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不遇之洪灾
同治九年（1870年）十二月十九日，一个大事不断之年的无大事之日。
此时的大清国，真可以说是内忧外患，纷沓而来；积贫积弱，积重难返。王朝刚从一场与法国的教案冲突中脱身，日本又跑来要求建立西式邦交。放眼内望，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征战，太平天国与捻军终于成了历史名词，可代价是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打成一片焦土。而西北、西南的叛乱却仍呈不可收拾之势。举凡内蒙古、山西、陕西、甘肃、青海、新疆、云南、贵州，仍笼罩在前途晦暗的血腥内战之中。列强又趁机作浪。不列颠渗透西藏，法兰西蚕食越南，俄罗斯屯兵中俄边境，虎视眈眈，静待时机，大有鲸吞、蚕食并进之势。
可是，在这样一个春节在望之际，新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念念不忘的却是降水（雨雪）量问题。
对于像传统中国那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农业大国，像风调雨顺这样貌似平淡，却又直接影响到王朝长治久安的事情，总是如此的可望而不可即。就在这一天写给友人的私函里，李鸿章先是追忆了这几年来的“水旱频仍”，虽然基层屡有豁缓赋税征调的呼声，可是残酷的现实却是各级官府“摊捐叠加”。结果就是“连岁无麦，民食极艰”，尚可聊以自慰的是，本年“冬内得小雪四次，虽未甚霑足，麦苗似均长旺。若讬福庇，稍有春雨接济，定获有秋”。
可惜天不遂人愿。同治十年（1871年）的春天并没有给李总督的辖区送来期待中的春雨，看着辖区内日渐枯萎的麦苗，李鸿章在写给老师曾国藩的信中，甚至要为后者的辖区能够得到“透雨”而特别表示祝贺了。
到三月中旬，旱情仍未有好转，李鸿章也只有在写给恩师的信中继续倾诉苦水：“畿疆春来仅获小雨，麦苗多枯，秋禾未种，殊深焦灼。”但是就在这个三月的后半月，忽然有了转机，出现了连续降雨的天气，虽然降的都是小雨，但“麦苗虽不甚旺，秋禾差可播种”。到五月初，麦子总算保住了中等收成。
就在李鸿章转而“专盼秋谷告丰”的时候，五、六月间形势忽又骤变，连降暴雨，直隶境内“雨水极大，为嘉庆六年以来所仅见”。在这场七十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面前，永定河上游八处决堤，“并将芦沟桥下石堤冲塌”。仅此一项修复工程即估价“约需二十余万”两白银。“天（津）、河（间）、顺（天）三府”同时遇灾，天津四周“数百里一片汪洋”。李鸿章紧急申请截留十万石漕粮赈济灾民，但就算批准也“犹难遍及”。又念及芦沟桥修复工程巨款难筹，不免“仰屋徒嗟，焦灼曷已”。与此同时，安徽到上海一带却又陷入“苦旱”状态，“棉稻歉收”，李鸿章也只有长叹：“岂南北各有一天也！”
到七月下旬，灾情进一步恶化，“津、河各郡竟成泽国”，只有种在高地上的农作物得以保全。可是，从七月二十九日到八月初四，“连雨六昼夜，高地收成遂又大歉”。
到八月中旬，永定河上的决口增加到了十余处，维修费用估价也提高到了三十余万两。嘉庆六年（1801年）的水灾与之规模相当，当时中央财政尚算充实，当年即拨款一百数十万两赈灾，“次年春夏尚有巨资接济”。而且这些拨款中既有来自国库的公款，又有大量属于内府的皇室私钱，真可以算是家国同构，体恤下民了。
但在连年战乱之后的同治十年，李鸿章既难以得到中央拨款，更难以得到皇室的内币。他能得到的只是十万石漕粮（内江浙漕米八万石，奉天粟米二万石），外加从浙江与江苏采买的四万石赈米（二省各采买两万石）。可是，十万石漕粮只能应急，就算四万石“江浙赈米折价解到”，也不过饥民一月的口粮。虽然后来又追加了两万石赈米，但无疑还是杯水车薪。
