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的主要成就是文艺理论批评，出版过8本文艺理论批评集。通过这一途径，他培养和扶植了一批作家，形成了自己的文学流派和创作理论。对于胡风的文艺思想，早在三四十年代就有不同看法。有一段时间，重庆、香港一些文化工作者对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写真实”有不同意见，发表过一些批评文章。周恩来明确表示这是内部问题。他强调要培养良好的学术风气，认为学术上的问题要通过深入研究，充分讨论，详尽说理来解决，决不能强加于人。
到了1950年，胡风不仅被周扬指责为小集团的核心人物，胡风多年前培植过的文学新人舒芜也在《长江日报》上发表文章批判胡风，《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在编者按中再次指出，存在着“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后来《文艺报》进一步明确，这个小集团，“在基本路线上是和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毛泽东文艺方向背道而驰的”。《文艺报》开始动员通讯员批判胡风，同意批判的就奖励，不同意的就批评，直至取消通讯员资格。之后，全国文联党组准备批判胡风。周恩来总理得知后指示，要对胡风进行同志式的帮助，于是改为召开全国文联党组扩大会议，讨论胡风的文艺思想。会议肯定了胡风的成绩，同时对其某些文艺观点提出了批评。胡风也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对胡风的自我批评，有些同志很不满意，再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对胡风进行公开批判。
批判胡风的观点一步步升级，甚至发展到了说胡风是存心反党。周扬也斥责胡风在文艺理论上是反党的“路线”。也就是说，胡风文艺理论上的问题上升到了路线问题的高度。后来，胡风夫人梅志在被关押时受审，曾与审问者有这样一段对话：
“你要从实交代胡风的反革命罪行。”
“我只知道胡风反对周扬的宗派主义，他提的意见也是针对文艺问题的。”
“啊，你知道周扬是党中央的部长吧！”
“那知道。”
“那么反周扬不是反党吗？反对共产党难道不是反革命吗？”
当时这种推论并不奇怪，它说明了一种倾向。
1951年底，批判胡风的文章连连升级时，周恩来曾约胡风谈过一次话，一谈谈了5个小时。周恩来在询问过胡风的想法后，针对他说的“周扬的宗派主义”，说道：“我看你也有点宗派主义，有意见要多谈谈，不要彼此关起门来，老死不相往来。”周恩来还向胡风提出3点建议：“一、你还是要合作，工作得大家一起做。关于三十年代文艺问题，可找周扬好好谈谈，可能的话，开个小型座谈会；二、你的组织问题应该解决，可找丁玲、周扬谈谈；三、现在中央很忙，来不及抓文艺。中央非常需要了解文艺情况，你可以写个材料给中央，谈你对文艺的看法。”
从周恩来处出来，胡风情绪上轻松许多。虽在寒冬，毕竟离春天不远了。
送走胡风，周恩来就找来秘书韦明，问道：“你怎么没有参加？好吧，你没来，那就我来给你汇报一下吧。”秘书有点窘。但总理还是将他同胡风谈话的要点都给秘书讲了。而且周恩来在与文艺界人士接触后了解到一些情况，回来总要问韦明，什么什么事你知道吗？如果回答不出，总理还是那句话：好吧，你不知道，那我就给你汇报汇报吧！周恩来这样戏谑地说了一句，对韦明来说却是千斤的压力，所以对自己分管的工作从来不敢马虎，特别是对待知识界文化界的名人。
知识分子问题，是开国后毛泽东与周恩来十分记挂的一件事。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具有忧国忧民、报效祖国的传统的。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与周恩来经多方努力，将大批海内外知识分子吸引进新政府。成千的在海外求学乃至功成名就的赤子，如李四光、老舍、钱学森等，冲破重重阻挠，归国效力。但是知识分子的“脑袋”总是装东西多，想法也多。他们对新社会充满兴趣，对共产党也很想了解。但同时，由于他们长期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宣传影响，对共产党的事业和政策缺乏了解，自身存在着轻视工农、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弱点。此外还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没有得到清理。基于这些情况，毛泽东和周恩来采取了多种方式，促使他们在实践中接受教育，转变旧观念，更新旧思想。
1951年9月，北京大学马寅初等12名著名教授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由此开始，首先在北京、天津各高校教师中，开始一个比较集中的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
