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知识的归纳总结，并不能证明完全确定，它只能产生较高的主观和客观的或然性。但经验知识可以在真正的意义上成为确定的，甚至可以是惟一的确定性，正如许多的哲学家都曾设想过的那样（这里暂且不谈数学确定性问题）。无论如何，它对于心理治疗专家是真实的并且常常是确定无疑的。
显然，对于这种观点是具有商讨价值的，但在很大程度上要看特定词的特定含意。可是这里应该有可能转达这些说法所涉及的某些操作意义，它们对于多数有临床经验的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治疗专家和人格学家是无可置疑的。假如这些意义能够弄清楚，那将有助于人格科学家和非人格科学家之间理解的增进。
能够提供一些例证的就要数辛那侬、戒酒者协会、“街道工作者”和其他类似集体的操作方式。
这些亚文化群进行工作所依据的原理是：只有已经被治愈的吸毒者或酗酒者才能充分理解另一位吸毒者或酗酒者，并与他交往，帮助和治愈他。只有真知者才能被有瘾者所接受。有瘾者只让自己被有瘾者了解。
而且，只有有瘾者才能满怀热忱地治疗有瘾者是否一切治疗都是自我治疗？是否他们想继续治疗自己？他们需要这样做吗？这可不可以算是一种自爱和自我宽恕的方式？
一种拥抱过去并消化它，使它转化为好事的方式？这难道不是在提示我们，其他帮助活动，如心理治疗、教育、父母教养等等也可以在这一范式的启发下从某种单一的角度来看待吗？而这一可能性不是又向我们提出一个重大问题吗？即：任何个人的和人与人之间的认识在很多程度上是一种认同的认识，即一种自我认识？观点的效用如何？任何别的人都不会那么喜欢他们，理解他们。正如他们自己说的：只有从同一个磨房里出来的人才能真正了解里面的一切。
有相同的经验与从内部认识它的一个主要后果，就是有治愈的信心和技术的提高。它使知识的终极检验之一成为可能，即承受有益于治疗的痛苦的能力，没有畏惧、没有内疚、没有内心的冲突和矛盾。我曾经指出，对于应该与需要的知觉是关于知识的真确性有明确感受的一种内在结果，而坚决的态度和确信的行动，如果需要还有无情与顽强，则是苏格拉底式的一种“应该感”所导致的。苏格拉底教导说，终极的恶行只能来自无知。我在此则提出，善行需要良知作为一种先决条件，它或许也是良知的必然后果。那就是说，有效率的、成功的、胜任的、坚决的、严格的、强有力的、没有心理矛盾的行动来自对知识的确信，并来自这样的事实——对知识的某些确信只能源于经验。
正是这一类行动，或许也只有这一类行动，才能真正帮助有瘾者，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往往依赖“愚弄”他人，依赖虚伪的眼泪和许诺，依赖引诱和迎合，换上假面孔，以此骗人并因而瞧不起受骗的人。只有其他知晓其中原理的有瘾者，才不会上当受骗。我曾经看到他们轻蔑地、粗鲁地、惹人厌地剥去这一层假面孔，这种迄今一直得逞的谎言和许诺，成功的防御手段，曾经那么起作用的欺诈术。有过亲身经历的人嘲笑那些没有亲身经历过的旁观者的动人和辛酸的眼泪，但很快就被揭穿是假冒的、脆弱的、狡诈的。而且这仍是惟一起作用的方法。这种似乎粗暴的方式在实际应用上是“需要的”。它因而在根本上是同情的而不是施虐的。它是真正的亲爱，远胜过那种缺少严厉的做法，后者曾被错误地标榜为有感慨，而实际上是在鼓励有瘾者，“支持他的习惯”而不是使他变得足够坚强而改过自新。在这一亚文化社会中，对于社会工作者、精神病学家和其他“专家”的轻蔑是很深的。有一种对于只认书本知识和有学位的人以及有证件表明有知识而实际上无知的人的完全不信任、厌恶，有时甚至是惧怕。这本身或许是一个有助于维持这一“世界”的强大动力因素。