尤其令李总督头痛的是，直隶北部地区的农村民居多是“土坯苇墙”，大水浸泡后土崩瓦解，“朔风早寒，僵毙待拯之苦，不堪设想”。又由于“津郡为九河下梢，洪流横溢，平地深至丈余，其四乡难民扶老携幼而来不可胜数”。一时间，天津城内灾民涌动，人满为患。
总之，用李总督写给皇太后和皇上御览的奏折里的话说就是：“本年顺（天）、保（定）、（天）津、河（间）等府霖雨成灾，河堤溃漫，居民荡析。情形极为困苦。”而在农业中国，饥民往往意味着乱民，而当乱民又变成流民时，问题就严重了。这些还都是眼前的急务，就算应付过去，如果不能及时把来年开春播种需要的种子粮分发下去，还是无法根本解决问题。而且，九月后虽然洪水减退，但“天津、河间低洼之处，积水尚二三尺”，朔风之下悉数结冰，导致冬麦无法种植，故而来年开春不仅要发放种子粮，还要继续发放赈济粮。
可是这又能怪谁呢？连续的内战和外战，导致“畿辅水利废弛已久，收拾为难。年年饥荒，非旱则涝”。最终酿成了同治十年“秋禾既颗粒无收，春麦又补种不及”的灾难性景象。刚上任未久的李鸿章在滂沱大雨中“坐此愁城”，“处民穷财尽之地”，虽自嘲“智力俱困”，“焦惶无措”，但仍要放手一搏。
曾老师的李学生
对李鸿章而言，在绝境中奋起一搏，早已不是第一次。
遥想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再破江南大营，席卷苏南浙北。至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名将李秀成统数十万之众，卷土而来，萧山、绍兴、宁波、诸暨、杭州，一路失陷。上海顿成孤岛。一时群情汹涌，东南大乱。
当是时，上海孤岛，三面环水，一面向敌。无援军，无退路，只有一群态度暧昧的洋人。形势如此危急，上海地方官因担心丧失上海的控制权，迟迟不愿向外省实力派求援。上海地方士绅和商团一看朝廷、洋人、地方官都靠不住，索性自己筹钱，直接去找手握实权的两江总督曾国藩乞援。并郑重承诺，只要曾出兵上海，沪上商旅愿每月承担贵军十万两白银的军费。
对于正在闹钱荒的曾国藩而言，这真是天大的喜讯。但对于一贯用兵谨慎的曾国藩来说，这又是一次很大的挑战。经过反复权衡，他终于致信九弟曾国荃，望其能帅八千陆军、五千水师去守上海孤城。谁知荃帅眼中，不世奇功只有一件，那就是攻克太平军的“老巢”天京，其他都不足转移他的视线。
曾国藩没办法，只好另觅良将。思来想去，目光锁定在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身上。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曾国藩的同年。在传统社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脉机缘。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旅居京师的李鸿章第一次见到了曾国藩，从此执弟子之礼，终生不改。
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创湘军以对抗太平军。又五年，几经蹉跎的李鸿章入曾氏幕府，开始其半学生半幕僚的生涯。
曾国藩很看重李鸿章，以至于在很多人看来有些徇私。可是，历史还是证明了曾文正的独到眼光。
固然，这个年轻人有很多毛病，但一个真正的伯乐正善于透过一时的毛病，去发现千里马的本质与潜能。
李鸿章好睡懒觉，曾国藩就故意等幕僚到齐才吃早饭。结果群贤云集，唯李合肥“披衣踉跄”后至。终于使小李一狠心，戒掉了睡懒觉的毛病。老师趁热打铁，又要求李同学早饭后陪他散步。一路给他讲修身，讲为人，讲平天下。既说古今中外，更鼓励他放眼世界，深研时务。时间长了，这早起散步竟成了李鸿章一生不倦的早课。
李鸿章又好吹牛，说狂话。曾国藩就故意安排他与“湘军才子”李元度议论军政大事，以挫其傲气，养其傲骨。
李鸿章又自恃才高，总以为普天下老师第一，学生第二。于是曾国藩便故意让他与“一代霸才”左宗棠共事，告诉他什么叫“两峰并峙，二水分流”。
