝着一向确立的“仅有”“不容模拟”的方向，废寝忘食、劳形伤神地进行探索。
洪子诚：《推荐〈昌耀的诗〉》。
他称那些“占有马背的人”“敬畏鱼虫的人”“酷爱酒瓶的人”，那些“围着篝火跳舞的”“卵育了草原，耕作牧歌的”，是他所“追随的偶像”。个人坎坷的人生体验，融入一个民族的历史生活之中，使他很快将自己诗中的历史意识，从对某一历史过程的简单评判中解脱出来，而倾心于贯穿各个历史时代的古老然而新鲜的命题：对爱和生命的审视和吟咏。他从古老的，带有原始表征、并且世代绵延不息的生活中，寻找生命的美，尤其是在艰苦、充满磨难的人生际遇中发挥着生命的勇武、伟力和韧性，灵魂中躁动不安的是对达到彼岸的渴求。在这种时候，昌耀冷峻、雄浑的诗行中，流贯着英雄的血脉。与这种体现伟力和“内在质感”的诗质相伴随的，是昌耀诗中强烈的悲剧性因素，对生命的不幸，对或悲哀，或壮烈的死亡（“旋风在浴血的盆地悲声嘶叫”的战死者，被误杀的蜜蜂，角枝做成工艺品的鹿的被害……）的深切不安与关切。
在昌耀的诗中，有一种如邵燕祥所说的“来自心灵深处”的“形而上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在 80年代后期到他去世这十余年中，越发扩大、加深，而达到可以说是“刻骨”的悲剧境地。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他强烈意识到，怀乡人、朝圣者、东方的勇武者，为太阳和巨灵召唤的赶路者，硬汉子，负笈山行的僧人，此时已感到眩惑。在“红尘已洞穿沧海”“神已失踪，钟声回到青铜”“游牧部落失传他们的土风”的这个时代，他“再也寻找不回那些纯金”，并发现“红鸭子飞走了”。于是他“孤愤”“无话可说 /激情先于本体早死”……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深重的苦难感和命运感，来自青藏高原的土著民俗元素和大地气质，现代生存剧烈精神冲突中悲悯的平民情怀和博大坚定的道义担当，构成了昌耀在诗艺和精神上对于当代汉语诗歌无可替代的奉献，也成为他获得诗界普遍敬重的根本理由。
燎原：《多重语言类型景观中的昌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