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和领导的民主革命，因以1911年10月10日（旧历辛亥年）武昌起义为其爆发阶段的起点，故名。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19世纪末期，在清朝封建专制政权的腐朽统治下，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社会经济凋敝，人民生活愈益痛苦。在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产生的基础上，继太平天国之后，民族资产阶级为挽救中国的危亡，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代表。
孙中山，名文，字德明，号日新，改号逸仙，1897年在日本化名中山樵从事革命活动，后遂以中山名世，广东香山（今中山市）翠亨村人。因家庭穷困，6岁参加农业劳动，10岁入塾读书，受太平天国起义影响，以洪秀全第二自许。1878年至1892年，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读书，深入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痛感帝国主义的欺凌和中国社会的落后和腐败，萌发了爱国救亡思想。1884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对他刺激很大，他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认为：“吾国人民之艰苦，皆不良之政治为之。若欲救国救人，非锄去此恶劣政府不可。”
1892年，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以在澳门和广州行医为业，在此期间，广泛结交爱国志士，酝酿建立革命团体。但这时他尚未摆脱改良思想的影响，对清朝封疆大吏仍抱有幻想。1894年，孙中山前往天津投书李鸿章，提出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化教育的纲领：“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未获任何结果。孙中山乃到檀香山正式成立中国资产阶级的第一个革命小团体——兴中会。《兴中会章程》规定了“振兴中华，维持国体”的宗旨；在人会的秘密誓词中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这是孙中山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推翻清朝帝制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主张。翌年。孙中山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机关，在广州发动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正式开始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
当时革命派在国内的影响极微，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孙中山在海外华侨中间开展宣传和组织活动，认真研读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说和自然科学书刊，实地考察了资本主义各国的社会状况，为比较完整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形成积累了思想资料。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孙中山乘机发动了惠州起义；由于日本政府的阻挠，原定从台湾接济起义军的计划无法实现，使坚持血战半月之久的起义军因弹尽援绝，被迫解散。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帝国主义完全控制了清政府，清王朝彻底成了“洋人的朝廷”。这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集中的体现就是中国人民和清政府的矛盾。清政府为了挽救垂危的统治，推行了以练兵、筹饷为中心的“新政”，进一步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及清王朝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的涌现。在群众反抗斗争的基础上，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发动和领导的“拒法运动”、“拒俄运动”、“反美爱国运动”相继展开。在清政府的镇压下，知识分子深感“爱国无路”，纷纷倾向革命。
此时革命志士广泛开展了宣传活动，据统计，1900年至1905年，他们创办了数十种报刊，编撰、翻译了百余种革命书籍。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对知识分子及广大群众的革命化起了重大作用。这些书报、著作从不同方面宣传了反帝爱国、反清革命以及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思想，初步批驳了改良派反对革命、宣扬保皇的谬论。为了阻扼革命思想的传播，1903年6月，清政府勾结上海租界工部局，逮捕章太炎、邹容，查封了宣传革命的《苏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苏报》案”。但是，与清政府的愿望相反，这一事件不仅没有达到压制革命宣传的目的，反而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各地革命团体相继建立起来。1904年，除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外，湖南的华兴会、湖北的科学补习所、江浙的光复会、安徽的岳王会等革命组织纷纷成立，积极投入了反清革命斗争。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政党来领导。
1905年，孙中山从欧洲重返日本。8月20日，各革命组织负责人及在日本的中国革命志士，于东京正式建立中国同盟会，公推孙中山为总理，确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把同盟会的纲领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称为“三民主义”。这个纲领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的口号，表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但它坚决主张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腐朽卖国的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充分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要求，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迫切愿望，因而它也就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战斗旗帜，成了动员广大群众起来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国的有力思想武器。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民主革命运动进入高潮。
同盟会成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政治思想战线和武装起义两个方面展开了强大的革命攻势。在政治思想上，从1905年至1907年，他们主要以《民报》为阵地，同梁启超主办的改良派的喉舌《新民丛报》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大论战。革命派有力地批驳了改良派反对革命、反对共和、反对改变封建土地制度的谬论，夺取了思想阵地的领导权，为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做了舆论准备。
与此同时，革命派依靠会党和新军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如：1906年的萍（乡）浏（阳）醴（陵）起义；1907年，和1908年在广东、广西、云南的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州）廉（州）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光复会员在浙江、安徽发动的起义；1910年和1911年在广州的新军起义和黄花岗之役。这些起义由于没有深入发动群众都相继失败了。但它震动了国内外，有力地冲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扩大了革命影响；尤其是革命党人在历次起义中表现出来的赴汤蹈火、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进一步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斗志，鼓舞了更多的志士仁人奋起参加推翻清朝的革命斗争。
