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5月1日，《中华实业丛报》创刊于上海，月刊。发起人为吴稚晖、庄泽定、李经宜和汪文溥，主编为汪文溥。该刊是民国初年大型实业杂志之一，首期发行5000册，二期8000册，后各期发行量为千余册。
民国初年，随着帝制的覆亡和部分封建禁令的解除，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希望。不少文人纷纷开始鼓吹发展实业，实业杂志数量猛增。吴稚晖、汪文溥等创办了该刊。第一期《本报缘起》中说：“民国既建，首患在贫，药贫之方，唯在实业。乃一年以来，工辍于肆，商滞于途，进步弗闻，转乃退化，特组织之未善，抑亦鼓之无方。同人谬抱杞忧，愿以笔为舌，为吾国实业界抽秘广思，辟途导线，创编是册，定名《中华实业丛报》。”其宗旨是搜集中外条约专章、剖析利弊得失，以唤起国民挽回利权；进行实业调查，探讨改进发展之策；介绍国外管理规章，完善团体组织，讲究制造之术，以利商战。目的是“请以世界之观念，谋吾国之生存；以刍荛之采揖，供当局之研究”。该刊注重实业调查，“本报以提倡实业为唯一宗旨。望海内各大工厂公司，各以组织内容，随时报告，藉资研究。其热心实业诸君，能以制造新法，或试验良规，调查见示，尤所欢迎。并当择优敦请人社，赞助编辑。实业发明，动关学说，倘有湛精理化、振聩发朦，更所崇拜。至海外贸易，挽回利权，尤为有益国家，并祈环球壮游巨子，不吝教督”。所调查内容，刊载于纪事栏内，这是该刊最有特色的栏目。
该刊调查的重心，围绕着各省商办铁路收归国有，汉冶萍公司主权和轮船招商局局产划分三个大问题展开，这三件大事集中反映了中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和袁世凯政府及外国势力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该刊对三件大事的评论和报道，占全部社论和纪事内容的一半以上。
1.各省商办铁路收归国有。1912年底到1914年4月，袁世凯政府以“统一路政”为名，先后将鄂、川、湘、苏、豫、晋、皖、浙八省商办铁路收归国有。袁世凯的铁路国有推行得很顺利，除河南、浙江外，各省没发生抵制活动，除该刊等少数刊物外，舆论界没有给予猛烈抨击。汪文溥作为浙江抵制国有风潮的积极鼓动者，该刊成为抨击浙路国有的舆论阵地。在各省商办铁路公司中，浙江铁路公司资本最雄厚，经营最卓著，它的筑路成本最低，通车里程最长，是唯一能获取利润的商办铁路公司。因此，袁世凯政府实行铁路国有，各省商办铁路纷纷交归国有，而浙路公司进行了坚决的抵制。1914年4月，袁世凯政府向浙路开刀时，该刊第12期发表了《浙路国有平议》的社论。质问袁政府：“完全商办之硕果仅一浙路，宁忍必摧折以至于尽？况借款筑路，原以己办力不胜则求助于人，若其路已垂成，又何为坐令他人人室？”所谓浙路国有，实则为英国所有，路权丧于外人。“为大局计，不应令此路折人中英公司也。浙路之所谓国有，特过渡上之代名词，实则英有。政府及公司，未尝以此为讳。就国家一方面而言，有清之季以迄民国之初，几举全国之路，概以让之外人。”在浙路国有问题上，该刊还指责了著名的立宪派人士、浙江昔日保路运动的组织者汤寿潜。汤在清末领导了收回路权运动和保路运动，而且长时间地抵制了袁政府的借债筑路政策及其对浙路的攫夺。但汤最终被迫交出浙路时，引起了浙路公司内部部分股东的愤懑，汪文溥曾在股东大会上反对交路。当股东大会通过浙路交归国有的决议后，该刊谴责汤运动军警，压服股东，并披露汤等人与政府磋商的内幕，指责汤为卖路的罪人。
