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瞩目的周秦汉唐社会文明大厦，是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建筑起来的。该时期农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农业区域的迅速开发，水利事业的长足发展，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耕作技术水平提高。那时在谷物种植业、畜牧业、林业、渔猎业等生产部门都不同程度地取得了显著成就。
一、周代的农业
西周时期的农业西周的农业比商代更为进步。周人很早就从事农耕，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人的始祖后稷，“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至后稷三世孙公刘时，周人定居于豳（今陕西旬邑），农业更为发达。公刘九传至古公？父之时，为了躲避戎狄的侵扰，又率领族人迁至周原（今陕西岐山县）。周原土地肥沃，适宜耕种，周人便定居于此。由此可知周人的农业生产早有其基础。
周王统治区之内的土地和居民，都属于周王。周王将土地与农业劳动者封给诸侯，叫做“授民授疆土”，诸侯再将封区内的土地和农业劳动者分赐给自己的卿大夫，以至于士。当时的土地禁止买卖，其原则是“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这种土地制度即历史上有名的井田制度。
《诗经》中反映西周农业生产的情况较多。《小雅·甫田》载：“曾孙之稼，如茨如梁。曾孙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意即王家的谷子堆得像草房，像车篷；王家的谷子堆得像小岛，像高峰；要准备一千座谷仓，要准备一万只箩筐，才能装这些粮食。农业生产发达，贵族们的仓库粮食堆积如山。这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状况。
西周农作物的种类较商代有所增加。粮食类有稻、麦、黍、稷、粟、粱、菽（豆）等。其他的农副产品有桑、麻、瓜、果等。
西周的农具主要是木器、石器和蚌器等，但金属工具有所增加。《诗经》中已出现了“钱”（铲）、“？”（锄）、“？”（镰）等字体，这些字都从“金”，说明其已是金属农具了。这些金属农具还是青铜所制。在西周遗址和墓葬中曾出土过青铜镰、青铜？和青铜？、青铜镐。由于当时还未大量使用金属工具，农业耕作还不精细。但农业劳动者已积累了较丰富的生产知识，很注意选育良种、施肥、除草、除病虫害及灌溉田地或排水等。
春秋战国农业的发展春秋时期农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铁器与牛耕的使用，以及在垦荒与兴修水利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就。
我国铸造并使用铁器，大约开始于西周末年或春秋初年。冶铁业出现之后，发展较快，春秋中期之后，铁器使用已较普遍。《国语·齐语》载：“美金（铜）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铁）以铸？夷斤？，试诸壤土。”记载表明，春秋中期以前已有铁器，而且多用铁以铸农具。关于春秋时已使用牛耕的资料，文献中有多处记载。古人往往有本名和字，字是根据本名的字义所取，如孔子的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马耕，字子牛。牛与耕的字义既然相连，也是牛用于耕的证明，当时所用的犁应为木犁。铁器与牛耕的出现，有利于深耕除草，为垦荒和兴修水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水利的兴修，当时人们认为关系到农业丰歉、国家命运的大事。最著名的水库有楚国的“芍陂”（今安徽寿县南），是公元前7世纪的楚相孙叔敖主持修建的。吴国开凿的邗沟也是一项著名的水利工程，其南起邗城，北至末口（今江苏淮安县北），全长150公里，沟通长江和淮水，是我国最早的一条人工运河。邗沟凿通后，对于沿岸农田的灌溉与排水，对于江、淮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战国时期，诸侯兼并战争不断进行。