在此期间，资产阶级领导的收回利权运动日益高涨；全国各地群众抗捐、抗税、抢米风潮此伏彼起，连绵不断。清王朝已经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为了抵制革命、拉拢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加强中央集权，达到“皇位永固”的目的，清廷于1906年发布“预备立宪”上谕，9月首先下诏进行官制改革，10月公布中央官制，在新任命的外务部总理大臣、会办大臣及各部尚书中，满族占7名，汉族5名，蒙族1名。不久，清廷又将袁世凯掌握的北洋四镇军队改归陆军部直接统辖。次年，清廷又以明升暗降的办法，把当时权势最大的汉族官僚袁世凯和张之洞调为军机大臣。1908年8月，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实际把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用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11月，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3岁的溥仪继承帝位，改元宣统；其父载沣以摄政王监国。载沣继续玩弄“预备立宪”的骗局；同时罢袁世凯职，令其回籍“养疴”，并宣布自任代理大元帅，命其弟载洵为海军大臣、载涛为军咨大臣，兄弟三人总揽军政大权。1911年5月，清廷颁布新内阁官制，在内阁总理、协理、各部尚书13人中，满族占9人，汉族4人，而9名满人中皇族竞占7人，成为名副其实的“皇族内阁”。这场“假立宪之名，以行专制之实”的骗局，至此就完全暴露了。“预备立宪”的结果，“皇位”不仅未能“永固”，却陷入了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窘境。
清政府只有进一步依靠帝国主义。为此，在“皇族内阁”成立的次日，宣布了“铁路国有”政策，将已归商办的粤汉、川汉铁路再次出卖给帝国主义。消息传出，广东、湖南、湖北、四川四省人民异常愤慨，迅速掀起有广大群众参加的保路运动。其中四川的保路风潮发展成为武装反清，有力地冲击了清廷在四川的统治，直接推动了武昌起义的爆发。
武汉地处长江中游，向称“九省通衢”，是帝国主义侵略较早和压迫最深的地区之一，又是“洋务新政”的一个重要基地，也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在革命工作中，湖北革命党人较之别的省区做了更为长期的、艰苦踏实的准备。从1903年起，大批革命的小知识分子纷纷投笔从戎，以普通士兵的身份，在新军中宣传革命、发展组织。1911年，湖北1.6万名新军中，参加文学社和共进会这两个革命组织的近5000人。保路风潮兴起后，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领导人认为武装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经多次磋商，双方联合成立了领导起义的临时总指挥部。10月10日晚，武昌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首先行动，接着二十九标、三十标、测绘学堂、南湖炮队、塘角辎重队等也陆续起义；各起义部队在统一指挥下，经一夜激战，占领了武昌。11日、12日，起义军又先后占领了汉阳和汉口。武昌光复后，革命党人即邀请立宪派和地方绅商代表，齐集原省谘议局，商讨建立湖北军政府事宜。当时革命党人错误地认为自己资望太浅，不足以号召群众，于是与立宪派、旧官僚共同推举原新军二十一混成协统黎元洪为军政府都督。这一举措客观上扩大了革命影响，但也为旧势力窃取政权提供了有利条件。
武昌起义的枪声震动了全国，人民群众到处掀起自发的反封建压迫的斗争。在群众广泛斗争的基础上，各地同盟会员及与同盟会有联系的革命团体，立即在各省发动了反清起义。从10月中下旬到11月问的50天内，先后就有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上海、贵州、浙江、江苏、广西、安徽、福建、山东、广东和四川15个省区宣布起义或独立，脱离清朝的统治。
客观形势的发展要求建立统一的革命政权，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并最后推翻清王朝。在筹组中央政权的过程中，各派势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12月25日，在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29日，17省代表在南京举行选举，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诞生了。
与此同时，武昌起义的枪声引起了中外反动势力的极端仇视。帝国主义在“中立”的幌子下破坏革命，首先是武力威胁，到1911年11月间，帝国主义侵人中国的军舰达51艘。侵略军达1.9万人，以此对革命派进行恫吓；其次是财政扼杀，帝国主义在革命政府财政极端困难的状况下，不仅拒绝革命政府的求贷，而且将革命政府占领的通商口岸的关税全部扣留，北方通商口岸的关税却继续交给清政府；第三是支持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窃取政权。清政府接到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电报后，立即命令湖广总督瑞潋、第八镇统制张彪戴罪立功，夺回武昌，同时命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南下镇压革命。可是荫昌对袁世凯控制的北洋军指挥不灵，前线接连败北。在内外压力下，一筹莫展的摄政王载沣只得重新起用袁世凯；1911年11月1日，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组织责任内阁。袁世凯在利用革命派所造成的反清声势掌握了清王朝的全部实权后，便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买办势力的支持下，利用名存实亡的清王朝，采用武力威胁和政治欺骗的两面手法，迫使革命派交出政权。
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胁迫面前，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得不妥协退让。1912年1月，孙中山在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的条件下，同意把政权让给袁世凯。2月12日清帝溥仪宣布退位，13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即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5日临时参议院迁往北京。至此，资产阶级共和国和南京临时政府一同夭折。在帝国主义扶植下，袁世凯建立起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这两个基本矛盾不断发展和激化的产物，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也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长期奋斗的结果。辛亥革命是一场正规的、比较明确的、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场革命在政治上推翻了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国，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使人们或多或少地争得了某些民主权利；在思想上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觉悟，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在经济上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把中国社会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但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中国人民依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阶级的统治下饱受欺凌，因此它最终是失败了。辛亥革命的历史证明：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经过资产阶级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够完成；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行不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