如此数年，李学生终于由一个愣头愣脑的“合肥老母鸡”，变成了曾老师匣中一支急欲出鞘的绝世好剑。现在，正是用他的大好时机。
李鸿章也没有闪避。正是他，受师命于临危之际，带着募来的十三营淮上子弟，坐着从洋人那租来的火轮船，横穿敌境上千里，敌后登陆大上海。
李学生抵沪后，曾老师又以信函指示道：“阁下初当大任，宜学胡文忠五、六年初任鄂抚，左季翁初任浙抚规模，从学习战事，身先士卒下手，不宜从牢笼将领，敷衍浮文处下手……一年之内，阁下与各营官必须形影不离，卧薪尝胆，朝夕告诫，俾淮勇皆成劲旅，皆有声誉，目下可使合肥健儿慕义归正，将来可将淮勇以平捻而定中原。阁下若与各营离开，则淮勇万不能有成……愿阁下力为其难，自赴前敌。大难未平，吾辈当为餐冰茹檗之劳臣，不为肠肥脑满之达官也。”
那么，他带去的又是一支怎样的军队呢？
他们穿的衣服既有半旧的军装，也有自带的花棉袄；他们的武器，既有西洋枪炮，更不乏大刀长矛。
不过有一样是统一的。那就是几乎所有的士兵都没穿鞋。他们就这样光着脚丫子，拖着土布包袱，拉着手推车，一路到了十里洋场的大上海。阳光下，当地人看着稀奇；洋人却纳了闷：李鸿章来打仗，带这么多难民干吗？
当得知这些人就是大清国的堂堂正规军，就是此次会战大清国所能派出的所有军队时。人们惊讶了，绝望了，恐惧了，藐视了。
上海，完了。
可上海没完。
李鸿章说：“军贵能战，非徒饰观美。迨吾一试，笑未晚也。”
虹桥一战，十万太平军精锐，居然败给了他的三千团练兵。已经逃出的难民回来了，准备上船的洋人不上了。
当战场第三次被鲜血与残阳双重染红时，李鸿章甚至发起了大反攻。
一夜之间，上海城沸腾了。李鸿章的名字开始具有一种独特的魔力。对很多人而言，那意味着一种力量，一种可以将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力量。这个传奇，不仅传遍了大清国，而且通过洋人的新闻纸，传到了海的彼岸。
募然回首，居然都已经是前朝的往事了。
李总督的奋起一搏
这一次，李学生的对手不再是战场上可见可触的敌人，而成了捉摸不透却又无所不在的大自然。要做的事情也不再是消灭生命，而是挽救生命，阻止天灾转变成人祸。这是一个更具有挑战性的工作。面对这个工作，李鸿章使出了浑身解数。
李总督的浑身解数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十二点：
一、设立筹赈局，强化救灾管理。
二、筹措应急款项。经与直隶布政使钱鼎铭协商，决定从地丁银中提取二十六万，军饷中提取十万两，同时再从下一年交往国库的京饷中预先截留五万两，共计四十一万两白银，先用于赈灾。
三、“派员携银分赴丰收之区”，设法购买粮食。
四、以米易粮。北方居民本不以米为主食，而且米价高、杂粮价低，故将南方援助的米折成银钱，再到直隶周边省区购买、玉米等杂粮，这样就增加了赈济食物的总量。
五、请得圣旨，打击官私双方的遏籴居奇行为。
所谓“籴”就是入籴法，“遏籴”就是阻挠入籴法的实施。所谓入籴法，指的是“在丰收之年买入余粮存储起来，并在歉收之年以平价卖出，以保护农民免遭年度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冲击”。早在战国时代，魏国就采取了入籴法，进入秦汉大一统时代后，入籴法逐渐制度化，不仅在平时保障农民的收入，而且在灾年起到平衡不同地区农产品需要的效果。即由官府出资，到丰收地区大规模采购，然后免费发放给灾区民众，这样既实现了救灾，又保障了丰产区的粮食销售。具体到这次直隶水灾，李鸿章自然要依照入籴的传统进行跨区粮食采购，但是一些地方官出于地方主义的动因，往往不希望自己辖区的粮食大量外流。此外，商人的囤积居奇，以及沿途税收机构的盘剥，同样遏制着入籴法的推行。如山东德州的署理知州蒋树屏就冠冕堂皇地发来公文，称本州“民间存米无多，请禁止赴该处购办”。对此，李鸿章自然不会接受，根据他掌握的情况，德州当年收成“尚丰”，而且德州距离灾区如此之近，反而“漠视邻灾，强分畛域”，其他地区更有借口“藉词效尤”，结果就是“商贩必闻风裹足”，粮食“来源日乏”，本地“粮价日昂”，最终导致灾区“民生日困”！故而李鸿章请得圣旨，严厉禁止此类遏籴行为，同时豁免粮商的沿途关卡课税，并严厉禁止“地方官绅囤户遏籴居奇”。其最终目的则在于：“远近商贾得以流通”，“灾区粮价不至骤长”，“亿万饥民同霑实惠”。
