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是中国20世纪发展历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年头，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由此发端。
五四运动起因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五四运动爆发整一个月之际，以6月3日上海工人罢工为标志，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其与生俱来的阶级特点和政治凝聚力为中国革命揭开新的篇章。五四运动以其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特点而彪炳史册。五四运动更是一个思想文化运动，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因五四运动的推动更大放异彩，在全国各地青年知识分子中得到了热烈反响。一时间，各种同仁刊物、学生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思想文化界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西方各种思潮开始蜂涌进人国门，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观点在各种刊物上纷然杂陈。而在五四运动之后思想文化界最引人嘱目的事件，则是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宣传与研究渐成热潮，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中国产生了回应和全新的体味。与此同时，在各种思潮鼓荡和改造中国的急切心情中，各地青年社团也呈潮涌之势，组织社团、共同研讨，一时成为青年知识分子之时尚。中国知识界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中，在对各种世界思潮的介绍、对比与考察中，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追求，一批先进人物的代表如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周恩来等开始在中国的政治舞台和思想舞台上渐露才华，而新文化运动的营垒至此也开始发生明显的分化。可以说，五四爱国运动及由此引发的思想解放的潮流，为中国社会即将到来的巨大而深刻的变革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1919年也就成为中国20世纪的百年历史中最让人回味的一个年头。
中国工人阶级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的出现而诞生的一个新的阶级。中国最早的机器工业是由外国资本经营的。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通过各种不平等条约，迫使清政府开放港口，向中国倾销棉纱、棉布和煤油等大量廉价的工业品。同时为了便于掠夺原料，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进行就地加工，外国资本家相继在中国的一些通商口岸城市建立了船舶修造工业和丝、茶加工业等，到甲午战争前夕，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的近代工业企业已达191家，总计雇佣中国工人3.8万余人。这是中国第一批产业工人。
中国第二批产业工人诞生于“洋务运动”之中。为了巩固统治，抵除外侮和内患，从19世纪60年代起，清政府中一批洋务官僚开始创办军事工业，兴办“洋务运动”。由于军事工业生产需要大量的原料、燃料和资金以及相适应的交通运输工业，因此从70年代开始，清政府中的一批官员又采取“官办”、“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等形式，建立起一些采矿、炼铁、纺织等民用工业。到1895年止，洋务官僚所兴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企业共有40余家，共计雇佣工人4.5万余人。
与外国资本和洋务官僚兴办近代工业的同时或稍后，中国的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地方官员也开始投资于近代工业。到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兴办的近代企业已达到100多家，主要分布于缫丝、棉纺织、面粉加工、火柴等轻工业及采煤工业等行业，共计雇佣工人5.4万多人。这是中国第三批产业工人。
在上述三部分企业中，中国工人总数总计有14万多人。中国工人阶级由此产生。这一时期也因此被称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时期。
甲午战争以后，伴随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掀起的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各国列强纷纷开始大肆掠夺中国路矿权。从1895至1913年，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开采矿场达32个，其中7个较大的煤矿就雇佣工人4.3万余人。在此期间，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相继建立了19家纱厂、55个面粉厂、11个香烟厂及机器和造船厂等。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的厂矿和铁路所雇佣的工人总数达到了16万多人。这期间，随着清王朝的覆灭，在全国兴办实业的高潮中，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得到初步发展。到1913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厂总数达到21713个，共计雇佣工人63万人。与此同时，由民族资本开采的矿区此时也达到6294个，雇佣矿工总数为40万人。几类工人总数相加，全国工人总数达到了128万多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又有较大发展：棉纺织工业中工人总数达11.2万人，缫丝行业工人总数达46.6万人，食品工业工人总数12.2万人，冶炼工厂工人为8900人，加上外资工厂中雇佣的32.4万名工人，至1919年，全国工厂工人共有110万人，全国矿工共有87.2万人，铁路邮政工人20万名，海员16万人，运输工人30万人。1919年全国工人总数达263.2万人。