但该时期发生的变法运动，内容普遍涉及农业方面，对当时农业的发展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如战国初年魏国的李悝变法，其制定的“尽地力之教”即属重农为主的政策，其内容是奖励农民积极生产，以提高粮食的亩产量。秦国的商鞅变法，对秦国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变法措施中的重农抑商政策，不仅成为商鞅以后秦国的基本国策，而且成为秦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基本国策。“废井田，开阡陌”，对提高秦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重要作用，为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的剧烈变革，社会生产力获得一定解放，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其他生产事业的发展。该时期铁农具的广泛使用，农田水利的兴修，农业技术的改进，使当时的农业生产有较大的发展。
战国时期，铁农具更加普遍。考古资料证明，当时七国的主要地区，都有战国时的铁器出土。1950年发掘的战国魏墓，曾出土了七十余件铁制兵器和九十余件铁制生产工具，其中铁农具有犁、铧、锄、铲、镰等。石家庄庆村赵国遗址出土的铁农具占该遗址全部出土的铁、石、蚌工具的65%。辽宁抚顺莲花堡燕国遗址出土的铁农具，占全部出土农具的90%以上。在河北兴隆县的燕国遗址中，一次出土铁范40副，87件。其中有？范、锄范、镰范、斧范、凿范和车范等。其他地区出土的铁农具数量也很多。这对农业生产中的犁耕、深耕细作、田间管理都有重要意义。
战国时期兴修了多项重大的水利灌溉工程。最著名的水利工程是秦昭王时蜀郡守李冰主持修建的都江堰。都江堰位于岷江中游的灌县。岷江流经高山深谷，水流湍急，到成都平原后流速骤减，所夹带的泥沙、碎石随着沉积下来，淤塞河道。每当夏天雨季来临，水势暴涨，灌县以下常常泛滥成灾。李冰组织人民修建了防洪、灌溉和有利于航运的都江堰。其办法是用长三丈、宽二尺的大竹笼，满装鹅卵石，沉入江底，在岷江中筑起分水堰，分岷江水为内江和外江两大支，以内江主灌溉，外江（主流）主分洪泄水，供交通运输。这样既消除了岷江长期存在的水患，又便于灌溉和航运。都江堰可溉田300万亩，使成都平原成为丰产地区。
郑国渠是战国时期又一著名水利工程，修筑于秦王政时期。该渠由韩国水工郑国主持，用时十余年，组织数十万民工，“凿泾水，自中山西邸（抵）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郑国渠引泾水中具有肥效的细沙入渠，用来灌溉含有盐碱的耕地，起着冲刷土盐碱含量、改良土壤和增加肥力的作用。干渠长三百余里，灌溉田地面积合今二百余万亩，既便于交通，又使关中成为沃野，为秦统一战争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
由于铁农具的广泛使用和水利灌溉的发展，大量的荒地得到开垦，耕作效率有所提高。当时三晋的垦荒工作成就尤大，中原地区的荒地大为减少。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也很重视垦荒，至秦昭王晚年，使用分给田宅、免除徭役之法以招徕三晋之民入秦垦荒，使秦国的荒地迅速得到开垦。
牛耕在战国时进一步推广，还使用了马耕。耕作技术有所提高，出现了深耕。时人对辨土施肥，把握农时，疏密得宜，都积累了丰富经验。当时的犁铧和锄，皆有一定的规格，一般为五六寸宽，便于翻土、留苗。
战国时期的主要粮食作物有粟、黍、稻、麦、粱、菽、麻等。粟即小米，是五谷中重要的一种，生长于华北大平原和黄土高原，战国时是北方人民的主要粮食。黍即黄米，也产生北方，收获量较粟少，也较为珍贵。稻生长于长江流域，是南方人民的主要粮食，北方黄河、渭河等有水利条件的地方也有栽种，但是产量很少。麦有大麦小麦之分，是北方人民的食粮，春秋时期统治者即已重视种麦，“春秋他谷不书，至于麦与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中最重禾与麦也”。从云梦秦简《日书》甲种《秦除》《门》及乙种《鸡日》《秦》等四篇中所载之五谷忌日推知，到战国晚期，麦已成为秦国及中原地区的主要农作物。