六、动员民间力量参与赈灾，辅助官府力量的不足。同时求助其他省区的援助，以补直隶自身救灾能力的缺陷。
其主要做法有：
1.劝谕本地绅士富户“量力捐输，放馍助谷”。如天津城西门外延生馍社，施舍馒头百日，扣除份内的捐赈和官府的补助外，该馍社自行填补白银八千余两。又有长芦盐商杨俊元前后出资两万余两用于救灾，其中五千两用于初期“搭盖窝棚，安置难民，日施蒸馍”。灾民疏散后又出资安抚最后剩下的二千五百余名“老弱贫民”。
2.吁请其他地区同僚及民间力量的援助。如在他恩师曾国藩的帮助下，以“淮盐加引筹捐”的方式得银二十万两。湖北布政使张建基因籍贯直隶，故而捐银二千两。又有两广总督瑞麟曾任直隶总督，“深悉（直隶）瘠苦情形”，可惜这年广东也遭遇水灾，民力、商力均感困乏，念及直隶“灾民待哺孔殷”，故本着不扰民的原则，瑞麟没有向民、商伸手，却带头发动辖区内官僚系统内部捐款，共计得银四万二千两援助直隶灾区，其中瑞麟个人捐款六千两。又有浙江补用道员史杰、前甘肃平庆泾道员方瑧大劝导淮南商团“捐银两及棉衣折价合计至二十二万两之多”。
七、鉴于冬天即将到来，直隶本地棉衣严重不足，故而“商劝江浙绅商捐办棉衣”，解送天津散放，“以辅赈务之不逮”。
这一呼吁得到了江浙两湖地区三类人士的积极响应，他们分别是：
1.在职官员。如刚被批准升迁为闽浙总督的江苏巡抚张之万因为原籍是直隶南皮，故而率先响应，“倡捐棉衣一千件”，又从自己的养廉钱中捐出白银五千两，并“饬淞沪厘捐局道员刘瑞芬办解一万三千件”。此外，湖南按察使涂宗瀛捐办棉衣四千件。两淮盐运使方濬颐劝募到用于购买棉衣的捐款白银二万两。苏松太道沈秉成捐办棉衣五千件。翰林院编修吴大澂等人在京城展开募捐活动，劝办棉衣、棉裤各七千件。
2.去职及候补官员。如前任湖北盐道盛康捐办棉衣二万件。前任苏松太道吴煦捐办棉衣一万件。前江苏补用道员吴云劝办棉衣一万件。前记名运司金安清捐办棉衣四千件。前任天津道员周家勳捐办棉衣一千件。前甘肃平庆泾道员方瑧大捐棉衣八千件。
3.民间士绅。如江苏绅士潘曾玮劝办棉衣一万件，湖南绅士魏纶先捐办棉衣两万余件。
4.巨商大贾。如胡雪岩捐办棉衣一万件，后续捐五千件，并捐银一万两用于为灾民购买耕牛和种子粮。
八、雇、调轮船运输救灾物资。
所谓救兵如救火，救灾亦然，仅仅有了钱、粮、物资还不够，必须及时送到灾区才有实效。尤其对于像传统中国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农业大国，落后的交通、通讯手段置于广大的空间之上，常常导致意愿之外的动荡。很多次流民暴乱其实并非官府不想赈济，而是速度慢于形势，有时候就差那么一点，结果却是更大的灾难。这一次，李鸿章大胆采用轮船运输的方式，快捷地解决了运输难题，有效保障了救灾物资的及时运抵灾区。今天看来，这一招确是平常，对李鸿章个人而言，也不过是把他成名之战中的运兵手段转为救灾，可谓顺理成章。但在当年的大清国，轮船还是一种新事物，普通士大夫、民众或视为西洋的奇技淫巧，或惊为不可理解的怪物。别说同治十年，就算是九年之后，出使欧洲回国返乡的郭嵩焘，就因为风向不利，用了一艘轮船拖拽坐舟，居然引发湖南地方绅民一片惊乱，纷纷扬言要誓死阻止轮船进入省河。而此事在湖南早有先例，君不见，当曾国藩去世后，其子曾纪泽回乡守孝，因为“乘坐南京小轮船至长沙”，“官绅起而大哗，数年不息”。如此说来，李鸿章在同治十年敢于大胆使用轮船运输救灾，在当时的大清国可谓有眼光、有胆量、有魄力。不仅如此，李鸿章更进一步清醒地认识到，虽然目下火轮海运对大清意义不大，但“为中国数千百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地步，我辈若不群议而为之，并世而生、后我而起者，岂复有此识力？”更让他不能容忍的是：“以中国内洋任人横行，独不令华商展足耶？日本尚自有轮船六七十只，我独无之，成何局面？”于是，他组建了中国人的第一个轮船运输公司：大清轮船招商局。这里的“招商”意指“股份制”。它表明，这个新组织，不仅在技术上是先进的，在体制与管理上同样是前卫的。所有这些都表现了李鸿章的不同寻常。