中国工人阶级产生和形成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工人阶级不仅遭受资产阶级的压迫，而且还有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即身受三种压迫。其中，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主要敌人，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最大的压迫者。在外国资本家工厂里做工的中国工人，稍有反抗，外国巡捕立即前去镇压，任意逮捕，送至会审公廨处罚或拘留，许多厂矿甚至是派军警监督工人做工。中国工人所遭受的封建压迫，一方面表现为全社会性质，即在封建制度下，工人阶级处在社会的最低层，没有丝毫的政治权利，工人集会、结社被视为犯罪，横遭镇压；另一方面封建势力对工人的压迫，还表现在工矿企业的管理制度上，一些官办的工矿里驻扎着兵勇，随时弹压工人，有些工矿企业私设刑堂、刑具，对工人任意审讯、施刑，监工制度更是工矿企业中的普遍现象。中国工人阶级在经济上惨遭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工人的实际工资十分微薄可怜，且地区间相差悬殊。资本家采用延长劳动时间和增加劳动强度来榨取剩余价值，为了追求高额利润，还雇佣大量童工代替成年人劳动；有些厂矿中学徒的比例甚至高达70%以上。同时，中国近代工矿企业中还盛行包工制。这种制度首先在外国资本经营的工矿企业中实行，即外国资本家把招募、管理工人等诸事项委托给工头去做，资本家把从工人身上剥削来的一部分剩余价值转让给工头，而工头还要利用种种经济手段对工人进行超经济的剥削。因此，凡存在包工制度的工矿企业，工人都受到资本家和工头的双重剥削，这种包工制是一种层层剥削的残酷制度，在英国又被称为“血汗制”。为了追求最大利润，资本家很少注意改善劳动环境，造成近代企业的劳动条件十分恶劣，劳动灾害经常发生。如1917年1月抚顺煤矿大山窑瓦斯爆炸，烧死中国矿工900多人；1919年仅东北地区各煤矿因矿山事故爆炸死伤的矿工就达4500多人。
中国工人阶级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本家三重压迫之下，从诞生的那一天起，为了改善自身的经济条件和政治地位，就不断地进行着斗争。到1919年止，全国工人罢工总次数达353次。这些罢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为了维护工人自身经济利益的罢工，如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等；二是反对工厂主、工头压迫的直接斗争，如反对开除工人、殴打工人等；三是参加会党、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从斗争的特点方面，呈现出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世纪40年代末至辛亥革命，为中国工人运动的原始斗争阶段，这一阶段工人罢工的规模基本上没有超出一个工厂的范围，斗争的方式也不是采用有计划有组织的罢工，而是一哄而起的活动。
从1911年辛亥革命起至五四运动止，是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二个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工人罢工的规模已越出了一个工厂的范围而进入到同盟罢工阶段，而且还由工人自行组织成立起了一批现代工会组织，如津浦路南段的职工同志会（又称中华民国铁路工会）、上海制造工人同盟会、上海缫丝女工同仁公会等。这一时期工人罢工达到了230多次。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第三阶段，也是中国工人运动由自发阶段到自觉阶段的过渡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的诞生与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并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从此登上政治舞台，在全国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显现出巨大的政治力量。
进步学生社团组织涌现
五四爱国运动前夕，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勃兴与新旧思潮的激战，在各地区各学校内，从1918年下半年开始，各种类型、各种性质的学生社团纷纷成立，到1919年逐渐形成高潮。其中，进步学生社团的蜂涌而起成为这一时期的一大景观，比较著名的有国民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少年中国学会等。