毛泽东非常赞赏这个倡议，特委派周恩来向北京、天津两市高校教师学习会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的报告。
周恩来联系自己，讲得很实在：“我中学毕业后，名义上进了大学一年级，但是正赶上五四运动，没有好好读书。我也到过日本、法国、德国，所谓留过学，但是从来没有进过这些国家的大学之门。所以，我是一个中等知识分子。今天在你们这些大知识分子、大学同学面前讲话，还有一点恐慌呢。不过，我总算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有一些体会，联系自己来谈这个问题，可能对大家有一点帮助，有一点参考作用，总不至于成为一种空论吧……拿我个人来说，参加五四运动以来，已经有30多年了，也是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改造。”
据秘书讲，总理从来不以自己是留洋的大知识分子自居。他常常说我是个中学生，我当总理是毛驴子当马骑啊！当总理我是不够格的，只要有比我强的人，我马上下来让他当。
关于态度问题，他主张靠自己觉悟。他举了一个例子：张伯苓先生，晚年做了国民党政府的考试院长，重庆解放以后，开始有了觉悟，后悔了。以后他回到北京，又转到天津。他和我总算是师生关系了，也很接近，但是我丝毫没有勉强他写一个东西。以后他慢慢地认识了新中国，认识了人民中国的好处，开始跟我讲了一些他最赞成、最高兴的事，但是我仍然没有请他写一个东西。我觉得一个人的进步要等他自觉地认识以后才最可靠。这样一耽搁，没想到他就年老病故了。临终前他写了一个遗嘱，大家可能在报上看到了。也许这是我的一个缺点，没有及早地帮助他提高觉悟。假使我知道他身体那样差，早一点提醒他一下，他也可能多一点进步表现，使人民对他有更多的了解。这是我抱歉的地方。
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特别强调：“思想改造，首先是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加紧展开。文艺界结合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批判，进行思想改造。1952年1月，各民主党派人士，各级政府和企业中的专家，工商界和宗教界人士，都相继开展思想改造运动。
一般地说，毛泽东总是本着“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也是这样。拿周作人来说，他在抗日战争爆发时，曾丧失民族气节，出任伪政府要员，被人斥之为“汉奸文人”。日本投降后，以叛国罪于1945年入狱，1949年1月保释。此后在家赋闲，生计困难。解放后不得已向周恩来写了封6000多字的长信，有所诉说。周恩来见信后，认为纵观周作人的一生，早年曾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大潮，对文学界、思想界颇有影响，以后亦继续批判封建旧道德、旧文化，反对北洋军阀统治，做过一些好事。为慎重起见，周恩来又将信转呈毛泽东。毛泽东指示：“文化汉奸么，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此话正合周恩来的心意，他立即让分管文化的阳翰笙具体落实，并转告周作人说：“对人民犯了罪的人，只要真心实意悔过，总不能饿死他。用其所长，为人民服务，对人民有好处。”
到1952年底，思想改造运动基本结束。它对于知识分子了解新中国，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有着积极作用。
1954年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公报。公报中批评了一种倾向，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内的一些干部滋长了一种危险的骄傲情绪，夸大个人作用，强调个人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
这段话本来是针对高、饶事件而发的。但在胡风看来，周扬等人在文艺界的做法正是如此。他越想越觉得，自己屡遭批判都是因为过去就和周扬等人有矛盾，是周扬故意整他。现在报上仍在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自己的答辩文章又无处发表。一方面为了表明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完成总理提出的任务，胡风决意上书党中央、上书毛泽东。
在写情况报告时，夫人梅志一再劝他：“鸡蛋不可和石头相碰，万一砸下来，可不止脚痛。”胡风耿直的性子哪里肯听：“这是向党交的一份报告，现在不是封建帝王时代了，应该相信党，即使意见提错了，也不过再挨顿批评，思想搞通了就深刻检讨嘛，不必害怕。”
妻子无奈，提着一颗心，看他和路翎、徐放、谢韬、绿原等人，无比投入地写起那份《三十万言的上书言事》。
正如30年代鲁迅先生所预料的，他说胡风“为人耿直，易招怨”。胡风的信直呈党中央，这下惹了大祸。更大的风暴冲他迎面扑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