九、安置入城难民。
李鸿章亲自“督率”官员和当地士绅“就城厢内外庙宇民房”暂时分批安置难民，同时“于城头四围搭盖蓆棚”，以供难民居住，并“日散馍、米以资糊口”。天津道丁寿昌等官员则“督率弁兵”维持秩序。同时派出“廉（洁）干（练）”的官员、士绅深入灾区，统计受灾情况，尤其注重先列出受灾最严重的居民，以优先救助。
十、灾后及时疏散难民。
九月后，灾区“水渐消退，村庄涸出”，李鸿章将灾民分类：一类雇为工人，纳入以工代赈的工程之中。一类“陆续遣归”原籍，并发放路费、口粮，同时承诺村民回到原住地后就可以领到朝廷发放的赈灾钱粮。第三类为不愿离去也很难离去的五六千名“老弱孤独”，“悉令移住空屋，添搭棚厂”。“又于城外四关分设馍厂，四乡分设赈局”，灾民总数虽多，但“分而赡之，其势已散”。这样就避免了灾民聚众生乱，也缓解了物资发放的困难。
十一、续办春赈。
如前所述，因为低地积水问题导致难以播种，故而在为灾民筹集耕牛、耕具、种子粮的同时，李鸿章还进一步筹集春季赈粮。
十二、以工代赈。
这是中国古工早已有之的赈灾政策。当灾荒之时，无事可干且无饭可吃的劳动力充斥，这些人用于工程建设就是廉价劳动力，闲着白吃饭反而容易聚众滋事。而政府无论是单纯的赈济还是以工代赈，反正钱粮都要花。故而中国古代往往在救灾时以救灾钱粮转做工钱，动员这些闲散劳动力致力于公共工程的建设。具体到同治十年大水灾，李鸿章在灾后开列的代赈项目是：修筑河堤、城墙、桥梁、道路。
经过上述种种努力，同治十年来势凶猛的直隶大水灾终于没有转成惨烈的人祸。只不过，天拂人意，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新的水旱灾难又继续来袭，李鸿章也将持续在这个战线上奋战不已。回望当年，李总督所要应付的绝非只是区区救灾问题。单以同治十年这次救灾而论，他就要在救灾的同时，还要应付大清与法国之间的天津教案善后问题，大清与日本建交谈判问题，还要筹划直隶防务，开办新式工厂，指导淮军旧部在各个战场上转战，同时应付异常复杂的人际纠纷，回应保守势力对洋务新政的种种质疑。
看得见的事情已经够李鸿章忙活的了，可是，历史中最难应付的却是那些看不见的事情。
李合肥的幸与不幸
在今人看来，李鸿章可谓生不逢时。但若换一个视角，又未尝不是生逢其时。
“李鸿章生于乾隆大帝去世后二十四年、《南京条约》签订前十九年，他早年所受教育和其他年轻学者并无重大不同。”但他却很快就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一面（相对于八股时文，他更注重经世致用之学），并遇到了一个好老师曾国藩。
在大清国，像他这样的年轻人，以往也有过不少，但几乎无不为时代的沉闷所埋没。李鸿章是幸运的，遇上了太平天国与西力东渐。但李鸿章又是不幸的，因为他走得太快，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
在上海的孤军奋战，无疑对李的性格及日后的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更重要的影响，则早在李搭乘洋人商轮赶往上海的途中，就已经产生。
援沪淮军乘坐从洋人那租来的五艘火轮船，风驰电掣，横穿长江，贴海而行。李鸿章大为慨叹：“潜师疾济，盖沿江遵海，深入贼境一千余里。自古行军所未有也。”
而更令李鸿章震惊的，还是洋人机器之精巧，武备之精良，操法之齐整。