在这一领域中，很显然，经验知识与旁观知识是不同的，而且是相互对立的，后者可以明显看出很少有什么效用。由于这一不同造成了差异，因而这种不同已证明为真。
如果，这种经验可以提供或者使我收获另一种知识，那么，我愿意强调精神病的问题。就我所知，辛那侬式的治疗治愈了许多有瘾者。事实上，我们的全部医院、医生、警察、监狱、精神病学家和社会工作者几乎没有治好任何人，不过，这一无效的，或许比无用更坏的组织机构却得到了整个社会和各行各业的全面支持，并且浪费了大量的钱财。就我这个外行的观察者所了解，有效的方法实际上不但得不到一点钱，还得不到政府的支持。
确实如此，它是被官府所忽视的，或受到各行各业反对的，受到政府和各基金会反对的。先时的吸毒上瘾者通常大都没有学位，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原因是很明了的，因而他们也没有在习俗的社会上取得一定的“身份”和“地位”。他们不能得到职位、金钱或支持，尽管事实表明，他们是可以作为惟一有实效的医师的。
类似的情况在社会中存在很多，两个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吸毒和酗酒。但也已经发现，在许多情境中，最好是黑人和黑人、印第安人和印第安人、犹太人和犹太人、天主教徒和天主教徒打交道。可以这样推论到很广泛的范围，虽然在推广过程中有时会越来越稀释，如女人和女人，孤儿和孤儿，大脑麻痹者和大脑麻痹者，同性恋者和同性恋者，等等。
在传统的习俗中，实际的成功似乎并不能作为“正规专业或科学的训练”，虽然后者可能是无实效的。“治疗学”的六种学分及格证要比实际治疗经验更有份量，正如在某些地方在和平队中教学两年也不能满足教学课程的要求。我能列出很多的这样的例证，说明在表征和实绩、地图和地域、奖章和英雄、学位和博学等等之间的混淆。普通语义学文献中讲述了大量这样的混淆。请想一想，在一门研究婚姻问题的课程中，要得到A分数有多么轻而易举，而要实现一种美满的婚姻又是多么艰难。
这一类情况也大量存在于科学领域中。经验知识在许多领域中很起作用，甚至是必需的条件，而旁观知识只能在经验知识的基础上才能发挥有益的作用，但绝不可能替代经验知识。
我们在辛那侬的故事中能得到的认识是，官僚化的科学是极端愚蠢可笑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真理的某些部分可能不得不标明为“不科学的”，因为这些部分的真理之所以为真，仅仅因为它们是由持有合格证书和穿制服的“真理收集家”，按照传统批准方法或仪式采摘的。
难道学位证书持有者、哲学博士、医学博士、专家是惟一的聪明人？难道只有这些人才有知识，才有卓见，才能发现问题，才能治好病吗？难道必须有某位主教用他自己的手抚摸一下才能进入神圣的殿堂，才能得到宽恕吗？在那么多的部门都要以学位作为审评工作的先决条件是正确且起作用的吗？为什么不寻求实际有效而适合的教育、知识、技术、能力？课堂真是惟一能得到教育的地方或最好场所吗？一切知识都能由言词传达吗？我们能把知识全都写在书中，写在课程讲义中吗？知识能否总是用书写来测量？任何母亲是否都必须听从任何儿童心理学家的劝告？是否牧师都能掌握全部宗教经验？一个人在写诗以前是否必须得上“创作入门”、“中级创作教程”和“高级创作教程”的课？在挑选生活居室时，是否持有熟练的专业文凭的选择会比我自己的选择更使我满意？这些问题很值得深思。
我们必须保持注意并警惕官僚制度化的危险，警惕政治组织机构和教会的危险，我们才可能看清他们存在的必要性。只有我们牢记技术专家能很容易地变成手段专家而忘掉目标，我们才能恰当地使用他并避免“专家统治”的危险。
曾有人给技术下了一个定义，说它是“安排世界的一种窍门”，我们不一定非要亲自体验世界不可。