粱即高粱，是北方地区的粮食，耐干旱，秆可作燃料。菽即豆，战国以前通称为菽，有大菽、小菽之分，菽也是当时北方的主要粮食。麻皮是纺织原料，古时麻子亦可作食。战国时的粮食产量，据李悝的估计，年亩产粟约一石半，上熟可四倍，即六石；小饥可收一石，中饥可收七斗，大饥仅能收三斗。据推算，战国时在普通年景下，今一市亩的田地约可产粟九斗六升多（市制，下同），最好的年成可产粟三石八斗五升。李悝认为，精耕细作者可增产三斗。怠于耕作者，会减产三斗。可见勤耕与怠工者的亩产量相差是较大的。
二、秦的农业
秦国的农业生产秦建国较晚，但农业生产发展速度较快，到秦穆公时代，秦国的农业生产已经赶上或超过了关东诸国。粮食产量的提高，不仅能满足本国人口食用，而且还可供应他国。晋国遇饥荒向秦国求助，穆公输晋大量粮食以救晋灾，史谓其为“泛舟之役”。畜牧业虽然在秦国逐步退居次要地位，但春秋时期秦国养马业仍然发达，传说中的相马专家伯乐、九方皋都是穆公时人。
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获得了相当的发展，这对农业生产的发展无疑是一个契机。由于军事斗争的不断胜利，在秦国统治区内出现了局部的稳定形势，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商鞅变法是秦国农业发展的里程碑，由于“垦草令”、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和招徕三晋之民入秦耕作等政策的实施，为秦国农业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都江堰、郑国渠等水利工程的修建，使关中和成都平原成为秦国粮食的重要产区，从而保障了秦国的军需供应。
据史书记载和考古资料证明，秦国非常重视耕牛的喂养和管理，云梦秦简《厩苑律》有评比耕牛的条文。经过评比考核，饲养耕牛好的啬夫、牛长有奖，否则对主管的啬夫要进行惩罚。政府的直接干预无疑对牛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吕氏春秋》所载的四篇农学专论，主要应是对秦国农业生产技术的总结。《上农》篇所论述的农业政策，基本上是秦国的农业政策，同时也与《吕氏春秋》的政治思想倾向一致，是为将来的封建统一王朝制定的农业政策。
《吕氏春秋》的《任地》《辨土》《审时》三篇都总结从播种到收获的一整套农业生产经验。对于农具使用、土地利用、排水洗土，以及时令、虫害等农业生产密切关联的问题，书中皆有论及。从其所论内容来看，当时人们对农业生产，已经有了较为系统的科学知识。
由于水利的兴修，牛耕的推广和先进农具的使用，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耕地面积的扩大，到战国末期，秦国的粮食总产量及亩产量都有大幅度的提高。据《吕氏春秋·上农》篇载：“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上田一人经营，不仅可供九人之食，而且还有余粮饲养家畜，这显然是当时秦国粮食生产的实际状况。
由于粮食产量的提高，战国末期的秦国成为最富庶的一个诸侯国。其国家仓库中“积粟如丘山”。云梦秦简的《秦律》中，记载着秦国境内到处都有“万石一积”的粮仓，栎阳的粮仓“二万石一积”，首都咸阳的粮仓竟达到“十万石一积”的规模。秦国生产的粮食不仅保障本国食用，而且也满足了不断进行兼并战争的需要，从而为统一中国准备了物质前提。
《日书》所见秦的饲养、林、渔等业秦国的六畜饲养业较为发达。秦人素有养马的传统，其祖上“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渭之间，马大蕃息”。建国之后，由于传统的影响和富国强兵的需要，秦统治者一直耕牧并重。秦始皇赏识的商人乌氏倮，就是以大量贩卖马牛而致富的。秦国政府重视马、牛的饲养，秦律对官养马、牛有一套严格的制度。统治者的政策必然影响到民间。云梦秦简《日书》关于六畜饲养业的记载正反映了这个史实。
《日书》甲种《病》篇载有六畜的良、忌日，并且载有禁止杀牛、犬的忌日和修羊圈的良日、市良日及买、卖约的良忌日，此外，还载有“金钱良日”和“蚕良日”。
秦人重视保护六畜，云梦秦简《法律答问》载：“小畜生入人室，室人以投（殳）梃伐杀之，所杀直（值）二百五十钱，可（何）论？当赀二甲。”《田律》规定：“百姓犬入禁苑中而不追兽及捕兽者，勿敢杀。”《厩苑律》《仓律》《司空》《效律》《秦律杂抄》以及《法律答问》中，对官养马牛的饲养、放牧、管理、使用，以及对管理人员的惩罚都有明确的规定。此外，政府对民间马牛实行严格控制，将马牛数字统计与户口统计视为同等重要。