1.国民社。1918年10月20日在北京大学成立，该社的基础是学生救国会。1918年5月，为反对北洋政府和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协定》，北京的一部分学生（包括北京大学和其他各校的学生）组织学生救国会，并派出代表许德珩、易克嶷南下天津、济南、武汉、九江、上海等地进行联络。在他们的积极努力下，学生救国会很快成为全国性的社团，并得到了各界的同情。学生救国会的活动在引起北京政府的注意和干涉后，为了便于开展活动，救国会的成员们决定成立国民社，出版《国民》杂志。杂志社的经费由南北各地学生自己凑集，此外，学生们还向同情他们的教师和社会人士进行了募捐。1919年1月，《国民》创刊号正式发行。该刊宣布国民社的宗旨是：增进国民人格；研究学术；灌输国民常识；提倡国货。国民社是一个广泛群众性的组织，其成员的组成比较庞杂。在180多名社员中，有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邓中夏、高尚德、马骏、黄日葵等，也有无政府主义者易家钺，国家主义者曾琦，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吴载盛，后来成为国民党反动组织AB团首领的段锡朋还担任过国民杂志社评议部部长，大多数成员则是一些有一定爱国思想但并不十分过问政治的学生。李大钊对于国民杂志社的组成和《国民》的出版，曾给予积极的帮助和指导，并在“五四”前后为之撰稿，出席该社举行的周年纪念会。国民社成员以积极关心政治的态度，针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的对华侵略进行了猛烈抨击，成为北京学生界影响很大的一个社团。其大多数成员，都成为五四学生运动中积极的参加者、组织者和领导者。2.新潮社。该社是北京大学文科的一部分学生酝酿筹建的，成立时间几乎与国民社同步。出版有《新潮》杂志（英文名称是Renmssance，即“文艺复兴”）。新潮社的宗旨是“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该社社员的遴选以有无投稿为标准，其组织章程规定：“本校同学投稿三次经本志登载者，得由本社约为社员。”因此之故，新潮社的社员为数不多，成立之时只有27人。该社的发起人和主要负责人是傅斯年（编辑部主任编辑）、罗家伦（编辑）、徐彦之（干事部主任干事）等。他们曾得到蔡元培、陈独秀的支持，蔡、陈代表校方给他们提供经费、房屋，李大钊、鲁迅曾经为刊物撰稿，胡适担任该社的顾问。该社机关刊物《新潮》于1919年1月正式创刊。它以《新青年》为榜样投入新文化运动，鼓吹“伦理革命”，反对封建纲常名教，提倡个性解放和男女平等；鼓吹“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是继《新青年》、《每周评论》之后第三个白话文刊物。杂志大量地刊载了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作品，并由此而产生了一批小说作家，如汪敬熙、罗家伦、杨振声、俞平伯、欧阳予倩和叶绍钧等。《新潮》在为《新青年》呐喊助威的同时，强调思想改造是社会改造的起点，坚持全盘西化的观点。新潮社与国民社以其自身的实力成为“五四”前夕在青年学生最有影响的两大社团。所不同的是，两个社团的发展方向不同，五四爱国运动后，新潮社成员逐渐倾向于留洋和整理国故的运动之中。
3.平民教育讲演团。五四时期北京大学著名进步社团。1919年3月23日，平民讲演团在北大理科校长室召开成立大会，通过团的简章，规定讲演团的宗旨是“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讲演团的发起人是邓中夏，成立之初共有团员39人，多为国民社和新潮社的社员，如许德珩、黄日葵、张国焘、王光祈、朱一鹗、刘炽昌、梁绍文、程体乾等。后成员发展到六七十人，包括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一个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组织。讲演团总务干事为廖书仓、邓中夏，编辑干事为罗家伦、康白情，文牍干事周炳琳，会计干事易克嶷。讲演团的活动主要是对北京市内广大市民进行宣传，举行不定期的讲演，以期提高广大市民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知识水平。五四爱国运动前，讲演团在东便门内蟠桃宫和地安门外护国寺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讲演活动，讲演的题目有《平民教育之意义》、《如何求幸福？》、《勤劳与知识》、《大家都受教育》、《改良家庭》、《赌博之害》、《国民常识》、《妇女教育》、《迷信》、《我的慈善事业》、《国民应尽之责任》、《家庭与社会》、《互相帮助》、《什么是国家》等。这一时期讲演团讲演的内容侧重于一般的启蒙教育，主要是宣传民众破除迷信、反对陋习、普及科学知识和提倡文化学习。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讲演团在演讲内容上开始注重结合形势，联系实际，宣传反日爱国、民主自治等内容。讲演的题目有《青岛问题》、《痛史》、《朝鲜独立》、《青岛交涉失败的原因》、《国民自决》、《报告学生团的义举究竟为什么？》《中国现在的形势是怎么样？》、《国民现时应持之态度》等。讲演团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较大作用，自身也得到了锻炼和发展。从1920年4月（春假）起，讲演团开始到丰台、海淀、长辛店等地的农村和工厂去讲演，进行社会调查，从事对实际运动的了解，初步实现了知识分子与工农民众的结合，探索解救中国的道路。以讲演团的活动一直坚持到1925年才宣告结束。