当时，国人看到洋人武器先进，多主张加大数量以抗衡。李却说，知道落后就要追赶，质量的差异只能以质量来赶超：“与其多而无用，不如少而求精。”因为他要向真正的强者学习，“明制发逆，隐然制夷”。本着这个思路，他不仅守住了上海孤城，而且主动接触当时被视为“洪水猛兽”的洋人，积极学习，主动转型，逐步将这支孤军发展成了大清国装备最精良、战法最先进的淮军集团。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孤岛中，李学生面临着曾老师所从未面临的形势。“他在危机的氛围中，对于西方人的挑战以及他在新的职位上所遇到特殊的军事和行政问题作出了反应，他为西方对中国的明显侵略和西方的武力所震惊，尽管他注重实际，但是他发展了一种新的爱国精神。”
也正是在上海，他看清了一个事实，洋人的政治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力学体系，这个体系下，一个又一个的“军事—商业”混合体互相竞争。毫无疑问，这不同于儒家的王道精神，但既然大清身处其中，又无力改变现实，那么也只有向西方学习，谋取自身的富强，先争取到生存权，再说改变现实的事情。
现在，正是这个人，这个字渐甫，号少荃，享有一等肃毅伯、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尊号，赏戴双眼花翎、御赐紫禁城内骑马的合肥男人，在1870年的8月29日，当上了大清国的直隶总督，11月20日还要再追加北洋通商大臣的重任。四年后，更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的殊荣。
于是，外国人的新闻纸又开始躁动了。
大清国，也能像当年的上海孤城一样，在这个男人手中起死回生吗？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白大清国究竟病得如何。
西力东渐是中华三千年来一大变局，而且是一个数千年来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其所面对的竞争对手则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其影响程度之深，和内容之新，李鸿章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曾作过这样的总结：
第一，“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馀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麋集京师及各省腹地。”
这里李鸿章点出了大清国的地缘战略困境。从农业文明时代的传统标准衡量，中国的地缘环境非常好，东面、南面是大海，西南有喜马拉雅山，西面有沙漠与葱岭，北面是荒原与戈壁。等于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安全的保护罩里。只要守住北方与游牧部落交界处的几个关键山口，就可以长治久安。内部强大时更可以开关远征，直捣黄龙，封狼居胥。
但是，从地理大发现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的新标准看，中国的地缘环境却是极其尴尬的。其与陆权强国俄罗斯之间缺少海峡屏护；与海权强国如英、日之间，又缺少陆地的阻隔。等于是两面受攻，长期两线备战。进一步看，东南沿海，万里膏腴，举凡大清国的经济重心、政治重心和人文重心，皆在此区，没有强大的海上力量就难以保全。失去了这个经济基础，国家的腾飞就折断了一支翅膀。列强火轮船日行千里，大清国的天兵、天将们徒步行军，实在是守无可守，战无可战，和也无可和。剩下的就只有丧师辱国和不平等条约了。西北、东北的陆防，同样吃紧。战线万里，乏险可守。若让人家从后门冲入，连锅端起，再有钱又有什么用？可是环顾全球各国历史，一国财力有限，陆权、海权极难兼顾。像法国，就是想同时成为陆海双强，而到头来海不如英，陆不如德。大清国百废待兴，发展海上力量固是以己之短追人之长，纵然大清想只做一个陆权强国，东南沿海又如何措置？