2.汉冶萍公司的主权归属问题。汉冶萍公司是中国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清政府倒台后，盛宣怀无力再维持对公司的绝对控制，引起了民国初年汉冶萍公司主权归属的纠纷。1912年初，避居日本的盛宣怀鉴于自己是公司的最大股东。清王朝亲贵奕勖、载泽、载涛等人在公司拥有大量股本，怕公司财产被临时政府没收，便与日本政府签订《汉冶萍中日合办草约》，引起全国公愤。汪文溥与盛是同乡，又是支持盛的汉冶萍公司股东联合会的发起人，于是，便为盛洗涮开脱，该刊曾发表日人岛田久米太郎的文章，说中日合办草约，源于临时政府向日本筹商借款济急，责任在于南京临时政府，借以转移国人对盛的愤怒。中日合办风波过后，汉冶萍公司又陷入交归国有与维持商办的争端，卷入了鄂、湘、赣三省地方政府与之争权的矛盾之中。汪曾是汉冶萍公司国有主张的支持者。1913年3月，盛重掌汉冶萍公司大权时，汪又改变其主张，转而维护商办。1913年5月，热河都督熊希龄、江西都督李烈钧商议将公司归湘、鄂、赣三省全合办，该刊抨击熊、李借用外债以解决汉冶萍旧债问题的设想，而当盛宣怀向日本大举借债时，汪又支持盛的借债举措，该刊宣称公司“今日之计，舍急进筹款无他策；急进筹款，舍借外债无他策”。同时反驳反对借款的舆论。
3.轮船招商局局产划分问题。1912年，实业界名不见经传的广东人刘问刍宣布组织了一个新公司，欲以800万元收买轮船招商局的全部财产，舆论大哗。对新公司的背景猜测纷纭。该刊披露刘仅为新公司的代理人，其背景为宋教仁、于右任等国民党要员，并认为国民党人收买招商局是为了以局产向外国银行抵押巨款，它警告说：“若轻掷已成之局，贸为抵押之品，甚或潜相引渡，人方为虎，我方为伥，则直蓄心破坏，可以实业界公敌视之。”
新公司收买招商局未果，但引起了招商局划分局产、填发新股票等内部变革。招商局股东为防止他人效法新公司的办法，以高于股票价值，低于局产实际价值的价格收买局产，便于全部局产重新审查估价，于本局之外另设积余公司；同时，填发新股票，使股票价值相当于局产的实际价值。该刊发表文章支持招商局的改革。
招商局的变革引起袁世凯政府的干涉，交通部命令公司取消新股票，引起股东愤懑。舆论界又纷传政府欲将招商局收归官办，实行航路国有。为此，该刊发表社论，指责交通部的干涉，说设积余公司，填发新股票，完全是“公司执行营业内部应办之事，议决于董事会，通过于股东大会。乃政府之一部可以命令取消之作为无效。此真五洲万国所未有之创举也”。认为航路国有，目的在于动用国家强权，攫夺招商局已有之利。
由于袁世凯政府强行将各省商办铁路收归国有，对汉冶萍公司和轮船招商局存有攫夺之心，使汪文溥等人对政府的实业政管和国豪实业前涂感失望，他们期望共和改制，国民一体，实业会兴旺发达，但袁政府却严酷剥夺商民，束缚实业发展。以鼓吹实业为己任的该刊，也无存在的必要了。因此，1914年9月，该刊发表了《本报临别赠言》：“诸君犹忆本报开始出版宣言书乎？‘请以世界之观念，谋吾国之生存；以刍荛之采辑，供当局之研究。’诚以吾国为全球实业之天府，呼吁而鼓吹之为有藉于笔与舌也。虽然，一年以来，本报所希望于国人者日益勤，而国人所以应本报之希望者日益懈。进而推求其故，则国人固不任受其咎。所以致此，有根有源，而实业界遂现一大怪象。吾为此惧，将欲善刀而藏，请更为禹鼎之铸。”政府政策“循是不变，吾国宁特实业无幸而已，亡国灭种，翘足可待。吾见衮衮诸公，将欲求为犹太亡奴，供人鱼肉而不可得也。本报亦何必以覆瓿之文，取厌读者之耳哉。敬从此辞”。该刊宣告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