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田武考察 田书伐莒
田武来鸣条（今山西安邑境内）考察。
伊尹是我国三千多年前商汤的大臣，官名“阿衡”，相当于后世之宰相兼军师。为了探测夏桀韵军事实力，伊尹向商汤献策说：“桀之实力多强，号召力多大，我们尚不得而知。可抗贡（不给桀送贡品）而激怒之，令其伐我，以探虚实。”商汤接受了伊尹的意见，不给桀进贡，桀怒，调九夷之兵伐汤。伊尹说：“桀尚有号召力，不宜与之交战。”于是汤赶快向桀陪礼道歉，补送更加优厚的贡品，以息桀怒。第二年汤又抗贡，桀更怒，欲调九夷之兵。九夷反对连年征战，师劳财尽，不听调动了，最后桀只征集了三夷之兵伐汤。伊尹献策说：桀无号召力矣，三夷之兵士气不振，战斗力不强，请速用兵讨之！”于是商汤联合诸侯部队，埋伏于鸣条，诱敌出战，彻底消灭之，建立了商王朝。这便是公元前1763年的鸣条之战。
鸣条之战告诉田武：将帅应审时度势，待机歼敌。
楚、宋的重要边界黄河，其支流泓水曾是楚、宋二国交战的古战场。
当时，两军隔水对峙，楚军有二十万大军，而宋军却只有五万。且不论军队多寡，在敌阵前渡水而过，最为愚蠢，然而楚王轻敌，率然下令渡河。
宋国谋士子鱼，见楚渡河，心喜，急告宋君。楚军不智，率然渡河，请大王下令攻击，必能趁机将其彻底消灭之。”
宋襄公慈悲为怀，摇头道：“虽对敌，又怎能于渡河时下令攻击呢？”
楚军渡河后，阵容一时大乱，子鱼又向宋君进言道：“良机不可再失，请大王速下令攻击。”
宋襄公执迷不悟，依然不肯下令攻击，回答道；“虽为敌人，然军队布阵尚未整齐，君子岂可乘人之危也！”
子鱼忍无可忍，愤愤说道：“战争乃一决生死，战场上怎能心存慈悲？”说完，甩袖离去。
泓水之战的结果，自然是楚军不费吹灰之力地杀尽了宋军——这便是所谓的“宋襄之仁”。
就泓水的地理条件而言，倘在楚军渡河时，宋襄公能当机立断地下令攻击，楚军必早入鱼腹无一幸存。然宋君为仁心所误，坐失制胜先机，结果惨遭败北。
田武徘徊于泓水河畔，脑海里分析着仁与战争。人之异于禽兽，在于人有一颗仁爱之心，因而仁有其存在的必要，但仁不能处处适用。仁是人类的慈悲之心，而战争的过程却要牺牲人命，仁与战争虽手段不同，其目的却是一致的，即用战争来制止不仁的现象，消灭不仁者，仁才能通行于天下。企图以说教来行仁政者，那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不切实际的幻想。
探查完泓水古战场，田武回到旅店，记下自己所悟得的兵法理论：不能妥善利用交战地点的有利条件，必惨遭失败。
楚庄王初继位，荒于酒色，不理朝政，国势日衰。后经老臣伍参、苏从力谏，方一改荒唐，专心治国，召宁海贤人孙叔敖，封为令尹。为巩固王权，振兴国威，孙叔敖谏君伐郑。郑夹于晋、楚之间，与晋结为同盟，楚伐郑，晋必援救，但不会派全国之精兵，楚必轻易击败晋援军，威名远播。庄王纳谏，任命孙叔敖为元帅，伍参、苏从、范山、关越为四大将军，统帅二十万大军伐郑。
郑乃小国，不到三天即被楚军层层包围。晋成公得知郑国情势危急，任命荀林父为元帅，亲统十五万大军援郑击楚。不幸的是，出发的第二天，晋成公死于阵中。为了不增楚之气焰，晋遣将送成公灵柩回都同时，大军继续进发。十几天后，来到黄河边，此时郑国等待不及，已向楚军投降。楚军受降后，现正撤兵回国。荀林父重新编制大军，命先谷为先锋，魏锜（qí）、赵旃（zhān）、赵婴、赵括为大将，渡过黄河。先谷性格粗暴，一过黄河，便立即紧追在楚军之后。此时楚已行军至（bì），众将心慌，庄王十分不安，元帅孙叔敖却信心十足，他分析了敌军的弱点和楚军的优势：
第一，高昂的士气乃决胜之第一要素，而晋军出征之始，即失其主君，士气必低落。
第二，敌军主帅荀林父缺乏统帅力，且不谙兵法。
第三，晋军先锋先谷功利心强，性情粗暴，为人傲慢，与其他将领不合。
第四，行军中途，改变大军编制，传令系统必定尚未确立。
第五，我军刚击败郑军，士气高昂，敌军则士气低落，故我军在各方面均占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