第二，由于利益均沾原则的存在，只要列强中的一个与大清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其他列强自动享受除割地赔款等独占性内容外的所有条款。结果就是列强“阳讬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整体安全环境非常糟糕。
第三，“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第四，“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盖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
关于这最后一点，李鸿章具体指出，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国内精英阶层有感于外来侵略，“莫不发愤，慷慨争言驱逐”，似乎大有可为。实则不然。因为他们并不进行实实在在的自强努力，而只是自骄自大地叫嚣要驱逐洋人，甚至都不去了解洋人洋国究竟是怎么回事，这至少就不符合孙子“知己知彼”的教诲。
所以李鸿章看到的历史和主流非常不同。在他看来，“局外之訾议，既不悉局中之艰难，及询以自强何术？御侮何能？则茫然靡所依据。自古用兵未有不知己知彼，而能决胜者。若彼之所长，我之所短，尚未探讨明白，但欲逞意气于孤注之掷，岂非视国事如儿戏耶！”
何况大清国的问题还不止于此，“环顾当世，饷力人才，实有未逮。又多拘于成法，牵于众议。虽欲振奋而莫由。”总之，“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
这个大变局就是后来史家笔下的现代化。而李鸿章生逢其时，竟开启了一个足以用他的名字命名的时代。
诚然，直隶总督固然是督臣的首座，但毕竟还不是国务总理，帝国首相。这一点确实严重束缚了李鸿章的手脚，不过，由于李鸿章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人事集团，控制了王朝当年的核心地带，逐步掌握了最精锐的陆海军，且深得西太后和恭亲王的信任，办洋务更是公推的头一号权威，从而在实际上形成了李鸿章操盘大清国对外战略运作的局面。而就在李鸿章任直隶总督的二十六年内，在内政上进行了著名的自强运动（又称洋务运动），在对外关系上则非常恰好的伴随着西太后的三次满十寿诞，遭遇了三次严重的外事危机（日本入侵中国台湾、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而李鸿章在整个过程中，无论内政、外交，始终处于第一线的风口浪尖之上。故而这一时代的清廷政治史完全可以命名为李鸿章时代，亦不为过。
对于后世读者而言，最感困惑的莫过于，在这个二十六年内，何以被誉为“东方俾斯麦”的李合肥相国早已认清当前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也早已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八字战略方针，甚至早已有了“我朝当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当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的气魄，最终却不能励精图治，推动维新，反而被一个东洋小国打翻在地，一生功业毁于一旦了呢？
这个话，说来却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