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湖南农民遭受的压迫和剥削非常沉重。许多农民秋收交纳地租后，就无颗粒粮食，即民谣所说：“禾镰上壁，莫有饭吃。”
1909年秋末，洞庭湖一带有的地方闹水灾，有的地方闹虫灾，有的地方闹旱灾，出现了赤地百里、颗粒无收的局面。粮价上涨，民不聊生。但是，官僚、地主、投机商人却把人民的灾难看作是大发横财的时机，他们互相勾结，乘机抢购粮食，囤积居奇，或把粮食偷运出境。外国洋行、商人，“亦涎其赢利之厚”，同巡抚岑春煊勾结，抢购大批粮食运出湖南。数十万饥民把当地的树皮草根都扒光了，还不能填饱肚子，纷纷涌人城市谋食。
1910年春天，帝国主义抢购谷米的活动更加猖狂，明劫暗夺络绎于途，这就使湖南的粮米更加短缺，饥荒更加严重，米价陡涨。湖南常年米价，每石一般为两三千文。1906年水灾时，亦不过4000余文。1910年3月初，米价涨到每石7000余文，4月上旬，长沙谷米更加紧张，米价一天之内要上涨几次。粮店门口悬挂“早晚市价不同”等字样的牌子，以致人心惶惶，形势更加动荡。4月11日，长沙米价涨到每升80文，长沙南门外挑水工黄贵荪的妻子携带仅有的80个大钱到一家碾房去买一升米。店主以其中杂有几个不通行的大钱，不肯售米。傍晚，黄妻乞得数钱，凑足80文，再去买米，米价每升又上涨到180文，仍然空手而返，她为此愤恨万分，投老龙潭自杀。黄贵荪亦率子女投水惨死。长沙市民闻此惨耗，无不义愤填膺。第二天，湖南巡抚岑春煊见势不妙，下令压低米价，米价降到70文一升，下午米价回升，又涨到76文、78文，一老妇与碾房老板评理，群众围过来打抱不平，双方冲突起来，愤怒的群众捣毁了碾房。在木工刘永福的带领下，将碾坊捣毁。随即冲向鳌山庙巡警分局，要求平粜救灾。善化县县令郭中广被迫答应在次日中午开仓平粜。
4月13日，当局不仅不履行诺言，反而无理逮捕领众起事的刘永福，激起了群众更大的愤怒。泥木工匠、城市贫民、饥民和四乡农民数千人，强烈要求释放刘永福，痛殴巡警道赖承裕，并拥至巡抚衙门。沿途汇集饥饿的群众一万多人。有的高呼：“要抚台给我饭吃”；有的提出“赶快把刘永福放出来！”有的怒吼：“把抚台拖出杀死。”色厉内荏的岑春煊被吓破了胆，躲在衙门里，他派人挂出牌子说：“从后天起开仓售米，每升六十文”，群众把牌子摘下砸碎，他又派人挂出牌子说：“明天就开仓售米，五十文一升”，群众又将牌子砸碎，他答应释放刘永福，又说刘已被警务公所带走，无人可放。群众忍无可忍，由泥木工人领头，群起捣毁了巡抚衙门的大门、照壁和石狮子，有人爬上门前旗杆，拆下了代表岑春煊出身官级的箕斗。人们向巡抚衙门里面猛冲。岑春煊命令守卫的军警向群众开枪，当场打死14人，打伤40多人。群众徒手与军警搏斗。
4月14日凌晨，岑春煊下令军警停止射击，向群众“谢罪”，但群众对他已失去信任，没有人撤走。这时，城内外的所有碾房都被饥民捣毁，巡警站岗的木棚都被拆除，各家店铺一律关门罢市，各行各业工人上街维持秩序。
上午，巡抚衙门前的群众越聚越多，有的向里面投掷砖瓦，有的怒骂，有人抬来几桶煤油，放火点燃，烈焰冲天，浓烟滚滚。岑春煊调兵镇压，又打死打伤20多人，群众仍然不撤，他只好下令将刘永福释放。群众要求岑春煊公开认错，并迅速开仓平粜，岑春煊束手无策，把巡抚大印交给布政使庄赓良，自己从后门溜逃。
布政使庄赓良一拿到大印，立即招集一批土豪劣绅开会，研究对付饥民的对策，他派军队强迫各家店铺开门，照常营业，保护教会、洋行和外国人的住宅，他一反常态，出来接见群众，答应立即开仓售米，办理平粜，给受伤的群众医疗费每人40元，死亡的抚恤费每人200元，由府县官吏验明发放。这套花招对群众也没起作用，只过了一天，回乡的饥民又涌进城来，捣毁教堂、洋行和外国人的住宅，从晚上八点直到半夜，城内外火光冲天。庄赓良召集紧急会议，下令：“放火捣乱者就地立杀无赦！”并放权给一些土豪劣绅，对闹事饥民“格杀勿论”。许多群众被杀害，刘永福也再次被捕，惨遭杀害。庄赓良爬上英国军舰，向侵略者表示歉意，要求英舰长驻长沙，以对付饥民反抗。
在长沙抢米风潮中，泥木工人起到了骨干作用。群众在泥木工人的带领下，烧毁湖南巡抚衙门，捣毁大清银行、税关、官钱局等衙署。帝国主义在长沙的领事馆、洋行、教堂，多被捣毁和焚烧。长沙饥民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使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政府大为震惊。清政府急忙从湖北和湖南等地调兵镇压，美、英、日、法、德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兵舰也闯到长沙，帮助清政府镇压群众的革命运动。在中外反动派的镇压下，长沙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遭到挫折。4月18日以后，反动派在长沙的统治秩序得以恢复。
长沙饥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使湖南全省沸腾起来。湘阴、宁乡、益阳、岳州、衡州、澧州、济阳、平江、湘潭、醴陵、沅江等地群众相继揭竿而起，抢米风潮四处涌起，动摇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