4.少年中国学会。该会是五四时期出现的历史最久、会员最多、分布最广、分化也最明显的一个群众性进步社团。1918年6月30日。时任成都《群报》和《川报》驻京记者的王光祈，联合刚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曾琦（王的中学同学）、陈洧、雷宝菁、张尚龄、周太玄等，在北京顺治门外数云别墅集议，筹建少年中国学会。由于李大钊在思想界的声望，也被邀请参与活动并被列名为7个发起人之一。会议推举王光祈为筹备处主任，确定了学会的四条宗旨：“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为了贯彻这个宗旨，筹备会还确定了“奋斗、实践、坚忍、俭朴”8个字的信条。当时所以定名“少年中国”，目的是学19世纪建造“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志”的“少年意大利党”、“少年德意志党”，来建造一个“少年中国”。经过一年的筹备，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回回营二号正式成立。当时会员共42人。总部设在北京，王光祈任执行部主任。根据李大钊提议，学会宗旨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学会成立时，已建有成都分会。此后，学会有了很大发展，在北京、上海、南京都设有分会，湖北、湖南、山东、山西、福建、辽宁、陕西、杭州、天津、广东等省市都有会员。国外则在法国的会员最多，设立巴黎、东京、纽约等分会，在德国、英国、南洋也有一些会员。学会制定征求会员的标准是纯洁、奋斗、对本会表示充分同情。会员最多时达100多人。他们成份复杂，思想倾向极不相同：其左翼有后来为中共创始人的李大钊、毛泽东和建党初期的著名共产党人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恽代英、赵世炎、沈泽民、杨贤江、张闻天等；属于右翼的是国家主义分子曾琦、左舜生、李璜、陈启天、余家菊等；属于中间派的是王光祈、周太玄等一大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情况表明，学会是新文化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一个松懈的联盟。对于学会内部存在的思想分歧，作为学会负责人的王光祈认为，信仰“是不能一致的，亦不能强同的”。他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以求在反对封建思想文化，介绍新思想，探索社会改造的大前提下结合起来。学会经常举办各种讲演和学术活动，组织会员讨论国家大事和世界形势以及信仰、主义等问题。学会设有评议部、执行部、编译部等机构，编印了多种出版物，除“少年中国学会丛书”（计32种）外，还出过《会务报告》、《少年中国》月刊（北京总会负责编辑）、《少年世界》月刊（南京分会负责编辑）和《星期日》周刊（成都分会出版）等期刊以及《少年中国学会周年纪念册》、《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通讯录》、《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等小册子。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少年中国》月刊。该刊创刊于1919年7月，停刊于1924年5月（中间曾休刊7个月），是一本大型综合性杂志，李大钊曾任编辑部主任。其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占刊物的主要篇幅，是关于自然科学、文学、社会科学和哲学的论著与译文，涉及人生观、世界观和社会问题诸多方面；第二部分实际上是“会务报告”的继续，包括一部分阐发学会方针的文章、会务消息和会员的通讯。
由于学会宗旨的空泛和笼统，1920年以后，学会内在要不要信仰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论。在1921年7月1日至4日于南京召开的第二次年会上，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等代表北京会员明确提出学会要以社会主义为方向、并确定为思想行动一致的政治团体，但遭到左舜生、陈启天等人的反对。左、陈反对学会规定主义特别是反对规定社会主义，坚持学会只能从事改良主义的社会活动，反对学会进行政治革命和参加政治斗争。双方展开争辩，分歧逐渐表面化。会后，曾琦、李璜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宣传他们的反对会员参加革命斗争的观点。随后，在1922年7月、1923年10月，学会分别在杭州、苏州召开了大会，尽管由于学会中共产主义者的努力，这两次大会通过了“对时局的主张”，宣布“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谋军阀势力之推翻”，但在学会主义问题的讨论中，大会不顾高君宇的坚持，再次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宣布：“各项决议只能表示少数人的意见，并不求多数人的服从。”苏州年会还决定将少年中国学会总会由北京迁往南京，由陈启天、曹刍分别担任临时执行部正副主任。这表明国家主义分子在实际上已获取了学会的领导权。1923年12月2日，在学会总会第三次常会上，与会的国家主义分子一致通过了陈启天起草的《何谓新国家主义》的论文。同日，学会巴黎分会会员曾琦、李璜在巴黎郊区的玫瑰城成立中国青年党。次年9月，曾、李回到上海，发展左舜生、余家菊、陈启天等人党。中国青年党的成立，标志着少年中国学会内部左右两派的斗争已从以前的要不要确定主义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公开论战，斗争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1924年10月10日，左舜生、曾琦等在上海创办《醒狮》周报，发表大量言论，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至此，学会的分化已达到难以调和的地步。1925年7月中旬，学会在南京召开最后一次年会。在会上，恽代英、沈泽民对以曾琦为代表的国家主义派分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在年会通过决议时宣布放弃表决权，以示抵制。至此，学会最后分裂已成定局。但一些中间会员希望学会能够继续维持，不愿分裂。在他们的努力下，年会通过了一项“改组案”，组成改组委员会，分发表格，对会员的政治立场和对学会的态度进行调查。王光祈表示他“相信民族主义，不相信国家主义，不相信共产主义”，希望学会继续保持兼容并包局面。但实际上学会从此已停止了活动。至此，历时七年之久的少年中国学会，遂告解体。少年中国学会的分化和演变，反映了：五四时期及其以后一代知识青年思想的急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