由于马在人们生活、生产和军事上的重要作用，秦官私皆重视养马。秦政府对军马的饲养、选择要求很严，对民间养马者也给予优待。云梦秦简中记有这样的事实：“甲小未盈六尺，有马一匹自牧之，今马为人败，食人稼一石，问当论不当？不当论及赏（偿）稼”。如此宽大处理，虽然因为甲年少和无意，但亦反映了秦律对民间养马者的优待。秦国民间养马业的具体情况史书未载，但《日书》甲种《马？》篇为我们了解当时民间养马业提供了丰富资料。《马睟》中提到的相马标准，显然是一部成熟相马经的基本内容的通俗说法，据推测可能是早已失传的伯乐《相马经》的核心内容。
由于秦人对养马业的重视和饲养技术的科学，秦养马业发展很快，秦马匹质量之高与数量之多是秦国形成军事优势的重要因素之一。马匹还被用于民间骑乘和农业生产。
传统观点认为：采集、捕鱼、弋鸟、猎兽等直接依赖于自然物的生产活动，在文明时代对国计民生来说，都已降到十分次要的地位。这种观点并不符合秦国的实际。《日书》大量记载了民间渔猎活动。
秦人建国初期还保留有某些游牧渔猎的特点。《秦风》中的《驷？》《终南》就是描写秦襄公大规模出猎的情景。秦文公曾率七百人东猎，到“？渭之会”，卜居于该地，可见其东猎的规模是很大的。云梦秦简《公车司马猎律》载：“射虎车二乘为曹。虎未越泛藓，从之，虎环（还），赀一甲。虎失（佚），不得，车赀二甲。虎欲犯，徒出射之，弗得，赀一甲。豹？（遂），不得，赀一盾。”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注：汉代公车司马属于朝廷的一种卫队，由卫尉率领。汉承秦制，秦的公车司马大概亦是国君的卫队之一，而且是经常随国君出猎或者担负经常性出猎任务的宫廷卫队，故秦律中含有其猎律。从该猎律简文可知，当时公车司马出猎，使用较安全的射虎车以对付虎、豹等猛兽。
为了保护渔猎资源，秦国政府颁布法令适当限制民间的渔猎活动。
孟春、季春、孟夏、季夏、仲冬之时，都载有禁放民间渔猎活动的规定。当时的关东诸国也有人注意到此点，可证该地的渔猎业也较为发达。
保护林木是秦国重要的经济措施之一，国家按季节规定了对山林的禁放，以达到对林木保护和使用的目的。《吕氏春秋》十二纪中多次涉及林木保护问题，其内容虽非秦国法令，但也基本上反映了秦国政府的林业政策和措施。如其规定：孟春“命祀山林川泽……禁止伐木”，仲春“无焚山林”，季春“林木方盛，乃命虞人入水行木，无或斩伐”。虞人是掌山川之官，该月命其行察各地山川，禁止人们斩伐林木。季秋之时，“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仲冬允许人们“伐林木，取竹箭”。可见只有到了深秋和冬季，才许可人们对林木进行采用。秦简《田律》规定，春二月不许到林中砍伐木材；不到夏季，不准烧草为肥料，不准采取刚发芽的植物。《商君书·垦令》载：“壹山泽，则恶农慢惰之民无所于食。”说明秦国很早已经把林木川泽之利统一于国家。
秦国民间的水利设施较多，《日书》对此有较详的记载，涉及了当时人们凿井、挖池和房屋建筑中的排水问题。秦国本土多是干旱地区，凿井取水是解决人畜用水的基本措施之一。井的另一用途是取水灌溉田地。西汉时期，关中地区劳动人民创井渠法，这应该是汉代人对秦人凿井丰富经验的继承和发展。
秦民间还采取了挖池积蓄雨水或泉水的有效措施，以解决地下水源不足地区和高原岭区的用水问题。
秦代的农业秦王朝建立之后，秦始皇下令“使黔首自实田”。这个法令的推行，有利于促进当时农业的发展。秦政府曾推行过奖励农垦的政策，用免除徭役等办法，先后迁徙数十万人到边疆或缺乏劳动力的地区，进行垦荒和从事农业生产。当时秦始皇巡游的刻石词句及其诏令中，不乏重农的内容，可以说，秦王朝在主观愿望上和具体法令上，充分体现了重农的倾向。但由于其统治残暴，修阿房宫、骊山陵、筑长城、修驰道，以及北防匈奴、南戍五岭和西南夷，兵役徭役繁重，全国服役的人数不下200万，约占当时人口的十分之一，致使农村劳动力奇缺，土地大量荒芜。而秦王朝对人民的赋役剥削也相当沉重，“收泰半之赋”，即赋税征收量增加到农民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二以上，致使“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因此，秦代的农业不可能有大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